《文言和白话》 贾行家解读

《文言和白话》｜贾行家解读

关于作者

张中行，原名张璇，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张中行是二十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季羡林先生称赞他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关于本书

《文言和白话》成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张中行先生以其五十余年从事语文教学及编辑工作的学养，亲切平易地介绍了文言与白话的相关知识，探讨了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与白话的渊源、特点、功过以及白话替代文言的历史过程等有关问题，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和使用文言与白话。

核心内容

文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的古代书面语和后代仿古作品。文言在秦汉时期就固定了下来，而白话继续发展，于是形成了文言和白话的分离。对中国文化来说，文言是既有功、也有过的。它的固定性和通用性，保证了文化在庞大的帝国疆域内保存和延续。它的僵化，也遮蔽了语言的活性和基本功能。对个人来说，学文言很有用，但也不是非学不可。要学文言的话，最好以阅读为目标，没必要去学着写。学文言是没有捷径的，只有通过多读原文训练熟练的语言习惯。

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文言和白话》。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现在谈论的文言话题，和一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时代，肯定完全不一样。如今，白话文的地位早就不是问题了；倒是物极必反，很多人开始觉得文言才是更高雅的贵族文体。这几年，每当高考出现“文言体”的作文，常常能拿到高分甚至满分，还能成为新闻，博得满堂彩。好多家长也不淡定了，开始急着给孩子报国学班、古文班，觉得这是提升语文成绩的捷径。当然，也有不屑一顾的，认为这是一种倒退。

今天要说的这本《文言和白话》，虽然出版于三十年前，但对于现在这些争论，做出了一套既能代表语言学研究专业，又符合当下情况的解答，相当客观公允。说它是终止文白争议的利器，也不为过。

它的作者是张中行。在老一辈学者里，张中行和季羡林、金克木齐名，合称“燕园三老”。张中行还是散文名家，他的文章兼有文言的典雅和白话的醇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号称“文坛老旋风”，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学经典。

谈文言和白话的语言学著作有不少，我向你推荐他的这本，有这么几个原因：从专业资历来说，张中行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搞了半个多世纪的语文教学研究，一直在教学改革第一线，既通理论，又有实践。从风格来说，他的语言研究做的很扎实，能把行内的专业问题说得直白、周密，让行外人能听懂。而且，这本书的角度，是把文言和白话的问题对照起来谈，方便我们下面的讨论。

不瞒你说，这期稿子我写了好几遍了。责任在我，从一开始，我就有没搞清楚你最需要了解的是什么。比方说吧，我原来是絮絮叨叨地从文言的各个发展阶段说起，一直说到语音、词汇、语法的各种细节，正在懵头转向的时候，得到了专业高人的指点：“快打住吧，可真是你不说还好，越说越糊涂。这些技术问题，得看书面案例才行。再说，大家关心的也不是这个。”

我这次“洗心革面”，重新选择了一批问题，看看是不是也是你感兴趣的，比如：文言和白话是什么关系？该怎么评价文言？它到底值不值得学？学文言，对写文章有没有实际的帮助？如果想学的话，好不好学？该怎么学？如果不学的话，只读翻译的白话本行不行？万一你对我删掉的那些技术细节感兴趣，请移步我们“得到”的“十万个怎么办”，咱们以后一对一讨论。

好，还是先来说正事儿。首先，文言和白话是什么关系？其实，具体到某段古代文字，算文言还是算白话，不见得都能确定。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就做过一次实验。他选了十几段文章，请他的朋友判断哪些是文言、哪些是白话。一统计结果，问题就出来了，文化修养不同的人，判断的结果就不一样，而且，就算同一个人对同一段文章，初看和再看，结论也不同。

但我们还是有大体感觉的：白话就是我们口头上说的语言。而文言，是和口语距离很远的古代书面语。其中的主流，是那些不押韵、不强调对偶的散体文章，也就是古文，一般用于处理日常性事务。另外的支流，还有韵文、对偶的骈文，像赋、祭文、铭文等等，一般是礼仪场合下使用的。古代的白话，大多属于俗文学。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其实，在先秦时代，文言和白话一度是相当接近的。根据语言学者的考察，当时的书面文字，就是对口头语言的精简。像《尚书》里有一篇叫《盘庚》，是动员老百姓迁都时的讲话，用的应该就是当时的白话。早在秦汉时期，这种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书面文体，就固定了下来了，也就是我们一般认识里的文言。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到清末民初，口语一直在变，而文言的词汇和语法保持原样，都是在直接、间接地在模仿秦汉时期的样本。文言和白话分离，让文人们说得是一套，写得是另一套。概括起来就是：文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的书面汉语，以及后来仿古作品里的语言。

那么，这到底好不好呢？我们都看出来了，文言的特点，就是早早地就形成了一套严格统一的规则系统，可以说是通用性和固定性，在历朝历代，它基本上是不随时间和地域变化的。说文言的是好是坏，有功还是有过，都是基于这个事实，就看你怎么看了。

在这本《文言和白话》里，张中行做了一次综合分析。他说，文言有历史功绩，也正在于它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广泛地传播和保存了文字信息。

先来说空间方面。因为有了固定的文言规则，文化思想才能在那么广大的地域里顺畅地传播。在先秦时代，士人想要出头，必须奔走于各个国家的君主之间，孔子、孟子的活动范围还算小的。像著名的说客张仪，自己是魏国人，不只在东方几国活动，还要到文化和口语都完全不同的秦国和楚国去活动。他要让当地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光靠三寸不烂之舌就不行了，还得靠当时通用的书面文写作。在后世，这就更明显了，宋代的王安石是江西人，近代的康有为是广东人，他俩都给朝廷上过万言书，如果用的不是文言而是老家的白话，那皇帝是肯定看不懂的。

再来说时间上的意义。司马迁活着的时候，不敢把《史记》拿出来，他说这部书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因为思想是付托于文言的，而这种语体好像能打败无尽的时间。笛卡尔说：“读好书，如同和高尚的古人谈话”。对于能熟练使用文言的中国古代读书人来说，因为文言定型得早，这种体验的成本很低。文言保证了古代智慧和知识的传递。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中国能在空间上维持大帝国，在时间上保持文化传承有序，文言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而认为文言有害的观点，我们更不陌生。新文化运动就是从反对文言起家的，当时就把它批判得很彻底了。在这本《文言和白话》里，张中行也列举了出来，像文言被少数人控制，脱离了大众，阻碍了白话的成长。其中有很多思想糟粕，比如愚忠愚孝，“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

我个人有一点儿感触，是：文言的这种性质，能解释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些现象。比如，汉代之后，几乎没有人敢自称文笔超过了《孟子》《庄子》或者《史记》，是真的不再有天才了吗？当然不是，而是标准被锁死了。那些文句就印在文人的心里，到自己下笔时，不知不觉就会套用前人的现成句子。搞文学创作，如果模仿一种文体，那就肯定没有超越的机会了。再说，文字是思想的形式，语言上沿袭前人，思想上也很难有创新性的颠覆。后代儒生不敢质疑儒家经典，顶多是塞进去自己的解释、悄悄地改几个字。当然，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使用新文体和新思想的文学，但大多属于离经叛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总体来说，这类现象是消极的。

我再为你介绍一种新近的观点，它来自当代哲学界。这种观点认为：从现象学的角度还原文言，可以看出来它是对语言功能的一种遮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语言本来该是用于沟通的，但文言从一开始就是主要服务于政治功能，也就是昭告性的、宣言性的、或者是文人士大夫向君王献计献策，或者是书写历史，而历史也被视作古代政治的一部分。它的这些使用场景，几乎都和统治有关，并不是双向的交流。随着文言与口语分离，这个现象日益增强。从这个角度来说，文言文有根本性的缺陷。相对而言，现代白话文要优越得多。它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的词汇，还有特别强的构词能力。文言主要使用单音词，白话主要使用双音词，两个单独的字结合起来，就可以产生一个新词，能适应新概念，适合于翻译和表达现代的、严谨的思想。我觉得，这个观点也很值得参考。

听到这儿，你可能说了：“你可是又有点儿扯远了。你就告诉我，我到底该不该学文言，该不该让孩子学文言？”这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在于我们通过学文言想获得的是什么。张中行说，如果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方向，或者需要了解古代典籍，那就非学文言不可了。哪怕是有白话翻译的版本也不行，具体理由我后面还会说。如果不是的话，就另当别论。要求每个人都学会文言，既没有必要，在教学上也很难实现。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作为一门正常的选修课。让学生先通过一定的阅读了解，确定自己对文言有没有兴趣，有没有需求。也就是有的人去学，多数人不一定学。学的人可以保存文化遗产，不学的人可以免于浪费时间。

其实啊，我要是没猜错，家长真正关心的，是学写文言到底有没有用？尤其是，对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有什么帮助？在这本书里，张中行没有正面回答，但他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写过这类专门文章。我给你综合一下：

总体上说，应该是有好处的。文言的词语丰富，行文简练、有很多种灵活的变化，这都是现代文写作应该吸收的，能提升写作水平。比如说，如果学好文言，就不会再写出“涉及到”、“凯旋而归”这样的错误写法，因为“及”就是“到”的意思，“凯旋”就是“归”的意思，这属于重复。

问题在于：学文言容易出现学得非驴非马，强拉一些文言词语往文章里硬塞的情况。这就要说到开头的问题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文言体”的满分作文和网络文章，到底算不算文言呢？起码我看到的，还没有一篇能算。它们获得好评，是因为大家都不太熟悉文言了。我们没必要苛责学生的好奇尝试，我举一篇成年人的文章来说吧。在一个前段时间很受关注的商业事件里，出现了这么封公开信，里面有几句是：“欲求得转圜之枢机，不亦应该为当事者保留一丝体面乎？以上建言，或有冒渎，恳请谅察鉴纳。”这段文字，就是现在很多人写文言的样子。它和洋泾浜英语一样，是用古代词汇和“应该”、“保留”这样的现代词汇混用，再按现代语法组装成的句子，肯定不能算文言。

前面说了，文白原本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不能说不文不白就不好。遗憾的是，这类文章大多不只不文不白，而且语感也挺诡异的，在表情达意的质量上，还不如通顺的白话。实际上，文言也从来就不等同于高贵，文言有很多粗俗文字，白话也一样可以既简洁又典雅。

我这么说，没有嘲笑谁的意思，因为这件事实在也是太难了。你可能想不到，就连《三国演义》里出现的文言也有问题。在三顾茅庐时，刘备给诸葛亮写了封信，是这么说的：“备久慕高名，两次晋谒，不遇空回，惆怅何似！窃念备汉朝苗裔，滥叨名爵，伏睹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备心胆俱裂。”张中行说，这要放在今天看，那是相当好的文言文了。当然了，明朝人写的嘛。但要是用“以秦汉为正宗”的正统古文标准，这封信的语法、风格可就不合格了。比如，其中的词汇有一小半是不对劲的。汉代人不写“两次”而只写“一再”的再，“不遇空回”的回，在汉代没有“回去”的意思，需要改成“反复”的“反”。

我较这个真，目的是想说：今天想学写文言，基本上可以“洗洗睡了”。你想啊，罗贯中都尚且如此，我们现在到哪儿去找一位能教孩子的老师呢？何况，真学会了，也没有多大用场，只是一种屠龙术。张中行对于该不该写文言，态度倒是很平和的，他说：在用现代语交流的时代，当然不要求再用文言。但也不等于要禁止，喜欢写当然可以，但需要写出来像文言，还要看场合和对象，如果双方都通晓文言，那才是有点儿意思的。只是，这是几十年前的话了。他那一代从小受过文言文训练的老知识分子，已经都不在了。

对于学习文言能不能提高作文的整体水平，张中行认为：文章里使用文言成分，不能把文言生硬地“搀”进来，有意的文绉绉，写出来的反而更不通顺，就像我刚给你念的那封公开信一样。正确的做法，是要润物无声地去“化用”，也就是把文言的质感和审美取向，吸收到现代汉语写作规则里来。不过，文言技巧对现代人写文章也不是必要的。文章写得不好，原因有很多。比如读书太少，读物的质量不高，写作练习不得法等等，没学过文言不会是主要原因。

总之，他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学通了，有益；学得不通，反而有害。

如果你说：那也没问题，我对文言是真爱。你告诉我：到底好不好学？要怎么学？那好，咱们先来定你的学习目标。今天，古汉语教学的明确目标是：培养阅读能力，不做写的要求。我们也把目标设定得现实一点，是：能够读得懂古代典籍原文。

先来说难不难做到？有人说，学文言比学外语还难呢。学英语一两年就能日常会话，学文言可是十年八年都不敢说学通了。张中行说，不能这么比，学外语能日用，那是低标准，学文言学到通，可是很高的专业标准。文言和现代汉语虽然有很大不同，但在词汇和语法上有传承的血缘关系。他举自己的例子。他小时候读《聊斋志异》，只要大部分的字认识，就能猜出来大意来。而高中时学了三四年英语，碰到原版的《双城记》，还是读不下来。就是因为中文和英语没有血缘关系。

只要方法对了就不难学。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是不是读它这本书就行呢？这本《文言和白话》，对我们了解文言文确实很有用。里面细致地介绍了文言的字音、词汇、句法，以及对偶、用典故的特点。但对看懂文言文这个目标来说，这还是远远不够。

张中行说，学文言的方法，不过就是“熟能生巧”，也就是去读大量文言写成的古代典籍。因为语言的性质，是一种“约定俗成”。想学会它，靠的就是不断地熟悉这种“约”和这种“俗”。通过广泛的阅读接触，把它的表达习惯牢牢地印在脑子里。再看到新信息时，模式相同的就会重合。随着时间推移，那些面生的、难懂的文言文，才会逐渐变得面熟，可以自然准确地理解其中的含义。比如，《淮南子》里说，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在学这段时，记住了“雨”字是当“降落、降下”来讲，将来再看史书里记录天气，说到“雨雪”，就会知道不是指下完了雨又下雪，而是“降雪”。除了养成这样的语言习惯，没有别的办法。

你可能觉得，这也太笨了，简直就和没说差不多，肯定应该有什么捷径才对。比如说吧，运用算法，总结出一套明确的文言语法规则出来，再精读一些名篇做标本。认清了规律，还不能一通百通吗？

咱们别拿个人兴趣挑战人家的专业。我们能想到的，干了一辈子的张中行早就试过了。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了很多年，专门编审中学语文教材。全国各地的语文教研员，遇到分析不清的文言语法问题，常常会到北京去向他求教。他说，其中多数句子能分析，但有少数结构很不平常，没法做确定判断。因为不同的语言学派系，观点也不一样。你要是不服，觉得自己说了一辈子中国话不会有问题，可以搜一句话：就六个字，叫“王冕死了父亲”，冠冕堂皇的冕，就是那个明朝的画家。这句话是中国语言学界有名的公案。搜出来的结果，能刷新你对汉语语法的认识，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张中行说，多年以来，广大教师都抱着一种希望：靠多做题，记住通行的语法规则来帮学生学文言文，这个用心虽然好，但在实践当中，百分之百落空。之所以说语言的属性是“约定俗成”，就是因为它表现得特别灵活。比如，在文言里，你可以称老朋友是“故人”，也可以说“故交”，但要类推说成“故友”就不行，因为那是专门指死去的朋友。为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他的实践经验就是：只能靠多读来实现熟练，靠熟练来实现精通。好在，文言不都是枯燥的，读的时候，可以多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要是我上面说的把你给“劝退”了，你会很自然地想出一个主意：那我以后只看翻译成白话的文言文不就得了吗？要是只看个大概，比如说读读古代的笑话和鬼故事，当然也没有太大关系。但如果有更高的文学审美需求，那损失就大了。翻译能传达意思，但很难兼顾语言的味道。比如，要翻译《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很难保留整齐对称和抑扬顿挫的美。读文学水平很高的文言，只保留一点儿大意，属于买椟还珠。更要紧的是，如果是为专门研究找资料，就绝对不能使用翻译的白话版本，必须查考原文。白话翻译这件事，向来是人多手杂，一旦基础材料就翻错了，后面的推论都会立不住。所以，文言的白话译本，并不是一条根本性出路。

说到底，该怎么看待文言，是个人的事，我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只是提供来自专业人士的建议。我们最后回顾一下：我们这里说的文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的古代书面语和后代仿古作品。文言在秦汉时期就固定了下来，而白话继续发展，于是形成了文言和白话的分离。对中国文化来说，文言是既有功、也有过的。它的固定性和通用性，保证了文化在庞大的帝国疆域内保存和延续。它的僵化，也遮蔽了语言的活性和基本功能。对个人来说，学文言很有用，但也不是非学不可。要学文言的话，最好以阅读为目标，没必要去学着写。再说，也不太可能学会。学文言是没有捷径的，只有通过多读原文训练熟练的语言习惯。另外，张中行当年还有一个对语文教学的建议，他说：“就国家说，应该使任何人都有学会文言的机会，但同时容许任何人有不学的自由。”

撰稿、讲述：贾行家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