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崛起》 钱言解读
《大崛起》| 钱言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大崛起》，是一部重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运作机制，为人们开拓经济视野的作品。
说到中国经济增长，我们都不陌生。过去40多年，中国从一个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百姓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用“奇迹”来形容。但是这个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未来能否延续过去的辉煌，在知识界仍然是一个谜题。
要知道，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解释，不仅事关中国的前途，也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因为在过去40多年，中国以这么多的人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所以不止一位经济学家说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也会成为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可惜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依然是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比如，经济学家钱颖一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中国过去40年经济崛起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外开放，二是把激励搞对，三是让市场发挥作用。他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另一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改革开放中，市场和政府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结果。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经济发展任务指标，围绕招商引资展开的激烈竞争，如此等等。
你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大多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个前提。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是1978年以后推行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取得的成就；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产生的结果。
但是本书作者认为，这种见解远远不够。因为它不能回答，为什么那些比中国更早实行市场经济、更早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比如印度、巴西、墨西哥等等，没有取得和中国一样的成就。换句话说，“改革”和“开放”就像两个概念的黑箱，只知道它们并不能看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只有打开它们，研究更多细节，才能发现中国经济崛起的真相。
那么，作者认为的真相是什么呢？这和他的经历有关。这本书的作者赵燕菁，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在从事学术研究前从政多年，担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这段特殊经历，让他对中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有了近距离观察，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政府对土地资产的运营，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这个观点很有争议，但作者始终坚持己见，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
当然，在我看来，对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复杂的现象，任何一种观点都很难概括它。不同观点之间是可以互补的，只有参照更多观点，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光为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增加了一种思路，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对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新的见解，因此就有了更大的应用范围，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为什么本书作者认为，政府对土地资产的运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运作机制，背后体现了哪些经济原理，能带来哪些启发？希望听完之后，它能帮你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更从容地谋划自己的未来。
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本书作者认为，政府对土地资产的运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谈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确，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驱动。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后，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其实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问题。
按照本书作者的观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来源，要么是内部创造，要么是外部掠夺。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早期是靠殖民掠夺，后来主要靠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的创造。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的中国，既没有资本市场，又不能对外掠夺，于是土地成了最重要的资本创造来源。
我们可以从深圳城市建设的故事，来看政府用土地创造资本的过程。
在深圳建立之初，首先面临的困难是资本短缺。当时因为国家财力薄弱，它只能自筹建设资金。好在深圳与香港交往频繁，能参照香港的经验。据说香港富商霍英东曾对深圳领导人表示：你们有土地，怎么会没有钱？钱可以从土地中来。这简直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深圳决定效仿香港，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城市化的启动资金。比如当时，深圳在罗湖区规划建设一个1.1平方公里的小区，需要投入3亿元，但国家只给了3000万元的贷款，资金严重不足。于是政府部门提出 ，每平方米收5000元的土地使用费，由外商投资建设，合同签订后交50%，剩余的款项在卖楼花时全部交齐。最后用这种方式出让了5块土地，收回5亿多元，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
当然，深圳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少数，因为国家法律不允许出让国有土地，只不过因为深圳是特区，允许它改革试验。直到1990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出台了《关于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管理暂行规定》，这种做法才在国家层面得到认可。从此以后，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可以像深圳一样，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得发展资金。作者对此评价很高，他认为这个规定为中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但你可能会问，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谁来接手呢？如果没有人买，那不是一厢情愿么？没错，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土地出让主要是针对外商投资发起的，所以外国资金的进入，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土地之所以成为资本来源，不仅是因为它能通过交易换取资金，更重要的是它能通过金融手段，创造出新的资本。
打个比方，在某个城市，政府想出让一片土地，但是没有外商愿意接手，而本地企业又缺乏资金，是不是这片土地就换不来钱呢？不是的。它可以通过关联企业，拿这片土地做抵押，从银行贷款，获得想要的资金。
比如我们都知道，开发区或工业园区，是中国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形式。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开发区之一，负责对它开发和运营的主力，是地方政府旗下的两家国企，一家是兆润集团，一家是中新集团。兆润集团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具体做法是：政府用手里的土地入股，划拨给兆润集团，它用这片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或者用未来土地出让的受益权去质押贷款，进行拆迁、修路、接通水电等基础开发工作，把“生地”变成“熟地”；之后，再由政府通过招拍挂等形式，把土地出让给中新集团这样的企业，去二级市场上招商和运营，获得的资金再用于偿还银行的贷款。
那么银行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是，它可以无中生有，自行创造。这是现代货币的特点，我们会在后面详细介绍。这里要记住的是，由于土地有很强的信用属性，并且可以引发新的货币创造，因此成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重要的资本来源。
当然在实践中，政府对土地资本的开发并不是匀速增长的，而是有明显的阶段性。最重要的拐点发生在2000年左右。一方面是因为从1998年开始，国家启动住房改革，停止福利分房，开始形成商品房市场；另一方面是在2001年，国家推行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税收减少，于是它们更多地靠出让土地获得资金。结果土地收益在地方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形成所谓的“土地财政”。据统计，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在2003年达到了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55%，2010年达到68%，此后有所下降。但是，如果把土地转让带来的税收也算进“土地财政”的总收入，它在2018年的数额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89%，可见土地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
以上这些案例和数据，来自得到2022年的年度推荐图书之一《置身事内》。不过，按照《大崛起》这本书的观点，“土地财政”的说法并不准确，它不足以体现土地运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为正像前面提到，土地除了可以通过转让换取资金，更重要的是它能作为信用抵押向银行贷款，创造出新的资本。所以土地运营的重点不是“土地财政”，而是“土地金融”，也就是通过土地撬动的各种借款。由此募集的大量资金，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动力。
比如我们都知道，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有了好的水电、道路、码头等基础设施，企业生产和市场交易才能高效运行。借用前面林毅夫的观点，中国政府在发展优势产业的过程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对此我相信大家都有体会。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特别是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国家决定刺激内需以后，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大搞建设，我们能看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机场地铁日新月异，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钱从哪里来呢？主要是靠借债。换句话说，因为有了“土地金融”，也就是以土地为抵押而撬动的银行贷款和其他各路资金，中国才有了优良的、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
除此以外，政府对土地资产的运营，也造就了招商引资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招商引资是一项贯穿始终的重要任务。如果借用前面张五常的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秘密在于，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经济指标，围绕招商引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比如压低土地租金、实施税收减免等等，结果增加了企业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问题是，这些优惠政策会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带来经济损失，政府如何能长期坚持呢？答案是靠土地融资。
要知道在很多地方，政府对企业提供工业用地并不赚钱，甚至亏钱，因为要对土地作前期开发，比如拆迁和修路等等。但是通过吸引企业投资，就能创造就业，吸引人口，促成房地产的繁荣，再从商业或住宅用地的转让中获得更大收益，来补贴工业用地的开发。这是促进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发展的一种优化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靠土地获得建设资金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换句话说，因为有了“土地金融”，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会在短短几十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
听到这儿你可能有疑问，所谓的“土地金融”，不就是用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吗？如果它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其他国家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简单地说，中国可以通过“土地金融”创造资本，而其他国家却做不到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土地制度很特殊。因为在中国1982年的宪法修订中，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它让中国政府在开发土地资本的过程中，能够使用宪法授予的权力，进行统一规划和低成本拆迁，赋予了土地极高的信用属性。而像其他与中国经济水平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实现统一规划和低成本拆迁，所以不能效仿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
比如书中提到，印度曾经模仿中国建立了很多经济特区，结果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城市土地是国有的，规划局在地图上画出了红线，拿去贷款，银行就接受。政府将这笔贷款用于征地、拆迁、修路、招商引资等等，工厂和城市就建起来了。但这样的办法在印度行不通，因为在印度土地是私有的，印度规划局画的那条线，不能保证土地开发按预定计划进行，所以它难以估值，无法产生信用，不能创造资本。
总之，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造就了独特的“土地金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能把大量土地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资本，打造一流基础设施，在招商引资中取得优势，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或许这就是中国比其他更早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国家，比如印度、巴西、墨西哥等等，能更快实现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
说到这儿，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特殊现象，一种模式创新。但另一方面，按照作者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它并不特殊，因为它符合现代经济增长的某些共性，蕴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运行机制，背后体现了哪些经济原理，能带来哪些启发。
前面虽然解释了，中国可以利用土地国有制度，通过“土地金融”推动经济增长，但可能很多人还是有疑问。比如，政府可以用土地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而银行的钱可以无中生有，这是为什么？另外，就算银行可以创造货币，难道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吗？这样的模式如何持续呢？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回答。
关于第一点，银行为什么能创造货币，我们要知道：现代货币的基本特点，是它的发行不受技术限制，可以通过印钞或标注电子帐簿来快速扩张，不仅央行有无限造钱的能力，普通银行也能通过信贷增加货币。这一点我们在《现代货币理论》这本书的解读中介绍过，这里不妨再解释一下。
假设一家银行，只有1亿元的资本，而一家国有企业（就像前面提到的兆润集团）要向它贷款2亿元，怎么办呢？实际上银行并不需要从别的地方拉来1亿的存款，凑足2个亿来给这个公司做贷款，它只需要在这家公司的户头上增加2亿元，同时在自己资产负债表的两端加上2亿元的数字就可以了。结果银行不但不会减少资本，反而会使资产规模增加到3亿元。这里面的会计细节你可以忽略，只要记住结论：银行不用存款也能发放贷款，它能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存款和贷款，作为新的支付手段。
至于银行增发货币会不会引起通胀，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状况。只要理解货币与经济增长的深层关系，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对此，本书作者作了进一步解释，甚至提出了新的见解。
按作者的看法，经济增长分两个阶段，传统增长和现代增长。它们的差别在于启动资本的来源：传统增长主要靠过去的剩余积累来启动，而现代增长的启动资本则来自将未来的收益贴现。这是本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创性观点。
作者强调，在近代金融制度发明以前，经济增长中任何资本性投入，都来自节衣缩食。西方的大教堂动辄需要建几十年、上百年，因为教堂建设的资本来源只能是剩余的积累。中国也一样，修路、修桥、修宫殿，包括修长城，都是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发展也必须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来积累资本。
相比之下，现代经济增长的资本来源，不再是过去剩余的积累，而是转向预支未来的收益。打个比方，现在我们知道投资修建一座桥会很赚钱，但需要大量资金，如果在以前，我们一辈子也攒不够这么多钱，只能放弃。但在今天，我们先对桥建成后可能通行多少辆车、每天可能收入多少钱、多久能收回投资成本做出估算，然后将这座桥的收费权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来投资建桥，这样就可以不靠过去的积累而把桥建起来。
这里要注意，当我们把桥的收费权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时，就增加了经济运行的货币。这跟前面提到的政府用土地做抵押，获得发展资金是同样的道理。中国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发展资金，本质是将桥梁、道路、码头等公共产品的未来收益提前兑现。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内在逻辑，它是符合经济原理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把中国的土地市场和股票市场相提并论。他认为土地市场中的房地产开发商，就像股票市场中的券商，负责包销地方政府出让的土地使用权（这就像企业发行的股票），然后根据需求开发各种楼盘（它就像股票市场中的理财产品），而居民就像股票市场中的股民，通过购买地方政府发行的“城市股票”（也就是当地的房产），分享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也就是房产升值）。这是很有启发的一个视角。
另外，因为传统增长和现代增长资本来源不同，作者将货币分为实物货币和信用货币。实物货币是以实体物品（比如标准商品、贵金属等等）为基础发行的货币；信用货币则是按未来收益（比如债券、股票、土地等的估值）来发行的货币。它们一个支持传统增长，一个推动现代增长。
那么信用货币是怎么推动经济增长的呢？我们在《经济动力学》这本书的解读中说过一个案例，这里不妨重温一下。
打个比方，我们假设某个地方的政府用土地做抵押，向银行借款100个亿，用于支付基础设施和公务部门（包括医院、学校等）的支出，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首先，政府借款会使银行创造100个亿的信用货币，然后政府把这些钱付给基建部门和公务人员（包括教师、医生等等）。这些部门再把钱用于餐饮、娱乐、美容美发等消费，并且这些部门之间又会有购买和交易，比如公务员去买房，工人子女去上学，教师去看病等等，最终创造的GDP可能是政府贷款的好几倍。也就是说，政府的借款和支出会变成其他部门的收入，增加市场交易和社会生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这样就解答了前面的疑问。货币增加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它在一定条件下能推动经济增长。关键是创造货币要有可靠的信用做抵押，并且社会中有闲置的生产力。这时增加货币就能盘活资源，促进生产，为社会创造新的财富。所以一个国家在经济衰退期间，或在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增长之前，政府通过借债或增加信用货币来推动经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这么做也有风险。因为借债是要还本付息的，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如果借债投资不能产生足够的收益，覆盖日常开支和利息并最终偿还债务，它就不可持续。比如，在传统经济中修桥，是用积攒下来的过去剩余来投资；而在现代经济中修桥，则是使用未来收益做抵押获得借款。这样修建起来的桥，如果没有足够的车辆通行，所欠的债务无法偿还，投资方就只能破产。这时候桥并没有消失，但没有形成以货币计价的足够资产，所以它并不成功；只有桥的日常运营收入能覆盖投资，才叫真正的成功，否则就无法持续运营下去。
同样的道理，土地的资本化运作，本质是把公共产品未来的收益抵押到今天去借款，如果借来的钱投资质量很高，转化成了有价值的资产和未来更高的收入，那债务就不是问题。但如果过度借债，去搞“面子工程”或是没有收益的项目，长期不能覆盖利息和借款，债务负担就会越来越重，风险就会越来越大。
关于这一点，《置身事内》这本书中有讨论，作者估计，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在2015年到2017年间，大概是四五十万亿元，占GDP的50%~60%。再加上中央政府国债，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不足八成。相比之下，2018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是107%，日本更是高达237%。中国政府的负债总体来说不算高。
但是债务风险不能只看整体，因为欠债的不是整体，而是个体。就像如果某个人欠了1亿元的债务，虽然理论上全国每人出几分钱就够他还了，但实际上这笔债务足以压垮这个人。地方政府债务也一样，虽然整体数字不高，但是一旦某个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就会带来巨大的震荡。所以如何控制债务规模，提高投资效率，越来越成为中国地方政府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说到这儿，关于这本书的解读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本《大崛起》由探索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出发，讲述了中国政府通过运营土地资产、推动经济增长的运作模式，为中国经济崛起补充了一个微观层面的重要解释。
在第一部分，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中，介绍了中国政府用土地创造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机制。其中谈到，土地之所以成为资本来源，不仅是因为它能通过交易换取资金，更重要的是它能通过金融手段，创造出新的资本，就像我们在深圳早期的城市建设，以及地方经济开发区的运作过程中看到的那样。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地方政府纷纷借助本国特有的土地制度，将土地作为信用抵押向银行贷款，或者向社会发行债务，撬动了大量的资金，用来打造一流的基础设施，并在招商引资中争取优势，以更快的速度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而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领先的经济高速增长。
在第二部分，我们探讨了以“土地金融”为核心动力的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有哪些经济原理和启示。在这里，我们回答了一些前面可能遗留的问题，比如银行为什么能创造货币，货币增长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靠借债发展经济能否持续等等。从中可以看出，政府通过运营土地创造资本，本质是将公共产品的未来收益提前兑现，作为经济发展的资金，这符合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当社会存在闲置生产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增加货币来推动经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由此伴生的债务风险，也需要我们重视和警惕。
在本书的原作中，作者还探讨了经济增长的转型问题。在他看来，成功的经济增长必须完成一个转型，那就是从资本型增长到运营型增长，也就是从“花钱的增长”到“挣钱的增长”。只有当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借债投资为主，转变为居民消费为主，经济增长才算成功。这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40多年的大崛起之后，能否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另外，书中还谈到了不少现实问题，比如资本市场在大国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如何看待“货币超发”问题，怎么以公共服务促进乡村振兴等等。但因为时间有限，今天不能展开。如果你有兴趣，推荐去读一读原书，也许会有更大的收获。
最后，我想用作者的一个观点来结束今天的解读。你可能知道，对于通过借债来发展经济，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社会上也有一些争议。对此作者认为，无论是说“土地财政”，还是说“土地金融”，债务都只是调配资源的工具。至于债务的使用是否合理、是否安全，那不是工具自身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用工具的问题。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解读。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按钮，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它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最后还附上了这本书的电子书链接，欢迎你去拓展阅读。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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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对土地资产的运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由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造就了独特的“土地金融”。它能把大量土地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资金，打造一流基础设施，在招商引资中争取优势，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而实现了经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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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崛起背后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信用能创造货币，并成为经济增长的资本来源。因此，当社会存在闲置生产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增加货币来推动经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由此伴生的债务风险，也需要我们重视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