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薄世宁解读
《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薄世宁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薄世宁，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命悬一线，我不放手》，这是我在2023年11月刚刚出版的新书。
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ICU的医生，在得到开设过课程《医学通识50讲》，出版过《薄世宁医学通识讲义》，并且从2020年开始，连续四年以“年度报告”的方式向你介绍临床医学的前沿进展。对很多得到用户来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差不多两年前，在临床工作之余，我开始酝酿《命悬一线，我不放手》的写作。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ICU生死录”。截至今天，我已经在ICU工作二十二年了，参与救治的危重病例有上万例。在我看来，每个病例故事都有独特的意义。患者在疾病面前的彷徨与逃避，对希望的渴求与奋争；亲人的不舍与愧疚，危难时暴露出的人性；包括医生的精进与修炼，医学的传承与发展，这些都包含在一个个真实的病例故事里。
为了完成写作，我做了大量的病例筛选。这本书里记录了19个病例，尽管每个病例的情况差异很大，但是毫无例外都满足了一个标准，就是每个病例都能诠释一个主题。比如，我分享了一位全身瘫痪、呼吸衰竭、睁不开也闭不上眼的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成功救治的过程。通过这个病例，探讨在命悬一线时，如何激发和保护患者的“求生欲”。再比如，我通过一位带着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来北京看病，却命丧街头的中年父亲的案例，来探讨什么才是理性的爱。
在我看来，这19个主题涵盖了绝大多数人在面临疾病冲击时，最常出现的困惑，也是最值得我们了解和思考的问题。
治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只有病例筛选还不够，还要去洞悉利益相关者的想法，因此我还做了大量的访谈工作。本书部分的素材就是来自访谈。访谈的对象包括患者、患者家属，还有我的同事们。在我看来，从访谈中得来的信息，是比任何前沿技术、精彩救治、高调赞颂更摄人心魄的东西。很多人的话甚至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曾对话一位24岁的癌症晚期女孩。我原以为清醒的患者在死亡到来前一定会无比恐惧，紧紧抓着生的“稻草”，会痛哭、会颤抖。没想到，她竟平静地对我说：“我想明白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现在死，要么痛苦之后死。你说我会选哪个？”“我不想让我的家人因为我穷一辈子。”
听她这么说，我心如刀绞。而从她的话中我也终于悟到：有时候，痛苦可以让人缓解对死亡的恐惧。这不是说，为了希望我们要理所应当地承受痛苦，而是说痛苦也有一定价值。我们所有人的不放手、为她抢来的时间，还有人间的爱，可以让她的痛苦没那么痛苦。
除了做病例筛选，我也做了大量访谈，但是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案例集”，更不想写成“回忆录”，因此我还做了第三件事：剖析。我在讲述案例后，从不同角度深度剖析背后的逻辑。我认为，这是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因为案例剖析可以更自然地引发思考。
人的生命中有很多现实问题没有绝对正确或错误的答案，有些问题在现阶段暂时没有答案，而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比如，对因为经济窘迫而无奈放弃治疗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明知患者家属做出的决策不符合患者利益，我们应该怎么保护患者？在危难时，我们该把自己托付给谁？什么形式的生命教育才更有利于年轻人成长？等等。
相信不同的人通过这些案例一定会有不同的思考，而我在写作过程中也在不断思考，不仅从医生这个职业的角度思考如何救命，更从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的角度思考自己的人生：我怎么做才可以更好地应对危机，更好地活着？
得到CEO脱不花评价这本书，她说这是一本饱含生命能量的书，能给人以直面终局，超脱生死的勇气。而有一位用户评价这本书说，这是一位医生写给生命的情书。我希望自己的这本书做到了这一点。
今天的解读，我选择了书里的两个案例，它们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救治过程，从中我收获了思考和启发。我想把它们分享给你。
第一个故事，是我4年前遇到的一个病例。病人是一个30岁的青年男性，高烧后出现全身器官衰竭，尤其是肾衰竭。全院专家会诊，大家给了各种详细、中肯的建议，提出了进一步检查的意见。轮到我发言，我说这个病人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
刚说出来我的观点，寂静的房间里就沸沸扬扬了，与会的专家们都不同意我的观点。这也很正常。流行性出血热是一种病毒感染，主要是通过鼠类传染。现在的卫生条件越来越好，在大城市，这种病已经非常少见了。但我还是坚持给他抽血查出血热抗体，如果抗体增高，对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
为什么我会坚持？因为在我给他做穿刺的时候，发现了病人身上有一个反常现象。打麻药的时候，尽管针头很细，但是血立刻从这个微小的针眼里汩汩地涌了出来。这就怪了，病人的血小板数量是正常范围内，而且打麻药损伤的只有皮肤内的小血管，按道理出血远不应该这么快。
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了，病人果然就是流行性出血热。我还记得我们科的科主任给下了夜班的我打电话，特别高兴地说，“薄大夫你太神了”。
其实不是我神，而是因为出血速度非常快的这个反常点，我以前见过。当然了，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从众多混杂因素中把关键线索捋顺，既不盲目发散也不局限拘谨，既保持开放思维又能坚持独立判断，最终给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这是一个医生工作中的“高光时刻”。
但是20年前，我遇到过一个同样的病例。不同的是，那次并不是我的“高光时刻”，反而是我的一次误诊，病人差点因为我的错误造成巨大的伤害。
20年前，我还在另外一家医院当住院医生。有一天我收了一个病人，20岁，男性，同样是高烧后引发严重的肾衰竭。我立刻诊断他是急进性肾炎。这种病跟急性肾炎不同。急性肾炎多数是儿童发病，可以自愈。但是急进性肾炎，是青年和中年发病，如果治疗不及时，90%以上的病人会在半年内死亡或者依赖透析生存。
听到诊断，这位年轻的患者吓哭了，我能感受到他强烈的求生欲，我太想给他治好了。尽管很多医生建议先观察观察，但我还是缠着上级医生，坚持给他注射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第二天指标下降了，我很高兴，觉得自己做对了。但是不到一天，指标又快速反弹，当时我几乎要绝望了。
我们紧急请来国内著名的肾内科教授会诊。看完病历和病人后，教授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薄医生，你的诊断和治疗都是错的。”为什么呢？他说：“你只想到了急进性肾炎这一个诊断，但是忽略了两个细节。第一，病人的出血速度明显加快。第二，病人的尿里有一层漂浮物。所以，我认为这个病人应该是流行性出血热。”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教授提到的两个细节，我其实都见到过。男生刮胡子的时候，脸上擦破了一点皮，瞬间就流血不止。他的父亲曾经拿着留尿的瓶子让我看，一层像海草一样的漂浮物，我也是见到了的。但是，我一味关注在急进性肾炎这个诊断上，把两个关键点都错过了。
后来的化验结果证实了教授的判断，透析加上抗病毒药，病人很快就痊愈出院了，没有留下一点儿后遗症。当时如果继续按照我的想法再用大剂量激素，病人很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大出血，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出现这样的误诊，是因为我的知识范围和能力不够吗？我相信在平时，遗漏这么关键的两个细节，可能性很小。那你可能会问了，作为ICU医生，每天见那么多危重病人，为什么这个病例让你这么不理性呢？
因为，这个病人是我的亲弟弟。情感太强烈的时候，就会让不理性控制人的判断。明明看到了关键证据，却置若罔闻。
直到今天，这个病例都还在反复提醒我两件事。第一，不理性会带来窄化效应，这会让医生过度关注某一诊断，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线索。第二，不理性会让医生过度关注疾病最坏的结局，反而忽视了疾病的发展规律，变得激进和冒险。
当年，我弟弟差点因为大剂量的激素冲击，引起可能的消化道大出血。20年之后，我陪着弟弟重新回到当年的医院，管理员爬着梯子，从厚厚的资料中翻找出弟弟的病历。我们颤抖着拿在手里，热泪盈眶。
真实的临床工作中，有太多因素会干扰到医生的思维。比如，朋友住院，他想跳过常规流程和必要的检查，直接手术；领导发话，必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效果；治疗的是社会热点人物，社会舆论会放大宣传，外面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进展。但是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一名医生必须能克服这些干扰，理性行事。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以为，医生最好要抛弃掉不理性，只留下理性思维。但是我恰恰想提醒你，理性让医生在关键时刻正确判断、正确行事，但情感才让医学有了温度。医生对患者有情感，不仅能让患者感受到温暖，其实还能提升医生的理性思维。对患者有情感，会让医生不知不觉地在记忆深处抛下无数个漂流瓶，瓶里装着他倾注过感情、最触及他内心的人和事，而这些漂流瓶能穿越时空，未来的他每捡到一个，都会让他变得更丰富、更强大、更理性。就像我当年对亲弟弟的误诊，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和反思，让我在20年后有了更精准和理性的判断。
所以，什么才是好医生？很多人说，好医生要有技术，态度好。对。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好医生的第三个标准，是在历尽千帆日趋理性后，还能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份感性。
顺着这个话题，我想再跟你分享一个病例，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故事里的感性能让你更深地体会到医学的温度。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68岁的阿姨，是我主管的患者，也是我发小的母亲，一名癌症晚期患者，因为感染了肺炎在普通病房治疗。有一天，病情加重，出现了呼吸衰竭、低氧血症，继发了室颤，又进而导致了心脏骤停。她的儿子和女儿坚决要求抢救。值班医生做了基本处理后，转到了ICU。我给她用上呼吸机维持呼吸，静脉持续注射升压药提升血压，用广谱抗生素控制她的肺部感染，还给她用了提升免疫力的药物，并通过静脉注射营养液。
经过几天的治疗，阿姨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身体开始出现不自主的轻微活动，这些征象都表明，她快醒了。
我还记得，那天是早上7点多，我刚来到病房，就立刻去看她。监护仪上的数据指标还不算太糟，但人看上去非常虚弱。她因为癌症接受治疗两年了，各种治疗攻击癌细胞的同时也给她的健康带来了影响。面部变形，皮肤萎缩，四肢干瘦，一米六左右的身高，体重只剩下不到40公斤。她躺在那里，就像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枯叶，似乎随时就要被风吹走。
我弯下身，拉着她的手，对着她的耳边说：“阿姨，您醒了吗？您睁睁眼。”她听到了，呼吸开始加速，右胳膊微微上抬，右手碰到我的手指后，开始用微弱的力量握我的手，双腿也慢慢蜷缩。我继续呼唤她：“阿姨，您睁开眼，看看我是谁？”
终于，她的双眼微微睁开了一道缝，过了几秒钟，她认出我了，努力想张嘴说话，但插在气管里的插管和约束在口腔外的胶布让她发不出任何声响。她有些着急，心率快速地上升。很明显，她想告诉我什么。
我拉着阿姨的手，安慰她不要紧，一切都好起来了。她看着我，眼角湿润，慢慢地摇了摇头，或许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病可能无力回天了，她用力地攥了攥我的手。我问她：“您是想回家吗？”阿姨点了点头，泪水流了下来。
阿姨患的病叫腹膜恶性间皮瘤，是一种少见但恶性程度高的肿瘤，早期症状不明显，等感觉到不舒服了往往已经是晚期。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如何治疗这种癌症还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意见，传统的化疗手段也不太理想，根据文献，确诊后存活期平均是15个月左右，一年多的时间。
尽管知道自己的病很难治，但阿姨还是选择了积极的治疗。因为在她看来，治疗更是对孩子们孝心的反馈。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怎么能不治呢？为了孩子们我也要好好治。”阿姨的儿子跟我是发小，我们都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常和他一起玩儿。后来我随父母去了外地，他18岁后离开农村，到处闯荡。吃苦耐劳的性格，让他的事业越做越好，生活条件也明显改善了。可没想到，生活刚变好，母亲就病了。
两年多来，发小和妹妹为了给母亲治病，辗转于北京和上海的各大医院，不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寻求了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发小常说，“我这么辛苦地打拼，不就是为了让我娘不用为了治病的钱发愁吗？”你看，这是典型中国老百姓的缩影，为了给亲人治病愿意付出最大代价，想方设法挺着，直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或者人没了。
但是，肿瘤治疗在给患者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痛苦。一次次的抽血、化验、穿刺、用药。化疗后的恶心呕吐，让阿姨吃不下饭，不得不停了化疗。她体内的肿瘤细胞越来越不受控制，快速地消耗着身体，极度消瘦，营养不良，贫血乏力。这种状态在医学上被称为“恶液质”。当出现恶液质时，经过胃肠道或者静脉进入患者体内的营养得不到利用，身体开始消耗自己的肌肉、蛋白来提供代谢所需的能量。所以恶液质的发生，意味着阿姨要油尽灯枯了。而这次来北京住院治疗，就是因为免疫力太低，感染了严重的肺炎。住院期间，病情继续恶化，引发了呼吸衰竭、心跳停止。
在病房看过阿姨后，上午9点多，我在ICU门口见到了发小和他妹妹。我告诉他们，阿姨已经醒了，她想回家。妹妹很激动，哭着让我别听阿姨的话。在普通病房，她就折腾着要回家。再熬一熬，现在是3月，天气暖和了就能好起来。发小也说，都想好了，继续好好治。这么大罪都受过了，现在人也醒了，不想前功尽弃。他说：“宁哥，你看看，再给我娘上点最好的药。”
对他俩的态度，我并不陌生。在ICU里，很多患者即便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亲人也不愿意放手，要求继续激进的治疗，他们心存希望：再努力一下，会不会像上次一样起死回生？再坚持坚持，医学进展这么快，或许明天就有了新的方法。其实，这也是如今这个时代医疗面临的悖论：医学和科技的进步在拯救着生命，却让死亡变得复杂。医生和患者都希望通过积极治疗延长生命，但这也让患者想要体面地离开成了奢望。
当我们的亲人患病时，我们往往可以做到义无反顾地开始，却不懂得适时放手。我们习惯了把治愈看作胜利，却忘记了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次不可治愈。要知道，适时放手并不是失败，疾病治疗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其他任何事只要我们做对了，成功或许在某一天会不期而至。但治疗，无论方向怎么对，治愈是偶然，每个人都要离去却是必然。其他任何事我们都可以用结局来评判成败，唯独医疗不能。
面对这一对兄妹，我必须在肯定他们过往的努力的同时，告诉他们适时放手并非失败。我对他俩说：“已经治了两年，阿姨前前后后的治疗过程我很清楚。你们积极地治疗过，用过最好的药，看过最有经验的医生，去过最好的医院，你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这些已经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了。她的生存期已经超过了这类病人的平均生存时间，老人多活了，你们的孝心实现了。该努力时努力了，该止痛时止痛了，该抢救时抢救了，这本身就是胜利。所以，是时候放手了，尊重老人的意愿，不再让她延续痛苦。听我的，赶紧带她回家。”
看我态度怎么坚决，他们也开始动摇了。他们说，“那我们再商量一下”。
在救治无望的疾病面前，家属很容易陷入盲目激进或者不知所措中。这时候，作为医生，应该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临终决策的经验，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帮助信任他的患者家属做出相对合理的决策。医生不仅要有能力救命，也应该有能力帮助茫然的人们更理性地对待死亡。
我说：“一定要快，下午2点前要决定好，要走尽快走，不走可能也就走不了了，这是阿姨最后的机会。”
最终，他们听从了我的建议。
下午3点多，救护车到了病房楼下。我送他们上了救护车，关上车门的那一瞬间，我叮嘱道：“路上跑快点，早点回家。”晚上9点，他们的电话来了。
“我们已经平安到家了，一进咱们县地界，我娘就睁开了眼。到了家，我们抬着她看院子，看院子里的枣树、猪圈。她躺在炕上，一家人围着她，我和我妹子拉着她的手，走了。走得特别安详。”
他们说：“谢谢你！”
这不是我第一次讲这个故事。我曾把它发到过短视频平台上。最开始我很担心大家会避讳，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条“回家”的短视频仅在某一个平台，播放量就有几千万人次，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刷到过。
人生最无奈的，是无论我们多么爱我们的亲人，无论多么舍不得，也无论我们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承受多么大的痛苦，最终疾病仍会无情地将我们和最亲的人分离。死亡是我们不愿谈及的话题，即便是我这样一个在ICU工作了二十多年、见过太多生死的医生，在谈及自己亲人的临终话题时也会躲躲闪闪。但这个话题又不得不说，因为，我们只有更好地理解死亡，才能更好地活着。
人活一世，沧桑一生，健康时珍爱他，疾病时抓紧他，离别时宽慰他，分别后铭记他，并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爱代代相传，亘古不变。我想，这才是对亲情与道义最好的回馈，是人类对生命最高的礼遇。
好，到这里，今天的解读也要接近尾声了。我跟你分享了书中的两个故事，希望对你能有所启发。类似这样的案例故事，这本书中还有17个，正如我在解读的开头所说，每个故事都对应着一个主题，一份关于医学话题的思考。如果你有兴趣，推荐你亲自读一读。
在对这些案例不断思考，反复剖析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收获。听书解读的最后，我想跟你聊聊我自己的三个收获，与你共勉。
第一个收获是，要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有句话讲，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但是，意外是偶然，疾病却是必然，每个人都逃不掉。所以在危机到来之前，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的，值得信任的人。这个观点，肯定你会认可。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信任的人不一定总能做对的事。比如，在命悬一线的时候，短期的巨变会让绝大多数当事人的理性瞬间崩盘。对关键的治疗决策，他未必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患者无力决策时，家属的意见并不一定能代表患者的意愿。那怎么办？
在我看来，为了让我信任的人做“对”的事，我要在我能够清晰表达时，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他。只有这么做，在我遇到危机时，我信任的人为我做出的决策才能更符合我的意愿。
更重要的是，在决策时，我和我信任的人会选择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共同决策。所谓共同决策，就是专业人士根据他的专业经验、已有的科学数据、权威证据给出他的专业意见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指导建议，而我们根据自己的现实条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合作，做出更合理的决策。共同决策，让对的人做对的事的概率大大增加。
第二个收获是：爱要“能武”，更需“能文”。
“能武”，说的是爱要有科学和理性的加持。然而，科学和理性不是万能的，科学无法完全解释生命，人的思考和决策也不存在绝对理性。当一个人陷入了技术至上，当他的思想被绝对的实用主义蒙蔽，他会盲目自信，迷失自我；会恐惧冒险，错失良机。
所以，爱要“能武”，更需“能文”，爱需要人文和情感的陪伴，它们会赋予爱更强大的力量。
我的第三个收获是：永不抛弃。
永不抛弃是不抛弃希望。没有奇迹会随随便便发生，只有坚守希望，我们才能等来奇迹。生命那么好，有一丝希望我都不忍抛弃。
永不抛弃还意味着不抛弃关怀。放弃不是抛弃，放弃抢救不是放弃关怀。当患者救治无望或病情发展到已经不再适合激进治疗时，我们应该把治疗重点转移到减少患者的痛苦、安抚患者的恐慌上，而决不能抛弃他。
永不抛弃还包括不抛弃内心。为亲人治疗，也是在治疗自己的内心；拯救他人，同样也是在拯救自己的内心。患者的家人如此，医生同样如此。一个好医生，在不断精进，承担起随之而来的更大责任与使命，甚至收获荣耀与光荣之后，还要能听到一个又一个普通人微弱的哭声，要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应该去行的细微的善，这是我们永远也不能背离的内心。
我想，能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既理性又充满关爱地行事，永不抛弃希望、关怀和内心，对自己如此，对他人亦如此，这样的爱可能才是真爱吧。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回首往昔，那些“命悬一线，我不放手”的经历，让我更真诚、更笃定、更无怨无悔地继续我的毕生追求，让我在未来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我的患者。
更重要的是，他们让我知道了我应该如何更好地活：把最好的技术和最真的关怀带给周围的人，这是我能给他们、给自己最好的爱。
命悬一线，我永不放手。我是医生薄世宁，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好书。
划重点
人活一世，沧桑一生，健康时珍爱他，疾病时抓紧他，离别时宽慰他，分别后铭记他，并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爱代代相传，亘古不变。我想，这才是对亲情与道义最好的回馈，是人类对生命最高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