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的孩子》 朱步冲解读
《县中的孩子》|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教育专家林小英撰写的《县中的孩子》，副标题叫“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教育，是事关整个国家社会未来发展的头等大事；中国对儿童青少年基础义务教育的重视和持续投入，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持续推力，更是在20世纪末，完成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大成就，举世瞩目。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问题，亟待解决；其中，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县级单位的青少年教育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本书题目中的“县中”，指的是县级行政区里的普通高中。在序言里，林小英讲了一段沉重的往事：2012年，她去深圳富士康调研，发现厂里十几万工人，其中90%的学历只有高中或者中专，大部分来自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林小英问他们，来打工之前，在学校里过得怎么样？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在学校里，自己属于被学校和老师放弃，不被期待的群体。”这个答案，深深刺痛了林小英，她说，如果这些身为“县中孩子”的年轻一代，他们的教育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必然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毕竟，根据统计数据，中国一共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而“县中”容纳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学生；可以说，县中教育的成败，直接关乎中国未来整体公民素质、社会面貌，以及发展水平。
为了写成本书，林小英和她的团队从2019年开始，耗时三年，走访调研了安徽、广东、河北、陕西、江西、湖南六个省份中的七个县，和当地中学的师生家长、校长领导，以及政府教育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访谈，收集了大量一手数据和信息，试图解剖这场“县中教育困境”背后的形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内容。首先，让我们跟随作者林小英的叙述，来深入了解这场“县中教育困境”的种种细节，包括生源与师资流失，以及学生为何缺乏学习动力与热情。随后，我们再来剖析下，近年来崛起的“超级县中”，为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中教育困境。最后，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再来听听作者林小英自己在考察中看到的几个教育变革案例；进而探讨下，摆脱这场县中困境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作者林小英的叙述，开始于一所普通的县中，简称P中学，位于某地级市下属的一个县城。作为本县唯一一所位于县城的高中，已经有90多年历史的P中学，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是，最近十几年来，一度耀眼的P中学，却在经济不断发展，全社会重视教育的大背景下，逐渐衰败了。
首先，P中学遇到的一大问题，是招不到优秀的生源了。当地人反映说，县城和省会之间通了公路，只有两个多小时车程，方便的交通固然带来了经济发展和其他便利，但也引发了负面作用：省会和外地的民办学校“盯”上了这里的优质初中毕业生生源。原本习惯于报考P中学的优质初中毕业生，如今纷纷离开了县城。根据林小英的统计，2016年，县城中考成绩前一百的学生里，仅仅有15人选择留在县城读高中，其他纷纷“出走”。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P中学的困境，在全国范围来看不是个例。比如作为武汉卫星城的直辖县级市仙桃。原本是本地学生首选的仙桃中学，但同样遭遇了来自省会武汉的“掐尖”，说白了就是，来自武汉的重点中学，会凭借自己更优秀的师资力量和优越的教育环境，抢走仙桃中学的优秀学生。每年从仙桃中学流失的尖子生，多达几十人。一些县中，试图通过成立初中部、加大投入，以及把优秀初中毕业生保送到自己的高中部来阻止这种“水土流失”，但效果甚微。许多教育方面的专家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套综合性长期治理方案，例如完善教育相关制度规定，禁止学校跨区招生；逐渐转变“短时化，功利化”的教育观念，再到逐渐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
优秀生源的持续流失，对P中学这样的县中来说，仅仅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那些还留在县中的孩子，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学习动力，都出现了停滞和不足的局面。
在书中，一位P中学的老师对林小英说，比起过去，学生的基础比较差，知识储备少，也不够自律，很多是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去了，这就造成孩子缺乏家庭的关爱和约束，同时很迷茫，找不到人生目标，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
林小英分析说，这些县中学生身上存在的“学习难”问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际上，造成这种问题的底层原因就是，一个孩子对未来与自身发展的认知和规划，既是家庭认知水平代际传承的结果，也是学校这个“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
早在小学阶段，这种“学习危机”就发生了。一位河北省某县村小的老师就对林小英抱怨：自己学生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一玩就高兴，一学习就没劲”；上课时态度散漫，精神难以集中，城市学校里老师只要讲一遍的内容，自己得讲好几遍。不仅如此，课堂上需要互动的内容，老师也压根无法推进，因为学生对互动压根不感兴趣，而一旦给了学生自由发挥的机会，学生就会漫无边际地开始离题，课堂纪律根本无法维持。
当然，林小英强调说，这种情况的发生，不应该只让孩子“背锅”，因为他们没办法超越自己的原生家庭环境。一位陕西某县普通中学的领导总结说，一些普通县中的学生，确实有自己的特殊困难：比如父母离异、家庭不健全，或者经济困难，难以支付学杂费；又或者父母因为工作原因，无法就近照看孩子，孩子只能一个人住在学校附近，诸如此类。这些现实的困难，都让孩子无法集中精力，提升成绩。
同时，其他留在普通县中的孩子，即使没有这些现实困难，也未必对学习就能产生热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位老师的回答是“好家庭的好孩子，都去更好的学校读书了”。确实，那些家庭环境相对优越，学习成绩相对优秀的孩子，会在家长的指导下，从县中出走。一些家长明确告诉林小英，自己对待孩子择校的态度，就是看品牌效应：省会学校比地级市好，地级市肯定比县城好。
不仅如此，一部分普通县中学生，之所以对学习缺乏热情，也来自身边优秀的同学纷纷转学，导致自己失去了借鉴和追赶的榜样。
林小英总结说，虽然教育可能是一条较为公平，帮助家庭摆脱贫困的主要上升通道，但是由于父母知识结构的限制，许多孩子更会在整体环境的驱使下，选择一条看上去较为舒适的道路：也就是读完小学初中后，就进入职业学校匆忙选择一个专业；随后，他们就在懵懂中，走入了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也步入了成人社会。
第三个县中衰落的原因，则是师资力量。
在走访中，林小英发现，许多县中的老师，都患上了“职业倦怠”，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县中教师这样一份工作，存在三大问题：工资低、压力大，以及激励少。
在P中学，林小英发现，教师队伍整体年龄偏大，虽然超过90%的老师都有本科学历，但大多都不愿意带班上课，而30岁以下的老师仅占整体的2.67%。为了保证正常开课，学校的办法只能是外聘，许多不合格、依靠人际关系“塞”进来的人，堂而皇之地走上了P中学的讲台。
在书中，一位P中学的高一化学老师就对林小英抱怨说：自己刚来的时候，年轻，有冲劲，想把一个班从高一，一口气带到高三，但是学校不让，因为高三化学课被一群资深老教师把持着；毕竟，高三应届生的高考成绩如果优秀，那么带高三的老师就会有一笔额外的奖金。然而，老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逐渐老化，直接导致学校高三应届生的高考成绩直线下降；成绩不行，学校也失去了在社会上的号召力，财政状况直线下滑，高三科任老师的各种补贴奖励也发不出来了。学校不得已，这才让自己有执教高三化学课的机会。然而，这位老师说，此时的自己，已经不复当年的激情，感觉无论从动力，还是教学水平方面，都已经“荒废掉了”，无力承担带着高三同学奋力冲刺，提高成绩的重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林小英在书里算了一笔账，中学教师工作三年后，就可以评中级职称，五年可以评高级职称，如果本科毕业22岁就走上学校讲坛，那么顺风顺水的话，31岁就是高级教师了，在职称系统中缺乏继续自我提升的动力。同时，县中繁重的教研与学生管理工作，又让老师觉得心力交瘁。所以，许多老师在45岁左右拿到高级职称后，纷纷选择了躺平，或者努力从教学岗转到行政岗；而这个年龄以下的中年教师呢，上有老下有小，也不想继续背负高考指标压力，牺牲寒暑假，继续应付来自学校领导和家长的要求。
一位已经拥有30多年教龄的优秀县中语文教师曾对记者说，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是5000元，加上奖金、津贴和公积金，1年收入大约在14万元，听上去不错；但是，他肩膀上的责任非常重：除了正常上课，这位老师每周还要给学生上三个语文早自习，加上两节晚自习，这还不算与学生相关的管理工作，以及上级布置的各种行政事务。
对于刚刚进入学校的青年教师来说，他们身上的压力更大：许多青年教师一人要带两个班，很多还要当班主任；普通县中里，孩子们学习欲望不强，纪律散漫，新来的青年教师，会因为自己在师范学校中学到的各种教育理念无法施展，而感觉挫败；而优秀县中里，学习任务重，孩子们心理压力大，老师的神经会更加紧绷：一位优秀县中的青年老师说，自己的微信，不得不保持24小时在线状态，唯恐孩子们出点什么事。不仅如此，青年教师来到远离家乡的县中，想在学校所在的县城安顿下来，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很多人会尴尬地发现，县中固然给了自己就业机会和一份薪水，但如果县中整体教育水平不错，也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推高了县城的房价；那份在外人看来不错的月薪，甚至换不来县城繁华地段一平方米的住房。
在这种情况下，县中的教师岗，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具备高性价比的职业选择，而教师队伍，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一位山东招远的县中校长就抱怨说，在全校三百多名教师中，四十五岁以上占比超过50%，而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仅占17%。有些从师范毕业，已经签了约的青年教师，来学校看了一眼，问了一下待遇，立刻转头就走，一去不回。
林小英在书中说，尽管自己遇到的大部分教师都说，自己坚守岗位，不仅是出于对教师“铁饭碗”的信赖，更是出于对教书育人，这个特殊工作神圣性的热爱和尊敬；但几乎所有人都明白，不改变这种状况，光指望老师们“用爱发电”，是不切实际，也是不公平的。
另外，来自发达地区和城市的重点中学，为了维持和增强自身的办学优势，也会面向其他地区，以相对优厚的待遇招徕优秀教师。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拥有多年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或者从师范大学专业出来，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更新的年轻老师，县中就很难留住他们，有的干了一两年就辞职，“攀高枝”去了。一些普通县中老师和校长曾经自嘲，自己的学校，变成了省城、大城市优秀中学的“人才培训基地”。
优秀生源流失，学生学习意愿不强，方法落后，再加上师资力量的薄弱，这三重问题叠加在一起，一种恶性循环就由此诞生：优质生源流失，直接造成县中升学率下滑，学校的财政状况由此恶化，再导致老师们缺乏激励，无心教学，进一步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周而复始，难以摆脱。
那么，这样严重的危机，该如何解决？关心教育新闻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作为应对，一种被称为“县中模式”的教育体系诞生了。注意，这里的“县中”，并不是一般的县级中学，而是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倾全力打造的“超级县中”。
为什么这样的“超级中学”会出现在县城？身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杨东平，曾经给出过一个解释，那就是比起大城市，县城缺乏资源，所以只能依靠应试教育，来形成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吸引投资。久而久之，这种因为应试教育而带来的影响力，最终为县城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其中最立竿见影的，就是“超级县中”所在地周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其他日常消费。
这种超级县中有什么特点呢？林小英总结，首先就是它们往往实行军事化封闭管理，大量时间投入，大量刷题，以高考成绩作为教学的唯一衡量标准。毕竟，高升学率能够吸引优秀生源和来自主管机构与社会的资源倾斜，然后再引来更多优秀生源，从而让学校拥有“名校效应”，进入一种良性循环。当然，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一种非常功利的教育观念诞生了，老师、家长和学校管理方为了升学率，可以牺牲一切，甚至是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均衡发展。
在很多人眼里，某些超级县中，对学生管理的严格程度，令人无法接受：比如有些中学规定，每个班级用餐时间只有十五分钟，包括走到食堂、吃饭以及返回教室，许多学生为了赶时间，会选择盖饭或者面条，因为吃起来省时，需要去刺的鱼、剥壳的虾和带皮的水果，往往无人问津。又比如，一些学校为了强化学生的应试技巧和精神承受力，会举办所谓的“突击模考”，也就是在一天之内，让学生一口气做完高考所有六门科目的模拟试卷。
林小英总结，“超级县中”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体量巨大，在办学模式上“公私混合”。这是因为，单纯的公立中学，在招生方面有诸多的严格限制，而引进民企投资实现私立化，就能在招生方面更为自由，可以有效地模仿省会大城市学校，吸收来自周边地区的优秀学生和教师。
然而，这种对体量的追求，实际上却带来了许多管理上的隐患：比如“超大班”现象，虽然教育部明确规定，中学一个班级的理想人数在45到50人，但许多超级县中的班级人数甚至会超过80人。
“超大班”会带来什么问题呢？林小英分析，首先是老师能够分给每个学生的精力和时间，被严重压缩。一位超级县中的班主任老师曾说，自己的精力，只能分给班上成绩前15名和后10名的学生，其他成绩处于“中间地带”的孩子，只能寄希望于家长的督促和学生自己的“自觉性”。
其次，是一系列学生身心发展和管理资源方面的问题，比如，教室空间拥挤，有的班级甚至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塞进三个学生；面积有限的操场根本无法容纳学生们课间进行游戏或者体育锻炼，甚至连厕所都无法满足学生的最基本需求。
当然，很多超级县中，最终在每一年的高考中交出了亮眼的成绩，不少毕业生成功地圆了自己的“985、211”，乃至“清华北大”梦想。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却是，在一些地方，“超级县中”的诞生，让本地区的教育资源分配，出现了更严重的倾斜。
另外，“超级县中”的出现，固然给身处县域地区的学生和家长，带来了能够触达的优质教育机会和资源，但一部分学生和家长也由此产生了困惑。
在调研中，林小英发现，比起大城市高收入人群和农村贫困地区家长，县中家长是一个陷入两难处境，高度焦虑的群体：包括林小英在内，许多教育专家都发现，许多普通县中学生的家长，虽然有一种模糊的意识，认为教育是实现家庭地位“翻身”的唯一途径，希望孩子尽量能够好好读书；但由于信息和认知能力的局限，也无法给孩子指出一条具体、可行的路径。同时，那些相对富裕，在县城社会中拥有一定地位的家长，则期望孩子通过教育维持家庭的社会地位。
说白了，在这些家长看来，教育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而回报就是子女工作后，由学历带来的薪酬红利。很多家长都会苦口婆心地劝告孩子，为了未来长远的幸福感，必须暂时放弃当下的“即刻幸福感”。而越是文化水平相对高的家长，越会苦口婆心地向自己的孩子灌输这一套“先苦后甜”的价值观。在他们眼里，孩子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业余生活，都要给中考和高考成绩“让路”。
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就会发现，只有努力满足家长对孩子成绩的“期望”，才算“尽职尽责”。在竞争激烈的超级县中，一个常见的极端现象是，哪怕校方和老师想给孩子“减负”，少留作业，家长反而会抗议，认为这是不负责的表现，转而自己千方百计给孩子布置额外作业，或者找家教补课。孩子分数一旦下滑，或者没有增长到期待的幅度，家长还会直接找到班主任乃至校长，说自己家那么优秀的孩子，被耽误了，要求换班主任或者班级。
另一方面，县中家长对孩子未来的前途，也有稳妥、保守的另一面。当然，一部分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尽全力去探索自己人生的方向，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例如努力去考985、211级别的重点高校，去省会或者北上广发展，甚至出国深造。但也有一些家长对林小英说，自己为孩子设计最理想的发展方向，就是把孩子留在本地这个“熟人社会”里，比如上个本省相对好的大学就可以，然后争取在省会或者县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如公务员、公立医院医生，或者学校教师，诸如此类。这样，家长自己编织的关系网，依旧能为孩子提供支持，同时孩子通过工作获得的关系，又能变成整个家庭的共享资源。所以，林小英总结说，这些家长，既是孩子们的保护伞，也是限制孩子们未来发展的天花板。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要问，在这种两难状况下，县际教育，必须做出哪些改变，才能实现普惠效应，回归“育人”的初衷。林小英的回答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以校长为首的学校管理层和教师团体，应该把学校看作一个长期投入，培养下一代健全社会成员的“教育项目”，与当地具体社会环境和需求相结合；而不是一个死板，围绕考试绩效运转，和社会隔离的“真空环境”。还是拿刚才提到过的P中学为例，它在困境中，就开始了一场大胆的变革。
作为当地教育变革的试点单位，P中学变革的实质就是，大胆引入外来团队，对学校进行整体“托管”。这场试验的背后推手，县教育局局长对林小英说：这场试验刚刚开始的时候，反对意见和阻力都不少；很多人觉得，把具备悠久历史传统的公办学校给一个社会机构去托管，实在是丢脸，而且一年托管费要480万元，是沉重的财政包袱。但是，这480万元里，至少两百万元是直接给P中学的，落到托管方手里的也不过200多万元，最终这些钱里的绝大部分，又以各种采购和开支的形式回到了县里。
不仅如此，为了表示诚意，县教育局还大胆给了托管团队办学自主权和管理学校人力、财务的权力。而托管方也不负重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教育现代化变革，推行扁平化的“三部四中心”体系，也就是三个年级部，以及教师发展、学生发展、行政与后勤服务中心，通过下放权力，来激发教师的活力与创造力。而在薪酬方面，新的托管团队大幅度压缩了学校以前的各种不规范经费支出，把结余下来的钱用于提高教师薪资水平，引入教育理念更新的年轻教师等等。
当然，从教师、学生和县城居民的角度看，这些抽象概念的背后，是一件件具体而有效的实事：比如，学校围墙上的缺口被堵住了，校园安全得到了极大改善。早晨食堂里，老师有了免费早餐，增强了老师来学校监督学生早自习，并答疑解惑的动力。学生的英语基础太差，学校就引入小语种课程，让学生可以选择日语、德语等小语种参加高考。
这些举措均从细节处入手，有效地提高了P中学的整体表现：截至2022年，P中高中部的本科上线率已达到63%。林小英在本书结语中说，自从P中学开展这项教育试点后，自己每年都会收到来自校方的信息，说自己毕业生的高考成绩，在逐渐攀升，原本流失的本地生源开始慢慢回流。
当然，林小英认为，虽然这些成绩非常明显，但仅仅是个开始，因为在升学率之外，县中极有可能是县级地区里孩子们“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其影响力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许多地区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要求，更开始逐渐推行多元化教育改革，改变以升学率为评估唯一标准的现象。本书作者林小英在河北考察时就发现，河北省的教育管理机构，就推行了一系列新举措：例如，不得给普通高中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从2021年开始，在高考综合改革中引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图打破“唯分数论”选拔标准。
在石家庄市，教育局还扶持了一批多样化特色中学，包括艺术、人文、体育等项目，其中不少学校，是原本市区高中里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另外，石家庄还从2015年开始，积极推进“普职融通”改革：核心内容是在普通高中开设实践技能类选修课程，同时在职业院校中开设高中选修课程等等，试图打破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院校之间的隔阂。
在我国西部某县，林小英还了解到，为了让学生与家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选择教育路径，充分发挥孩子的兴趣和特长，这里的教育管理机构还进行了另一项创新实验，叫“学籍在初中，学习在职中”。意思就是，对那些感觉文化课跟不上，决定选择职业学校的初三学生，实现“提前分流”，也就是让他们在职高，度过整个初三第二学期。当然，在职高，文化课程依旧会上完，只不过要求相对宽松。一位中学校长对林小英表示：这样一来，学生就可以用充足的时间体验职业学校的氛围，选择感兴趣的技能培训，慢慢规划自己下一步的人生；同时还把整个初中念完，拿到了毕业证。 这种简单而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县中学生既无力继续升入普通高中，又对自己未来的“一技之长”茫然无知的“两头空”现象。
好了，这本《县中的孩子》的基本内容，到这里就为你介绍得差不多了。本书作者林小英通过自己三年来，在六省七县的走访调研经历和数据收集，为我们展示了一张中国县级地区教育生态的全景图，对于其中亟待改进的问题，提出了自己深刻的洞见。
不可否认的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对基础义务教育的持续重视和大力投入，是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基本保障与动力，但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一些全新的问题逐渐出现，需要拿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从学生、教师，到领导和家长，林小英通过分别梳理县级教育体系牵涉的人群，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困境与需求，来分析造成“县中教育困境”因何而起：她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的教育“市场化”倾向，又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另外，新一代中国家长对教育的极度重视，过度强调教育作为社会上升渠道的功能，在客观上也促成了这一困境的出现。当然，这一问题虽然不可忽视，但并非无法解决。
在本书后半部分，作者林小英通过自己的实体调查，集合教育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大胆新颖、有前瞻性的教育变革意见，其中很多已经被各地教育管理机构和学校开始实践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加强普通中学与职业学校的“普职融通”；鼓励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教育机构之间的帮扶共建；引入社会力量办学，大力在全社会普及全新的多元发展教育理念等等。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对这一部分进行延伸阅读。
林小英在本书序言中说的一段话，特别打动我。她是这样说的：“教育不应奉行适者生存的模式，它的结果也不应以经济逻辑来度量和验证，教育是在生命和生命的互动中完成的，教育应该给人以希望。” 归根结底，县中里的孩子，承载着我们这个国家未来的前途和希望，他们也是我们共同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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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今天的县中教育困境，是多重原因的结果，包括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事业的过度“市场化”倾向，以及家长过度强调教育作为社会上升渠道的功能等等。
2.“超级县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域地区教育存在的问题，只会导致地区教育资源分类的进一步倾斜化。
3.普及多元发展教育理念，打破“唯分数论”，适度引入社会力量办学，鼓励地区间教育机构帮扶共建，是解决“县中困境”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