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下只有噪音》 苗炜工作室解读

《余下只有噪音》｜ 苗炜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作者亚历克斯·罗斯是美国著名乐评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的荣誉博士，从1996年起为《纽约客》写古典音乐评论。

关于本书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是一本20世纪的古典音乐历史。在20世纪初，古典音乐依然是最重要的演出形式，但到了20世纪结束时，古典音乐变成了小众的享受，这一百年间，古典音乐发生了什么？有哪些重要的音乐家？他们都干了什么？

核心内容

作者用多种手法讲述了20世纪的古典音乐，有音乐家小传，有专业的音乐讲解，有文化和社会史，有目击者的第一手叙述，有八卦。这本书既适合专业读者，也适合那些对古典音乐好奇的人。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音频解读的书是《余下只有噪音》，副标题是“聆听20世纪”，这本书写的是20世纪古典音乐的创作。

20世纪初，古典音乐是最重要的演出。大作曲家的曲目首演，跟现在好莱坞大片首映礼一样轰动。全城名流盛装出席，音乐家同行来捧场，报纸也会宣传。古典音乐高高在上的同时，别的娱乐形式也在崛起，比如电影。1920年代，好莱坞会在德国柏林为大导演刘别谦的新电影举办首映酒会，隔一天，可能就是大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歌剧上演。

但是到20世纪结束时，古典音乐的地位已经被边缘化，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在关注音乐会，听唱片，买高级音响。对于大众来说，古典音乐没那么重要了，看电影、听流行音乐，才更重要。古典音乐原本靠教会、皇室、贵族、大富翁生存，20世纪摧毁了古典音乐的生存根基。

现在，大众主要通过电影接触古典音乐。很多人可能没听过波兰作曲家潘德列茨基的名字，但很可能看过《闪灵》这部电影，潘德列茨基给它配了乐。如果你喜欢看电影，会发现一个现象：古典音乐经常和恶魔一样的人联系起来。比如电影《发条橙》里，那个总有暴力行为的小青年，会伴随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干坏事；还有《沉默的羔羊》里的汉尼拔，吃人之前，先听一段巴赫。

古典音乐本来是神圣庄严的东西，怎么就跟邪恶的电影角色搭配上了？本书的作者亚历克斯·罗斯分析，这很可能是因为希特勒是古典音乐的狂热粉丝，纳粹德国跟古典音乐之间的渊源，给古典音乐带上一点儿邪恶色彩。

亚历克斯·罗斯毕业于哈佛大学，他从1996年开始给美国《纽约客》撰写古典音乐乐评。我得解释一下书名，《余下只有噪音》这个题目不是说古典音乐了不起，除了古典音乐，其他的都是噪音，作者没有这个意思。这个书名其实是在描述聆听的状态。比如，你前一天晚上在音乐会里听到的旋律，会延伸到第二天早上的慢跑中去，让你觉得，余下的只是噪音。

这本书一共有700多页，里面的内容有作曲家小传、音乐讲解、社会和文化历史。全书按时间分成三卷，第一卷是1900年到1933年，1933年纳粹上台。第二卷写的是1933年到1945年，二战结束。第三卷写的是1945年到2000年。今天的解读主要讲第二卷，核心问题是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是怎么运用古典音乐这个艺术形式进行战斗。

今天的解读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纳粹德国对古典音乐的利用，希特勒怎么看待古典音乐。第二部分讲，苏联对古典音乐的态度，主要讲斯大林和苏联当时的头号作曲家之间的矛盾。第三部分讲，美国人在战争中及战后怎么对待古典音乐。

好，我们开始第一部分，希特勒怎么看待古典音乐、纳粹德国怎么利用古典音乐。

1906年5月16日，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书中译为理查•施特劳斯），在奥地利的一个城市格拉茨，指挥上演歌剧《莎乐美》，他给这部歌剧作曲作词。当天，去看演出的有许多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和勋伯格等人都去了。据说，17岁的希特勒那晚也去看戏了，他刚在维也纳听了马勒指挥的一出瓦格纳歌剧，又借钱跑来看《莎乐美》。

希特勒热爱古典音乐，这是确定无疑的。他在啤酒馆、在军营里，光靠发表演讲就能蛊惑听众，但他进入高雅社交圈，获得上流社会的支持，凭借的正是音乐知识。他见到魏玛共和国国立剧院院长的时候，在谈话中分析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还比较了不同演出版本，一下子就交到了朋友。

希特勒年轻时就很崇拜瓦格纳。他在不同场合说过好几次，自己从政就是因为受到瓦格纳的罗马历史剧《黎恩济》的启发。《黎恩济》这出戏，首演长达六个小时，写的是十四世纪罗马护民官黎恩济的故事。黎恩济是个有悲剧意味的政治家，他对抗罗马贵族，许诺给罗马市民自由，执政后他遭到误解，被市民杀掉。希特勒把自己从政的理念，放到这样一出歌剧上，就有了一种美学上的“正当性”。1920年代，德国通货膨胀严重，要偿还一战的赔款，民众生活在苦难之中，希特勒所在的纳粹党并不是底层人民的政党，要争取到城市小业主、中等阶层的选票，希特勒说自己喜欢歌剧，比较符合政治宣传上的定位。

希特勒第一次感到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在他看完瓦格纳的歌剧《众神的黄昏》（书中译为《神界的黄昏》）之后。在回家路上，他遇到两个穿着长袍指手画脚的犹太人。希特勒说，这种对比太不协调，英雄将死的传奇和这些犹太垃圾。

1939年，希特勒上台执政六周年，他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讲话里有两个新主题：笑和灭绝。希特勒说，自己是一个先知，也经常被人嘲笑，“我相信，原来在德国的犹太人的放肆笑声现在已经卡在他们的喉咙里了。”他提到该“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了，还提到犹太人在欧洲的“灭绝”。在1942年的一次讲话中，希特勒说，“德国犹太人曾经笑话我的预言，我不知道今天他们是不是还在笑……我在此只是要保证，他们的笑声会在一切地方绝迹。”

为什么希特勒受到嘲笑，就要反过来灭绝发出笑声的人？作者认为，从音乐角度来理解，希特勒的这些讲话，很可能是在援引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希特勒非常喜欢《帕西法尔》，整部剧始终都有笑声回响。剧里有个女巫角色叫昆德莉，她因为嘲笑了耶稣基督而受到诅咒，只会笑，不会哭。有评论家分析，昆德莉的笑是来自犹太人的笑，犹太人的罪就是他们对上帝的怪笑。《帕西法尔》里的国王，因为落入美女的诱惑，被刺伤，伤口无法愈合。这样的剧情设计，很容易被解释成种族观念——现代德国人身上的血被“劣等民族”污染了。

希特勒看不上歌功颂德的音乐，不允许有哪个曲子是献给他的或者专门为他写的。他在讲话中说过，用音乐表达世界观是完全不可能的，表达纳粹党的利益更是无稽之谈。希特勒认为，政治必须上升到音乐的高度，而不是反过来。1933年，在一场专门演出瓦格纳歌剧的音乐盛会上，希特勒要求观众不许唱纳粹党的党歌，也不许表露其他的爱国姿态，因为音乐大师的不朽之作是超越历史的绝对艺术。

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德国大部分的文化机构就被戈培尔的宣传部控制了。新成立的帝国音乐局，第一任总监正是前面提到的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他当了两年总监，出席纳粹高官的庆典，指挥音乐演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批评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回信说，对我来说，人只分为两种，一种有才华，一种没有才华。对我来说，民族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大众。结果秘密警察截获了这封信，于是施特劳斯被迫辞职。

施特劳斯可以选择离开德国，但他年过七十，不太可能在另一个地方重新生活，而且，为了保护家庭成员，他也得继续留在这里。1939年，施特劳斯的歌剧《和平之日》在维也纳演出，希特勒也出席了。第二天，和戈培尔一起吃早餐时，施特劳斯谈到他的困扰。他的儿媳妇是犹太人，他希望儿媳和孙子能得到官方保护。虽然他得到了戈培尔的保证，但这个保证从来都没兑现过。戈培尔还在日记里评论说，“他（施特劳斯）没有政治头脑，简直像个孩子。”像施特劳斯这样的艺术家，从权力那里能得到多少加持，就会得到多少羞辱。两年后的一次会议上，戈培尔训斥施特劳斯说“你住嘴，不要再唠叨严肃音乐的重要性了，明天的艺术不同于昨天的艺术，你属于昨天。”

施特劳斯在二战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个疗养胜地的大宅子里作曲。1945年4月30日，美军来到这个疗养胜地，找了一处大宅子，要征用做指挥部。一位老年人从宅子里走出来说，我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是《莎乐美》的作曲家。幸亏美国军官懂点儿音乐，知道这位鼎鼎大名的作曲家，就在他家草坪上立了一块牌子，写着“不得侵扰”。就在同一天，希特勒自杀，按照他的指令，他的尸体被火化。有分析说，希特勒希望自己死的时候，能像《众神的黄昏》一样壮美，所有的东西都跟他一起化为灰烬，自身的灭绝也能带来极端的审美快感。但希特勒的尸体上浇了汽油，火苗忽燃忽灭，没什么审美价值。

好，总结一下第一部分。希特勒是一个音乐发烧友，迷恋瓦格纳，他认为古典音乐不能用于政治宣传，政治应该向上靠近音乐。他上台后，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跟纳粹合作。作曲家为什么要靠近权力呢？以往，作曲家是仰仗教会、上流社会、上层小资产阶级生存的，但有了爵士乐、电影明星，作曲家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作曲家希望政治人物能给他们的地位提供保障，这跟以往服务于皇室是差不多的。但是，获得权力加持的人，也会受到权力的羞辱。

我们进入第二部分。这部分主要围绕斯大林和苏联当时头号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关系来讲。1940年代，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写出了《第七交响曲》，也叫作《列宁格勒交响曲》。这首曲子可能是20世纪古典音乐作品里流传最广的，很多人听古典音乐，入门的曲子就是这首。

先来看看斯大林怎么看待古典音乐。1936年1月17日，斯大林看了歌剧《静静的顿河》，非常喜欢，就把作曲家叫到包厢，鼓励了一番。斯大林喜欢音乐，经常去莫斯科大剧院看演出，还在收音机里听古典音乐，据说，他自己就是个不错的男高音。1月26日，斯大林又到莫斯科大剧院看演出，这次演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看到中途，斯大林退场，苏联党内的高层领导人也一起退场了。

肖斯塔科维奇本来想着自己也能被斯大林召见，没想到两天之后，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发表文章，批评这出歌剧在艺术上晦涩，在道德上淫秽。文章警告说，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玩弄把戏，“不会有好下场”。“不会有好下场”这句话在《真理报》上说出来是很吓人的，它意味着肖斯塔科维奇可能会被逮捕，被审判，被处决，或者干脆失去下落。这篇文章相当于给肖斯塔科维奇套上了一个“纸枷锁”。

肖斯塔科维奇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雇人把报纸上所有批评自己的文章都做成剪报，他要留着研读。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他看到很多作家、艺术家都被大清洗运动搞掉，内心充满忧惧。到了第二年的11月，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在列宁格勒演出，当时的艺术家都陷入了麻木和恐惧之中。大多数听众从《第五交响曲》里感受到的是“作为一个人坚强地生存下去的决心”，这首曲子可以说是肖斯塔科维奇对纸枷锁的回应。

1941年夏天，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肖斯塔科维奇就带着学生到民防指挥部报到，申请服役，但他视力不合格，没被接受。他就参加了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救火队，在7月动手写《第七交响曲》。9月，他在列宁格勒的电台宣布，前两个乐章已经写好。那时，列宁格勒将近900天的围城已经开始，肖斯塔科维奇被疏散到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城市古比雪夫。第二年的3月，《第七交响曲》在古比雪夫首演。

处在围城中的列宁格勒能够听到《第七交响曲》，也许是音乐历史上最艰难和传奇的演出。1942年6月，《第七交响曲》的乐谱由军用飞机送进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广播乐团开始排练，但第一次排练，只有十五个音乐家到场。前线司令官下令，有能力的音乐家要从前线回来报到。在整个排练过程中，有三名乐队成员饿死。德军想要打断这次演出，但苏联方面先发制人，用大炮压制德军阵地。后来，在8月9日，苏联用成排的扬声器播放《第七交响曲》，这首真正投入到战场的乐曲，极大地激励了军民的士气。

《第七交响曲》在古比雪夫演出之后，乐谱还被做成微缩胶片，装到铁皮罐子里，空运到伊朗的德黑兰，然后用汽车运到埃及的开罗，再从开罗空运到南美，最后空运到美国纽约。意大利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担任指挥，在1942年7月完成了这部作品在西方世界的首演。不同的艺术有其不同的效用，古典音乐能激起人们的崇高感和神圣感，肖斯塔科维奇还给国际范围内的听众写了一个说明。他说，我的目的不是描绘战争、表现刀枪碰撞炮火轰鸣，我要做的是表达人们情感中的战争印象。他后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他的敌人不仅是德国法西斯，而是一切形式的恐怖、奴役和精神禁锢。

完成《第七交响曲》后，肖斯塔科维奇恢复了苏联头号作曲家的地位，被授予列宁勋章，还当选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年，肖斯塔科维奇在莫斯科分到了一套公寓，有五个房间，里面配三架钢琴。还给他在郊外配备了一套大别墅，有大花园和室内排球场。肖斯塔科维奇给斯大林写信表示感谢，祝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1949年3月16日，肖斯塔科维奇接到斯大林打来的电话，斯大林关心询问他，身体怎么样啊，要他作为苏联文化与科学代表团的一员访问美国。肖斯塔科维奇提了个问题：我有些作品还被禁演，怎么能代表苏联呢？斯大林说，那一定是出于误会，你的作品演出不会有任何障碍。

肖斯塔科维奇曾经给苏联电影《青年近卫军》和《攻克柏林》配乐。《攻克柏林》中有一段镜头是斯大林在花园中修剪树木，配上音乐，如同上帝漫步在伊甸园。一直有评论认为，肖斯塔科维奇在斯大林面前的表现过于软弱，给苏联唱赞歌，是个懦夫。英国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写过一本小说叫《时代的噪音》，就是以肖斯塔科维奇为主角。巴恩斯说，要不要在强权下选择当英雄，必须得权衡所有的利害关系。在斯大林的苏联，如果一个艺术家选择当英雄，就不能再继续创作，他有可能会被处决，家人、朋友都将受到牵连，被关进监狱。一个人的“英雄行为”会伤害到很多他所爱的人，在那种的情况下，当懦夫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怯懦和软弱，其实要比勇气和力量更有意思、更让人深思、更有故事。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主要讲的是肖斯塔科维奇和斯大林的故事。斯大林相信，一切艺术都要为政治服务，音乐是要鼓舞人民的。

我们进入第三部分，看看美国人在战争中及战后是怎么对待古典音乐的。

因为俄国革命，也因为纳粹德国的上台，20世纪早期的很多欧洲音乐家，都迁居到美国，比如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等。古典音乐这种根源于欧洲的艺术形式，能不能适应美国呢？要知道，从1920年代开始，有三项技术进步改变了音乐，一个是电子录音，让录音达到前所未有的效果。第二个是无线电技术，可以进行实况音乐转播。第三，有声电影出现了。

过去，古典音乐都是在音乐厅里给少数人表演的。到了美国，古典音乐通过收音机进入千家万户。音乐大师们在这里依旧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们在大学里教书，创作自己的作品，也会跟好莱坞合作。好莱坞比弗利山庄的街角，经常有小贩兜售明星住所地图，地图上会标明哪个电影明星住在哪儿。很快，就有了标注欧洲音乐大师住所的地图，勋伯格住在哪儿，拉赫玛尼诺夫住在哪儿。音乐大师们不仅跟电影明星成了邻居，还提高了电影配乐的水准。

1930年代，好莱坞音乐的头号人物是沃尔夫冈•科恩古尔德，他是个奥地利音乐神童，17岁就写出两部歌剧。他在23岁写的歌剧《死城》风靡中欧地区，1934年时，他流亡美国，开始为好莱坞工作，他的加入让电影音乐赢得一定的尊重，吸引来了很多有国际名望的音乐人。还有一位美国作曲家是好莱坞作曲家里最有创意的，他叫伯纳德•赫尔曼。如果你是影迷，可能听过不少他的电影配乐。他先给电影《公民凯恩》配乐，然后又为希区柯克的电影《迷魂记》《惊魂记》配乐，这些配乐里都包含了20世纪效果最锐利的戏剧性音乐。赫尔曼最后以《出租车司机》这部电影结束了创作生涯。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缓解美国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不过，对他来说，文化事业的优先级很低，他很少考虑到音乐。1935年的时候，罗斯福投放了49亿美元振兴公共事业，这些钱里面大约有2700万美元分配给了“联邦艺术计划”，其中的700多万美元，用来资助“联邦音乐计划”。这项计划在全盛时期资助了16000名音乐家，还运作了很多交响乐团、吹奏乐队、合唱单位等。700多万美元，分到这么多人头上，其实没有多少钱。随后，这个联邦艺术计划就取消了。

看上去，美国对音乐采取的政策是相对自由放任的。但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德国的军管部门，和盟国远征军的心理作战部合作，推出了一项文化工程，要通过包括音乐在内的非军事手段，抵消德国人思想中雅利安文化至上的观念。有一种说法是欧洲国家重视艺术家，意大利艺术家里地位最高的是画家，法国地位最高的是作家，德国地位最高的是音乐家，这种说法跟各国的文化传统相关。德国人自认为音乐是“优越种族”的最后防线。美国人不仅占领了德国，还要从心理上攻破这道防线。换句话说，这项工程其实是一场文化战争。

音乐家也要为这项工程服务。有一位美国钢琴家莫斯莱，就接到过美军的任务，去德国的城市拜罗伊特看看，瓦格纳家族的人都在干什么。拜罗伊特有座节日剧场，瓦格纳在这里创办了拜罗伊特音乐节，专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音乐节让拜罗伊特这座城市闻名于世。我们前面提到过，希特勒要求观众不许在一场音乐盛会上唱纳粹党的党歌《旗帜高扬》，不许表露其他的爱国姿态，那场盛会就是拜罗伊特音乐节。莫斯莱去的时候，瓦格纳的儿媳妇还健在，她带领莫斯莱在当地参观。二战开始后，节日剧场曾经被当作美国黑人士兵的营房，还上演过意大利歌剧、娱乐节目、爵士乐。瓦格纳的儿媳妇觉得，这些节目都亵渎了神圣，她还非常动情地回忆希特勒时代。

美国军管部门管理音乐的第一步，是要决定，在德国哪些节目能上演、哪些节目要禁掉，像跟纳粹合作过的理查德•施特劳斯就要禁掉，专门演瓦格纳歌剧的拜罗伊特音乐节也暂时不能恢复。他们还禁止演出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作品《芬兰颂》，这是因为，西贝柳斯的作品会煽动德国人反俄罗斯的情绪。美苏一起打败纳粹德国，美军不愿意得罪苏联。美国还动用经费，推广自己本土的音乐家，提高美国音乐的地位，他们也资助德国青年艺术家，去熟悉那些曾被纳粹禁演的音乐。

好，以上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流亡到美国的音乐家在好莱坞谋生，提高了电影配乐的水准。美国对音乐采取相对自由放任的政策，但在德国进行军管期间，也把音乐当成意识形态的战场。

好，《余下只有噪音》的精华内容已经为你解读完了。这本书写的是20世纪的古典音乐，战争只是其中的一段。20世纪初，古典音乐还是最重要的演出形式，但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电影及其他娱乐形式的发展，听流行音乐长大的人，已经很难想象古典音乐曾经的地位。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知识要点：

第一，希特勒是一个古典音乐迷，古典音乐帮助他进入上流社会社交圈。他说，政治必须上升到音乐的高度，而不是反过来。但实际上，某些古典音乐还是会为政治服务。

第二，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原本的生存方式就跟权力机构摆脱不了关联，他们依靠教会、皇室、上流社会来供养，所以作曲家和权力走得比较近。然而，权力也会给作曲家带来羞辱。理查德•施特劳斯会被戈培尔羞辱，肖斯塔科维奇也会被斯大林弄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他们的作品都流传下来，艺术家的最高使命还是艺术。

第三，欧洲作曲家流亡到美国，提升了好莱坞电影的配乐水平。如今，很多人是通过电影来接触更严肃的音乐。在电影故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那些坏人总会跟古典音乐挂钩，电影中的邪恶场景大多有古典音乐出现。作者的分析是，纳粹德国跟古典音乐之间的渊源，给古典音乐带上一点儿邪恶色彩。

撰稿：苗炜工作室脑图：刘艳导图工坊转述：徐惟杰

划重点

1.希特勒是一个古典音乐迷，他说，政治必须上升到音乐的高度，而不是反过来。但实际上，某些古典音乐还是会为政治服务。

2.古典音乐作曲家和权力走得比较近，然而，权力也会给作曲家带来羞辱。理查德•施特劳斯会被戈培尔羞辱，肖斯塔科维奇也会被斯大林弄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3.欧洲作曲家流亡到美国，提升了好莱坞电影的配乐水平。美国在德国进行军管期间，也把音乐当成了意识形态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