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还是家庭？》 哈希解读
《事业还是家庭？》| 哈希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哈希。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事业还是家庭？》，副标题是“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这本书的作者是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她是哈佛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主要研究领域是女性劳动力、性别不平等。
截至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共颁发过55次，共有93人获奖，而克劳迪娅·戈尔丁是唯三的女性经济学家，也是在女性经济学领域唯一的获奖者。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事业还是家庭？》，就展现了戈尔丁的众多研究成果。
这并不是一本很理论化、抽象化的书；读它的时候，你更像是在看一部跨越百年的纪录片，在真实故事中看到一张张具象而生动的面孔，在图表的线条和波浪中看到女性群像的变化。镜头由远及近，由近拉远，不同年代的女性闪动着裙摆从我们面前走过，诉说她们的人生和抉择、突破与挣扎。
在这本书里，作者戈尔丁重点探究了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知识女性是怎么样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她们做出了哪些努力、哪些选择；另一个问题是，当今美国的性别收入差距是怎么形成的，又怎么改善。今天的解读，我们也会重点来讲这两个问题。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知识女性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
在作者戈尔丁之前，从没有人从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上来研究这个问题。戈尔丁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把出生于1878年—1978年，并且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划分为5个群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这些人生大事上，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遇到了哪些现实障碍，最终又做出了什么样的抉择。
这5个群组的时间跨度，都是在20年左右。让人惊讶的是，你会发现，每一组之间，女性们的人生历程是如此不同，而在每一组的内部，她们的选择却又呈现出了高度的一致。这是为什么？听下去，你的心中自会有答案。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知识女性，她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1878—1897年），1900—1920年从大学毕业。关于这组女性，书里呈现的数据统计，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通常我们会觉得，越早的人们，婚姻观念越传统，结婚生孩子的比例会越高，时间也会越早。但是这第一组女性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却是5组里面最低的。其中，一半人从没有过孩子，还有近1/3的人终身未婚；而剩下那些结了婚的女性，很多人结婚时间也很晚。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能考上大学的人太少了，只有大约3%。而当一个女性决定走高等教育这条路的那一刻，她往往就已经决定要放弃家庭生活，选择事业了。家庭事业双赢这种事，是她们不敢想的。
作者讲到一件事。1971年，她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士，提着一个长方形大盒子，走向计算机中心。盒子里装的是数百张穿孔卡片，卡片上写的是计算机代码。这位女士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玛格丽特·里德，当时75岁，已经退休10年了，但还在坚持研究。她是最早把经济学应用到结婚、离婚、生育这些家庭问题上的学者。
里德教授代表了第一组女性里，一个典型的形象：她努力考上大学，然后事业有成，但是终身未婚，没有孩子。
那么，这是因为第一组大学毕业女性的事业心比后面几组更强吗？作者研究发现，不是这样的。这种结果并不是个人偏好导致的，而更多是客观因素导致的。在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的政府和公司中，广泛存在“婚姻限制”，禁止已婚女性再干某些工作，比如教师工作、文书工作。而即使是一个女性没有受到“婚姻限制”，她想兼顾家庭和事业也很难。因为当时，还没有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些家用电器，女性的家务负担是很重的。所以，当时的很多女性被迫只能在家庭和事业当中二选一。
那么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大约是在20世纪中叶，也就是第三组女性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时候。这里插一句，在书中，第二组女性的状况可以看作是从第一组女性到第三组女性的过渡，所以我们就跳过第二组，直接来看第三组。
第三组女性出生于1924—1943年，也就是说，她们都是在二战后大学毕业的。她们呈现出的情况，跟第一组非常不一样。她们中90%以上都结了婚，而且大多数结得很早，结婚年龄中位数是23岁；而且几乎所有结婚的人都有孩子。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婴儿潮”时代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跟这一组女性大学毕业的时间几乎是重合的，就是从1946年到1964年。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因为外部环境变了。首先，当时美国走出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也送走了战争，处于难得的相对平和的时期。另外，二战之后，社会上对于教学和办公室工作的婚姻限制减少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各州法院基本废除了婚姻限制。再有，冰箱、吸尘器、洗衣机这些现代家电也普及了，帮女性节省了不少家务时间。
这些因素的变化，让这些知识女性感觉到，自己是有可能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她们的典型经历是这样的：在大学里谈恋爱，毕了业就结婚，同时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开始上班。很快，她有了孩子，就退出了全职工作，开始主要照顾家里。等到孩子大了，上学了，再重返工作岗位。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女性的工作类型。根据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超过半数的知识女性从事的是教学、文秘、护理、社会服务这些岗位。书里把它们叫做“低风险工作”。虽然，这些职业晋升空间小，工资比较低，但还是很受欢迎。这并不是因为，女性都喜欢这类工作内容，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职业更能兼顾生活。它们工作强度不大，能在孩子放学时下班，而且即使为了照顾家里中断几年，也比较容易重返岗位。
但是，第三组女性的孩子们，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四组女性，她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方式。第四组女性出生于1944—1957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大学毕业。她们中的很多人，目睹了自己的妈妈长时间待在家里，工作技能生疏了，或者，即使重返工作岗位也只是为了补贴家用，做着一些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低风险工作”。她们不甘心像自己的妈妈这样度过一生，觉得自己应该去选择想做的事情，完成自我实现。
所以，第四组大学毕业女性的身上，开始出现了一种之前没有过的趋势。就是她们想进入法律、医学、金融、管理这些在当时报酬最高、最有威望的职业。她们想在工作领域达到尽可能高的段位。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满足于本科学历，开始攻读硕士、博士。
作者自己是1946年出生的，所以她也属于这第四组女性。而她的母亲属于第三组。这里有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作者的母亲，在作者上大学的时候，多次强烈建议她考教师资格证。母亲说，这是一张“你可以依靠”的证书。等你孩子上学了，或者万一你没了丈夫，你靠着这张证书还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作者不想做这种传统的安稳工作，而是想去攻读博士，想在一个竞争激烈、活力四射的领域大展身手。作者自己的这个经历，跟当时很多女性的经历是很类似的。不过也有很多女性的母亲，是支持女儿去追逐梦想，走跟上一辈不一样的道路的。另外，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一场“喧嚣运动”，是由全美国妇女组织引领的解放女性的游行和示威，这也让更多女性的事业心觉醒了。
跟第四组女性的强事业心伴随而来的，是更晚的结婚年龄。她们的结婚年龄的中位数上升到了25岁，比第三组高两岁。因为她们中的很多人想先谈事业后谈家庭。很多人推测，等到事业上了轨道再生孩子，就不会那么容易脱离职业轨道了。
而她们之所以能有、能实现这种想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一个外部条件的变化，那就是避孕药的普及。
1960年，避孕药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第二年上市销售。一开始主要是已婚女性在用，因为当时很多州都禁止未成年未婚女性用节育用品。但是后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限制放宽了，美国成年年龄也由21岁降低到了18岁，所以多数大学生都能用避孕药了。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之前的第三组女性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早早走入了婚姻。而避孕药的普及，还有越来越多地方堕胎的合法化，让第四组女性有条件能同时享受事业和爱情，不再有那么多人因为突然怀孕而结婚了。就像一位石油地质学家克拉克感慨的：“女权运动赋予我们工作的欲望，有效的避孕措施则给了我们工作的能力。”
所以当时，第四组大学毕业女性的典型形象就是，事业第一，然后才是婚姻，再然后才是选个合适的时间生孩子。
但是，推迟生育，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女性的生育能力在逐渐下降。但当时，关于生育能力变化的研究还没有多少，第四组女性对于生育这件事的参照对象主要是自己的妈妈。她们感觉，妈妈们在生育上好像没遇到什么困难，所以感觉推迟生育也没关系。很多人事业有成之后才发现，自己“忘了”生孩子。数据显示，在第四组知识女性的无子女高峰期，45岁还没生育的人高达28%，显著高于前三组。很多女性就这样过了“生育生物钟”。
而第五组女性，也就是1958—1978年出生，1980—2000年大学毕业的女性，她们吸取了上一辈人的教训。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虽然，第五组女性延续了“晚婚”模式，结婚年龄的中位数进一步上升到了27岁左右，但是她们的生育率却大幅提升了。在第五组女性的无子女高峰期，四十多岁还没生育的人数比例下降到了20%。而第五组的末尾，也就是2000年前后大学毕业的这批女性，她们未生育的比例甚至低到了17%，这已经跟第三组“婴儿潮”时期的数据差不多了。
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第五组女性吸取了上一辈人的教训，提醒自己别因为拼事业忘了生孩子，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包括体外受精等一系列生殖技术的进步；二是产假等保护职场女性生育权益的制度的完善。这些，让第五组的女性，比她们所有的前辈，都更有能力实现事业与家庭共赢。
这里的这个“事业与家庭共赢”，并不是一个模糊的说法，作者在研究中是给了明确衡量标准的。对于拥有“家庭”的定义是，生育或收养至少一个孩子。而“拥有事业”的标准是，这个女性的年收入必须连续好几年超过一个特定水平。这个特定收入水平，简化来说，就是至少不低于跟她相同年龄、相同教育水平的男性的中部偏下的收入。
那么按照这个衡量标准，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三、四、五组女性的情况。第三组中，只有6%的女性在30多岁时实现了事业与家庭双收；第四组，上升到了14%；第五组，上升到了22%。虽然，这个数字可能还是比很多人预想中低了一些，但是作者相信，这样的上升趋势会持续下去。在过去百年中，知识女性经历了从立业成家二选一，到先成家再工作，再到先立业后成家，又到事业与家庭兼顾的波折历程，她们的境况是一点点逐步改善的，作者认为，我们也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
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说一说书里探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性别收入差距。
作者的研究显示，尽管在过去的120年里，知识女性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她们的收入水平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平均来看，第四组和第五组女性大学毕业生，比与她们同龄的男大学毕业生，工资要低27%。
那么，这样的差异，是由什么导致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破这个案。
性别收入差距这个词，很多时候都是跟“性别歧视”这个词放在一起讲的。比如，前几年，有一桩很有名的性别薪酬歧视案，就是美国女演员米歇尔·威廉姆斯事件。当时，这位女演员主演的一部电影要重新补拍，女演员拿到了10万美元片酬。但她后来才知道，同组的另一位男配角，片酬竟高达150万美元，是她这个主角的十五倍。
作者还讲到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她有次受邀去评审一家著名国际机构的内部报告。除了她以外，这家机构还邀请了两位男经济学家当评审。后来作者发现，两位男性经济学家的报酬是她的两倍。再后来，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知道了这个不公平操作，作者才拿到了更高级别的补偿。讽刺的是，她要做的这项评审，本来就涉及这家机构的性别歧视问题。
像这样的事情，很显眼，会让人记忆深刻。但作者认为，它们并不能带我们看到事情的全貌。经过她的研究，这些带有偏见和歧视的个人行为，并不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那么，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女性的教育水平整体不如男性，所以拉开了收入差距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教育水平差距确实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2000年以后，女性整体的教育程度已经跟男性差异很小了。而且，我们在刚才也说了，即使是把同样教育水平的男女放在一起对比，第四组和第五组女性大学毕业生，跟与她们同龄的男大学毕业生相比，工资还要低27%。所以教育背景这一条，排除。
另外，还有一个被很多人讲起的因素，是男女之间的职业差异。女性更多从事教师、护士和会计这些职业；这些领域的收入，一般低于男性经常从事的经理、土木工程师和销售代表这些职业，所以就拉开了整体差距。但是，作者通过一些计量处理，用“假想实验”的方式，创造出一个男女“职业平等”的环境，结果发现，这只能消除约三分之一的性别收入不平等。也就是说，还有一大部分差距没能解释。
在看书里这部分的时候，你会感觉，像是在看一部悬疑小说。围绕着一个谜团，侦探们提出了各种猜测，但又一个个被作者排除。这就让人更加好奇，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作者把数据向更深处挖掘，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就是收入差距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字。对于同一组男女来说，他们的收入差距，是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拉大的。比如，第五组中1963年左右出生的女大学毕业生，她们20多岁时的收入是同龄男性的90%。但到了30多岁，女性的收入仅为男性的76%；40多岁时，这个数字进一步下降到了70%。
纵观第五组所有年龄段的对比样本，我们都能看到这个趋势。就是，这些在1980—2000年大学毕业的男性女性，在开始第一份工作时，收入是差不多的，甚至很多女生在刚毕业的时候收入比男性还高。但在从事第一份工作后的某个时刻，他们的收入就拉开差距了，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差距越来越大。
那么，这里说的“某个时刻”，具体是什么时候呢？
你心里可能已经猜到一二了。没错，就是在她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时候。这里面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女性在生完孩子后的几年，往往会选择减少工作量，也有些时候是被公司调整了工作内容，或者自己主动换了一份办公时间灵活的工作。总体来看，她们的工作时长会缩短。
那么，男女收入差距的拉开，会不会是因为女性工作的时间少了，所以工资自然下降了呢？
作者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并不是这样。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少劳少得”的问题，而是另有原因，那就是，在很多领域，你过去积累的工作时间越多，你未来的每一个小时就会更值钱；反过来，你过去工作的时间越少，你未来的每一个小时就会更不值钱。
哪些领域会有这种现象呢？数据表明，主要是法律、医学、金融、管理这些领域。它们是最赚钱的领域，但同时，也是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领域。比如在医学领域，一个医生过去接触的病人越多，积累的经验越多，他的时间就会越值钱。还有，在金融、法律、管理领域，你要花很多时间跟客户沟通、维系关系，越是重要的项目越要这样；而一位已经有孩子的女性，如果做不到随时响应，就会错失参与一些重要项目的机会；即使上司只是出于对她的体谅和保护，不让她去接触那些最苛刻、最花时间的客户，但也还是会让她的经验积累变慢。那么她未来工作时间里每一个小时的价值，就会越来越低于同龄的男同事。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是这样的。数据表明，在工程、科学和计算机数学领域，男女收入差距就比较小。
为什么呢？作者用美国劳工部的职业信息网络，研究了不同职业对于工作时间的要求。她发现，有这么五个维度的特征，对不同职业的性别收入差距有决定性影响。它们分别是，这个工作要跟别人接触多不多，这个工作里一个人的决策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其他人，这个工作是不是对于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很看重，这个工作是不是要求员工严格遵守时间表，还有员工能不能自己决定任务和优先级。
那么，在工程、科学和计算机数学这些领域，人际互动有限，客户关系少，员工经常是独立完成任务，自己安排日程。这些职业的性别收入差距也较小。但是，像律师、管理、销售这些职业，还有自己开诊所的医生、牙医，经验和人脉积累都非常重要，他们经常要主动争夺客户，维系客户，随时待命，加班、出差是常态，时间不受自己控制。在这些领域，性别收入差距就比较高。
在作者的研究中，她把这些时间投入高，需要随时待命的工作，称为“贪婪的工作”。这类工作在收入上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工作时间越长，单位时间的回报就越高。而女性在有了孩子之后，就会在这些工作上处于劣势。
所以，“贪婪的工作”，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随着年龄拉大的主要“元凶”。
然而，从家庭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家庭中，一个人从事“贪婪的工作”，另一人从事“灵活的工作”，却往往是能让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路径。一对年轻的夫妻当然可以选择都灵活，或者都贪婪，但是这样的话，家里要么可能钱不够用，要么可能会鸡飞狗跳。即使最富的家庭，也不可能把所有家务事外包出去。所以，一人灵活，一人贪婪；一人在工作中随时待命，一人在家庭中随时待命，是很多家庭理性权衡后的选择。只不过，由于传统上社会对于女性要“主内”的期待，所以选择灵活工作的那个人，往往就是女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认为，是家庭内部的夫妻不平等（Couple Equity），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Gender Equality）。这两者相伴相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但是，作者也承认，要改变社会的性别责任观念，让男性主动更多地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这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比较困难。所以，作者更推崇的解决办法是，从行业层面发力，降低工作的“贪性”。
这有可能吗？作者认为是很可能实现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反常的行业——药师行业。药师，就是在药房工作的那些人。为什么说这个行业很反常呢？因为它收入高，也经常需要跟客户接触，但是性别收入差距却很小。目前，女药师的收入中位数是男药师的大约94%，基本差不多。
为什么呢？分析历史数据会发现，这个差距是在最近五十年逐渐缩小的。因为最近五十年，发生了一个关键变化，就是药师之间的可替代性增强了。在以前，很多药品都是需要专门配制的，所以药师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每个药师可能都有自己的“老顾客”，了解他的病情怎么样，在吃什么药、疗效怎么样。药师甚至会在深夜被叫醒，给熟悉的客户开紧急处方。这就让药师这份工作，成了一种像现在的律师、高管这样的“贪婪的工作”。
但是最近几十年，标准化的处方药越来越多，病人的信息也都被详细地记录进电子档案，药师不用跟病人建立私人联系，也能很快地给到他们适合的药。药师之间几乎可以完美替代。所以，在这个行业，就不存在那种，工作时间越长，未来每小时的时间就更值钱的情况了。
这个结论还可以推广到其他行业：如果一家公司里，团队成员之间的替代性增强，那么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就能更灵活，工作“贪婪度”就会下降。而且，从药师行业的情况来看，这样也并不会导致他们的薪酬下降。
作者在调研中发现，除了药师行业以外，这样的变化也开始发生在其他更多的行业，比如医院、咨询、会计和金融行业。这一部分靠的是信息管理和沟通工具的升级，同时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现在的年轻员工，无论男女，都更可能会因为工作时间长和不可控辞职。如果他们一下子甩手不干了，又没有可以替代的人，最后受伤的还是公司。所以，很多公司都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培养员工之间的可替代性。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联想到，咱们国内很多公司正在做的，公司内部的知识管理、经验沉淀，还有现在很多线上办公沟通软件上都有的历史聊天记录同步、资料同步、关系交接等功能，其实也逐渐增强了员工之间的可替代性。
除了加强团队成员的可替代性、避免人人“随时待命”以外，书里还提到了其他能够弱化女性在职场上的劣势的可行路径，比如，增加高质量的托儿服务的供给，减少年轻父母照顾孩子的成本；还有，进一步发展那些让远程办公、弹性工作更有效率的技术和组织方式，这样才能让男性、女性的时间都变得更加灵活。在这本书英文版出版的时候，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在全球范围内刚刚缓和的时候，各地在逐渐复工复产。作者在后记中提到，这场疫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远程办公的技术发展和普及应用，即使在复工复产之后，人们也开始更加频繁地远程办公、灵活办公了。这对于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来说，是有利的。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简单回顾一下：
在我们刚才讲到的，性别收入差距这个问题上，作者向我们展现了，造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个别人在主观层面的性别歧视，而是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家庭内部也同时存在效率和公平的冲突。如果以家庭为单位，那么在竞争激烈的当下，一个人“贪婪”地工作，在职场中随时待命，另一个人灵活地工作，在家庭中随时待命，是让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路径。但因为，选择在家庭中随时待命的人，往往是女性，这就造成了她们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收入往往会跟男性逐渐拉开差距。
而在更前面的一部分，我们回顾了书里展现的，知识女性在过去一百年里，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平衡与挣扎。
时间是公平的，谁都不会比别人多上一分一秒。人们必须选择要怎么取舍，怎么更好地利用时间。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知识女性，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她们冲破障碍，缩小差距，并把经验教训代代相传。我们能发现，其实促使每一组女性的选择和境况发生改变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她们自己的偏好变了——她们追求的东西一直没变，而更多是外部约束条件，还有历史信息集变了。她们每一代人都在观察上一代人的生活，吸取她们的经验和教训；每一代人都在当时的社会和技术约束下，努力去做自己认为最理性的决策。
作者戈尔丁想带我们看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一群人，或者某一个人，不在于人主观的偏好或阻挠。这或许是好消息，但也让前行的路，变得更加艰难。用作者的话来说：“为了在不确定的未来实现理想的平衡，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女性和家庭。我们必须反思国家的工作与护理制度，以便重新铺砌前行的道路。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回溯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历程，时代一直在进步，但还远没有达到我们满意的程度。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问题，人类显然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发现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正是解决问题的起始点。而这本书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从详实的数据分析中探索问题的答案。
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说的：“有了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才知道未来需要解决哪些障碍。”而从戈尔丁提出的改善思路来看，一个对女性更加友好的社会，对男性来说，也势必是更加美好的。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在过去百年中，知识女性经历了从立业成家二选一，到先成家再工作，再到先立业后成家，又到事业与家庭兼顾的波折历程，她们的境况是一点点逐步改善的，作者认为，我们也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
2、“贪婪的工作”，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随着年龄拉大的主要“元凶”。
3、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一群人，或者某一个人，不在于人主观的偏好或阻挠。这或许是好消息，但也让前行的路，变得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