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博弈》 董鸿英解读

《金钱博弈》| 董鸿英解读

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金钱博弈》，在这本书里，一位金融投资家从亲历者的角度，披露了亚洲金融危机中，收购并重振韩国第一银行的内幕。

韩国银行被收购的事儿，咱中国人为什么要听呢？应该说，它也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故事。这是一桩由中国人领衔的国际投资事件，一个教科书式的商业谈判案例，称得上是资本并购史上的经典和传奇。其精彩程度，也不妨碍金融外行把它当作一部有武侠风的非虚构商战小说来读。

这桩交易国际到什么程度呢？有人打趣说：一个中国人代表一家美国投资公司，和韩国政府谈判，成功控股韩国最大的银行，再交由一个世界级的高管团队经营，五年后便以好几倍的价格出售给了一家英国银行。

这个故事又有何精彩之处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它将一众不可多得的商战元素融汇一炉——经济危机、政商博弈、民族情绪、媒体战场、情报窃听，宏大背景下，谈判桌上波澜迭起，各路人马交错复杂。不少人是一口气读完，感慨万千。用资深电影人、欢喜传媒集团主席董平的话来说：“这起收购案的胶着、激烈程度不亚于一部电影，是另一个角度的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更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

这笔收购案中领衔的中国人是谁呢？你可能也已猜到了，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单伟建。单伟建先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投资家之一。你可能想不到的是，作者职业生涯的起点。他曾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新兵蛋子，在戈壁滩上挖过渠、开过荒，人生经历带着特有的时代烙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被他写进了另一本回忆录——《走出戈壁》。他突破艰苦和闭塞的环境，圆了大学梦，还远渡重洋，在美国读完硕士和博士，那又是一段传奇故事。商学院博士毕业后，单伟建在美国常春藤谋得教职，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在那里教了6年的企业管理。后来，想要尝尝实干的滋味，在市场中转化知识的价值，投身金融界成为投资人。他先是在1993年加入美国摩根银行任中国首席代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转投买方市场，加盟美国新桥投资公司；后来他成为太盟投资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在韩国第一银行收购案后，单伟建又接着率队收购了深圳发展银行的控制权，创造了外资在新中国控股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历史，这两个项目后，他收获了“中国PE之王”的美誉。

这本书记述的就是作者在新桥投资公司时期经手的第一笔银行收购案。在投资上，这本书有不少看点：首先，股权并购动不动就是大买卖，很少有交易细节被公之于众，更没有亲历者一五一十、耐心地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作者填补了这类空白。还有，在投资界，人们都热衷于谈论成功的投资事件，而对于退出，也就是到底最后是赔了赚了，往往不甚了了。而这本书通盘交代了买入与卖出，用时间印证了投资的结果。对于投资圈来说，这是一桩值得参悟的复杂交易，提供了能让人置身其中的案例复盘。而对于圈外人来说，也可以一窥国际投资机构金融运作的神秘内幕。从这个资本的“高端局”中，你也可以找到生意或工作上的共鸣，比如：在先发优势并不突出的情况下，如何从竞争者中胜出，赢得一桩重大交易。

刚拿到这本书，和读过这本书的感受很不一样，我想说，《金钱博弈》是一本容易被书名错过的好书，像这类气势磅礴的书名，可能会让人感觉名大于实，而这本书写得诚恳、实在。或许这本书的英文版书名“Money Games”更符合一种淡看风云、却话往昔的心境。单伟建先生舒畅的文笔也与这场充满戏剧性的商战角逐相得益彰。

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作者来回顾这桩资本并购史上的经典交易。我带你分别从交易事件的背景、过程和启示三个方面，来一步步深入韩国第一银行并购案。

好，我先带你重温一下这桩收购事件的背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韩国，股市暴跌49%，韩元兑美元贬值66%。资金大量外逃，韩国外汇储备失血殆尽，主权信用濒临破产。韩国政府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紧急求助，很快获得了IMF580亿美元的救援，这是IMF当时最大的一笔援助。这个援助计划的条件之一，是要求韩国政府重组银行体系，将两家已经破产并收归国有的银行——韩国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出售这两家银行不仅仅是要救活它们，也是出于危机后韩国银行业体制改革的需要。因为那时韩国银行的做派，有典型的政商交融的色彩，银行与大财阀深度绑定。金融危机中，善于搞杠杆游戏的各大财阀玩不转了，纷纷告急，无力偿还贷款，很快拖垮了银行。重组银行，根本上也是为了与财阀经济解绑。

韩国第一银行曾经是韩国最大的商业银行，这时候已深陷危机，靠政府救济苟延残喘。韩国政府聘请投资银行家在全世界寻找买家。招标文件上写明，希望找到的投资者是一家国际商业银行，但像新桥这样不是银行的投资公司也接到了帖子。大概是行情不好，担心无人问津，所以网被撒得如此大。

新桥是两位美国投资家所创办的专门面向亚洲市场的投资公司，单伟建当时是新加入的合伙人。一开始，单伟建对于这个项目不以为意，很显然，如他所说：“哪个疯子会愿意在最糟糕的经济危机之中，把钱投入一个失败的经济体，买一个失败的银行呢？”

合伙人告诉单伟建，这事儿应该问问老板庞德曼，因为他最懂银行。庞德曼律师出身，后来成为金融投资家，曾在美国储贷危机期间从联邦政府手中买下了破产的美国储蓄银行，改造后再出售，赚到了好几倍。

庞德曼回复说：“我亲历的历史告诉我，在经济周期的低谷，收购政府给予保护的破产银行，会是极好的赚钱机会。我认为你们应该参与这个拍卖过程，看看会发生什么。”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话入正题，看看这桩并购案到底发生了什么。

翻开这本书的目录，章节名四字对仗、充满悬念，比如“一掷万金”“钱能通神”“火中取栗”，有种中国章回体小说的意味，这种起法也常见于商战小说，像是《输赢》《招标》等。这桩交易也的确是跌宕起伏、艰难漫长。全书描写的主要情节分为三个阶段：收购、重振和出售。而其中第一个阶段“收购”是重头戏，它以三个里程碑事件为节点，每一个节点的达成都曾令谈判双方拼命以搏、心力交瘁。这三个重要节点分别是：第一阶段，《共识备忘录》的签署；第二阶段，《投资条款书》的签约；以及第三阶段，“最终协议”的签订。

虽然每一步都饱含艰辛，但个中滋味却天差地别，每一轮韩国方面的主谈人和态度都不一样。最开始《共识备忘录》的谈判，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正值韩国金融危机乌云压顶，交易双方可以说是双向奔赴。第二阶段《投资条款书》的谈判，一谈就是9个多月，远远超出了4个月的独家谈判期，其间韩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与韩国第一银行同时被出售的汉城银行，其买家开出了看似不错的条件，谈判筹码有了微妙变化，韩国政治派别暗中角力，这一段的谈判可以说是百转千回、一言难尽。到了第三个阶段“最终协议”的谈判，历时3个多月，双方目标一致，在几份数百页的法律文件中你攻我守，最后连续拼搏四天四夜，一鼓作气完成了看似遥不可及的任务，赶在1999年圣诞节前夕达成了最终交易。

我们再走近一些，来看看这桩交易的谈判双方。你可以先想象两方阵营的谈判代表：一边是单伟建团队，代表新桥投资公司；另一边是代表韩国政府的金融监督委员会，简称金监会。他们的身边还分别陪伴着各自的顶级顾问团队，新桥这边有财务顾问雷曼兄弟、会计顾问安永、战略顾问贝恩、法律顾问美国佳利律师事务所和韩国金张律师事务所，以及后来聘请的韩国政治顾问、政治说客等。而金监会那边也有财务顾问摩根士丹利、会计顾问普华永道、法律顾问伟凯律师事务所等。在远离谈判前线的后方，单伟建身后是新桥两位洞若观火的美国老板庞德曼和布朗姆，金监会的背后是青瓦台的密切关注。其中的众多人物在谈判过程中施加着影响，甚至在谈判陷入胶着的时候，美国大使馆也下场出面，力挺新桥。在新桥几近绝望的时候，韩国总统金大中赴美会见克林顿，高层外交有如神助一般促成了谈判重启。在双方阵营间，还来往穿梭着捕风捉影或各怀立场的媒体记者，他们的举动也时不时地让节外生枝。事实上，这样一桩有标志性意义的交易，谈判桌外分别坐镇了一圈又一圈的政商势力，且始终处于韩国内外舆论的漩涡中。

非常时期，买银行不可能像菜市场买菜那么简单。但有一个人，最有本事把这桩错综复杂的交易解释得如砍瓜切菜一般清楚，那就是作者的老板庞德曼。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庞德曼是运作银行并购案的资深大佬。我们就借助他的交易模型再来看看这桩买卖双方在谈判些什么。

破产银行因为坏账太多，资本金都不够填坑的，就是俗话说的资不抵债。那为啥要买，买下来又咋弄呢？庞德曼的做法是把破产银行一分为二，拆分为“好银行”和“坏银行”：“好银行”剥离了不良资产，只剩下正常还款的贷款，再优化管理、继续运转。而那些不能还本付息的不良贷款全都归入所谓的“坏银行”，该认赔认赔，该催收催收。这一番手术下来，“好银行”摆脱了破产的阴影，重新打鼓另开张，人们才敢去存钱嘛，它发行的债券也才卖得出去，银行那个池子里才有水能流动起来呀。新桥买的实际上是那个清理后的“好银行”，而政府则承诺接手那个“坏银行”。在交易处理上，就是韩国政府负责买下破产银行的不良贷款，补上银行资产剥离后留下的缺口，使得重组后的银行获得一张干净的资产负债表，新桥和韩国政府再按比例出资，对“好银行”重新输血，补充资本金，恢复其运营。

好，新桥和金监会谈判的重点之一，就是“好银行”的资产定价和卖还权的问题。资产定价说的是这个银行标什么价钱卖。银行资产的要点是生息资产，主要就是指贷款，因为说到底，银行是靠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的利差来赚钱的，没有贷款这样的能产生利息的资产，银行的利润和股本回报就无从谈起。不像银行的总部大楼、分支机构等物业财产，生息资产的计价没有现成的会计准则，如何对这些贷款的质量做评判，按账面值折价多少，或者是应该计提多少比率的坏账准备金，是双方争议的焦点。第二个焦点“卖还权”，说的是万一“好银行”没有把不良贷款清理干净，或者有些贷款现在看是好的，可没过两年也违约还不起了，重组后的银行有权将继承下来的贷款中后来才暴露出来的不良资产卖还给韩国政府。韩国政府给予新桥的卖还权是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为期，允许100%卖还，还是只能按一定比例卖还，这些问题都触及双方的心理价位。

这听起来，出售的银行受到韩国政府的全力担保。而且为了填补坏账造成的窟窿，政府为韩国第一银行至少已投入超过4万亿韩元，约合35亿美元。按照协议，新桥和韩国政府分别按51%对49%出资1万亿韩元注资，新桥仅仅花了5000亿韩元，还不到5亿美元，就成为韩国第一银行的控股股东。当时很多韩国民众就看不明白了，认为政府吃了大亏，便宜了外国贼。这也是当时新桥在韩国民族情绪高涨时期面临的公众误解。实际上，政府之前花的钱是赔存款人的，因为他们的银行把储户的钱赔掉了。而新桥投资的钱是用来补充银行股本金和管理运营资金的。就打个比方说，新桥花100万美元买了个仓库，之前的仓库管理者失职，所保管的天价钻石失窃了，保险公司向失主赔了1亿美元保费。政府就相当于保险公司，如果政府不把这笔巨额纠纷应承下来，仓库也难以卖给新的管理者去经营。

这个道理，政府当然很清楚，在整体交易结构上，韩国政府和新桥其实没有本质分歧。但要谈拢却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对战，有大量的条约、技术细节和不确定性因素需要商定，甚至是讨价还价。以最为曲折和煎熬的第二阶段《投资条款书》的谈判为例，作者遭遇了最不配合，甚至故意刁难的谈判对手。这就是金监会中途换将，接替上一任谈判代表的南理宇。如果南理宇不是真名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中国成语“难以理喻”。不仅单伟建一帮人物被他折磨得快要怀疑人生，就连他自己的团队也都快被逼疯了。南理宇的谈判策略概括起来就是几个“不”：凡事都说不，反复说不，从不决策，不断试探新桥的底线，逼对方让步。如此不讲理的谈判方式，也是让人醉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韩国的政治生态，因为南理宇所属的政治派别往往并不买单总统的一些施政方略。

原本交易的主要框架在第一阶段的备忘录中已形成共识，接下来却被南理宇团队打了几个月的太极，双方差距不是越谈越近，而是越谈越远了。眼见新桥独家谈判的排他期过了，金监会拿出的提案一稿比一稿倒退，还经常将新桥晾在一边，谈判陷入冰点。作者形容说：“像坐过山车一样，时而巅峰，时而低谷，不分昼夜，历尽艰辛。眼看胜利在望，却可见而不可即。”直来直去的新桥老板庞德曼甚至怀疑被耍了，他告诉单伟建：“交易是否在商业上还可行？我们做出了这么多让步之后，也许从量变转向质变，从一个好的投资已变成了一个坏的投资。应该往后退一步，看看全局。我们不能在不知不觉中死在千刀万剐之下！”

新桥内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该摊牌了，这个项目拖得太久，成功的希望渺茫，机会成本很高。在投资行业中，人容易形成机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美德，也是成功的秘诀之一，恋战之人吊死在一棵树上，会失去一片森林。合伙人也逗闷子说：即使最终我们收购失败，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我们得到了一个情节异常曲折的剧本的版权。当时新桥也许只剩下一个人在坚守，那就是单伟建。甚至有发送工作备忘录习惯的他，在最后都不再将修改的协议发给老板，因为不想让团队知道他还在与金监会周旋。

事情的转机也在暗中酝酿，甚至最后在不可思议间发生。金监会主席李宪宰，也就是南理宇的顶头上司，面对青瓦台对第一银行收购案进度的质询，迫于压力，亲自下场，绕开了南理宇与新桥团队谈判。其实庞德曼也心知肚明，要完成这项交易，青瓦台必须参与。韩国总统金大中后来在接见新桥公司时也表示：“改造这家银行是我本人经济改革计划的核心。”国际社会当时将韩国第一银行的出售视为检验韩国经济改革决心的试金石。李宪宰当时的处境其实很艰难，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曾收到总统机要秘书的传真，要求配合在总统访问美国之前完成交易。办事不力位子不保，但如果完成交易，他很可能会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因为无论他谈成的条件对韩国多么有利，将来时过境迁，经济危机不再，就会有人秋后算账，说他贱卖国家资产。那时没人会记得曾经的韩国第一银行是个卖都卖不出去的烂摊子。所以李宪宰对自己的亲信说：“如果我卖掉这家银行，我就完蛋了；如果不卖，国家麻烦了。”

在进退两难中，李宪宰的谈判态度也是阴晴不定，有时甚至出尔反尔、令人费解，但好在他是讲理的，也有大将风度，甚至赢得了单伟建不少的敬意。为了避开韩国国内无处不在的监听，李宪宰和新桥还大费周章，将高层会面的地点改在千里之外的中国香港。李宪宰的身份不便大张旗鼓地坐在谈判桌前，新桥和他之间复杂的沟通有赖于一位中间人的传递，那就是韩国金张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玄鸿柱。玄鸿柱曾担任韩国驻联合国大使和韩国驻美大使，是一位资历深厚的外交家，人称玄大使。在玄大使不遗余力地穿针引线和撮合下，双方才免于谈崩。最后在单伟建都已心如止水，准备坐飞机离开时，玄大使把他叫了回来，告诉他已代为谈妥了几乎所有未决的问题。签约仪式，就在次日。

签订《投资条款书》的那一刻，双方就像在签署停战协议。《投资条款书》已具有法律约束力，意味着交易已锁定。之后，新桥谈判的对象换为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与金监会时期的谈判格调截然不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的团队友好、坦率，就连借调来交接工作的南理宇的部下也像变了个人。此前，这人无事生非，作者有几次都想把手伸过谈判桌掐他的脖子，这回他却非常友善。之前各为其主，而此时大局已定，双方的目标都是尽快达成最终协议。新桥与韩国存款保险公司经过3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艰苦谈判，终于完成了交易的法律文件。

最终协议签署的那一天，气氛也不同于几个月前那次沉闷的签约，双方彻夜未眠，却都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媒体也蜂拥而至，现场掌声雷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单伟建打电话给他的美国老板庞德曼，说：“我们签约了。”那头说：“恭贺！”然后不打顿地加上一句：“现在，真正困难的部分开始了。”电话这头的单伟建笑了，是啊，因为新桥要重建韩国第一银行，考验投后管理能力的一场硬仗又开始了。世界著名私募投资公司KKR的创始人之一亨利·克拉维斯喜欢说：“任何傻子都能收购公司，而在收购后发生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肯出价，花钱谁不会？赚钱才是真正的本事。有一本书叫《拯救太阳》。“太阳”指的是日本，日本的国旗就是太阳旗。书中讲的是一个相似的故事：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破产，日本政府将其出售给美国投资公司。这桩交易后来让一些投资者被套牢20年，赔了不少钱。

新桥接手韩国第一银行后，组建了新的董事会，新的管理团队是新桥和猎头从全球物色的银行家，大刀阔斧的重建工作启动了。改革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优化贷款结构，提高消费信贷在银行资产中所占的比重，消费贷款每一笔规模都很小，但利率比企业贷款高，可以分散风险，提高利润率；二是，建立先进的风控管理体系，在韩国最早引入了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来使风控模型更科学，同时让批贷效率极大提升；三是调整分行业务职能，贷款的审批权收归总行，总行统一把关标准，分行专注于销售，全力拓展市场规模；四是，创新信贷产品，例如打破韩国只有通常3年短期房贷的惯例，推出最长30年的按揭贷款，这一举措让很多韩国年轻人买得起房，大受市场欢迎。

之后几年中，韩国第一银行迅速扭亏为盈，资产规模翻番的同时，不良率达到行业最低。新桥成功让一家问题银行起死回生，也踩住了韩国经济从低谷走向复苏的周期。2004年，韩国第一银行已在行业中独占鳌头，成为名副其实的韩国第一，吸引了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并购意向。两大买家龙虎相争、激烈竞价，最终渣打银行以33亿美元的价格成交。想当初新桥买入时，这家银行作价约9亿美元。签约出售协议的这一天，正好是平安夜，距离1999年的圣诞节，单伟建代表新桥签署收购协议正好整整5年时间。5年赚了近3倍，新桥的这笔投资获得了大丰收，这个结果，也令韩国政府皆大欢喜。韩国第一银行并购案的故事载入了史册，后来这家银行的名字改为渣打韩国第一银行。

好，韩国第一银行收购和重建的过程就和你聊到这儿。我们来分析下，这里面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回味的地方。

先从个人的角度说说故事的主人公单伟建。读这本书的时候，作者的坦诚让我想起另一本投资大佬的回记录，美国黑石集团掌门人苏世民写的《我的经验与教训》。书中苏世民如实讲述了自己初入金融这一行时的情形，他坐拥独立办公室，却看不懂财务报表，背脊发凉、额头冒汗，唯恐这时有人向他发问，戳穿他“骗子”的身份。单伟建加盟新桥的时候，其实差不多还是PE的门外汉。这一点，单伟建也同样直言不讳。庞德曼第一次面试单伟建时，就知道“这个家伙对私市股权投资根本一窍不通”。这儿说明一下，作者用的“私市股权投资”，就是指我们更常听说的PE“私募股权投资”。但庞德曼还是高薪聘用了他。至于为什么，庞德曼说看得出来他的责任心，而且觉得他能学会。庞德曼慧眼识珠，后来单伟建出色地完成了新桥对韩国第一银行收购案等一系列大项目，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在和金监会第一回合的过招中，李宪宰问单伟建：“你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收购韩国曾经最大的银行吗？”在手里其实并没有新的并购基金的情况下，单伟建不动声色地说：“资金不成问题。”在投资圈，谈成好的投资机会就不愁没钱，最后新桥这笔交易最大的跟投方来自孙正义的软银。读读这本书，会明白，人们通常以为，投资界的巨额交易靠的是不同于常人的专业，而事实上，除了专业，能否成事，还往往有赖于人基本的职业品质，比如坚韧、果决和信念。就像苏世民在他的回忆录中，开篇第一条原则就讲道：“做大事和做小事的难易程度是一样的”。我们也可以细品一下：事情无分大小，困难是相通的，成事法则也是相通的。

再从组织的角度来看，新桥既是白衣骑士，更是黑马典范。当时金融风暴席卷下的韩国，人人自危，资本争先恐后地外逃。而新桥逆流而上，把握住了时机，别人恐慌他进场，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做成了一桩后来看起来很划算的买卖。这是投资者的眼到和手到。但话又说回来，当时韩国第一银行全球寻找买家时，新桥不是没有竞标者。有，而且还是韩国政府更为倾心的国际知名大行——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相比之下，新桥乏善可陈，名不见经传，还没有银行业资质，拿它都不太好向公众交代。但为什么最终是新桥成功入主韩国当时最大的银行呢？

这就得说，首先新桥懂得换位思考，在其交易结构中主动给予韩国政府49%的股份，这是韩国政府从别处费半天劲要都没要来的份额。这一点之所以打动金监会，是因为政府也迫切希望从盈利后的银行分利，以弥补为它填坑时所产生的巨额财政损失。后来新桥还提出给韩国政府5%的认股权证，就是说韩国政府将来能实际分得的利润比49%还多几个点，超过了大股东新桥，这其实是新桥的主动让利。其次，竞争对手作为国际大行，官僚体系复杂，决策缓慢，而新桥作为机动的小型投资公司，有什么事几个关键人物一“拉群”就可以开会，反应敏捷、决策高效。并且，新桥的谈判有典型的美式风格，金监会和其他买家打完交道后才懂得，还是新桥都放明面上，不藏着掖着，最实在。

最后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韩国第一银行收购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家经济开放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而第一银行被看成是国家“王冠上的宝石”，对外资开放国有银行的控制权，于中央政府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也面临着巨大的争议。韩国出售第一银行，实属迫不得已。但事实证明迈出这一步很关键，新桥的投资带来了示范效应，原本少有人问津的韩国市场重新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真是没人买的不香，有人要的才香。更为重要的是，被收购后的韩国第一银行与国际信贷文化接轨——不靠关系，不靠政策，而看客户还款能力放贷，重塑了风控和管理体系，成为激活韩国银行业变革的那条鲶鱼。这也是为什么韩国第一银行的重建过程中，获得变革经验是比重获经营利润更为重要的目的和价值。开放交融终究是世界发展的大势，不在危机时刻，而能主动思变，有意识地引入全球先进经验，这就将是更大的国家智慧。

好了，《金钱博弈》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和你分享到这儿。

合上此书时，我很感慨单伟建先生留下了如此详细、清晰的交易记录，并且向公众和盘托出。作为曾经的商学院教授，他以切身经历写成了一本商业案例。时隔20年，谈判过程娓娓道来，还可以精确到几月几日、几点几分，实在是让人叹服作者的工作习惯。在紧张的谈判工作中，单伟建有两项习惯始终没有落下，那就是跑步和写备忘录。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每天与金监会斗上十几个小时，然后还要花上几个小时来写详细的内部通报。或是就着美国团队的时差，在汉城时间通宵开会之后，早上仍坚持跑步。这样的工作强度的确没有多少人能坚守阵地15个月。不仅作者，韩国政府各方面团队实际上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我曾在韩国接触过韩国创投界，韩国人士工作忘我和敬业的程度，是超乎很多中国人想象的。单伟建团队能与他们匹敌，也足以令人起敬。

这15个月的艰苦谈判，从经济学上讲，就属于是巨大的交易成本。能不能成交不知道，仅新桥方面付出的团队和资源，以及需要支付的律师、会计师、分析师及其他顾问的费用就已超过数百万美元。这个成本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尽可能消除双方之间信息的不对称，通过各种方式建立最终信任。也因而，在金融投资领域，最昂贵的是信任，最宝贵的也是信任。正如作者所言，谈判成功的关键，是双方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唯一的方法，就是坦诚相待，即使有时会因此失去机会。长远来看，坦诚终会回报以更大的机会。

好，今天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个音频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人们通常以为，投资界的巨额交易靠的是不同于常人的专业，而事实上，除了专业，能否成事，还往往有赖于人基本的职业品质，比如坚韧、果决和信念。

2. 只要肯出价，任何傻子都能收购公司，而在收购后发生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3. 谈判成功的关键，是双方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唯一的方法，就是坦诚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