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逻辑》 钱言解读

《文明的逻辑》| 钱言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文明的逻辑》，副标题叫做“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它能启发我们不只从效率的角度看文明，并且从风险的角度看文明，这样能更完整地理解社会文明的历史，并且反思自己如何追求幸福文明的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陈志武先生，是一位金融学大家，曾在耶鲁大学担任终身教授，后来到香港大学任职。这本书的构思始于2005年，从构思准备到写作完成经历了16年。成书分为上下两册，共计86万字。是一本潜心创作的重量级作品，出版后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反响，非常值得重视。

那么，在这部“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中，作者提出了哪些新的观点呢？

要知道，过去一谈文明的进步，大家通常会想到科技、教育、文化，而经济学界最常用的标准是经济增长或生产率。不管是谈中西文明的对比，或是探讨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用的都是GDP或人均收入作为指标。直到今天，评价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或文明程度，也往往如此。这就是所谓的“唯生产率论”。

但在作者看来，这个标准是有缺陷的。因为按照这个标准，人类在工业革命前的几千年里，生产率都围绕着一个水平上下波动，说明文明毫无进展；那时候的许多社会创新和知识成果，包括人文、艺术、哲学等方面的成就，以及儒家经典和宗教教义等等，都不构成文明的进步。这显然是荒谬的。并且按照“唯生产率论”，有的人会把知识分为有用知识——比如科技、商业、法律，和无用知识——比如历史、人文、哲学，再把人分为生产性人才和非生产性人才。这样的划分是存在隐患的，咱们后面会解释。

总之，基于对“唯生产率论”的担忧，作者提出要补充一种新的因素——“风险应对力”（也就是应对风险的能力）来作为衡量文明的标准。要让劳动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构成判断社会进步的两个维度，就像金融投资理论中的风险收益权衡一样。这样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人类文明进程，并为我们认识风险、应对风险带来新的启发。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围绕这本书的主题，来回答文明究竟是什么——文明不仅是经济增长，也包括风险降低。比如历史上的信仰、宗族、宗教等社会形态，未必直接创造财富，但是增加了应对风险的能力，也是文明的组成部分。

其次，针对这本书的副标题，要说人类与风险是如何博弈的——会谈到风险不只是自然灾害，也包括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失业、萧条、政治动荡等人造风险，催生出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改变了文明的发展趋势。

希望听完之后，你不仅对人类文明历史有新的认识，也能从中汲取智慧，加强个人的风险应对能力，争取获得一种安全、体面的生活。

好，首先我们来看，文明究竟是什么，还有作者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

陈志武教授身为一位金融学家，为什么要关注文明问题呢？简单地说，是因为经济学界甚至历史学界的学者在评价文明发展时，往往以经济增长或劳动生产率作为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这在他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

比如有的经济史学家认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因为在工业革命前后，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用人均收入来表示，并制成图表，你会发现，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800年左右，世界人均收入都在一个平面上波动，几乎没有提高。但是在18世纪以后，也就是工业革命发生后，这条曲线陡然升高，以近90度的斜率加速，开启了新的历史。并且在东西方之间，出现了所谓的大分流。有大量历史研究和经济理论，不管是谈中西文明的对比，或是探讨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都是基于这个前提展开的。甚至到今天，在评价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或文明程度时，依然是用GDP或人均收入做标准。

但是陈志武教授认为，只用GDP做标准，会带来一些困惑。比如，按照经济史学家的估算，汉朝时中国人均收入大约是450美元，到清朝道光年间大约是600美元，到19世纪末回到了530美元，到1950年只有439美元。也就是说，按照人均收入或者劳动生产率的标准，中国从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里几乎没有进步，这让人不可思议。就像有人按照生产率来计算，认为农业社会相比狩猎社会，是一种文明退步一样。

另外按照生产率的唯一标准，有的人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能促进生产的，比如科技、医药、商业、法律等，这是有用的知识；另一类是不能促进生产的，比如人文、艺术、哲学、宗教等，这些是没用的知识。按照这种划分，像儒家经典、宗教教义这些文化成果都应该被抛弃，学校不应开设文、史、哲方面的课程，学生不应选修这些专业，公司也不要雇用这些专业的员工。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要纠正这样的观念。

因此作者提出，要在生产率之外补充一个因素，叫做风险应对力，作为衡量文明的标准。所谓风险，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是指可能损害个人福祉的不确定性事件，比如疾病、地震、战争、失业等。按照这个定义，作者认为，文明不仅是财富的增加，也是风险的减少。只有两方面同时考虑，才能解释社会发展中更多的现象。或者换句话说，历史上很多看似奇怪的现象，其实是为了降低人类生存风险而产生的。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逻辑。

那么，为什么要把风险应对能力看作评判文明的标准呢？

因为作者发现，在人类文明发展中，风险是产生暴力的重要根源。比如发生了旱灾、水灾、地震、瘟疫等风险事件，人们会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挑战，不管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还是老百姓，这时都会更倾向于诉诸暴力寻找活路，或者被迫卷入到暴力活动中。比如欧洲历史上北方蛮族攻打古罗马，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进犯中原，经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农民起义和社会动乱也跟风险冲击密切相关。有学者分析了1470年到1900年间，中国267个府的农民起义和气候灾害的关系，发现旱灾年份是关键，因为食物短缺，生存受到了挑战，农民揭竿而起的概率增加。还有研究统计了1661年至1898年清朝中国的命案发生率，结果表明，一旦一个地区出现灾害，债务纠纷、土地纠纷和家庭纠纷就会相应增加，命案率也会显著上升。

由此可见，风险是产生暴力的重要原因，降低风险就等于减少暴力。换句话说，人类应对风险能力的提高，也就意味着文明程度的提高。

那么人类可以采用哪些方式来降低风险呢？按这本书的观点，不管是旱灾、水灾、地震、瘟疫，还是其他风险事件，对个人或国家造成的冲击往往是短暂的。只要度过冲击期，未来就能恢复正常。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不同时期的收入和消费进行跨时期的调配交换，从而平抑风险。

在这本书里，作者一共解释了九种社会形态，包括科技、迷信、婚姻、宗族、宗教、商业、金融等对降低风险、促进文明的作用。其中有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科技、商业，有些限于篇幅，比如婚姻、宗教，这里就不再展开。如果你有兴趣，推荐读读原书。咱们今天主要介绍3个有代表性的社会要素——迷信、宗族和金融，来看这些社会创新是如何降低风险，并促进文明的。

首先来看迷信。说到迷信，现代人大多不屑一顾，甚至把它和愚昧落后联系在一起。但作者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迷信是降低风险、化解暴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科技、金融等避险手段成熟之前。因为它虽然不能改变现实，不影响客观存在，但可以给个体带来安心，给社会带来秩序，从而增加合作，减少风险。

试想，在几万年前，人类没有文字和科学，不懂自然是怎么回事，没有防备风险的工具。每天自然界发生的事自己不可预知、无法理解，而一旦发生却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该怎么办呢？一种可能是放弃努力，听天由命，甚至不活了。另一种积极的回应是，虚构出一套故事，告诉大家天灾、洪水、死亡、疾病等等，都是由上天决定的，甚至是因果报应。这就是迷信。虽然它不能被科学验证，但在历史上，迷信降低了人们对未来的惶恐，增加了群体生存下去的信心。它能从三个层面降低风险，减少暴力。

一是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会借用某种天命或神话的传说，比如自称天子、神的化身等等，来树立统治权威，建立国家秩序，从而减少无政府状态的暴力冲突。二是迷信中往往包含着某种道德教化，比如说做坏事被天打雷劈，不守信用的人要下地狱，背叛他人没有好下场等等，这能增加社会安全和契约信用。三是在个体层面，迷信能提升普通人的身心稳定和生存信心。否则，按这本书的说法，在充满风险的世界里，如果没有迷信的支撑，人们很难从事任何有风险的活动，比如农民可能不再播种，商人不敢出门，水手不去远航等等，会导致经济难以维系下去。

所以在历史上，迷信对生成秩序、减少风险起到过积极作用。它不是愚昧的产物，而是人类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的解决方案，也是文明进程的一部分。

接下来看宗族，也就是所谓的亲戚关系。说到宗族，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传递亲情、拓展社会关系的组织。但作者说，在中国历史上，宗族的功能如同一个内部金融市场，促成宗族内的风险分摊和资源共享，最终提升个体和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

打个比方，一个家庭五兄弟，长大分家之后，因为能力、机遇不同，每家的家境也会不同。但无论如何，当遇到风险事件冲击时，比如疾病、破产、打官司等等，大家互相救济，会更容易渡过难关。就像过去经常听说，某个农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但没有学费，全村的亲戚凑钱让他上学一样。当然，帮也不是白帮，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渡过难关的人将来也要回报大家。这就像家族内部的金融市场一样，能提高每个人的风险应对能力。

当然，要实现这种功能，宗族的礼制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秩序和礼仪规则。比如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家族祭祀，还是见面问候，都要遵守一套繁琐的礼仪，强化个人的地位和等级。而作为一家之主的长者在家族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才能强化宗族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从而保证风险分担和资源共享。

作者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宗族文化兴盛、宗族发达的地方，人们的抗风险能力更强。比如书中介绍，用修族谱的数量来衡量宗族组织程度，然后考察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中发生的暴力事件，和新修族谱的关系，结果发现宗族越发达的地区，暴力事件就越少。换句话说，宗族发达带来了更高的风险应对力，从而降低了暴力频率。还有一项研究，考察了从1855年到1867年黄河地区洪水泛滥的饥荒和暴乱情况，结果发现，儒家礼制影响深厚的地区，也就是孔庙数量高于平均数的县，平均每个县爆发叛乱2.9次，而儒家影响薄弱的地区，则每个县暴乱4.8次。可见，儒家礼制和宗族文化有利于增加社会和谐稳定。

这就呼应了前面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类似儒家文化这样的人文知识并非没有价值，只是它不直接表现为提高生产率，而在于化解风险，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同样重要。

再来看金融。这里插一句，关于风险和文明的关系，我们解读过一本《与天为敌》，谈到14世纪到17世纪风险量化工具——也就是概率统计知识的出现，促进了保险、金融市场成熟，推动了经济发展，堪称现代社会的开端。这本书也持类似观点，它认为金融在人类应对风险的社会创新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婚姻、家庭，还是宗族、宗教，作为风险应对工具都有很大局限性，只能在熟人之间达成互助；而金融则不同，它可以超越血缘和信仰，在陌生人之间进行资源调配和风险对冲。换句话说，金融不是简单的借钱还钱、资金流动，而是实现了大规模的跨时期的价值交换，因此能够显著降低风险带来的冲击。

书中有很多这样的研究。比如19世纪发生的爱尔兰大饥荒，由于粮食大量减产，导致爱尔兰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不过其中，贷款机构起到了救援灾民、恢复生产的重要作用。据统计，在1841年至1851年的爱尔兰，有贷款机构的地区人口减少幅度，比没有贷款机构的地区要低40%。还有关于印度的研究，从1957年到2000年的统计表明，印度的高温天气会导致农民死亡率上升，但在有金融支持的地方，死亡率就会更低。还有学者对中国明清时期400多年的金融发展和农民起义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凡是金融供给能力较强的地区，也就是典当行数量较多的地区，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更高，因而会有较少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乱。这些都证明了金融对于降低风险、促进文明的巨大作用。

总之作者认为，金融是促成现代文明的巨大动力，甚至是引发工业革命和东西方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不过金融的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风险。一方面是工业化使人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工作，而经济周期引发的生产波动带来了失业风险。另一方面是发达的金融和一体化商业，意味着当市场出现金融危机时，也会威胁现代人的生活。换句话说，金融较好地解决了传统风险的挑战，但又催生了新的人造风险。

这就是作者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其实是一个动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不只是自然灾害，还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历史上，人类最初主要是应对自然风险，后来工业化和金融市场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却带来新的人造风险。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催生出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改变了文明发展的趋势。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人造风险”这个概念，它是怎么产生的？

按这本书的说法，它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从农村迁到城市，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和市场形态的出现，产生的新型风险。比如，工业机械化生产中可能出现的工伤，以及工业化伴随着人口集中，给流行病提供了土壤，都是过去没有的。更重要的是，人们由务农改为上班，生存风险不再仅仅与气候或天灾相关联，而是跟市场波动相关。比如经济周期和金融波动，可能造成企业倒闭或大量裁员。而在城市里谋生的普通人，一旦失业就可能失去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顿。这都不是天然的风险，而是人类社会演变带来的。

另外，农业社会的风险一般是局部性的，不太可能全国同时发生旱灾、水灾、地震等，但是像经济危机、环境污染、大流行病这样的人造风险，往往能影响全社会，以至于传统的避险手段，比如家庭、宗族、宗教等，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人造风险的挑战。

为了应对人造风险，福利国家应运而生。当然，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是后来往前追认的。它并不是一种国家类型，而是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状态。也就是由政府代表国家出台一系列救济贫困、扩大安全的政策措施，以维护社会稳定。英国是最早的福利国家，它很早就制定了济贫法，1880年制定了雇主责任法，1897年通过了工人补偿法，1905年出台失业工人法，1908年通过养老保险法等等，由政府牵头为民众提供更多的生存保障。其他西欧国家也从19世纪后期开始，陆陆续续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到20世纪被更多的国家效仿，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那么福利国家有没有起到降低风险的作用呢？一般观点认为，福利国家为公民提供了生存保障，能避免两极分化，防止社会分裂，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而这本书还提供了具体的论证。比如1929年大萧条后，失业成为世界性的问题。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上任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其中1935年提出的《社会保障法案》给公民提供失业保险、退休保障以及贫困低保，向着福利国家迈出了一大步。结果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社会风险降低，命案率从1933年的每10万人有9人死于暴力，逐步下降到1955年的每10万人有4.5人死于暴力。所以作者认为，政府为个人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之后，促成了暴力的减少和文明的提高。

当然，经济学界也有人对福利国家提出批评，认为它会让人产生依赖心理而变得懒惰，让社会丧失工作积极性；会导致政府赤字增加，引起通货膨胀等等。但这又反证了前面的观点，很多社会形态的出现，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而是为了降低风险，这同样是社会文明的一部分。

另一种应对人造风险的社会结构，是中央银行。今天我们谈到中央银行，会觉得它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经济运行的神经，似乎是至高无上的经济管理者。但在历史上，中央银行的建立不是为了调控经济，而是为了防范危机。

前面提到，工业化时代经济波动的出现，增加了失业的风险。这往往和金融危机有关。就拿1929年的大萧条来说，在那之前，美国就出现了股市泡沫和虚假繁荣。这种金融杠杆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先导。一旦泡沫破灭，就会导致银行挤兑，企业资金断流，甚至破产倒闭，造成工人失业。大萧条就是这样发生的，当时许多国家的失业率超过25%，很多家庭收入中断，百姓生活异常艰难。结果为希特勒上台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契机。

后来经济学家复盘这次危机，大多归咎于美联储没有充当好“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就像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说，那次危机中美国有三分之一的银行倒闭，货币量紧缩了35%。如果美联储当时积极充当最后贷款人，大萧条完全可以避免。

那么什么是“最后贷款人”呢？可以从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说起。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最初目的是帮英国政府发行国债。但是随着18世纪金融危机频发，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导致商业银行被挤兑倒闭，人们逐渐认识到金融本质上是一个信心游戏。为了防范金融危机，需要建立“最后贷款人”机制，以便在市场恐慌时挺身而出，承诺提供无限贷款，避免挤兑。后来英格兰银行确实发挥了这种作用，它在19世纪以来发生的多次银行挤兑和金融恐慌中，投放大量的贷款和流动性，阻断了危机。从此，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格兰银行成立中央银行，并把充当最后贷款人看作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职责。

后来随着理论和现实的发展，中央银行又被赋予了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职能，政府也开始使用财政开支来应对经济衰退。按书中的说法，也就是从“福利国家”发展到“货币国家”，再从“货币国家”发展到了“财政国家”。而这些工具和手段也确实发挥了作用。比如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统计，从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美国经济衰退的频率一直在下降，衰退时间缩短，冲击越来越小，而复苏扩张的时间越来越长。可见，19世纪以来人们创立的这些新的社会结构，起到了减少经济波动、降低失业风险的作用。

就这样发展到今天，市场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婚姻、家庭、宗族、教会，来应对自然风险和工业化带来的人造风险，这种转型改变了人类社会。

比如，作为社会制度的婚姻和家庭，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结婚的人少了，离婚率高了，单亲家庭多了，宗族也瓦解了。世界各地的教会信徒出席率和宗教信仰度也在下降，政府和国家成为社会应对风险的主流形态。不过在作者看来，这种趋势是福是祸，还很难下定论。因为政府主导的力量虽然解决了很大问题，但也扭曲了财富分配格局，让财富在某些层面更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因此强化了社会不满，为将来埋下隐患。或许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还将继续升级，不断地演变下去。

说到这儿，关于这本书的解读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第一部分，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由来，和它的观点创新。主要是经济学界长期使用“唯生产率论”来衡量社会发展，甚至将人文知识划为没用的知识，让作者陈志武教授感到，有必要作出澄清和纠正。所以他提出，要用“风险应对力”作为补充，来衡量文明、研究历史。因为他发现，从历史和逻辑来看，风险是产生暴力的重要原因，降低风险就等于减少暴力，相应地促进了文明。

在原书中，作者解释了九种社会形态对降低风险的作用，我们介绍了其中三种：迷信、宗族和金融，并介绍了原书的核心思想：文明不仅是财富的增加，也是风险的减少。有些社会构件未必直接创造财富，但是降低了人们的生存风险，也是文明的组成部分。历史上很多看似奇怪的现象，其实是为了降低人类生存风险而产生的。只有同时考虑劳动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人类文明的逻辑。

在第二部分，我们进一步讲述了人类与风险博弈的历史进程。揭示了风险之源不只是自然灾害，还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历史上，人类最初主要是应对自然风险，后来工业化和金融市场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又带来新的人造风险，比如失业、萧条、政治动荡等，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为了应对这些风险，社会催生出新的结构，比如中央银行、福利国家、货币政策等等。与此同时，传统的风险应对机制比如婚姻、家庭、宗族、宗教等等，则不断走向衰落。换句话说，政府和国家的力量，逐渐取代民间和市场，成为社会应对风险的主流。

对于这样的趋势，未来是福是祸，作者留下了一个问号。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只是澄清观念，解释历史，并没有提出建议，或预测未来。但对个人来说，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智慧，重新思考个人与家庭在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努力追求一种安全、体面的生活。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认为，文明不仅仅体现为财富，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不能光看经济增长或生产率，还要看社会的风险应对能力，也就是能否给人带来更大的安全感。这跟投资理论中不能光看回报，还要考虑风险的逻辑是一致的。同样在生活中，我们衡量自己的幸福，也不能光看挣多少钱，拥有多少财富，还要看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在很多时候，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并不比安居乐业、平安健康更重要。这不是简单的心灵鸡汤，而是探究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得到的启示。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解读。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文明不仅是经济增长，也包括风险降低。比如历史上的迷信、宗教、宗族等社会形态，未必直接创造财富，但是增加了应对风险的能力，也是文明的组成部分。

2. 风险不只是自然灾害，也包括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和金融市场较好地解决了自然风险，但又出现了失业、萧条、政治动荡等人造风险，催生出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改变了文明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