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〇年代》 贾行家解读

《八〇年代》| 贾行家解读

关于作者

柳红，1960年生，山西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系，经济学硕士，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

关于本书

本书记录的是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以及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在这个时期，他们以决策咨询部门为平台，集体作业，为政治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参与具体政策的制定，并协助解决实际推进问题。在那个时期，他们在群体性、全方位地参与国家经济改革。

核心内容

1980年代是具有民族性的历史记忆。对国内经济学界来说，那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年代。几代经济学者，在群体性、全方位的参与国家经济改革。本书记述了他们对改革决策和重要经济政策的贡献。在改革初期，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以接力的形式，完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为政治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随后，经济学者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对经济政策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设立中央银行、利用外资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本书还介绍了八十年代经济学家的精神特质。在个性解放的八十年代，经济学家有自己的浪漫主义情怀。按照年龄经历，他们分为三代人，但三代之间并没有论资排辈的隔阂。他们敢于坚持真理，彼此间也有着真挚感情。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是一段全民族的历史记忆，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生活中的诸多基因，孕育自那个时期；未来的种种可能，也要在这段历史里寻找征兆。但在这段人人耳熟能详的过往里，也有很多让我们感到生疏的部分。

比如，改革开放被比喻成“摸着石头过河”。那么，改革初期是如何判断石头在哪儿的？能不能预见到，在深不可测的河水下面，一共有多少石头？哪些石头才能通向彼岸？要知道，今天的经济常识，在当时还是禁区，很多宝贵经验，那时候还不知道是福是祸。每一次观念刷新，都要面对风险和代价。

这可以在中国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里找到解答。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会吸纳某一派经济学观点，这也是经济学家影响政策的主要方式。但在当时的中国，却呈现出一种相当独特的现象：在整个八十年代，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来自整个经济学家群体。他们在群体性、大规模、全方位地向国家建言献策。这些建议以很高的效率转化成了政治决策，应用于改革开放的前沿。

那时候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多高的职位，收入也普遍很低，但他们普遍感到幸运。因为那是一个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展露思想光芒，参与国家命运。有人说，在世界经济学历史上，除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如此被重视过。

于是，这个时期被本书作者、独立经济学者柳红，称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光荣与梦想”时代。她说，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经济学人参与影响决策的时代”。柳红采访了70多位亲历改革决策的经济学家，记录了这段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但又并不广为人知的历史，客观评述了几代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影响和贡献。听完后面的讲述，你会对现在常被网络段子调侃的经济学家，至少是对那个时期的经济学家，产生更多的敬意和亲切感。

当然，我们最关注的是这些问题：改革开放的决策和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其中，经济学者起到了什么作用？在这些政策里，哪些选择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观察当下和预测未来的重要依据。这些问题，是我在第一部分要为你重点介绍的。

第二部分内容要感性一些。我会结合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为你讲讲当时几代经济学家的思想动力，他们的激情和梦想。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在没有私人利益的情况下，冒着风险，以集体形式介入国家政策？也就是说，我会先为你介绍他们干了什么，再来说说他们是怎么想的。

在第一部分，我们会说到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实施改革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在这个过程里，经济学家起了什么作用？另外，以今天的视角，该怎么看待当年政策思想的成熟度？

英国历史哲学家罗宾·克林武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的意思是说，历史学应该揭示历史事件的内部，是那些“只能用思想来描述的东西”。改革作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首先就是一场思想变革。要理解它，也需要寻找能证明思想轨迹的材料。

实施经济改革的决定，从属性上来说是政治决定，而且是最重大的政治决定之一。那么，这个决策的“内部”，肯定不是单一层面、单一的观念，而是各种思想在进行艰难博弈，在寻找妥协或突破。从这本《八〇年代》里，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个过程。

在当时，从普通老百姓到政治上层，确实普遍希望进行改革，但又都有自己对改革的理解和期待。对于改革的目标和过程是什么，走向和风险该怎么估计，事先是没法知道的。我们不难想象，对政治家们来说，这个决策多么难下：它关系国运的兴亡，是最沉重的历史责任。

还很模糊的改革构想，没有任何先例，也就没法被完整地设计。那么，它是不是也没有理论准备呢？并不是这样。观察政策出台有个小窍门：它一般要经历前期理论和宣传引导、成立专门机构、开展专题调研的启动阶段。每个阶段，都在释放不同信号。在改革初期，政治上层的思想倾向，理论成熟程度，已经显现出来了。

先来说一下启动经济改革的理论准备。这里，我要为你介绍一下新中国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共有三位，他们的名字值得被我们记住。

第一位叫孙冶方，建国后曾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从60年代到80年代，孙冶方是国内经济学界最著名的人物。在五六十年代，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做了新阐释，是“以最小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这被批评为“利润挂帅”。到七十年代中期，孙冶方复出以后，继续批判当时否定流通的经济理论，说那是自然经济思想，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体制问题”。他把自己在狱中的思想，整理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这部著作，他打了85遍腹稿。他的观念，是改革的经济理论先导。

但孙冶方的理论，也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一方面，他彻底论证了传统理论为什么不利于发展生产力，造成社会浪费；另一方面，他又坚信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能用计划手段协调。他理解中的价值概念，是一种计算结果，不需要价格波动来体现。这在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上，是没法自圆其说的。我们知道，排除了价格，就没法对生产进行核算。也就没法真正知道哪些经济活动有价值，哪些是浪费。

第二位叫薛暮桥。在1943年，薛暮桥在革命根据地通过发行货币，排挤掉法币和伪币，成功稳定了市场和物价。从1948年起，他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筹建中国计划经济体系。从七十年代开始，作为最懂计划经济的人，薛暮桥对自己献身的事业，为什么走到与初衷相悖的道路上，做了非常沉痛的反省，他也成了商品经济理论的坚定支持者。他当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高度，是其他学者难以相比的。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在1979年2月出版，三年内销量达到了上千万册，创造了国内经济读物的出版记录，也奠定了国内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在1990年，87岁的薛暮桥，仍然在为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声疾呼。

第三位的名字，你应该很熟悉了，就是著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建国初期，他与孙冶方、薛暮桥齐名，被称为大陆经济学“三巨头”。于光远对改革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发起了对“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组织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劳动分配的全国性大讨论，理清了经济理论上的几个重大问题。这三位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引导和丰富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发展，带领了后来者。

在全面启动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过程里，决断要由高层来下，而发现这些石头的，是这一批资深的官方经济学家。换个角度观察，他们的声音能够发出和放大，是因为高层在寻找这样的声音。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超常规的平台，重视他们的思想，同时要统筹理论与现实，短、中、长期的关系，处理遇到的阻力。

我们前面说了，经济改革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所以，经济学家为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时，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证明经济改革在政治上的合法性。这就是官方学者难以替代的一面：他们的资历和立场不会被怀疑。他们熟悉政治话语和经济学话语，可以用传统概念解释创新实践的必要性，论证商品经济为什么不否定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搭建桥梁。最终的成果，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这些复杂的思想交锋与融合，最终体现为政治话语，是一种既有深意又有弹性，同时相当简明的表述。当年，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为改革拍板时，是这么说的：不改革没有出路，可以冒点风险。中央没有想过的问题，大家可以想。197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的社论。简单的几句话，字面上好像只是说可以试试，其实是在亮明态度和今后的思想导向，潜藏着丰富的内容。了解了这些话语的思想背景，你就能感受到，什么才叫一字千钧。

除了理论和思想的预备，从改革初期的机构设置等方面，也能清晰地发现经济学者的参与。在政治运作上，到了成立专门机构，代表着前期动员和布局已经完成，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如果这个新机构独立于旧体系之外，具有协调全局的权限，那接下来的变革，将会非常重大，历时很长。改革初期成立的新机构，不仅权限和影响大，而且从一开始就在体系里嵌合了决策咨询部门，作为经济学者的活动平台。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挂帅。6月，国务院财经委组织了一次全国性、高规格的专题调研，参与者都是国家相关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和经济专家。

我们从这次调研的分组和课题情况，能分析出当时对于经济改革的认识和规划，达到了什么样的思想成熟度。这次调研分为四个组，分别是经济管理体制组、经济结构组、技术引进和现代企业的现代化组、经济理论和方法组。今天来看，这四个问题，切中了经济改革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经济改革的整体架构，最急需破解的矛盾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按照那个摸石头过河的比喻就是，这次调研是在回答：第一块石头在哪儿，一共有多少石头，这条水下的道路，通向什么方向？

比如说，为什么把经济结构列为最重要的问题？当时有一个经济数据，和我们的直观感受不太一样。其实，从1963年到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速并不缓慢，甚至不低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但生产在增长，人民的生活却日益困难，即使与发展中国家比，差距也在急剧拉大。这个矛盾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国民经济结构非常不合理。之前的计划经济理论，依照的是生产资料优先原则。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全力追求提升钢产量。所以，经济结构组的负责人、经济学家马洪在调查中追问：这个方针是从哪儿来的？是客观需求决定的？还是长官们一直在想当然？以钢为纲，结果就是生产和使用了很多钢铁，却没有做出相应的事情。钢材只有变成最终产品之后，才能供人们消费。所以，应该由工业、农业发展需求来决定钢材产品，而不是由钢产量来决定其他。这是今天的经济常识，但在当时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但把它揭示出来之后，计划经济的问题，就暴露得很彻底了。这次调研，对后续的国家政策调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立改革思路的另一个视野，就是既要清楚现状和历史，也要了解当时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这在当时也是创举。从1978年10月开始，中国开始陆续派出赴日本、美国的经济考察团，对参团官员和经济学家来说，这都是生平第一次。中国社科院在访美以后，写出了《美国怎么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的管理学手册，这是中国第一本 MBA 教材。中国人民银行很快成立了研究生部，培养亟需的金融人才。今天国内金融界许多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1982年，国家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号称“小国务院”。直到1998年，事关改革的大政方针，都不能逾越体改委。差不多同时期，国务院陆续批复成立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等机构。这些部门属于非官方机构，对整个经济学界敞开，吸纳来自民间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由他们集体作业，承担关于国家体制改革，产业、技术和物价政策的研究课题。1985年，这三个部门合并成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此，中国正式具有了提供决策咨询的政府智库。

80年代的经济改革，有三次重要的思想飞跃，分别是：1978年，重新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实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着手建立市场体系；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们把这三次思想飞跃，和同时期经济学界的“集体作业”放在一起，就能清楚地看出来经济学家们的贡献。

所以，或许可以说当年的经济改革是由历史客观因素促成的，是没有充分准备的，但却不能说它没有明确方向，缺少理论支撑。

解决了该不该、敢不敢利用市场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制定宏观政策的问题了。有这么一个比喻，改革经济体制相当于造一辆性能良好的汽车，经济政策相当于它的驾驶员。不能指望解决了体制问题，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糟糕的驾驶员，同样能把最好的汽车开翻车。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在改革初期，经济学家们为重要经济政策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些宏观政策的意义和成就，经过时间验证，当然不用说了，我们主要看看经济学家是怎么参与其中的。

改革里最广为人知的标志，应该要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吧。不终止农村的公社制度，后面的改革就无从谈起。“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你应该有印象，改革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和农业问题的。

能研究好这类问题的人，不只要懂经济，更要懂农村的实际情况，懂农民的生活和心理。这里要介绍的，是当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在经济学界，他是少数能理解中国农村全息图像的几个人之一。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由杜润生负责执笔起草。这五年的一号文件，从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放活农村工商业、取消统购统销到调整农业结构、城乡关系，深刻影响了农民和改革的命运。

杜润生后来说：当年，为了包产到户敢于拼命的农民，远远不止小岗村。农村对改革的要求已经不可抑制了。在文件审定阶段，具体到讨论是不是要直接包产到户时，杜润生权力有限，就以退为进，把具体的用语写成“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按照官方政策解读方式，在这句话里，包产到队，也就是现在的村集体，应该被优先执行，包产到户是次级选项。但杜润生知道，当这个文件传达到基层，被农民们听到时，他们只会记住：中央说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一定都会兴高采烈地选择包产到户。后来，杜润生说了一个实在的理由：应该把农民的事情，交给农民自己选择。他总说：“我们欠农民的太多了。”杜润生并不算位高权重，也不是著作等身的学院派学者。但后来的很多名牌教授，都一直以出自他的门墙为荣，自称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

可以说，没有全国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的基础，就没有后面全面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我们知道，要在各个产业领域启动改革，头等大事是解决“钱从哪里来”。

首先，得有相应的金融工具。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一直是大财政、小银行，没有央行。那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的功能，更像是出纳；在六七十年代，还一度和财政部合并过。1980年，国务院计划设立央行，遭到了几大专业银行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将会独揽业务，让专业银行名存实亡。只要是坐在一起开会，就会争吵不休，得不出结果。这是后来改革中突出的条块利益问题，这个计划被搁置了两年。后来，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家们，对这件事进行了斡旋。经济研究中心提出了基础构想：中央银行不参与经营一般信贷业务，负责管理各专业银行，保证信贷收支平衡。然后，在金融业广有人脉的经济学家，开始背对背地和几大银行、保险公司的高层沟通。最后的结果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央行职能，原有的信贷和储蓄业务，划归新设立的工商银行。人行只和专业银行发生信贷关系，也就是担任“银行的银行”角色。终于，从1984年起，中国重新有了中央银行。

在改革初期，就有国外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能否成功地取得资金和有效运用资金。”在此之前，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本来是最让中国人引以为荣的。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请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吃涮羊肉，谈的是“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同一年，国务院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分别成立。即使如此，中信公司在东京首次发行债权时，还是连新华社都没有报道，因为审稿意见是“向外国人借钱，这有什么光彩的”。不难想象，在当时，很多人觉得利用外资就是向资本主义投降。

于是，官方经济学家开始在《人民日报》上普及该如何认识外资的问题。编写金融手册，向有关人员解释：为什么利用外资开发自己的资源是一种本事，而不是被外国人利用。在八十年代，中国从不接受外国资本技术，到学习外国管理经验，再到积极走外向型经济、主动参加 WTO，这个过程少不了经济学家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扮演着思想启蒙的角色。

说到这儿，我想你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说那是一个经济学的“光荣”时代。但是，你也要问了，经济学家可都是精明人，做这样既没有高额报酬和股权激励，又不能突出个人名望的事，究竟图什么？这就要说到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梦想”。这个梦想，一定要放到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里观察。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就来体会一下他们的理想主义。

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是一种多元化的理想主义色彩。既有共产党人的理想，知识分子的理想，青年对解放个性的理想，也有追赶世界的理想，复兴民族和文化传统的理想。农民的理想是吃饱饭，穿暖衣，孩子能上学；后来是能当上“万元户”。市民和工人的理想是涨工资，家里置办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三大件”。知青和文学青年的理想，是上大学接受新思想，是朦胧诗和星星画展。

经济学家们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浪漫形式。他们为农民的疾苦呼喊，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待遇，为企业的权益发声，能够目睹国家逐渐朝向他们认为是正确的道路，这本身就让他们充实和激动。

改革使人们从精神到物质得到了解放，激发出参差多态的思想观点。他们的智慧经过了长久压抑之后，终于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井喷的机会。亲历者们回忆，80年代的经济学界，真的是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几乎每天都有新思想，新名字涌现出来。

活跃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按年龄经历和学术背景，可以划分成三代。第一代是生于1920年以前的老一辈，他们差不多都是“老革命”出身，也是最早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人。他们的影响力，让经济学界的调查结论能够比较顺利地转化成经济政策。第二代经济学家出生于1920到1940年。有的是民国时期上的大学，接受的是西方经济学训练，有的是从原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进入到现代经济学理论。他们当时正年富力强。

这两代经济学人，虽然学术基础先天不足，有强烈的官方化、实用化学术特征。但他们非常善于具体的认识中国的贫穷现状，知道高层和民众们在想什么，有着非同一般的学术激情。

第三代是当年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主体是当过工人、农民的知识青年，他们重返学校时，已经对中国社会有了深入体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当时的青年经济学者，大多被吸收在决策咨询部门，主要采取组合的形式活动，像八十年代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改革四君子”、华生经济研究团队等等。

无论年长还是年轻一代，都具有八十年代特有的精神气质。有人回忆：当年杜润生带队到中南海去汇报粮食问题。主题是建议国家取消粮票，只要保证全国有1280亿斤保护价收购粮食，其余的粮食都可以进入市场。一位中央领导说，年轻人怎么还这么保守，那就留1000亿斤，剩下的都放开。话音刚落，就有一名青年很冲动地说：“你们在想什么？这个数据是经过调查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走出中南海，别人以为杜润生会紧张，至少要批评年轻人太张狂，而他却嘿嘿一笑，说：“就是要你们这些小家伙来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的。”如果他们当时想以知识作为个人进身之阶，应该就不会这么讲话，这么做事了。

在1984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在浙江德清的莫干山，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会。这次会议是民间发起的，倡议者是两位青年经济学者。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是从全国1300篇应征论文里挑选出来的，原则是不问职业职称、学历和关系。在那几天里，还有不少从报纸上得到消息，闻讯上山旁听的人。

这场由草根学者参与的会议，形成了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七份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上，这次莫干山上的会议，是一次开创性事件，标志着中青年一代经济学者的全面崛起。当时，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胶着时期，这次会议能顺利举办，是由于老一辈经济学家在背后为他们铺平道路，还私下向浙江省委政府打招呼，请地方主要领导上山去慰问。

改革要面临严酷事实，更需要这样的理想和浪漫主义。当时的经济学家的共同理想，就是让学科春天持续下去。我们开头提到的孙冶方，逝世于1983年。当年，由经济学界倡议，设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是当时经济研究领域里的唯一奖项。它的颁奖原则是：奖励那些大胆突破、敢于创新和坚持真理的人。比如，有的论文尽管提出了新观点，但作者后来迫于政治形势修改了观点，评委会就不予考虑。从这一条里，我们就能感受到当年的时代气质了。这笔基金的来源，是孙冶方遗作稿费和经济学家的捐款。从清单里看，学者们的捐款，相当于当时一两年的工资，都是有整有零的数字，因为他们把国家补发的工资全都拿了出来。那时候他们没什么外快，八十年代的亲历者们说“让我们歌唱80年代”，这个年代为什么如此让他们怀念？从这段回忆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些。因为大家可以相对自由的思想和发声，而这些思想，又具有相近的光泽，朝向共同的理想。由思想建立的情感，是纯粹而令人向往的。

关于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我就为你介绍到这儿。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期的主要内容。

八十年代是具有民族性的历史记忆。对国内经济学界来说，那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年代。几代经济学者，在群体性、全方位的参与国家经济改革。

在第一部分，我们介绍了经济学家们对改革决策和重要经济政策的贡献。在改革初期，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以接力的形式，完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为政治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随后，经济学者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对经济政策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设立中央银行、利用外资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第二部分，我们介绍了八十年代经济学家的精神特质。在个性解放的八十年代，经济学家有自己的浪漫主义情怀。按照年龄经历，他们分为三代人，但三代之间并没有论资排辈的隔阂。他们敢于坚持真理，彼此间也有着真挚感情。

撰稿：贾行家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转述：顾一菲

划重点

1.在改革初期，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以接力的形式，完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为政治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2.经济学者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对经济政策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设立中央银行、利用外资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3.在个性解放的八十年代，三代经济学家们敢于坚持真理，彼此间也有着真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