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彩票》 陆大鹏解读

《基因彩票》| 陆大鹏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陆大鹏，是一位世界史研究者和翻译者。过去十几年，我翻译了20多本以欧洲历史，特别是军事史为主题的书籍，“豆瓣”评分都超过了8.9分。今天我要为你讲的这本《基因彩票》，是我在2023年翻译出版的。不过它不是历史书，而是一部和基因有关的科普著作。这本书有350多页厚，20多万字，它的作者是美国行为遗传学家哈登。原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为什么DNA对社会平等至关重要”，它也是这本书讨论的主题。

听到“基因彩票”这四个字，你可能马上会想到“股神”巴菲特提出的一个概念“卵巢彩票”。巴菲特讲：“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各方面的条件就很优越：家庭环境很好，父母很有才智，自己读的也是好学校。”“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了一个好地方，就像是抽中了‘卵巢彩票’的大奖。”这样看来，所谓“卵巢彩票”，指的是一个人出生时的环境对他的人生成就的影响。一般来讲，一个人要是生在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他的父母又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收入条件，那他本人过上好日子的概率也会大一些。难怪巴菲特要说，他自己就是“卵巢彩票”的中奖者。

可本书作者哈登却说，每个人出生时，不是抽一次奖，而是两次。除了“卵巢彩票”以外，还有一张“基因彩票”。要知道，一个人的长相、身高、学习能力，他有没有先天残疾，是不是容易得癌症，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可以说，基因对个体的影响，要比家庭和社会环境来得更长久，也更值得关注。不过，这两张“彩票”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就是“开奖”结果高度随机。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既不能选择父母给他的家庭环境，也不能选择父母带给他的基因。每个人只能拿着“卵巢彩票”和“基因彩票”的随机“开奖”结果，开始自己的一生。

但是，个人可以接受先天条件的随机性，国家却不能这么想。今天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多数国民能生活得比较幸福，贫富差距不要太大，这样政局才能更稳定。为此，各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去修正两张“彩票”的随机性。一般来说，在“卵巢彩票”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都赞成要提高平均收入，要给贫困家庭提供补助，还要创造平等的教育环境。但在“基因彩票”这个问题上，分歧就很大了。一些人认为，既然基因受父母的影响最大，那应该对父母进行筛选啊，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就不该有生育权。还有人认为，虽然基因的确有作用，但良好的学习习惯却是可以在后天培养的。政府应该把压力给到家庭，让家长多“鸡娃”，这样成材率就高了。

事情真有怎么简单吗？先天差异的影响，靠筛选父母和拼命“鸡娃”就能中和掉吗？这本《基因彩票》，给出的是否定的答案。不仅如此，作者哈登还把过去关于基因问题的错误观点，拎出来挨个批判了一遍。她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基因的了解，不是不够多，而是才刚刚开始。以往的诸多偏见，主要是源于无知。要避免被无知遮蔽住眼睛，政府除了要继续支持基因科学研究外，还应当给那些没有抽中“基因彩票”大奖的人，提供有力的支持。毕竟，“抽奖”失败是个随机事件，它不应当困扰每个人的一生。

写出这本书的美国女学者凯瑟琳·佩奇·哈登，是一位“80后”，但已经当上了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她研究的领域，叫“行为遗传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探究个体的行为差异，有多少是遗传因素导致的。在行为遗传学这个专业方向上，哈登领导的实验室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还获得过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这本《基因彩票》，是哈登在2021年撰写的，它在欧美好几个国家引发了热烈讨论。《柳叶刀》杂志和《纽约客》都刊登了专题书评，《经济学人》杂志也把2021年的“年度最佳图书”颁给了它。2023年，我翻译的本书中文版面市之后，立即入选了“豆瓣”的科学新知类热门图书榜。相信它也会增进你对基因科学的了解，并帮助你建立更加全面的家庭教育观念。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欧美国家过去对基因问题的看法，出现过哪些偏差，原因又是什么。在第二部分里，我会按照作者哈登的思路，为你分析基因差异和教育公平的关联，并对未来的政策调整提出期待。

首先，我们来聊聊历史上关于基因问题的误解。提到基因这个概念，想必你已经知道：它是一个外来词，指的是生物细胞里具备遗传能力的物质。基因的基本单位是DNA，DNA的双螺旋结构是在1953年发现的。不过，生物学界对遗传问题的认知，可不用等到1953年那么晚。早在19世纪，也就是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年代，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一个人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眼睛近不近视，这些外在的生理特征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但新问题也来了：既然人的外在特征受到遗传的影响，那内在的智力是不是也会遗传呢？最早开始琢磨这个问题的，是一位英国学者。他叫弗朗西斯·高尔顿，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在1869年写了一本书，叫《遗传的天赋》，书里罗列了英国几百个名人家族的族谱。他言之凿凿地宣称：当时英国最优秀的科学、商业和法律人才，都是自古以来的杰出人物的后代。因此，智力和才华不仅可以遗传，而且主要来自遗传。要想让国民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除了要让精英阶层多生孩子，把“优良的生物特征”传承下去外，还得淘汰掉那些“不适应进化的血统”，促使它们消亡。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当然能看出高尔顿这番论断的荒谬性。首先，他混淆了“卵巢彩票”和“基因彩票”的红利，看不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只说精英阶层的成功是由于智力更高。这显然是狭隘的。另外，高尔顿还滥用了生物学里的概念。比如，他把遗传病患者说成是“不适应进化的血统”，鼓吹要“淘汰”掉这些人。这已经属于赤裸裸的歧视了。

不过，在19、20世纪之交的欧美国家，高尔顿的这套说法还是很有市场的。他用了许多统计学方法，来证明血统和个人素质的相关性，看上去的确很“客观”。围绕高尔顿的学说，还产生了一门新学问，叫优生学。注意了，这个优生学和我们今天说的“优生优育”，可不是一回事啊，它要偏激得多。比如，高尔顿的得意门生、伦敦大学院教授皮尔逊就认为，在企业里推行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标准是没有意义的。在皮尔逊看来，工人之所以受穷，是因为他们能力和素质“低下”。让这些“无能者”有时间和财力繁衍后代，只会拉低英国的国民素质，有百害而无一益。

高尔顿开创的优生学，在美国也吸引了一批“粉丝”。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劳夫林。劳夫林宣称：刑事犯人、酗酒者、肢体残疾者和流浪汉属于“不符合社会要求的人”。为了防止这些人的遗传特征影响到国民素质，美国政府应该立法，禁止他们传宗接代。正是在劳夫林的游说下，美国有18个州颁布了《优生绝育法案》，一直推行到20世纪70年代。讽刺的是，劳夫林其实是个遗传性癫痫患者。按照他自己定的那套标准，他也应该被送去做绝育手术。

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先后有6万多名美国人在“优生学”的名义下，被强制做了绝育手术。其中有许多根本就是草率断案。比如，在1924年的弗吉尼亚州，出现过一个著名的案例。当时有一位智力低下的少女巴克，被人性侵生下一个孩子。她的主治医生刚好是劳夫林的信徒，坚持要求给巴克做绝育手术。巴克的监护人一路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却只拿到一份颠倒黑白的判决书。判决书宣称：巴克的生母就有智力低下的症状，还有卖淫前科，巴克的女儿看上去发育也很迟缓。“一家人连续三代都是低能儿，这已经够多了”，医生的绝育请求合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巴克的女儿根本没有智力问题，读书时成绩很好。给她做检查的医生只是粗粗看了几眼这个婴儿，就得出了“遗传性智障”的结论。巴克被性侵的问题，也根本没有人追究。像这样离谱的案例，数量还有很多。一部分狂热的优生学鼓吹者，甚至和纳粹政权勾结起来，要求对所谓的“劣等种族”实施绝育。这已经属于反人类行为了。

本书作者哈登认为，虽然优生学兴起的年代比现代基因科学来得早，但人类对基因问题的第一项认知错误，就是优生学导致的。这个错误叫做“过度简化”。举个例子：身高是一项单独的生理特征。目前的研究显示，孩子成年以后的身高，80%与父母的遗传基因有关。但决定身高的基因组不是一个，而是10万个，其中任何一个发生突变或者重组，都会影响最终结果。这种情况在兄弟姐妹之间表现得最明显。作者哈登注意到，她本人的身高超过了美国女性的平均值，但她还有一个小3岁的弟弟，身高就没有达到美国男性的平均水平。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因，哈登带弟弟做了染色体检测，发现姐弟俩共享了44.6%的DNA遗传片段，这个数值比一般姐弟的平均值50%要低一些。而在科研统计中，还发现过同胞兄弟只共享37%的DNA片段的情况。这说明遗传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其中有随机性。

为了说明随机效应的复杂，哈登举了一个精彩的例子。有一位德国学者，是哈登一家的朋友，他从欧洲来到美国做客，一定要给哈登制作他的拿手好菜柠檬鸡。等到菜出了锅，学者却发现：口感和他在自己家里做的完全不同。几个人研究了一番，发现美国产的土豆要比欧洲的软，柠檬也比欧洲的酸，正是这些配菜品质的不同改变了鸡的风味。另外，哈登家里的烤箱也不如欧洲的好使，温度控制得不够精确，这也影响到了最后的成菜。总之，那位德国学者，看上去是按照同一份菜谱，用最熟悉的方式进行烹饪，最后做出的却是一份口味和火候截然不同的柠檬鸡。

哈登告诉我们：所谓“基因”，本质上就是一份由蛋白质构成的菜谱。有一些DNA片段属于编码基因，相当于具体的制作步骤，比如放油和烘烤。还有一些DNA片段属于注释，相当于做菜时的准备须知，比如要把黄油化冻，把柠檬切成片。基因在蛋白质中的表达，则相当于厨师买原料准备烹饪。即使菜谱是同一份，也会由于主动或者被动的微小差异，导致大相径庭的口感。比如，厨师完全可能因为走神，在菜里多放一把盐。这种现象反映到基因上，相当于某个点位的DNA信息发生了重复，就有可能导致先天性疾病。而这种微小的突变，往往是无法预判的。

正是因为基因的复杂多变，作者哈登对优生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她指出：以高尔顿和劳夫林为代表的优生学倡导者，把基因乃至一切遗传因素看成是可以精确控制的变量，这根本不符合事实。优生学还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宣称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的“血统”更高贵，更有资格繁衍后代，这属于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国家要想修正“基因彩票”的随机性对普通人的影响，绝不能掉进优生学这个大坑，更不能以为遗传特征可以被随意操控。

当然，随着社会风气的进步，到了20世纪60年代，狭隘的优生学在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被边缘化了。但是，随着基因研究的深入，普通人依然担心自己的子女会由于某些不可控的遗传劣势，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下风。为了回应这种忧虑，英国社会活动家迈克尔·杨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优绩主义”，并建议各国政府把它当成解决问题的良药。

迈克尔·杨是一位经历相当传奇的学者。他曾被英女王封为男爵，却终生信奉社会主义。他做过国会议员，也当过大学校长，但最热心的还是帮助普通人实现阶层上升。优绩主义这个点子，反映的就是他的平等思想。迈克尔·杨讲，在一个僵化的社会里，机会总是被政治地位更高、财富更多的家庭把持着，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真正的出路是“唯才是举”，根据每个人的实际表现来分配机会。再具体一点说，就是从学生时代起，建立一套一以贯之的考试排名规则。谁的分数高、谁的排名靠前，谁就能进更好的大学，将来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当然，政府需要持续投入资金，改善教育硬件，让外部环境变得更平等。但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个人成绩说话。

这套优绩主义的主张，我们可是太熟悉了。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国家的应试教育模式，都还带有优绩主义的影子。它看上去也的确比优生学要公平得多。优生学的支持者成天鼓吹“天赋差异”；优绩主义者呢，恰好相反，根本不提天赋，只看最终结果。毕竟，一个人就算学习能力弱一点，接受知识的速度慢一些，只要他肯多花工夫，也有可能考出好成绩。作者哈登注意到，优绩主义的这套逻辑，在美国尤其受欢迎，因为它和“美国梦”宣扬的主旨是一致的。在优绩主义的竞争中胜出的人，会受到加倍尊敬。因为他的成就不是靠家族荫庇，而是自己努力打拼出来的。

但是，作者哈登却说了：这个逻辑也不对！优绩主义的支持者，犯了“基因盲”的错误。你以为只有学习能力会受到基因影响吗？其实，所谓的“毅力”“恒心”“求知欲”，这些非认知技能，同样会被遗传因素左右。

这可不是张口就来啊。哈登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主持的一项研究，通过对几百对双胞胎进行测试，惊讶地发现：6种主要的非认知技能，受遗传影响的概率达到了60%，这个比例已经和智商的遗传率很接近了。在这6项非认知技能里，既有愿意挑战难题的求知欲，也有追求长远目标的坚毅决心。换句话说，一个人能拥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未必是因为他在后天付出了过人的努力，完全可能是因为他抽到的“基因彩票”上就有这些特质。

按照哈登团队的研究，学习能力的遗传率，和眼睛的颜色以及身高的遗传率处于同一水平。而学习能力和考试成绩的相关性，在40%到50%之间。如果再算上非认知技能，先天因素的影响就更大了。这就对优绩主义的基础假设，构成了直接挑战。要知道，优绩主义最推崇的就是“不拼血统”，“不拼爹”，完全靠个人奋斗取胜。要是发现这些胜利者也沾了先天条件的光，那奋斗的价值不就打了折扣吗？

对于这个问题，哈登也有一番解释。她说：优绩主义崇尚个人奋斗，这没有什么错。错的是它淡化，甚至不承认基因差异的影响，却把成功者的主观作用捧得太高。这种狭隘的优绩主义，和激进的优生学一样，也是对“基因彩票”的误解。优绩主义的倡导者迈克尔·杨自己也说，他提出这个主张，本来是希望帮助贫困阶层摆脱污名化。没想到到了21世纪，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不仅被认为“不聪明”，还背上了“不努力”的恶名。这个后果可就太糟糕了。

好了，以上就是《基因彩票》一书描述的，关于基因问题的两种典型偏见。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既然遗传的影响这么大，那个人努力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难道真像段子里说的，“有人生来就在罗马，有人生来就是牛马”？

当然不能这么想。作者哈登指出，我们需要修正一种执念，就是过度热衷于区分一个人身上的“偶然”和“必然”。其实，承认一些成功人士可能吃到了“基因彩票”的红利，并不是对他们的贬损。因为基因差异的影响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它还需要和环境发生互动，才能产生最终结果。比如，一个遗传到了优良学习能力的孩子，开口说话可能更早。但如果父母在这个阶段，没有和他做足够多的互动，那他的优势就无法被及时发掘出来。在这个例子里，把内因和外因完全区分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毕竟，基因施加的影响只是“相关性”，而不是“必然性”。

另外，哈登的研究还发现，一些有助于提升非认知技能的等位基因，也会和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交流障碍、神经性厌食症等疾病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同样的基因，在一些时候属于红利，换个环境可能就成了定时炸弹，并不值得羡慕。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到今天为止，依然禁止对婴儿胚胎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因为这种编辑会不会造成新的健康问题，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客观看待基因的影响，也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前面已经提到，为了避免社会矛盾激化，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采取一定的政策，来确保社会相对平等。在这些政策里，最重要的是教育。一般来讲，大部分人的专业技能和道德规范，都是在学校里习得的。受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人的职业选择和平均收入。但是，作者哈登却说，“平等”只是理想的最终结果。在教育的具体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公平”，而且是考虑到基因影响的公平。

平等、公平，只有一字之差，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哈登举了一个例子。研究数据表明，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教育条件不佳的国家，基因差异对个人成就的影响完全不明显。这种情况也可以称为“平等”，因为遗传的影响被完全排除了，但它绝不公平。如果一个国家压根没有像样的学校可上，那一个人即使遗传到了再好的学习基因，也会被浪费掉。哈登把这种情况叫做“向下拉平”，它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而大多数国家改善教育环境的做法，在哈登看来也有缺陷。多盖一些校舍，多配备一些老师，只能达成表面上的“机会平等”。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它还是容易落入优绩主义的陷阱，让那些遗传优势更突出的学生获得更多偏爱和肯定，甚至发展成严重的马太效应。

那真正公平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哈登引用了经济学家戈德伯格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叫做“眼镜效应”。简单来说，一些人由于遗传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出现近视。在这种情况下，眼镜的发明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视力。那些没有被近视基因影响到的人，并不会因为眼镜而损失利益。相反，如果他们在后天出现了近视，同样可以向眼镜求助。这就是一个“帮助弱者，最终令所有人受益”的案例。哈登认为，教育公平，需要的就是类似眼镜的机制。它要帮助那些先天遗传存在劣势的孩子，比较便捷地达到其他同龄人的一般学习水平。它会扶弱，但是不抑强。

你可别以为，加上了“遗传”和“基因”这样的字眼，教育就得变成科幻电影。哈登说的教育公平，是给所有学生都做基因测序，再按照每个人的“基因档案”因材施教吗？当然不是，这也很难操作。一些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的措施，其实很朴实无华。哈登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部分高中新生在入学时，需要选修至少一门数学课。当时有两种数学课程，一种是比较简单的代数，学两年就算合格了。还有一种是更复杂的几何课，要学三年。到了高三阶段，已经学过两年几何的人，还可以选修微积分。哈登的课题组追踪了3000个样本，他们发现：高一时只选代数的学生，只有4%会在毕业之前学完微积分。而高一时选了几何的学生，有44%会继续学习微积分。等他们报考大学时，就会发现：许多重点公立大学和理工类专业，只招收已经学完微积分的毕业生。能不能进入这些学校和专业，又会影响未来的职业前景和收入水平。最极端的情况下，学不学微积分，职业机会相差整整18倍。

讲到这里，哈登开始感慨了：美国的高一新生，大部分只有14岁，他们哪会知道数学的长期影响有这么大啊！14岁的小孩子，选修哪种数学课，主要是听老师的建议。而老师看的是他们当时的数学考试水平。这个时候，遗传差异就开始产生影响了。那些早早表现出了一定数学天赋的学生，会被引导去学更难的几何课，将来的教育和职业道路也会更宽。而那些前期数学能力一般的学生，老师会建议他们只选更容易的代数课，无形中就给他们的未来设置了障碍。而哈登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强制所有新生都要学两门数学课。这样一来，即使一些学生的遗传天赋相对一般，也可以接触到微积分这块“敲门砖”，不至于被许多大学和专业拒之门外。这才是更公平的教育机制。

不仅如此，哈登还注意到：学校的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小善举，会深刻影响学生的人生轨迹。比如，酗酒是一种和先天基因具有高度关联的癖好。如果放任有酗酒基因的学生从高中就开始饮酒，会给他们的人生造成重大冲击。而美国一些学校开设了针对家长的“家庭管理”培训课，让他们合理干预子女的娱乐和社交。经过这个步骤，即使是先天带有酗酒基因的学生，也不会过早陷入人生的“黑洞”。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作用也很大。哈登注意到，青少年肥胖受遗传因素的影响非常大。英国有肥胖基因的青少年，比其他人发生超重的风险要高20%。但自从英国政府实施了至少11年的义务教育制度，青少年的日常作息变得更有规律，参加体育锻炼的机会也变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肥胖基因导致的超重风险差距，从20%下降到了6%。类似的措施，都体现了公平原则，而且不需要多高的门槛。

通过这些案例，哈登告诉我们：公平不是让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东西，而是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他为了取得成功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要做的不仅是继续支持基因研究，增进对遗传现象的了解。它还要施加各种形式的外部影响，避免一个人在很早的阶段，就因为遗传劣势失去进一步的人生机会。这叫“补偿性公正”。

回到前面那个菜谱的比方，哈登提醒我们：特定的基因就像菜谱，复杂的基因组的集合则是一整本食谱集。但孩子的人生是什么？它不是菜谱集里的某一页，而是整座餐厅啊！我们之所以会喜欢某座餐厅，会在“大众点评”这样的网站上给它打高分，很少是因为某一道单独的菜。我们还会考察餐厅的环境和服务态度，它的座位是密还是疏，甚至播放的音乐入不入耳。这些已经超过了狭隘的基因的影响范围。一个好的社会，要的就是发掘每个人在所有领域的可能性，而不是让那些继承了优势基因的人一直赢下去，拿到所有资源。

好了，关于哈登这本《基因彩票》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美国有一句流行语：“保守派相信生物学，不相信进化论。自由派相信进化论，不相信生物学。”这句话的意思是，自由派比较重视后天环境的影响，保守派则强调遗传因素才是第一位的。而本书作者哈登，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她既承认先天基因的作用，又主张帮助遗传上的弱势人群。《基因彩票》这本书之所以会在学术界引发热烈讨论，就在于哈登突破了传统的线性思维。她给教育改革提的建议，开阔了所有人的视野，可以激发出更新、更好的策略。

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哈登提出的主张和案例，也有助于我们客观地看待基因和社会的关系。我们应当认识到，苛责一个人“不够努力”，可能是忽视了遗传因素的影响，是狭隘的。这一点在家庭教育中尤其关键。另外，公平的教育环境，绝不是偏袒特定的落后者。它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并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健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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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基因彩票》这本书之所以会在学术界引发热烈讨论，在于哈登突破了传统的线性思维。她给教育改革提的建议，开阔了所有人的视野，可以激发出更新、更好的策略。

2. 公平的教育环境，绝不是偏袒特定的落后者。它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并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健康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