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庆大厦》 回响工作室解读
《香港重庆大厦》| 回响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麦高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关于本书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看上去十分老旧，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闹市如同孤岛一般，但它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廉价落脚点，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交易场所。这种以极低的成本跨国做生意的贸易方式，被称为“低端全球化”。本书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了重庆大厦中往来的各色人等与国际商品、金钱、理念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核心内容
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小商人，生存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底层，在坐落于香港市中心的重庆大厦中以极低的旅费和运费，跨国做生意。这样的贸易方式被称为“低端全球化”。重庆大厦为我们展示了未来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个体，通过类似于重庆大厦这样的经济枢纽，参与到全球贸易中。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一本人类学作品，书名叫作《香港重庆大厦》。
我们对重庆大厦的最初印象，可能都来自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但实际上，很多人来到重庆大厦，可不是为了邂逅浪漫，而是为了挣钱。在这个大厦里，聚集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他们大多来自南亚、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小商人忍受着廉价的食宿，用无数手提箱化整为零，把各色商品转卖到世界各地，赚取利润。就是这样一座大厦，被《时代》杂志誉为“亚洲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方”。
可提到全球化，我们一般都会和实力雄厚、人才济济的跨国公司联系起来，像沃尔玛、星巴克、通用汽车这样的大企业。这样的跨国公司的总部往往坐落于发达国家，位于全球化的中心，他们拥有最好的技术、最多的资金，也收获着最高的利润。然而在香港寸土寸金的市中心，重庆大厦里却聚集了一群微不足道的玩家。他们生存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底层，同时也拿着微不足道的资金，在这座大厦里从事着全球化贸易。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全球化形态呢？
我们本期要说的这本书，就给出了一个答案。这本书的作者麦高登，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主任。从2006年开始，麦高登教授对这座神秘的大厦进行了人类学、社会学视角的深入研究，写出了这本《香港重庆大厦》。许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小商人，在香港重庆大厦中以极低的旅费和运费，跨国做生意。麦高登把这样的贸易方式称为“低端全球化”。他发现，产业链顶端的跨国公司，并不是全球贸易的唯一玩家。来自落后地区的人们，怀抱着发家致富的梦想，也会以普通的、甚至笨拙的方式参与其中乃至获益，占据着在这个系统中属于他们的位置。他们在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赚钱的同时，也成了全球化贸易的一部分。重庆大厦为我们展示了未来全球化的一种可能性，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个体，通过类似于重庆大厦这样的经济枢纽，参与到全球贸易中。
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带你从里到外，全面认识一下重庆大厦。
首先，我将为你大致介绍一下重庆大厦的基本情况，包括大厦的内部秩序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样做生意，怎样互相交流，重庆大厦作为一个经济枢纽又是怎样运作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为什么重庆大厦会在香港存在？而香港为什么又能够长期容忍重庆大厦的存在呢？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从全球化的整体视角来看，重庆大厦存在的意义以及未来的走向。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重庆大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重庆大厦是个令人却步的地方。走进大厦，迷路、绑架、被流氓盯上、卷入非法交易等各种危险就会接踵而至。就算有些年轻人对它产生兴趣，也是为了光顾高层的咖喱餐厅。但对于来自南亚、非洲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店铺经理和小商人来说，如今重庆大厦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他们能在重庆大厦里找到自己需要的一切，以至于可以几个星期都不用离开大厦。
如果你有一天去旅游，站在香港重庆大厦门口，从下往上看，你会发现重庆大厦的地下一直到二楼都是购物商场。从三楼往上，有三栋建筑一直延伸到十七楼，遍布着廉价的小旅馆，住满了世界各国来旅行和做生意的人们。
从外向内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在重庆大厦的门口，有好几家货币兑换商铺。不过现在这些商铺的主要盈利来源是汇款业务，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商人就通过这些店铺和中国内地的联系人相互汇款。
走进重庆大厦的底层，你会看到上百家店铺，里面售卖各式各样的货品。这一层可谓是那些跨国小商人们的“后勤部”。这里有店铺出售可以拨打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廉价电话卡；有各式各样的餐馆，从南亚辛辣的菜肴到土耳其菜；有三十家服装店，还有书店、影碟铺、礼品店、饮料店，从佛像到瑞士军刀，从果汁到威士忌，应有尽有。
大厦的一楼也有一百多家商店，这一层就比底层安静得多，但这里却是跨国交易发生的地方，跨国小商人们就是在这里进货再转卖到世界各地的。里边有八十多家店铺主要批发手机，这些手机质量都不怎么样，有的是回收的，有的是二手的，有的是翻新过的，还有许多是山寨产品。这些手机贸易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买家。对于这些国家的消费者来说，手机是他们通往现代化的重要工具。
那究竟是什么人在经营这些店铺呢？他们在重庆大厦的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下面我就带你走进店铺，去认识认识里面的人。
像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样，重庆大厦内部根据人们占有财富的多少也呈现出一种金字塔结构。站在重庆大厦这个小世界金字塔顶端的，当然是业主们。尽管重庆大厦内来来往往的都是南亚人、非洲人，但是大厦的业主却大多是中国人。虽然当地人都不怎么待见重庆大厦这个非法之地，业主们对此也很无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组成业主立案法团，修缮大厦的基本设施。在业主立案法团的努力下，大厦的面貌焕然一新。电梯、电灯、厕所等公共设施都非常完善，闭路摄像机则令大厦更加安全。
沿着这个金字塔往下走，就是南亚裔的店主们，许多人在祖上好几代就开始在香港定居了。他们有的在重庆大厦中经营旅馆，有的从广州进货放在大厦的店铺中批发给其他的商人。他们雇佣非法劳工，卖手机等货物给非洲人。在鼎盛时期，一家手机店铺每个月的利润能高达10万港元。不少人也能用粤语和本地香港人谈笑风生，甚至娶了香港的姑娘。
小商人是重庆大厦中最常见的人群。大部分商人来自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通常，他们从香港或内地进货，然后运回家乡贩卖。但也有小部分人做反向生意，从家乡携带宝石拿到香港和内地贩卖。
大厦中另外一个庞大群体是临时工，他们可以说是重庆大厦最底层的人群了。大量的南亚人持旅游签证进入香港，一年内最多可以在香港逗留180天。尽管这些临时工每个月只赚3000港币，但这已经足够他们生活，并且还能给远在故乡的家人寄去一部分。他们的打工行为完全是非法的，一旦被抓住，就可能被起诉、坐牢甚至禁止再次进入香港。但如果没有这群非法劳工，店铺的人力成本就会翻倍，重庆大厦建立在廉价基础上的生态系统也会完蛋。好在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策略，很少有工人被警察抓到。
业主修缮大厦，店主开设店铺，商人批发货物，非法劳工们在店铺打工，除此之外，大厦里的人员还包括菲佣、性工作者、瘾君子以及游客。在这样一个成分混杂的大厦里，人们是怎样做生意，怎样互相交流的呢？
从地理位置上说，香港重庆大厦的一边，是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陆，而一边，则是非洲国家。亚非的商人们在重庆大厦进行交易，通过他们的手提箱将货物运回祖国进行贩卖。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们之间的贸易往往以信任作为基础，许多人都是回头客，基本上以批发为主。对于一家手机店铺来说，在一天里做成一笔交易就已经很不错了。
尽管重庆大厦像全世界所有地方一样，做买卖首先要讲信用，但很多店铺还是会暗中使些小伎俩来占买家的便宜，让自己多挣一些。譬如作为大厦贸易支柱的手机销售，有的销售商会把冒牌手机改装成名牌手机，再以高价卖给非洲商人。还有的销售商非常精明，只需要聊上两三句，就能知道对面的顾客懂不懂行，然后看人下菜碟。比如给不懂行的坦桑尼亚人的价格，就比给懂行的尼日利亚人高不少。几乎所有的店主都经不起高利润的诱惑，但是他们还是有做生意的底线。他们也知道自己时不时可以使些小伎俩骗骗钱，但如果骗的太过分了，就会失去顾客。
虽然商铺的销售商们精于算计，但是来采购的商人们也有自己的对策。有经验的商人会先到重庆大厦询问相关商品的价格，然后马上打电话回国，了解国内的最新价格，再通过关系直接从中国内地的工厂拿货。这就等于绕过了重庆大厦的中间商，挣得更多了。在重庆大厦购买货物的商人，为了防止销售商浑水摸鱼，他们常常会打开手机壳细致地检查每一台手机，然后把不满意的手机退货。
不过，同大厦中的销售商讨价还价并不是商人们一次贸易的最大阻碍，海关才是。除了一些有政府关系的人之外，大部分商人回到祖国都需要交纳关税。高昂的关税往往意味着损失全部的利润。所以商人们一般都会去贿赂海关。他们会拿两三个手机或别的商品作为礼物送给海关官员。因此，当面对相同的贸易问题时，低端全球化的奋斗者们遭遇的风险要远远高于那些参与高端全球化的商人。
虽然重庆大厦像生态系统一样在运转，但是人们的交流互动几乎只与他们的职业角色相关。比如，餐馆的托儿四处派发菜单，手机铺的销售商向顾客展示产品，旅店老板为旅客展示房间，诸如此类。有时候，大厦里也会有超越种族的情感，比如一个来自西非的男人娶了香港居民，相邻的店铺也会互相照应。
不过，重庆大厦可并不是一个永远太平的乌托邦。种族差别和宗教信仰的区别，有时候也会引发冲突，有些人时常也会吵架，甚至打架。但是往往很快就结束了，因为赚钱是这里的主基调，没有什么事能比赚钱更重要。
在重庆大厦里，不仅种族冲突被调和了，贫富差距的冲突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缓解了。尽管在大厦中，穷人和富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大多数人不会觉得这是社会不公，而是认为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的。穷人不会去反抗，而是向富人看齐，努力赚钱，只希望哪一天自己也能出人头地。
同时，我们也看到，重庆大厦中的经济贸易不仅为众多人群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也在传播、融汇强势文化时，衍生出求同存异的多文化格局。不得不说，重庆大厦孕育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氛围。它或多或少改变着大厦中的人们。尽管也会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反对情绪存在，但这并不是重庆大厦内的主流态度。虽然这些所谓的“世界公民”本质上是为了赚钱而不得不牺牲自己一些独特的文化偏好。但不管怎么样，重庆大厦以及香港这座城市，确实为世界带来了文化包容多样性的力量。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聚集了这么多宗教、文化背景都不同的人群，如果不互相宽容，就没办法在重庆大厦和平共处，那自然就赚不了钱了。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一种文化结果。
除了不成文的做买卖的规矩和宗教文化上的宽容，法律的阴影也时刻笼罩着这座大厦。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重庆大厦向来都是“非法”的代名词，如果没有非法劳工和非法贸易，这座大厦可能早就无法矗立在尖沙咀了。尽管毒品、性交易这类治安问题不时出现，但重庆大厦并不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这里大部分所谓非法的行为，都不能说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律技术问题。比如店主压榨工人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大厦中，也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地。大厦内部占据主流的伊斯兰教延伸出各种规矩，也管理着人口，再加上香港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使重庆大厦算得上是一个文明、和平，甚至有道德的地方。
有了这样的初步了解，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为什么重庆大厦会在香港存在？而香港为什么又能够长期容忍重庆大厦的存在呢？
重庆大厦这样一个“低端”的百货商厦，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国家的人前来落脚？又为什么能在寸土寸金的尖沙咀矗立至今呢？要知道，香港市中心商铺的租金可是贵的吓人啊。
作者分析，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这座大厦的租金低廉。这就让大厦内部的饮食起居十分便宜，几乎是所有南亚、非洲商人首选的落脚之地。重庆大厦的租金之所以低，一方面是由于物业权不统一，很多地方破了坏了都不会及时修缮。另一方面，就是重庆大厦长期以来口碑不好，所以大楼的物业价格也始终上不去。
重庆大厦是1961年建造的。从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香港殖民政府雇了很多印度人作警员和士兵，因此重庆大厦周围，一开始就有许多南亚居民。1964年，九龙清真寺在重庆大厦附近重建，穆斯林人口也因此增加。到了六十年代末，重庆大厦附近一度成为美国大兵喜欢光顾的红灯区，嬉皮士和背包客也发现了这座神秘的大厦，纷纷来体验。于是这里的环境变得更加鱼龙混杂，大厦的电力系统等公共设施也不堪重负，再加上低劣的建筑质量，许多原本居住在这里的香港家庭就纷纷离开，把物业的日常经营交给新移民到香港的大陆人。
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里，大厦里的南亚人和非洲人越来越多，大厦也被不断地修修补补。尽管重庆大厦的居住环境在渐渐好转，但依然没有摆脱“垃圾堆”的坏名声。换句话说，正是重庆大厦的坏名声，造就了它的廉价。
重庆大厦能在香港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香港较为宽松的签证条例。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访客必须申请签证，否则会被立即遣返。香港则不同，即使没有签证，也可以在香港逗留十四天、三十天甚至九十天。对于没有签证的亚非商人来说，就算只能在香港逗留十四天，进货也是绰绰有余了。还有一些商人通过香港进行货物中转，再去中国内地或是其他地方做买卖。重庆大厦的东西非常便宜，结算和交流信息也很方便，当然成了这些商人的第一站。
不仅如此，当时中国南方省份的经济正在崛起并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给重庆大厦的存在创造了条件。重庆大厦成了内地货物的中转站，包括二手的、假冒伪劣的手机、衣裳、各式建筑材料、家具等等。这些货物虽然质量不怎么样，但毕竟价格低廉，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买得起的东西。而重庆大厦，正是这些低端贸易里，不可或缺的中转站。
低端没问题，但假冒伪劣就说不过去了。要知道，香港可是华人世界中法治的典范，为什么能够容忍重庆大厦的存在呢？这就说说香港的经济政策了。
香港采用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鼓励自由贸易来保证经济的发展。所以香港基本不会对经济发展进行过多的干涉。而且重庆大厦吸引的游客，以及进行的跨国贸易，也确实为香港带来了经济活力。能创造经济效益，那就有资格在香港活下来。
不仅如此，重庆大厦里的香港警察，也是以新自由主义的态度行事的。只要香港公众没受到伤害，不影响大家做生意就没事。所以对于很多非法行为，比如雇佣非法劳工之类的，只要局限于大厦内部，不会冲击到香港市民的就业，警察一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真的发生毒品交易、抢劫、黑帮大战这种严重破坏治安的事件，警察才会出动。要是其他的小事儿，警察就算出动了其实也就是走走过场。毕竟大家都在雇佣非法劳工，早就准备好了随时应对警察。而且在没有掌握证据的情况下，警察也没法拘捕任何人。
香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特点，还要从这个城市的殖民地时代说起。1841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同时也成了中国对外交流的口岸。英国的公司在这里以最低关税进行自由贸易，从那时起，香港的主要经济支柱就是国际商贸。据记载，当时的香港满是英国人、德国人、来自加尔各答的美国人、巴格达的犹太人等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量的内地人移民香港，华人数量剧增。七十年代，香港成为工业生产的中心，并在八十年代末成为中国货品集散地。到了九十年代，香港的人均GDP已经能比肩美国，甚至比英国还高。与此同时，香港也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重庆大厦的边缘地位。
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自由贸易的传统，使得香港在全球化贸易体系中如鱼得水。香港欢迎大型跨国公司，也接受重庆大厦里的小商人和小商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交互影响下，就算香港居民对重庆大厦充满了不屑与恐惧，就算它的“低端”气质和发达的香港格格不入，重庆大厦也依然能够用一种低端但充满生命力的方式，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
以上，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部分内容。从局外人的视角来看，重庆大厦本身复杂而又混乱的历史，加上低廉的生活成本、香港宽松的签证制度、低价的进货渠道，这一切都大大压低了从事跨国贸易的成本，也吸引了这些来自落后地区的小商人和淘金者。而且，香港采用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所以才会持续地容忍能带来贸易和经济活力的重庆大厦。
那如果我们再把视角放大，放大到全球视角，那么重庆大厦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又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我们知道，香港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也就是现代文明在传统文明中的一块“飞地”。当年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就离不开香港的协调和中转。香港就像一个转接口，使得贸易能够得以在两种不同制度的文明之间顺利进行。而到了现在，香港已经成为发达地区，内陆也成了世界工厂，重庆大厦反过来，就成了传统文明在现代文明中的一块飞地。南亚、非洲地区的制度和文化，和香港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人们要做买卖，就势必会产生许多文化冲突。而重庆大厦就像一个转接口，使两种系统的交流成为可能。
首先，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重庆大厦提供了廉价的食宿，使得这些来自亚非地区的小商人有落脚的地方。第二，重庆大厦形成了与香港格格不入的纠纷解决机制、世界主义的气氛，使得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能够和睦相处。第三，香港的法律一般不会管到这里来，地下交易和非法劳工都可以在重庆大厦里找到他们的生存空间。这样，那些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小商人就可以轻松穿梭于两种暂时不大兼容的系统之间了。
重庆大厦为香港提供了低端贸易，也向我们展示了低端全球化的世界和逻辑。这本书出版于2007年，当时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还没有那么显眼。所以书中认为，全球化以美国、西欧和日本为核心；中国、印度和巴西等，都是正在崛起的半边陲国家；而非洲大部分国家则是没被标进全球化地图上的极端边陲国家。当时作为半边陲国的中国，通过让非洲人进入内地，或是在香港中转，将非洲拉进了全球化的地图。
在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中，现代资本应从核心国家流向边陲国家，廉价劳动力则导致了廉价工厂的产生。就像美国、日本的制造商将工厂转移到墨西哥、中国、东南亚一样。而重庆大厦内部则恰恰相反，商人们从极端边陲国家来到半边陲国家，采购核心国家废弃或仿冒伪劣产品。尽管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方向相反，交易的某些规则是不同的，但低端全球化和高端全球化在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
通过重庆大厦这扇独特的窗口，我们也能观察介于贫富之间的全球化世界。在香港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这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地带，而且还拥有高度的灵活性。虽然重庆大厦在当今社会经济局势下显得很脆弱，可能未来的某一天就因为中国内地的产业升级，或者大楼年久失修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确实成了连通贫穷与富有地区的经济枢纽。而未来，如果政策宽松，人们对于类似重庆大厦这样的地方更加包容，那越来越多的像重庆大厦这样的节点和枢纽，将会出现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将相互碰撞。随着第三世界国家不断主动参与世界经济，更多的人将通过这种方式，共享全球化的发展果实。
好了，到这里，《香港重庆大厦》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我们就说完了。麦高登在这本书里为我们讲述了重庆大厦的内部构成和运转方式，同时揭示了它背后的全球经济逻辑，也就是以重庆大厦为代表的低端全球化。
首先，第三世界国家的小商人们就在香港重庆大厦讨价还价，购买货物，贩卖到家乡获取利润。在重庆大厦里的各色人等各司其职，赚钱的信念超越了国界和宗教的差异。这种内部自发形成的独特秩序，使得大家在法律缺席的情况下基本还能和睦相处，甚至孕育出一种世界主义的气氛，形成了求同存异的多文化格局。
其次，重庆大厦低廉的生活成本、香港宽松的签证制度、低价的进货渠道，使得重庆大厦中奇异的生态系统也得以运作至今。而香港采用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因而能持续地容忍能为之带来贸易和经济活力的重庆大厦。
最后，我们探讨了重庆大厦存在的意义。重庆大厦成了连通贫穷与富有地区的经济枢纽。
这本书是在2007年出版的，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重庆大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厦举办了五十周年庆典，经过整修后，旧貌换新颜，比从前漂亮多了。瘾君子的纸皮窝棚、后巷的酒摊都不在这里了，手机贸易也衰落了，旅馆、餐厅、货币兑换店成了利润最丰厚的生意。如今更多的商人选择去广州进货，他们有的聚集在广州东圃、永平等街区的城中村内，有的栖身于天秀大厦、金麓山庄等小区，这些地方被广州人戏称为“巧克力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里已经取代重庆大厦，成了新的低端全球化中心。与此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香港和内地年轻人对这栋大厦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重庆大厦，了解重庆大厦。现在，重庆大厦的周围又新建了购物商城，楼价也在不断上涨。也许某一天，这座大厦就会被卖掉，成为另一座购物中心。总之，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去重庆大厦看看，趁它还在。
撰稿：回响工作室（上海大学文学硕士 李晔） 脑图：刘艳 转述：刘雨田
划重点
1.香港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使重庆大厦算得上是一个文明、和平，甚至有道德的地方。
2.重庆大厦本身复杂而又混乱的历史，加上低廉的生活成本、香港宽松的签证制度、低价的进货渠道，这一切都大大压低了从事跨国贸易的成本，也吸引了这些来自落后地区的小商人和淘金者。
3.通过重庆大厦这扇独特的窗口，我们也能观察介于贫富之间的全球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