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战略》 钱言解读

《人口战略》| 钱言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人口战略》。它讲的是人口对创新的影响，以及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该如何走出发展的困境。

这本书的作者有点特别，他就是携程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梁建章博士。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者。早在十多年前，梁建章就开始不断呼吁中国调整生育政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最终为国家放开二孩、三孩政策起到了作用。这本书是梁建章研究人口问题的结晶，它不仅对人口和创新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也为中国应对人口减少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所以非常值得推荐。

要知道，2022年中国在多年来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已经跌破了1.1，这意味着每个育龄女性平均只生一个孩子，或者说每对夫妇平均只生一个孩子，将造成人口减少和结构失衡。它预示着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养老负担，更少的劳动力供应，甚至是创新能力的下降。所以如何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保持经济的创新与活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场景：小王是一名25岁的年轻人，他想要结婚生子，但是面对高昂的房价、繁多的教育费用和沉重的生活压力，他感到很迷茫。他不知道能否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也不知道能否承担起为父母养老的责任。这种状况不是个案，它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焦虑。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中国的生育率为什么会持续下降？这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就是这本书要研究的课题。

我们都知道，人是经济中的消费者和劳动者，但很多人忽略了，人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者。这本书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叫做“创新力模型”，来说明经济发展要靠创新，而创新又取决于人口规模、人口能力和内外交流的综合作用，所以人口对国家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和国际竞争力作了评估，并对如何降低生育成本、提高生育意愿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比如，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他建议政府每月发放1000元的现金补贴；对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一直到孩子20岁；对于二孩家庭，他建议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则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如此等等。如果书中的建议成为现实，将会影响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也是它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来看，为什么人口对国家的创新和发展至关重要？第二部分来看，中国的人口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面临哪些严重的困境？第三部分来看，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纾解中国的人口发展困境？希望听完之后，它能帮你看清人口对于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性，读懂中国经济与人口变化的趋势，做出更加理性的生活决策。

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人口对国家的创新和发展至关重要？

说到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我们通常会想到一个方面，就是劳动力。人口多了，就有更多的人可以从事生产，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是对的，但不全面。因为人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在现有的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发明新的产品，设计新的商业模式，创作新的内容等等。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力量。没有创新，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说到创新，你可能想到企业家精神、教育制度、创业环境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但还不够。作者提出，创新还有一个更基础、更根本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你想想看，如果你想做出一个新的东西，你需要知道现在有什么东西，你需要了解现有的知识和技术。它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学习，一种是通过交流。学习可以让你掌握一些理论和基本原理，但不一定能让你了解最前沿的情况。交流可以让你接触到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他们可能有你没有听说过的信息、经验、观点、需求等等。这些信息可能会激发你的灵感，让你想到一个新的点子。所以说，交流是创新的源泉。

那么，交流和人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交流需要有人才能进行。如果没有人，或者人太少，交流就无从谈起。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行有效的交流。交流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条件。比如说，要有足够的智力、教育、精力、沟通能力、冒险精神等等。所以说，人口不仅要多，还要有一定的能力和素质，才会有更多的交流和创新。

交流可以分为内部交流和外部交流。内部交流是指在国内进行的交流，外部交流是国际交流。两者都对创新有积极作用。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创新力取决于人口的多少、人口的能力，以及内部交流和外部交流的丰富程度。打个比方，人类社会就像大脑，人就像神经元，神经元越多（就像人口越多），活跃神经元（就像高素质人口）之间的连接越多，大脑就会越发达（社会也就更繁荣）。它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这个公式就是作者提出的创新力模型。它把人口和创新直接联系起来，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人口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影响，也就是人口数量相关的人口规模效应，人口能力相关的人口老龄化效应，还有内部交流相关的人口聚集效应，以及外部交流相关的人口流动效应。

请注意，这个创新力模型和四种人口效应，是本书内容的核心，作者关于人口问题的分析建议都是围绕它们展开的。但区别在于，从政策上讲，我们可以靠大城市扩容来增强人口聚集效应，可以通过开放更多的移民和国际交往来增强人口流动效应，而要提升人口规模或者缓解人口老龄化，会困难得多，因为人口规模萎缩和老龄化是由低生育率导致的，它是一项长期因素，影响更加深远。所以我们重点说说这两个效应。

首先是跟人口数量相关的人口规模效应。人口多的国家，因为有大量的需求和人才，相对于小国家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优势。比如，你想拍一部电影，或者做一个软件，如果目标市场是10亿人，预算可以是1亿人的10倍，你可以请更好的导演、编剧，或者更好的程序员、设计师。你可以做出更好的产品，吸引更多的用户。在国内市场成功以后，还可以将业务扩展到其他国家。所以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互联网行业，有大规模的本土市场，是一种非常厉害的优势。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出生率下降，不仅人口规模会减少，人口结构也会趋于老龄化，它对一个国家的创业和创新很不利。作者以日本为例，说明了老龄化效应的存在和影响。

要知道，日本曾经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发明了很多颠覆性的产品，比如随身听和游戏机，企业竞争力很强，经济增长很快，人均收入比美国还高。但是，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就一直停滞不前。为什么呢？有人说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但金融危机不可能持续30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和创新的衰退。

我们可以通过日本过去6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老龄化指数（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例）的关系来看到这一点。由于日本在二战后不久生育率迅速下降，老龄化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突破20%，2020年更是高达48%。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5%—10%降到了1%左右，人均收入也从比美国高30%跌到比美国低40%。为什么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创业和创新。

作者提出了很多证据。比如，日本新企业的注册率，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6%—7%下降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3%，不到美国的1/3，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在美国，18—64岁的成年人中有4.9%的人正在从事创业，而在日本这个数字只有1.9%。再看美国和日本排名前10位的高科技公司。在美国，有6家是在1985年以后成立的，创始人平均只有30岁左右。而在日本，没有一家是在近40年之内成立的。这些都证明了日本创业精神的衰退。

那么，人口老龄化为什么会减少创业呢？简单地说，创业是一项长期和高风险的投资，企业家会付出大量的个人储蓄和闲暇时间，而失败的概率非常高。所以年轻人更愿意承担创业的风险，因为有更长的时间享受成功的果实。相比之下，一个55岁的人通常不会去开公司，因为哪怕辛苦创业15年后取得成功，也已经70岁了，没有太长的寿命去享受成功的果实。

老龄化不仅会减少创业，并且会产生阻挡效应，也就是企业高层职位被老员工占据，所以年轻员工晋升慢，机会少。在日本公司经理和部门负责人的年龄分布中，上世纪70年代，有32%的日本经理是35岁以下的，25%的部门负责人是45岁以下的。而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两个比例分别下降了15.6和16.7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不仅新创企业少，大公司也不太创新。曾经很厉害的日本大公司不仅错过了互联网，而且在半导体、消费电子和新能源等领域也落后于美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换句话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急速加剧，它的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持续下降，是造成日本经济在过去30年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

那么，中国会不会陷入日本的困境呢？中国以前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每年都有2000多万的新生儿。但后来因为计划生育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生育率一直下降，到了2015年，新生儿只有1200多万。虽然2016年放开二孩政策后，2017年的新生儿有1700万，但是很快又掉到了2022年的956万，六年几乎减少了一半，创下了历史新低。生育率只有1.1，比日本还低。所以作者认为，中国的老龄化和日本差不多，只是晚了35年。从某些方面看，中国的人口困境甚至更严重，隐含的问题也更大。

那么，中国的人口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面临哪些更严重的困境呢？

其实，随着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下降是很正常的事情。像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就比发展中国家要低。中国也一样，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生育率也跟着下降。但问题是，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要低很多，而且比很多发达国家还要低，比如美国是1.64，加拿大是1.4，德国是1.53，日本是1.33，而中国只有1.1。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生育成本太高了。

按照作者的估算，2019年中国家庭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花费是48.5万元（注意，是平均），而中国的人均GDP是7.03万元。也就是说，在中国，养一个孩子相当于花掉人均GDP的6.9倍。相比之下，美国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费用相当于人均GDP的4.11倍，加拿大是4.34倍，日本是4.26倍、德国是3.64倍。这样看来，中国是除了韩国以外，世界上养孩子最贵的国家。顺便说一句，韩国养孩子到18岁的费用相当于人均GDP的7.79倍，是世界上最高的，它的生育率也是全世界最低的。

那么，在中国养孩子为什么这么贵呢？首先是因为，政府几乎没有补贴。中国刚刚从限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补贴生育的政策还没有大范围推行。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都会用GDP的1%—3%补贴有孩子的家庭。相比之下，中国家庭的生育负担当然更重。

其次是因为，中国孩子的教育花钱太多。中国只有9年义务教育，而大多数国家都有12年甚至15年的义务教育，很多国家还有政府出钱的托儿所，相比之下，中国家庭的教育费用当然更高。另外，更多的钱可能花在了补课上面，即使现在有“双减”政策，中国仍然有世界上最大的补课产业，这当然是因为中国升学和高考竞争太激烈了。不仅是直接花在补课上的钱多，在孩子学习上耗费的时间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

再有就是，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太高了。比如按照《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的调查，深圳的房价收入比是35倍。也就是说，普通人在深圳工作，就算不吃不喝也要攒35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中国其他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也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很多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敢要孩子。

当然，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养育孩子缺乏专门的看护。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严重缺托儿所。根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中国0—3岁的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4%，远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这造成职业女性在生孩子时面临很大的困难。

总之，由于教育、住房费用太高，看护孩子困难，并且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还没有铺开，中国的生育成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中国人不想要孩子也就不奇怪了。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家庭都想要2个以上孩子，比如英国是2.23个，法国是2.38个，德国是2.15个。而中国不是这样。根据国家卫健委的介绍，2017年，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目标是生育1.76个孩子，2019年是1.73个，2021年是1.64个。这样看来，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不仅低于西方国家，甚至低于日本和韩国。所以作者认为，未来如果没有超常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将快速下降。

要知道，一个社会生育后代的主力，是22—35岁的女性。在2020年的中国，这个年龄段对应的是在1985—1998年出生的女性。在未来十年，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将比现在减少30%以上。所以作者预计，如果没有强烈的政策干预，中国的新生人口将很快跌破900万，并长期减少下去。这对“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它的负面影响很多，包括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劳动力相对短缺，而最严重的是创新的停滞和衰退。如果把日本视为前车之鉴，中国将在2040年左右开始遭受老龄化的冲击。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创新的规模优势将从中国转到印度或美国。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到2050年可能只有印度的1/3，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1/4。同样，中国的新生人口将在2082年被美国反超，到2100年只有美国的2/3。所以人口局势的恶化，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风险。只有采取超常的鼓励生育政策，才能避免这样的局面发生。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破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困境呢？

说到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出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2022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了20条政策措施，包括让工作环境更适合有孩子的人、增加托儿所、对生育多孩的家庭租房买房提供优惠等等。有些地方甚至直接发钱，比如四川攀枝花市，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当地户籍家庭，每月每个孩子发500元的补贴，直到孩子3岁 ；甘肃省张掖市的临泽县也出台了类似政策。

但作者认为，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太低了，是世界少有的，只有采取超强的对冲政策，才能缓解新生人口快速减少的趋势。作者建议中国要用GDP的2%—5%来鼓励生育，再加上其他配套措施，比如教育改革、房地产政策等等，才能弥补人口和市场萎缩带来的冲击。

为什么要用GDP的2%—5%来鼓励生育呢？因为作者对各个国家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做过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在此基础上，作者参照其他国家的状况，对中国未来人口变化作了三种预测。

一是保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不做大的改变。结果是从2023年起，生育率逐渐递减，到2028年降到0.8，此后保持不变。这样一来，中国的生育率就会接近全球最低水平，和韩国差不多，中国将在两到三代人以后失去人口大国的地位。这是最坏的情况。

二是政府推出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是花的钱只有GDP的1%—3%，和其他发达国家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的教育费用和房价还是很高，所以生育率也只能和日本差不多，比欧美国家还低。结果是，从2023年开始，生育率慢慢恢复，到2028年有1.1，以后保持不变。这是最可能发生的情况。

三是政府出台超强的鼓励政策，比如用GDP的5%来鼓励生育，再加上其他配套改革，能让生育率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结果是，从2023年开始，生育率慢慢上升，到2028年达到1.4，以后保持不变。这是最好的情况。

当然，作者还希望政府用更多的钱来鼓励生育，比如GDP的10%，这样生育率就能达到2.1，人口就能保持不变。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现在我们假设，政府拿出GDP的2%—5%来鼓励生育，按照2022年的数据，那就相当于2.4万亿到6万亿的钱，它们应该用在哪儿呢？作者认为三个方面最重要。

首先是现金和税收补贴。因为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收入不一样，作者建议高收入的家庭可以按照孩子数量减免个人所得税，低收入的家庭可以直接拿现金补贴。

要知道，对有孩子的家庭发放补贴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比如2017年，一些发达国家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是这样的：英国2.12%、法国1.42%、瑞典1.24%、日本0.65%、韩国0.15%。我们可以看出，欧洲国家补贴家庭福利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本、韩国，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比它们高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参照这些国家的做法，具体的政策可以是：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给1000元的补贴。对于三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给2000元的补贴，直到孩子20岁。对于二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当然，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补贴上限）。作者估计，这部分措施能让中国的生育率提高20%左右。

其次是购房补贴和大城市扩容。要知道，高房价是制约人们生育孩子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尤其如此。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是因为房价高，其他的花费比如衣食住行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公立教育也不会太贵。所以在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低于小城市的重要原因。

所以如果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除了现金和税收补贴以外，要给多孩家庭购房补贴。具体可以是返还房贷利息或者打折买房。比如说，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返还50%，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全部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一孩家庭买房9折，二孩家庭买房7折，三孩家庭买房5折等等（当然，不能超过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钱可以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获得。这样不仅能降低房价，提高生育意愿，也能发挥大城市的聚集效应，提高创新能力。作者估计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0%左右。

再次是增建托儿所。对女性生育来说，最影响工作的是孩子0—3岁的时期，所以很多国家提供了托儿所来帮助她们。据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3岁以下孩子的平均入托率是35%。其中，荷兰、法国、挪威、比利时等国家超过了55%。

中国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4%。作者建议要提高到50%左右，这需要政府投资兴建至少10万个幼托中心，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入托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的财政补贴。作者估计，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10%左右。

总之，面对高昂的生育成本和不断走低的生育率，中国要想把1.1左右的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鼓励，比如用GDP的5%的投入把生育率提高到1.6左右。在此基础上，如果成功实行其他配套改革，减轻教育和买房的负担，也有可能把生育率提高到接近更替的水平，保持人口不变。

当然，这些政策需要花很多钱，也需要很大的改革魄力，但是中国没有退路，因为人口是创新和国家竞争力不可替代的要素。中国必须把人口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才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说到这儿，关于这本书的解读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本《人口战略》，是兼具企业家和经济学者双重身份的梁建章博士的作品。他在书中分析了人口规模和结构对创新的影响，预测了中国未来的人口趋势和国际竞争力，并就如何降低生育成本、提高生育意愿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它不仅是一部人口学著作，能够提升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是一部中国发展和国际竞争战略的建议书，值得社会各界参考。

不过在我看来，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它的预测和建议，而是作者提出的“创新力模型”。这里再强调一遍：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它是本书的理论核心，作者所有的分析和建议都是由此展开的。从这个模型出发，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人口和创新的关系，也才能避免对作者观点的误解。

比如在前面，我们主要介绍了人口数量和人口能力对创新的作用，在人口能力中也只分析了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有人会问，难道教育不重要吗？知识产权不重要吗？创业环境不重要吗？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对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来说，这些都是默认的必要条件，所以不再构成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人口规模与结构就成了创新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变量，所以作者才把重点放在了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的问题上。

当然在原书中，作者也对人口能力的其他方面作了探讨。比如对教育改革，作者就建议，中小学的时间可以从12年缩短到10年，取消中考，淡化高考，普及大学通识教育，把尖子生选拔放在研究生考试中。这样可以降低应试教育的比重，减轻大部分家庭的教育负担，减少教育行业的资源浪费，真正实现尖子生、普通生和社会多赢的局面。这样不仅能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也能提升全民的综合素质。

此外，关于人口的内部交流，作者从人口聚集效应出发，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比如就城市规模来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东京，有3700万人，韩国的首尔有2300万人。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韩国的25倍，但北京和上海都只有约2200万人。作者认为，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的创新中心来说，这个规模太小了，不能充分发挥人口的聚集效应，北京和上海的合理人口应该是4000—5000万。这样看来，所谓的“逃离北上广”也许只是暂时的趋势。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外部交流对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性。外部交流不可替代的根本原因在于，再大的国家，相对于世界还是很小的；再多的国内人口，相对于世界人口还是更少的。而且远方的物产、商品和创意，或许更具有多样性和颠覆性。所以即便是人口大国，也必须抱着开放和虚心的态度向全世界学习。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解读。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按钮，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它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最后还附上了这本书的电子书链接，欢迎你去拓展阅读。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互联网行业，有大规模的本土市场，是一种非常厉害的优势。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出生率下降，不仅人口规模会减少，人口结构也会趋于老龄化，它对一个国家的创业和创新很不利。

2. 中国的生育成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因为教育、住房费用太高，看护孩子困难，并且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还没有铺开，结果导致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要低很多，而且比很多发达国家还要低。

3. 中国要想把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鼓励，比如用GDP的5%的投入把生育率提高到1.6左右。在此基础上加上其他配套改革，减轻教育和买房的负担，才有可能把生育率提高到接近规模更替的水平，破解人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