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传》 徐学勤解读
《钱锺书传》| 徐学勤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是一本经典传记，《钱锺书传：营造巴别塔的智者》。
人人都知道钱锺书，但也许很少人真正懂钱锺书，“不懂”主要有三个层面：
首先，是不懂他的人生。钱锺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学界泰斗”“国学大师”，但在这些耀眼的光环下，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其实我们并没那么了解。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留下自传或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另一方面，是他刻意与外界保持距离。到晚年，他已经名满天下，但他和妻子杨绛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埋首于书卷之中，很少公开露面。
法国政府要给他颁发中法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奖，他坚辞不受。八十岁那年，一些亲朋好友、机关团体想要给他做寿，他也不愿接受，说：“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有热心读者想要拜访他，他说出了那句名言：“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字，却很少公开谈论自己。所以，真实的钱锺书的人生，大众其实不太了解。
其次，是不懂他的性格。有人称钱锺书为“民国第一毒舌”，因为他批评人毫不留情，不管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不管是对自己的老师，还是对同事、邻居、朋友，他都喜欢挖苦讽刺，能被他瞧得上的人极少。与他同时代的一位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钱锺书学问是好，就是嘴巴臭，狂得很。”而钱锺书自己却说：“人谓我狂，不知我实狷。”狂是狂妄，而狷是耿直，是有所不为，这其实是一种洁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非常之人，往往有非常之性格。对于钱锺书的个性，我们其实有很多误解。
再者，是不懂他的学问。钱锺书博闻强识，思想深邃，文字古奥。他的两部学术代表作《管锥编》和《谈艺录》，都是用文言文写就的。《管锥编》是一部“天书”，皇皇一百三十万字，引述了古今中外四千多位作家的上万种著作，涉及的知识点有数万条，极少有人能读懂读完。然而，对这部巨著，学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是伟大经典，是学术高峰，但也有人认为它不成体系，没有太大的价值。李泽厚先生甚至用“买椟还珠”来评价钱锺书，说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的成果，并没有提出有长久价值的思想，或者解决有价值的问题，很是遗憾。
那么，钱锺书到底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他真实的人生和性格如何？他为什么要用最隐晦、最佶屈聱牙的方式，来书写人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到底该如何评价他的文化贡献呢？通过阅读这本《钱锺书传》，我们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这本书的作者，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张文江教授，他主要研究先秦学术源流和中国古代经典，他对钱锺书也有专门研究，还出版过一本《管锥编读解》。他曾师从著名学者和作家施蛰存先生，学术界曾有“南有施蛰存，北有钱锺书”的说法。张文江教授在写这本书时，也得到了施先生的很多帮助。这本书不只是简单梳理人生，而是对钱锺书的主要作品都做了深入剖析，是一本思想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人物评传。
今天的解读，我会把钱锺书先生的人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从出生到成为一名超级学霸；第二阶段，是从超级学霸成长为知名学者和作家；第三阶段，是完成他人生最重要的著作《管锥编》，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希望通过对这本书的解读，能让你更全面地了解钱锺书先生，了解他的人生、性格和学术贡献。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1910年到1938年。钱锺书从出生到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再从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留学归来，他成为一个通晓多种外语，对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社会学、人类学都有精深研究的超级学霸。
他是天生的读书种子，一生以学术为志业。那么，这样一个超级学霸，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作者认为，钱锺书的知识结构，来自家学、学校教育和自学三个方面。
首先是家学。1910年，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古文学家和教育家钱基博。不过，按照当地的风俗，钱锺书出生后，便被过继给了伯父家，由伯父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所以，钱锺书从小享受到两份截然不同的父爱，也接受到两种不同的教育。
伯父钱基成中过秀才，为人宽厚仁爱，但一生郁郁不得志，于是他把所有的爱和期待都给了钱锺书，是钱锺书最早的启蒙老师。他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从小教钱锺书识字，并阅读大量古典文学和通俗小说。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则是另一种性格。他是一个治学严谨的老派学者，曾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写过《经学通志》《古籍举要》《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他读书极为用功，光是中国古代的诗文集，就读过数千家，《全唐诗》《全唐文》等文学总集也都通读过，他还为其中的每位作者作点评。这样大规模的阅读和研究，对钱锺书有很大的影响。钱基博时常觉得哥哥对钱锺书的管教过于宽松，但又不便过多干涉，于是经常偷偷地管教，让儿子不要荒废功课，不要养成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习惯。钱锺书十岁的时候，伯父去世，重新由父亲直接管教。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不仅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功底，更受到专业的治学方法的训练。
所以，钱锺书一生的学问根基和问题意识，与家学有很大的关系。在两份父爱的关照下，他从小便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书虫，学识和见地都远超同龄人。不过，这也让他养成了喜欢对人品头论足的习惯。父亲怕他祸从口出，想让他少说话，于是给他取字“默存”，在沉默中得生存。但是，这个字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钱锺书一生都喜欢臧否人物，激扬文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直到知天命之年，他在经历了各种风雨之后，才一改放言不羁的性格，慢慢体会到“沉默是金”的道理。
钱锺书知识结构的第二个来源，是学校教育。他在学校从小就是学霸，他在无锡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念中学，英文成绩优异，一度担任班长。19岁那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无锡辅仁中学毕业，随后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为什么说是破格呢？他的中英文成绩都很好，但是数学只考了15分，按规定本不得录取，但清华校长罗家伦爱才，在他的竭力争取下，钱锺书才被准许入学。
进入清华后，钱锺书如鱼得水，很快便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卓越的才华，震惊全校师生。他担任《清华周刊》的英文编辑，在《大公报》《新月》等知名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艺评论和哲学评论。他视野开阔，观点犀利，文笔练达。他敢写文章批评前辈作家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指出了很多事实和观点的错误；他也敢挑剔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问，还敢点评罗素、摩尔、威廉·詹姆斯、白璧德、艾略特等西方哲学家和作家的作品。 因而，清华的许多老师都对他另眼相看。据钱锺书的同学回忆，他上课从来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看，但考试成绩总是第一。
尽管如此，清华的教育，还是让钱锺书受益匪浅。他曾说，在大学时代，有五位最敬爱的老师，他们从老师变成朋友，他对他们有说不尽的感激。他没有具体说是哪五个人，但本书作者推测，肯定有当时的外文系主任吴宓。
吴宓毕业于哈佛大学，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人之一，他对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对钱锺书影响深远。他非常欣赏钱锺书的才华，甚至当着一些学生的面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对于吴宓的赏识和教导，钱锺书始终感激于心。
通过在清华的学习，钱锺书日渐感到父亲的学问是有局限性的，他必须学习西方的语言，同时到国外去留学。那时候，他的中英文造诣都已经相当高，但他不满足于此。他从清华毕业一年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被牛津大学英文系录取。而且，他的成绩是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考试平均分最高的，让外国教授都大感意外。
1935年，25岁的钱锺书和24岁的新婚妻子杨绛，一同到牛津大学留学。他们在牛津生下了唯一的女儿钱瑗。在英国学习了两年，钱锺书不仅顺利获得副博士学位，还被校方挽留担任中文讲师，但他拒绝了。随后，他们夫妇又跑到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深造，研究了一年法国文学。
他们在海外的留学生活，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我之前在解读《杨绛传》时，已经有比较详尽的讲述，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以说的是，留学生涯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外语水平。他们俩都掌握了好几门外语，这对他们后来做研究和翻译，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同时，他们的自学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自学是他们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获取知识的途径。在留学期间，除上课外，他们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泡图书馆，每天坐在固定的座位上发奋读书。有时也会去咖啡馆或逛书店，深入社会去学习、考察和运用各种欧洲语言。学校的科班训练培养了他们的治学能力，而后来坚持终生的读书习惯，则让他们在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不管后来的人生遭遇怎样艰难的处境，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找书来读。没有书，拿着字典也能啃上半天。书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也是一座可以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到1938年夏天回国的时候，钱锺书靠着二十多年家学、学校教育和自学的积累，已经成长为一名学贯中西的青年学者。
由此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1938年留洋归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尽管这一时期中国战争连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但是，青年才俊钱锺书，还是凭实力一跃成为国内最高学府的教授，继而成为颇有名气的学者和作家。哪怕时代的阴云密布，也无法掩盖他夺目的光辉。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在这个阶段，他所做的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块，那就是教书、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咱们一个个来说。
先说教书。1938年，钱锺书回国前夕，便收到母校清华大学的聘书。清华再次为他破例，聘请他为外文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8岁。之所以说是破例，是因为一般刚留洋归来的青年学者，都需要从讲师做起，然后慢慢升到副教授、教授。不过，等他回国时，因为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已经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校址迁到了云南昆明。
在西南联大，钱锺书开设了三门课，包括“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和“大一英语”。上过他课的学生，有许国璋、王佐良、穆旦、杨振宁、许渊冲，这些人后来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作家、翻译家。根据许国璋先生的回忆，钱锺书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或者分析名作，而是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把文学史讲成了思想史。他会认真地准备讲稿，但上课从不翻阅。他才思敏捷，口若悬河，纵论上下古今，富有活力和幽默感。听他讲课，就像是在听音乐，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不过，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一年，便匆匆离开了。他回上海探亲之后，便没再回到昆明，而是去了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当时他的父亲钱基博在这所学校任教，因为父亲老病，需要有人照料，他便接受了蓝田师范学院的聘请。
1941年，钱锺书再次从湖南回上海探亲，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彻底沦陷。他没法再离开，只得在上海谋教职。他先后任教于光华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暨南大学，还上门给人做家教。在乱世之中，很难摆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是，他在讲台上纵论古今，让自己和听讲的学生暂时逃离现实的困顿，超然物外。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安顿，钱锺书夫妇始终保持着旷达和进取的精神，从不萎靡颓废。
对于学者来说，输出自己观点最好的方式，一个是教书，另一个就是写作。当然，写作也是获得收入的重要途径。战乱和饥荒让无数家庭陷入绝望，要维持一大家子的基本生存，他们需要到处兼差，还要靠写稿补贴家用。
为此，杨绛开始写剧本，而钱锺书一手写散文、小说，一手写学术著作。他完成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围城》，也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所以，围城不只是一个文学比喻，而是钱锺书创作时真实的外部环境。日本兵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每天在交通要道上“陈利兵而谁何”，盘查过往人员，那种恐怖和压抑的氛围是实实在在的。而这部语言精到、幽默感十足的讽刺小说，不只是一个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故事，还有钱锺书对当时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群像的生动刻画。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现实原型。
张文江教授指出，《围城》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史上，有非常特殊的地位。钱锺书在构思《围城》的时候，很想介绍一些西方文学的写作手法，用纯粹的外来手法写中国的故事，反映当时知识阶层的生活状况。评论家能从《围城》当中，看到英国作家菲尔丁、毛姆等人的风格。钱锺书和他们一样，都富有书卷气，都是天生的讽刺家，都擅长揭发虚伪、嘲弄愚昧。
《围城》出版后，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因而得以连续再版。但是，在过去的文学史上，《围城》并不被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它不符合革命文学的叙事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写作方式相当国际化，它比肩的是一些世界级的作品，而当时国内的评论界，对这种类型的作品缺少判断力。直到数十年后，评论家们才重新认识到它的宝贵价值。
我们得到听书栏目，也有对《围城》的解读，你可以找来听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围城》不是钱锺书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他写完《围城》以后，自己其实是不太满意的，所以，后来又写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百合心》。他认为，《百合心》的水准超过了《围城》。遗憾的是，1949年夏天，他们再次接受清华大学的邀请，从上海举家北上，结果在慌乱中把《百合心》的手稿遗失了，钱锺书也从此中断了小说创作。
在这个阶段，除了文学创作，钱锺书还完成了一部重要的文学评论集《谈艺录》。这本书可以说是《管锥编》的先声。1939年，钱锺书在回上海的途中开始创作，历时三年完成初稿，后来又用了六年时间不断加以修订，前后经过十年的磨炼，直到1948年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贯穿古今中外，是钱锺书早期学术思想的结晶。
《谈艺录》是用文言文写的，它承袭的是历代文评和诗话的传统。比如，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及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都是这个传统上的璀璨明珠。但是，钱锺书不只是传统的继承者，他还是变革者。他开创性地把很多西方的文艺作品和理论引进来，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对比。他在《谈艺录》的序言里说，“东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他看来，在东西方之间，不仅要有物质的交流，更要有思想文化的交流。他大量引用西方典籍，来评点中国古代的诗歌。
另外，《谈艺录》还有一个创举。过去，读书人谈论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期，都会说是唐朝，这似乎已成学界定论。但是，钱锺书独具慧眼，他在《谈艺录》中，主要的评述对象不是唐诗，而是宋朝到清朝的诗作，这打破了成见，为我们挖掘了很多古典诗歌的瑰宝。这部著作，学问义理精深广博，浩然之气充塞其中。书一出版，便大受欢迎，也让钱锺书在学术界的名气大增。
新中国成立前夕，钱锺书还不到四十岁，但已经是国内颇有名望的学者和作家。鼎革之际，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大陆。台湾大学、香港大学、牛津大学也都向钱锺书伸来橄榄枝，请他担任教授、院长或高级讲师，但他和杨绛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他们接受了母校清华大学的再次聘请，决定举家北上。
由此，也就进入了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1949年任教清华，到写出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著作《管锥编》，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宗师。
在这期间，各种社会运动频繁展开，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一开始运动是和风细雨的，后来越来越激烈。钱锺书夫妇一方面努力适应着新时代的话语和氛围，另一方面静心读书，他们只想远离是非，不被外界所干扰。用杨绛的话说，只想穿上一件“隐身衣”，“万人如海一身藏”。
因为机构调整，他们的工作单位从清华大学变为北京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古典文学组，杨绛在外国文学组。钱锺书主动放弃了容易惹祸的文学创作，开始专注于学术研究。他独立完成了《宋诗选注》，主持了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纂工作，还发表了少量学术论文。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钱锺书还参与了《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英文和德文版的翻译工作。钱锺书在清华指导的研究生黄雨石，毕业后也加入了翻译小组。根据黄雨石的回忆：“钱先生不看电影、不看戏，似乎除了读书，没有其他爱好或任何消遣的玩意儿。相关宴会他从未去参加。他总把时间腾出来用在读书上，从不肯轻易浪费一点点。” 在某种程度上，这份翻译工作让钱锺书处于一个更安稳的学术环境当中。
然而，在那个年代，政治的疾风骤雨降临，他和杨绛都被批斗，工资停发，头发被剃，家被抄，后来还被下放到河南的农村参加劳动。但是，面对这一切，他们从未消沉和沮丧，而是镇定从容，随遇而安。不管落魄到怎样的境地，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找书来读，相互鼓励，相濡以沫。别人看到的是乌云密布，但他们看到的是乌云背后的金边。他们以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来应对劫难。
1972年，他们夫妻二人从下放的农村，平安回到北京。可没想到的是，混乱之中，他们的房子被另一对夫妻霸占了，他们只好两家人挤在一起生活。那对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人，还因生活琐事动手打人，钱锺书坚决予以回击，结果双方都受了伤。最后，钱锺书夫妇只好找到一间办公室，在那里蜗居了整整三年。其间，钱锺书因感冒引起哮喘，被抢救了四个小时才脱离危险。因大脑缺氧，造成反应失常，他的手脚和口舌都不灵活，就跟中风了一样。杨绛竭尽全力照顾了一年，他才慢慢恢复。
然而，就是在这样风雨飘摇的环境下，六十多岁的钱锺书忍着病痛，开始撰写毕生最重要的作品《管锥编》。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一切阻力，集中精力写作。这本皇皇巨著，最开始的素材是五麻袋笔记本，上面所记的内容，是他用近三十年时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本书是一座庞大而复杂的迷宫，也是一座包含了中、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的巴别塔。
还记得吗？咱们这本传记的副标题是“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那到底什么是巴别塔呢？
巴别塔又叫通天塔，它的来源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解释是来自《创世纪》里面的故事：人类想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可以通天。上帝看到后，对人类的虚荣和傲慢勃然大怒，他不想让人类实现这个狂妄的计划，于是把人类的语言分成许多种，让他们无法沟通交流，这样巴别塔就再也建不起来了。
而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所做的努力，正是在弥合不同语言、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试图打通东西方文化的障碍。这是他的理想，他在青年时期就非常重视对语言的学习，他曾对人谈到学习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他说：“你们有机会饱尝不同的味道，只要你们肯努力去克服这巴别塔的诅咒。”
那么，这本凝聚了钱锺书三十年心血的巨著《管锥编》，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它是一本贯通文史哲的札记体著作，它的论述依托于十部书，包括《周易》《毛诗》《左传》《史记》《老子》《列子》《易林》《楚辞》《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十本书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它反映了钱锺书从传统的四部分类的角度，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认识。 这本书的主体是用文言文写的，其间穿插着各种语言的注释，光是提到的西方作家和学者就有近千人。许多引用都非常冷门，让人难以考证。
那么，他为什么要用文言文来写这部书呢？
钱锺书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有独特的韵味和风格，只有用文言文写作，才能精妙而准确地传达那些艺术感受，并保留住它的原汁原味。如果用白话文来解释、翻译，那么，它的味道和价值就大打折扣了。《管锥编》中引用了许多英、法、德、拉丁等语言的文学作品和思想，通过比较这些作品与中国文学的相通之处，钱锺书试图深入探讨文学的微妙艺术感受。这种比较需要使用文言文和其他语言的原文进行对照，以准确地传达思想。而钱锺书自己的思考，就隐秘地藏在文言文浩如烟海的一个个细节里，甚至是非常晦涩难懂的。
也正因如此，我们很难从《管锥编》里找到对历史文化的整体判断，或者一套完备的思想体系，而只能看到无数的小结论。有人批评说，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是，钱锺书本身就反对，在文学研究中建立庞大的结构。他认为，所谓周密的思想系统，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销蚀，相反，一些零碎的思想片段，或许更有长久的价值。而《管锥编》正是这样一部由无数碎片构建起来的巨著。
钱锺书的朋友郑朝宗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在众多师友当中，在学术上始终不走弯路的，似乎只有钱锺书一人，真是得天独厚啊！”
这句看似云淡风轻的感慨背后，有着无尽的惋惜和遗憾。多少学者和作家最好的年华，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淹没在时代里，他们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生命之树就已经枯萎。而钱锺书先生幸运地实现了自己的宏愿，完成了多部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在我看来，钱锺书先生的成就固然与他的天才有关，但还离不开三个关键因素：
首先，是他的精进不懈。就像余英时先生所评价的，钱锺书是“以读书作为宗教”，一生痴迷读书，每有收获，便欣然忘忧。日复一日地锱铢积累，最终才建成了自己的学术巴别塔。
其次，是他永葆一颗天真的痴心。他早年看似狂狷的臧否人物，实际上也是一种纯粹的文艺或思想批判，并非出自恶意。如果知识分子失去批判的武器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必定沦为平庸。有价值的文艺评论总是并不多见的。钱锺书先生对学问的无比热忱，是所有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所需要学习的。
再者，是他能守住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不管身处怎样的时代，他总能清楚地找准定位，能在各种时髦的话语浪潮中保持人格的独立。许多有大成就的人，都留下过人生污点，成为巨大的遗憾。而钱锺书先生始终是一个干净、清白、纯粹的人，光是这一点，他就值得所有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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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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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周密的思想系统，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销蚀，相反，一些零碎的思想片段，或许更有长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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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能有巨大成就，在于他精进不懈、永葆天真、牢牢守着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