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 刘玄解读
《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 刘玄解读
关于作者
宫崎市定，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曾荣获日本学士院奖和法兰西学院颁发的儒莲奖。宫崎市定对中国史的很多领域，包括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权力关系、政府组织等方面均有独到研究。他一生著作颇丰，代表作有《中国史》《科举》《九品官人法研究》《亚洲史概说》等。他的生前著述全部结集为《宫崎市定全集》（共25卷）。
关于本书
宫崎市定在书中考证了众多的水浒人物，揭示作为小说的《水浒传》和宋代真实的历史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作者认为，《水浒传》并非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很多民间故事、稗官野史不可谓少。另外，书中也有很多能够反映当时世态、生活方式等宋代原本生活面貌的素材。
核心内容
这本书，会为你还原小说背后真实的历史背景，解读围绕《水浒》的主线情节“梁山聚义”，分成契机和结局两部分。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名字叫《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这是一本谈论古代小说《水浒传》的小书，作者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是一位历史学家，是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研究中国历史。他写过很多书，讲过《史记》、讲过科举、讲过雍正，对中国历史问题提出过很多重要的学术观点。
宫崎先生说，自己从小就是《水浒》迷，初中开始就反复读《水浒》，直到一百零八将的名字全都记下来了。他选择研究中国宋代的历史，就跟他年少时爱读《水浒》有关系。
你可能会问，喜欢归喜欢，《水浒》是一部小说，我们为什么要听一位历史学家来讲《水浒》呢？
《水浒》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不能脱离史实。这本书的副标题定位就很准确，说水浒是“虚构中的史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水浒》找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真实片段，通过虚构，把它提炼成一系列问题，比如乱自上作的环境下，人应该如何安身立命？或者在这样的环境下，传统道德中的忠义还有效吗？整部小说，就是在追问这些问题。
像《水浒》这样的小说，必须要借助历史的背景板，才能看清其中潜藏的深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就是要为你还原小说背后真实的历史背景。今天的解读中，我会围绕《水浒》的主线情节“梁山聚义”，分成契机和结局两部分，来讲讲这本书。
《水浒》的故事，用最简单的方式概括，就是一群好汉落草为寇、聚义梁山的故事。不过，这只是故事的明线，整个故事其实还有一条暗线。这个暗线就是，一个王朝是怎么崩溃的。
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这一百零八位江湖好汉，为什么要落草为寇、聚义梁山呢？
这群人，原来大多都是普通的军官、商人、市民，他们都是遭受了不白之冤，或者走投无路了，才被“逼上梁山”。最典型的就是林冲的故事了。这个故事，你肯定很熟悉。高太尉高俅的干儿子，看上了林冲的老婆，强取不成，就和高俅一起，设计陷害林冲。林冲知道真相之后，一气之下杀死了官差，犯了事，才连夜逃到梁山去了。
所以古人总结，梁山聚义的契机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乱自上作”。高俅就是上层的代表，上层朝廷失序，造成社会不公，下层的百姓才会犯上作乱，自立山头。
小说里的这层意思还是挺明显的。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乱自上作”的“上”，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像高俅这样的贪官吗？还是广义的古代统治者呢？
我们来看看古人是怎么说的。明代思想家李贽评《水浒》的时候说：作者是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就是说真正让作者愤怒的，是宋朝的事。这里的“宋事”，明显指的不是小说里的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
我们知道，《水浒》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宋徽宗没有管好国家，北宋就断送在他手里，在历史上，这是有定论的。李贽口中让《水浒》作者愤懑的“宋事”，指的就是那段历史，这就是我前面说的王朝崩溃那条暗线。
你可能会说，宋徽宗虽然当皇帝不行，但是徽宗年间，国家富庶、城市繁荣，他的艺术成就也很高，不能一棍子打死吧？
宫崎先生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北宋的繁华其实是表面现象，而且只在首都汴梁。首都之外的地方都成了繁华的牺牲品。这种繁华就像一场注定要以悲剧结局的大戏，主演是宋徽宗，而总策划就是当时的第一大奸臣蔡京。
蔡京在徽宗的父亲神宗执政的时候就考中科举了，但是仕途一直不太顺利。他能够上位，跟另一位奸臣宦官童贯有很大关系。这两位奸臣，在《水浒》里都出场了。
我们知道，宋徽宗喜欢文玩书画，他即位之后不久，就派亲信童贯去杭州搜罗古董书画。童贯在这里遇到了失意的蔡京，蔡京很懂这些文人的玩意，童贯正好请蔡京来当顾问，相当于给宋徽宗做买手。徽宗对买回来的东西很满意，童贯也没有独享功劳，举荐了蔡京。这两个人开始结盟，互相帮持，博取宋徽宗的宠幸。蔡京从此平步青云，一路当上了宰相，任期长达17年。
这件事，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就是同事之间互相帮助。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却是非常可怕的。宦官和大臣勾结，自古以来就是政治上的一大禁忌，会带来各种政治问题。无视这个原则，说到底，还是天子失职。
蔡京的第一大罪状就是结党营私。
我们知道，宋代以前，朝廷选官主要是看门第。唐代有了科举之后，选官的标准开始偏向个人能力，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能力怎么评判呢？最终，避免不了靠主观判断。刚好，宋代的时候，宰相有了人事任命权。所以在选官的问题上，宰相就有了巨大的权力。蔡京上位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这个权力，铲除异己，扶持自己人。
他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还改变了行政命令的流程，不走程序，直接用皇帝的口吻下命令。这样一来，皇帝也可以不走程序，不征求官员的意见，直接下达诏命。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皇权越来越集中，这是当时政治的一大问题。宫崎先生说，这个变化，就是从蔡京开始的。
蔡京的第二大罪状是造成北宋的财政危机。蔡京和童贯都很懂得如何讨皇上欢心，他们让宋徽宗这位浪费天子，变本加厉。
宋徽宗喜欢花园，于是很任性地从全国各地征集奇石花木，打造自己的花园，历史上叫花石纲，纲就是货物的意思。据说，搬运太湖石的时候，为了不破坏它的形状，要先用胶把石头上的洞穴和凹陷都填满，然后封一层黏土，用麻绳捆好；等黏土干了，就装车运送；送到汴梁之后，再把石头放到水里，让土化开，就能得到完好的奇石了。你想想，要运一整座皇家花园的石头，这得花多少钱，用多少劳动力啊。当时，就有很多大臣反对徽宗这么玩。徽宗没辙，就问蔡京的意见。蔡京是这么回答的：陛下的爱好无伤大雅，只不过取几块普通的石头赏玩而已，臣认为，这丝毫不会给百姓造成困扰。我们都能听出来，蔡京只是迎合宋徽宗，说了他想听的话。现实中，百姓对宋徽宗在民间征集石头、花木这事儿，可是恨之入骨。
徽宗奢侈，蔡京和其他大臣也好不到哪去。他们的日常开支不够用，就会接受贿赂。《水浒传》里的生辰纲，就是这样包装成生日礼物的贿赂。在小说里，就是地方官梁中书要送给蔡京的。所以晁盖他们说生辰纲是贪官搜刮的民脂民膏，是不义之财，他们劫生辰纲，是劫富济贫的义举，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就是宫崎先生在书里为我们还原的《水浒》真实的历史背景。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内涵，因为这就是《水浒》故事发生的真实契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水浒》故事有一个很具体的历史原型，北宋确实有一个叫宋江的人，曾经统领三十六个盗匪，在山东地区作乱。他们的故事经过说书、戏曲等等文学改编，先成了一部叫《宣和遗事》的历史小说，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水浒传》。历史上真实的宋江为什么作乱，目前还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从一段类似的故事做一个合理的推测。这段故事，就是《水浒传》后半部的大戏，方腊叛乱。
方腊叛乱是真实的历史，也是对北宋末年的政局影响很大的一个事件。而且，方腊叛乱和宋江叛乱性质差不多，可以说，背后的动机也是类似的。
方腊家族住在浙江西部的一个小村子。方腊自己有个小生意，收入很可观。本来日子过得很不错，没想到，在徽宗年间，这个小生意却成了灾祸的来源。
我们知道，徽宗是出了名的浪费天子。官吏为了满足他，就得掠夺老百姓，横征暴敛，连穷乡僻壤的农民都不得安宁。方腊这点收入，一旦被官府发现，就成了掠夺的对象。如果只是苛捐杂税重一点，倒也罢了。方腊很倒霉，还被征去给县衙跑腿，被人当猴耍。他心里当然更不爽了，所以方腊对官府，那是深恶痛绝。不平则鸣，这就是方腊反叛的直接原因。你想想，是不是跟《水浒》故事里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差不多。
宫崎先生在研究中还发现，方腊反叛还有一个更隐蔽的社会原因，就是北宋开始形成的商人组织。北宋政府对盐、酒、茶这些商品实行专营，赚取高额利润，来补贴财政亏损。盐、酒、茶卖得贵了，自然就有人铤而走险，私下买卖。宫崎先生在史料中发现，方腊就是私营盐茶的商贩。而且方腊打下的那片地方，跟当时浙江沿海盐贩地下活动的范围也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推断，方腊反叛肯定是得到了盐商集团的支持。
这一点在小说里也有展现。晁盖本来是个大财主、卢俊义是个富商，他们代表的就是商人阶层。这群人虽然不是盗匪，但是江湖人士走投无路了，他们也会仗义疏财，可以说是处在朝廷和江湖之间的灰色地带。如果世道好，他们当然会好好做生意，没必要铤而走险。那如果这群人从灰色地带被逼到黑色地带，不就说明正道不好走了，他们也不得不走邪道。这其实是很可怕的现象，这表示原本稳定的社会，面临解体的危机。
方腊的队伍毕竟是乌合之众，碰上北宋官兵，不到百日就被剿灭了。不过，这事还没完，我们还得联系后面的历史，再来看看这个事件的影响。方腊叛乱发生在江南，这里本来是朝廷金库的坚实后盾。这一折腾，江南地区一下失去了两百万人口，对本来就亏空的北宋朝廷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不久之后，北宋遭到金人的攻击，终于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宫崎先生说，方腊反叛和北宋灭亡是有因果关系的。把历史和小说联系起来这一看，你就会明白李贽说的“实愤宋事”到底是什么意思了。皇帝失职，大臣贪腐，官逼民反，原本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持不下去了，结果呢，只能是两败俱伤，王朝覆灭。这个观点，是古人对宋朝灭亡原因的普遍看法。而《水浒》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用一个个江湖好汉的故事，展现了这个因果链条：从政治失序、社会解体，到民众反叛、王朝覆灭。最终，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这些对历史反思，《水浒》小说里虽然没有直接写出来，但是生活在元明时期的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心里都很清楚。所以他们在读《水浒》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捕捉到作者藏在字里行间的批评，也就是李贽说的“实愤宋事”。我们知道，中国古人从来都很善于借古讽今，所以，在这样的批评里，自然也包含对作者所处的年代，也就是元明时期政治的批评。
《水浒》故事发生的契机，就是真实的历史中，北宋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宫崎先生为我们还原的另一段真实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宋江，到底是什么样的。
开头提到了，《水浒传》有两种不同的结局。第一种结局是梁山聚义之后，宋江带领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讨伐方腊，立下战功。第二种结局，只到梁山聚义，没有招安和后面的故事。
在第一种结局里，宋江最后由于奸人陷害被赐死，李逵、吴用、花荣等人也都跟着他一起死了。这种结局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一百回，另一个是一百二十回，基本情节差不多。增加的二十回，讲的是梁山好汉征讨其他的叛军，显然是为了让读者更尽兴，给梁山好汉更多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种结局，很符合一般读者对英雄好汉的期待，但是，它有一个地方不太合情理。你想想，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大多都是对社会不满，对朝廷有怨，才以造反的姿态雄踞梁山，为什么刚刚形成气候，态度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誓死效忠朝廷的仁义之师呢？
读者当然也能自己把这个坑圆上，比如有人说，很多人上梁山，都是被奸人所害，他们恨的是奸臣，不是朝廷。既然有机会回归正轨，这群人当然愿意接受招安，报效国家。这样，明显削弱了小说前半部分的批判意味。
明代文人金圣叹就对这种处理很不满意，所以他去掉了招安以后的故事，把《水浒》改成了七十回，留了个开放式的结局。金圣叹这一改，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文学评论家为此争论不休，评价也是毁誉参半。
宫崎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给这段公案做了个了解。他发现，梁山聚义和征讨方腊，这两段故事给人感觉违和是有原因的。它们来自两段不相干的历史，因为误解才被硬拼在一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宫崎先生发现，在真实的历史上，北宋年间有两个宋江，一个是自立山头的盗匪宋江，另一个奉旨讨伐方腊的大将军宋江。宫崎先生经过一番考证，证明了这两个宋江肯定不是一个人。就拿时间线来说吧，四月还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大将军宋江，怎么可能在一个月后，突然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然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又被朝廷生擒，紧接着就回到前线打仗去了。这不合情理。
历史上有两个宋江，这就是本书还原的第二个对理解《水浒》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这个发现，是宫崎先生对《水浒》研究的一大贡献。
那么，明明是两个宋江，怎么就在小说里就变成了一个人呢？这事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宋江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在当时的史书上，却只有这两个人重名；再加上草寇宋江战败归降，自然就有戴罪立功的可能。这两段故事，有一个很合适的接口。于是，有人就妄自揣度，把这两个宋江，当成了一个宋江。
这是宫崎先生从历史的角度给出的答案。我觉得，我们还能再进一步，从文学的角度说说问题背后更深层的内涵。该不该把两个宋江的故事接续起来呢？这已经不只是对情节是否合理的探讨，更是理解《水浒》主题的关键。
梁山聚义的故事，可以说完全颠覆了传统社会伦理。这群所谓的好汉，无视法律、无视道德，打劫、杀人都是家常便饭。清代很多保守文人痛骂《水浒》，说它宣扬暴力，违背人伦，都骂到作者的子孙头上了。
你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在《水浒》后半部加上征讨方腊这段故事，不就相当于是在为梁山好汉洗白吗？在这一点上，晚明思想家李贽给《水浒》写的序就很有代表性，他说：梁山好汉虽然身居水浒，其实心在朝廷。他们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破辽国、灭方腊，救国于危难，解民于倒悬，泄国愤，慰人心，其忠义之心可昭日月。
李贽这么说，也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思考。我们知道，李贽是晚明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晚明心学思想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就是批评当时社会中的伪善，反对“假”，提倡“真”。可以说，“真”就是他们针对社会伪善开出的药方。在李贽看来，跟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相比，《水浒》好汉是真性情，他们的忠义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假装出来的，所以是真忠义。这样看的话，《水浒》前半段的“反”，其实是为了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忠”。
李贽这个说法影响很大，决定了后来的人理解《水浒》的基调。不过，你大概也会觉得，这个说法实在有点牵强。这样来看，金圣叹改变《水浒》的结局，一方面是解决了两个宋江故事逻辑不自洽的问题；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借此回应李贽这个牵强的解释。在金圣叹看来，李贽强调《水浒》忠义，代表了一种更隐蔽的伪善，也就是过度执着“善”的观念，叫做“着善”。这就涉及人性层面的问题了。
“着善”也是一个晚明思想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宋代以后，整个社会都把儒家伦理奉为金科玉律，难免会进入“着善”的怪圈。比如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孔融让梨，其实就是个“着善”的怪圈。这个故事里的善是“兄友弟恭”。所以，孔融既要把大的梨给哥哥，又要把大的梨给弟弟，但是这样一来，不就没有公平可言了吗？再进一步说，孔融这么做，不就把兄弟置于不仁不义的地步吗？
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想要解决“着善”这个大难题。金圣叹腰斩《水浒》，可以看作是这种思想在文学上的应激反应。他要强调，《水浒》跟忠义无关，谈论《水浒》，不要执着忠义不忠义的问题。
金圣叹在评论《水浒》的时候，经常大骂宋江，夸奖李逵，也是这个目的。
李逵这个人，杀人如麻，嗜血成性，普通人在街上看到他，肯定是要绕着走的。但是，读完小说，我们心里又会挺喜欢李逵，因为他真性情。李逵见到宋江，就问：这黑汉子是谁？一点没有礼貌。接下来，听说面前是自己一直敬仰的宋江，又倒头就拜。宋江给他钱，他立马就接，一般人也得推辞一下，但李逵不会这样想。在他看来，我缺钱，你给我，我就要，没什么好多说的。在金圣叹认为，李逵不只是率真，而且忠孝。说他忠，是因为李逵对宋江的一片赤诚；说他孝，是因为李逵到梁山之后，先想到的是接老母亲来梁山上住，享享清福。
说真的，说一个杀人如麻的坏蛋真性情也就罢了，还说他忠孝，金圣叹这个说法，确实让人挺难接受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金圣叹为了阐明观点，这是以偏概全。那么，他的观点是什么呢？在他看来，至真和至善，人的先天本性里都有，所以就连李逵这样的大恶人，也不例外。想要解决“着善”这个社会难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到人的天性。
说到这，你应该感觉到了，《水浒》不只是一部批评北宋或者晚明社会的书，更是一部探讨人性深度的书。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时候，说它是“因缘生法” ，也就是用一系列的因果来推动故事，一环紧扣一环地铺陈开来，形成了一个连续运动、关联紧密的序列。比如，宋江上梁山，是因为杀了阎婆惜。宋江一开始其实不想杀阎婆惜，是他跟阎婆惜争辩的时候，阎婆惜喊起来了，他才起了杀人的念头，而阎婆惜喊叫又是因为看到宋江的刀。这就是一个事件里的“因缘”。宋江因为这件事被发配到江洲，写了几首抒发胸中愤懑的诗，结果被当成了反诗，要问斩。这才有了后面梁山好汉劫法场救出宋江，以及接下来上梁山的故事。这又是宋江故事的“因缘”。
这种写法，就像一个有着多变奏的大合奏。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智取生辰纲、林冲夜奔这些情节的多层次的内涵。《水浒》给我们展示的，不是某一种确定的价值观，而是一系列开放的问题。《水浒》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在历史、社会和人性层面，都追问到了最本质的地方。
好，这本书就讲到这里。《水浒》情节复杂，人物众多，不过，它有一条很明确的线索，就是因为乱自上作，所以聚义梁山。整部小说，就是在解释这段因果。解读第一部分，我们讲的契机，也就是因。这里面，包含了小说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的批判。第二部分，我们说了《水浒》的结局，借此讨论了《水浒》的果，是停在聚义，还是接受招安。对结局的选择，决定了你对《水浒》主题的理解。
我觉得，读历史学家讲的小说，最大的价值，是给你提供一种外部视角，让你跳出小说的故事情节，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理解它。比如，与其说“忠义”是《水浒》的主题，倒不如说是《水浒》提出的一个问题：在一个朝廷失序、处处不公的社会，一个人还能履行“忠义”吗？小说把这个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答案需要你自己在读小说的过程中去寻找。
小说的价值，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
撰稿：刘玄 转述：徐溟旭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水浒》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用一个个江湖好汉的故事，展现了这个因果链条：从政治失序、社会解体，到民众反叛、王朝覆灭。最终，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2.《水浒》不只是一部批评北宋或者晚明社会的书，更是一部探讨人性深度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