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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传》 苗炜工作室解读

《杜拉斯传》| 苗炜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阿兰·维贡德莱,法国著名传记作家,曾为帕斯卡尔、兰波、加缪、萨冈、圣埃克絮佩里等文学界和艺术界名人作传,被《巴黎竞赛》画报誉为“同时代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维贡德莱是杜拉斯生前好友,被视为世界上最关注杜拉斯作品的专家之一,他研究杜拉斯44年,一共写了十余部关于杜拉斯的书。2014年是杜拉斯诞辰一百周年,他完成了《杜拉斯传:一个世纪的穿越》这部40万字的传记。

关于本书

从1988年至今,关于杜拉斯的传记不断涌现,这本传记呈现的可能是最像杜拉斯的杜拉斯。作者认为研究杜拉斯最重要的,是重视她内心的演变,而演变是如何发生的,杜拉斯的作品是惟一的指引。作者通过深入了解杜拉斯不同时期的作品,清楚展示了杜拉斯作品的起源,提供了看懂一个悲剧女性的钥匙。全书共分为13个章节,按照线性时间顺序叙述了杜拉斯的一生,语言诗意,穿插许多文学批评,带有强烈的神话色彩,精准地把握了杜拉斯人生的关键词:激情。

核心内容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传奇人生,激情是惟一的指引,激情是整个杜拉斯世界的核心。她激情的来源有三部分:童年,政治,爱情。杜拉斯的童年在印度支那度过,那片热带土地是她记忆的源泉。她亲历并参与了20世纪的风起云涌,包括二战、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女权运动、“五月风暴”等等,杜拉斯始终在发表对世界的意见。与此同时,杜拉斯从未停止过爱和写作。她的一生有过五位情人,每一个都在她的作品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少女时代在印度支那的中国情人,是她的畅销小说《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的原型,更是她一生激情的源点。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讲的书是《杜拉斯传:一个世纪的穿越》。

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个名字你肯定不会陌生,她是法国当代小说家、剧作家,也是导演。对全世界读者来说,她是20世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情人”。80年代初,她的小说开始翻译到中国,书里大胆的爱欲描写和对历史创伤的反思,让当时的中国读者感到震惊。1984年,她的小说《情人》获了法国最重要文学奖龚古尔奖,国内掀起了第一次杜拉斯热,两年之内就出版了6种不同的《情人》译本。1992年,电影版《情人》上映了,同时,杜拉斯和小她40岁的情人的恋情曝光了,在国内外,她都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到了1999年和2000年这两年,国内一共出版了30多本杜拉斯作品、传记和研究著作,这是国内的第二次杜拉斯热,她从此成了最受推崇的外国作家之一。女权主义者把她看成女性解放的旗帜,社会学家把她看作时尚变动的风向标。在文坛,卫慧、安妮宝贝代表的美女作家,把杜拉斯当成“身体写作”“半自传体写作”的楷模。

杜拉斯受到关注追捧,除了她的作品本身,跟她传奇的人生经历也分不开。她写了70多部作品,拍了20部电影,还有好几段情史,但是人们还是觉得很难定义她。从1988年至今,杜拉斯的传记不断涌现,而本期要为你讲的这本传记,呈现出的可能是最像杜拉斯的杜拉斯。这本传记是2014年杜拉斯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由杜拉斯生前好友、法国著名传记作家阿兰·维贡德莱写的。维贡德莱不仅很懂杜拉斯,也很会写传记。他研究杜拉斯44年,一共写了10余部关于杜拉斯的书。他也被称作是“同时代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还给加缪、兰波、萨冈、帕斯卡尔等很多人文领域的名人写过传记。维贡德莱认为,过去杜拉斯的传记,不是“沉湎于挖掘她私生活中的秘密和政治上的背叛”,就是“把传记等同于法官的卷宗”,这些肯定是不够的。他认为,理解杜拉斯,最重要的是重视她内心的变化,而想要观察这种变化,她的作品才是惟一的指引。

这本书有13个章节,按照时间叙述了杜拉斯的一生。维贡德莱的语言很诗意,中间也有很多文学批评,所以这本书并不好读。读完这本书,你最大的感受会是,杜拉斯的一生之所以那么传奇,是因为她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激情,激情是整个杜拉斯世界的核心。她激情的来源有三部分:殖民地,政治,爱情。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讲讲杜拉斯这个人物。

先说第一个关键词:殖民地。杜拉斯是法国人,她生在1914年,那个时候正是帝国主义殖民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她并没有出生在法国本土,而是生在法属印度支那西贡西北部的嘉定。那个地方气候酷热、雨水丰沛,杜拉斯把那里称作水乡祖国。她18岁之前,都是在那里生活,殖民地生活的经历成了她生命的底色和创作的源泉。

杜拉斯的家庭是白人殖民者的最底层。父母是小学教师,两人都是二婚,生了三个孩子:游手好闲却备受母亲宠爱的恶棍大哥,心灵手巧的天真小哥哥,还有她自己。她的两个哥哥后来都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早逝的父亲永远缺席,大哥是个好逸恶劳的暴力大反派,小哥哥是杜拉斯永恒的爱,也是兄妹不伦之爱的幻想对象,象征童年的失乐园。但只有母亲的形象,才是杜拉斯作品中真正的核心,从她的处女作开始,母亲就再三出现在她的小说里。

杜拉斯7岁的时候,父亲在法国去世,母亲带着孩子们回法国继承遗产。他们到达的地方叫普拉提耶,父亲在那里留了一处房产。杜拉斯逐渐熟悉了法国的田园生活,这也是她的处女作《厚颜无耻的人》的故事背景。然而,这一家人没有真正融入法国,长期的海外生活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印度支那才是真正的故乡。1924年,全家重返印度支那,母亲被调到一所女子学校担任校长,用微薄的收入供养三个孩子。长子皮埃尔不学无术,流连鸦片馆,次子天真无能,而杜拉斯已经长成棕发黑眼的倔强女孩,经常逃课,和小哥哥去丛林冒险。母亲在生活压力下逐渐失控,经常打骂杜拉斯。

1925年到1930年母亲又被调走,调到一块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水草平原。在那里,母亲拥有了一块300公顷的水稻种植租让地,希望靠着这块土地发财,但她被政府骗了,这是一块不毛之地,母亲成了殖民压榨的牺牲品。从此以后,她投入了一场反抗腐败殖民政府的持久战,然而在殖民地社会,母亲的抗争如同以卵击石。不屈服的母亲打算建造一所堤坝,以抵抗大海对稻田的毁灭,这注定是败局。然而这种顽固,对杜拉斯造成了极深影响,母亲的行为让杜拉斯领悟到某种宿命,她发现了“人生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荒谬”。这个当时才12岁的女孩,开始对人类境况,尤其是后来被称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主题有了特殊体验。母亲的遭遇,就是她的成名作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故事原型。

杜拉斯36岁的时候,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是一部献给母亲的书,杜拉斯在小说里把母亲塑造成一个疯狂的神话人物,在稻田里游荡,是殖民主义的殉道者。同时,小说也是杜拉斯对印度支那岁月的深情哀悼。当母亲玛丽看到这本书时,对杜拉斯说“你本该等我死了”,她并不领杜拉斯的情。但这本书赢得了公众和评论界的喜爱,一出版就被列入龚古尔文学奖的终选名单,但最终落败。杜拉斯很长时间都对这个“男人的文学奖”心存怨恨,她认为这个奖不愿意颁给一个共产主义女性作家。她不知道,30多年后,她将获得这份殊荣。所有的传记作者都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看做是杜拉斯其他小说的源头,这本书的内容和主题,她的自身经历、童年神话、母亲、死亡等等,日后都会被她反复吟唱。

杜拉斯42岁时,母亲去世,她放弃了继承权。母亲的死,也代表着杜拉斯跟她生命的起点殖民地和殖民时代彻底告别了。杜拉斯的童年生活在不公正的殖民时代,因此她对经济、阶级、种族等差别有深切感受,在初期作品中显露出强烈的批判现实意识,晚年不断为底层、边缘人摇旗呐喊,这些行为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她早年在印度支那的经历。后来,杜拉斯的一生,始终都在介入政治。下面,我们就进入理解杜拉斯的第二个关键词:政治。

刚满18岁,杜拉斯就回法国读书了。她定居巴黎,在大学读了法律、数学和政治学,之后到外交部任职。18岁到22岁这四五年的时间,她一直闭口不谈,事实上,她18岁时怀孕了,孩子的爸爸是个富家子弟,对方的家长让她流产,但这个悲剧并没妨碍她继续学业。也是在这段时间,她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

1930年代的巴黎喧嚣骚动,人们在二战阴影中不知如何应对,他们在烟雾缭绕的咖啡馆整夜谈论法国时局。杜拉斯在殖民部的信息与档案处找到了工作。二战时,丈夫罗贝尔上了前线,杜拉斯一个人留在巴黎,奉命和别人合作写一部关于殖民帝国的宣传作品《法兰西帝国》。这是一本美化殖民运动的著作,从那时候开始,她就一直在做着矛盾的事情,一方面参与维护殖民体制,一方面又否认它的合理性。这本书也成为杜拉斯日后最受人诟病的书,她是如此渴望得到认可,以致于竟敢承担这样一部危险的宣传作品。

1943年,处女作《厚颜无耻的人》出版了。这本书成了杜拉斯人生的预言,她的双重人格已经定型,俨然就是这个厚颜无耻的人:一方面要反抗暴力和不公,一方面又为世界的暴力感到痴迷。当时,杜拉斯夫妇二人住在圣伯努瓦街5号,这里是当时巴黎文人的知名据点。1943年纳粹已经占领巴黎的时候,杜拉斯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秘密场所,用来接待抵抗分子,藏匿犹太人。他们这支抵抗运动队伍的领导人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就是后来的法国总统。

1944年6月1日,丈夫罗贝尔和他的妹妹被抓进集中营,杜拉斯开始了痛苦的等待和艰难的营救。这段经历被她记录在1986年发表的日记体小说《痛苦》中,这也是杜拉斯的一本畅销书。为营救丈夫,杜拉斯打入了盖世太保组织,用手段魅惑了一个秘密警察,希望从他口中探听丈夫的消息。1945年4月,密特朗在达豪集中营的一间棚屋找到了罗贝尔,他瘦得只剩37公斤。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密特朗营救了她的丈夫,杜拉斯终生都对这位法国总统无条件地忠诚。1986年2月到5月,她和密特朗进行了五次谈话,触及了广泛的问题,谈到了往事、政治、死亡和冒险,谈话被发表在公共媒体上,影响很大。

杜拉斯无法忘记丈夫的痛苦,她不辞辛劳地照顾他。集中营和毒气室的罪恶,让杜拉斯为犹太人遭受的苦难感到震撼。出于对边缘群体本能的爱和内疚,杜拉斯从此自称是一个犹太人。之所以觉得自己有犹太籍,是因为她认为自己也同样具有犹太特质——是被排斥、被诅咒的边缘人,一生都在逃亡,在流浪。后来,她书里的主人公也时常会用犹太人的姓氏。

二战之后,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杜拉斯也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她的鼓动下,丈夫罗贝尔和情人迪奥尼斯也相继入党。圣伯努瓦街5号成了党支部,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大家像兄弟姐妹般整日在一起喝酒聊政治。杜拉斯的好友这样形容那时的气氛:“就像知识分子时期,俄罗斯小说中所描述的那些党员之家一样,每时每刻都有三种思想、五个朋友、二十份报纸、三声愤慨、两句玩笑、十本书和一个煮水的茶炊进进出出。”

杜拉斯太过独立,太过桀骜不驯,她身上的一切都跟集体格格不入,慢慢地,她和法国共产党渐行渐远。1950年,杜拉斯被法共开除,但她终生都认为自己“从心灵深处,从骨子里都是共产主义者”。脱离法共的杜拉斯,曾有过和政治的短暂分离。随着社会影响力的上升和现实情况的变化,1960年代,杜拉斯对政治的介入更深入。她关注莫斯科审判,关注苏联入侵匈牙利的事件,还援助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她担任专栏作家,喜欢写社会杂闻,关注人生存的境况,倾听边缘人的声音,而且始终狂热。

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来袭,54岁的杜拉斯依然是个斗士。她公开指责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对右派的憎恨一如既往,她在后来的影片《卡车》里高呼:“但愿世界走向灭亡,这是唯一的政治。”她站在示威队伍的前头,配合大学生的暴动。然而,6月选举后,偏右派的戴高乐大获全胜,保守主义重新掌权,杜拉斯大失所望,埋首写作。第二年,她出版了《毁灭吧,她说》,这是一部政治作品,意在表现“革命的希望”。很快,她又把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充满学生运动的那种喧嚣。海外观众赞赏她的革命精神,法国观众却反应冷淡。

1970年代,人们到处可见杜拉斯参与政治斗争的身影。她成了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1971年,她在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起草的宣言上签名。1976年正值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女权主义者崇拜杜拉斯,主要是因为她在1972年拍摄的电影《娜塔莉·格朗热》具有浓厚的女权色彩。但是,面对过激的法国女性解放运动,杜拉斯提供支持,但又始终保持距离。她的声援其实没有性别差异,因为她真正要捍卫的,是犹太人、黑人、女人、同性恋等一切被边缘的群体。仅仅是女权运动,根本无法定义她的立场。

到了1980年代,杜拉斯经常透过电视或报纸发表言论,她还把时事专栏集结成书,叫做《80年夏》,销量极好。杜拉斯之所以对社会新闻高度狂热,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有一股激情——以揭发法国社会的不公正为己任,她觉得光有文学是不够的,必须有外部空间来展现她的思想。

虽然对政治的热情贯穿着杜拉斯的一生,但是政治并不是她生命中最核心的问题。对于杜拉斯来说,爱情才是写作的主题,是自传性质的代表作《情人》以及很多作品的源泉,也是她被称为20世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情人”的原因。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三部分,来说说她的爱情。

从15岁开始,杜拉斯就生活在情爱的中心。杜拉斯一生一共有五个情人,每一个男人都成就了杜拉斯的一部分。杜拉斯是描摹欲望和激情的作家,她领略过、刻画过、导演过、拍摄过爱情。在她的笔下,激情总以三角恋的形式展开,这和她本人的经历有关。

上一部分我们说过,25岁的时候杜拉斯和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这位出身富家的年轻知识分子,赢得了杜拉斯终生的敬意。杜拉斯说罗贝尔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结婚3年之后,杜拉斯邂逅了新情人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他们相伴15年。马斯科洛是杜拉斯唯一儿子的父亲,她的文学顾问和兄长。杜拉斯天真地希望丈夫和情人能成为朋友,而她的愿望居然成了真,这个三角恋的奇特关系始终稳定。即使后来杜拉斯和这两个男人分开了,这两个男人之间依然没有嫌隙。

50年代初,杜拉斯和迪奥尼斯分手,郁郁寡欢,去意大利度假。1952年小说《直布罗陀水手》出版,讲述年轻女子安娜坐船满世界找她失去的情人,小说随处可见杜拉斯当时经历的情感风暴。紧接着,1953年她发表了小说《塔尔奎尼亚的小马》,她的美学风格也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后来再也没有改变过。这种美学风格就是情节高度集中,语调单一,讲的内容是人的痛苦和因为活着而受到的折磨。当年,法国新闻界针对这本小说掀起过一场大讨论,毁誉参半,不过,她的知名度有增无减。

杜拉斯艺术上的重大转折,是从下一个情人开始的。母亲去世之前,31岁的杜拉斯在舞会上邂逅了比她小8岁的热拉尔·雅尔洛,他是记者、作家,已婚的花花公子,酒鬼文人。杜拉斯疯狂爱他,两人一起喝酒喝得昏天黑地。后来,杜拉斯再也无法摆脱对酒精的迷恋。这段露水姻缘热烈、粗暴,极其情欲。杜拉斯几乎失控,这份爱改变了她从事文学的方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发掘到了我身上的虚空与漏洞,并找着了说出这些的勇气”。她被这份激情弄得精疲力竭,无法用言语表达,只能写作。1958年出版的小说《琴声如诉》就脱胎于两人的爱情,杜拉斯随着女主角一起陷入更广袤的孤独。

从那之后,杜拉斯也开始了对戏剧和电影的探索。1959年,著名导演阿兰·雷乃要拍一部关于广岛的电影,找杜拉斯写场景和对话,杜拉斯把这个命题作文写成了诗意的杰作——一部完整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广岛之恋》成了剧作者的电影,讲述不可能的爱情,重现了纳粹占领时期法国少女和德国士兵的爱情悲剧。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杜拉斯成了红人。她跟当时的情人雅尔洛还合写了一个剧本《长别离》,这个剧本拍成电影后获得了1961年戛纳金棕榈奖。后来,杜拉斯写了《副领事》《印度之歌》等印度系列电影,迷住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杜拉斯开创了一种电影类型,就是“文学电影”,她用电影的方式写书,用写作的方式拍电影,减少演员,甚至拍没有画面的场景,她抛弃商业电影的套路和叙事,追求的是不可言说的文学意境。

1965年到1966年这两年,是杜拉斯的戏剧之季,《水与森林》《成天上树的日子》成功上演。杜拉斯的戏剧是先锋的,她把政治融合进来,再次走在时代前列。同一时期,她在文学的表达上也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1963年,杜拉斯在法国特鲁维尔的黑岩旅馆买下一间面朝大海的公寓,这个地方将成为晚年杜拉斯的长久居所,她在这里埋头写作,直至去世。1964年,杜拉斯发表《劳儿之劫》,小说又是关于爱情的三角游戏。以这本书为起点,杜拉斯开始了“劳儿系列作品”。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劳儿之劫》是心理分析的典范,但杜拉斯说自己不懂精神分析,她只是在语言的深渊里越走越深,把广大读者挡在了门外。

而现实生活里,不忠的情人雅尔洛让杜拉斯厌倦,他们分手了。杜拉斯经历了长久的空窗期,直到一个小她近39岁的男人扬·勒梅走入她的生活,成为了她最后的情人。这个学哲学的大学生,读了杜拉斯所有的书,给作家写了连续五年的信,直到1980年7月29日,年轻人叩响了杜拉斯在黑岩旅馆的公寓大门,从此走入了杜拉斯的生活,也走进了文学。杜拉斯给他取了新名字:扬·安德烈亚·斯坦纳,一个犹太人的名字。

故事开始了,扬是杜拉斯的秘书、知己、司机、护士和伴侣。杜拉斯喜欢这个有些女性化的脆弱的小伙子,但他是同性恋,而杜拉斯离不开情欲之爱,他们经历着不可能的爱情,争吵、尖叫与妥协轮番上演,他们互相撕扯,酒喝得越来越多,但无法分开。由于性取向隔绝了杜拉斯和自己的爱人,同性恋成了杜拉斯攻击的靶子,1982年她写下《死亡的疾病》,对同性恋的控诉充满着整本书。杜拉斯发胖了,不再换衣服,不洗脸也不走路,整日喝酒和看书。酒精摧毁了她的脸,也毁灭了她的身体,1982年10月,她被送进医院治疗,在生死之间徘徊了三周。

衰老的步伐近了,杜拉斯感觉到了某种写自传的冲动,但她并不想循规蹈矩。1984年,她写下具有浓郁自传色彩的《情人》,因为在她的世界里传奇与真实是搅在一起的。是的,杜拉斯生命中最初的情人终于登场,接下来的故事属于文学和电影,属于《情人》的所有观众和读者。

《情人》在一种老妇人讲述青春岁月的基调下展开,一切要回到源点——印度支那。15岁的杜拉斯在西贡一所中学读书,在往返永隆和西贡的湄公河渡轮上,她邂逅了那个名叫黄水梨的中国人,之后是短暂的、离经叛道的、炽热的爱情。年近古稀的杜拉斯,依然记得关于这个中国男人的所有细节。杜拉斯说自己当时完全是盲目的,她爱这个男人对她的爱,以及情欲本身。对杜拉斯来说,他象征着杜拉斯不竭的激情,以及冲破阶层、种族、伦理等禁忌的勇气。这个触动她心扉和身体的中国人,永远活在了《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两部杜拉斯最畅销的书里。

故事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在开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印度支那,湄公河的一条渡轮上,一个中国青年和一个法国白人少女相遇。少女穿着寒酸,但举止透露出某种早熟的性感;男青年衣着体面,温文尔雅,衔一根英国香烟,从一辆黑色豪华轿车里走出来。后来他们开始约会,女孩情感暧昧,男人却爱得疯狂。种族、年龄的距离和家长的反对,让他们注定无法结合。一年半后,女孩乘船回法国,他们也就分手了。

这个故事对于杜拉斯意义重大,她不仅把这个故事留到晚年才开始动笔,写成之后,她也不断修改《情人》里的说法,为这段年少恋情提供不同的版本。她在公众场合一边强调自传内容的真实性,一边又突出小说的虚构性,虚虚实实,引起公众莫大的好奇。《情人》获得了1984年龚古尔文学奖,杜拉斯成功了,她成了超级畅销书作家。《情人》一年内卖了一百多万册,被翻译成26种语言,70岁的杜拉斯成了富婆。她又开始酗酒,1988年身体状况再度恶化,陷入昏迷。人们都说她没救了,她的儿子拒绝放弃,买来一台录音机,让妈妈听音乐。9个月后,杜拉斯清醒了过来,她用丝巾遮住气管套管,化上淡妆,裹上红披肩,和扬一起沿着塞纳河兜风。

写作的传奇还在继续。1992年,《情人》拍成电影,也获得极大成功,杜拉斯感觉自己的作品被夺走了,于是写下和《情人》非常相似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她想把这个故事再度据为己有。在这部作品里,她所运用的各种语言:戏剧、文本、电影混杂在一起,她写到过的各种内容和主题:印度支那、大海、渡轮、小哥哥、女乞丐、中国情人、母亲、总督夫人都回来了。这本小说同样畅销,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热烈的赞扬。之后,杜拉斯还在继续写作:她写下《扬·安德烈亚·斯坦纳》,为她的恋情画上句号;1993年,她出版了被称为是文学遗嘱的作品《写作》。1994年,她80岁了,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说扬囚禁了她,现在终于轮到他来主宰情人的生活了。

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杜拉斯去世,享年81岁。但是,这位女作家的传奇还在继续,她的作品在全世界被人阅读。在大学里,她一直是研究的对象,有层出不穷的传记出现。玛格丽特·杜拉斯协会1997年建立;2009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奖设立,用来鼓励在文学、戏剧和电影方面的杰出艺术家。杜拉斯的作品依旧在叙述着关于爱和激情的话语。

本期的内容就讲完了,最后来简要回顾一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生。杜拉斯的一生是一部传奇,激情是她世界的全部。她的激情来源由殖民地、政治、爱情三部分构成。

杜拉斯出生在1914年,童年在印度支那度过,那片热带土地是杜拉斯人生记忆的起点。雨季、大海、炎热、丛林、殖民者、女乞丐,母亲的暴烈和顽强、小哥哥的温情和脆弱,这一切循环构成了杜拉斯创作的母题,集中体现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本成名作中。

杜拉斯亲历了20世纪的风起云涌,从法属海外殖民地印度支那的童年,到二战纳粹铁蹄下的法国生活,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中的积极表现,到女权运动的签名行动,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期的政治介入,再到和法国左派总统密特朗的亲密接触,杜拉斯从未停止过对现实世界的介入,始终在发表对世界的意见。

与此同时,杜拉斯从未停止过爱和写作。她的一生有过五位情人,每一个都在她的作品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少女时代在印度支那的中国情人,是她的畅销小说《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的原型,更是她一生激情的源点。从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那里,杜拉斯感知了战争的创伤,萌发了对犹太人的同情,此后在写作和公共生活中,她不断为边缘底层人物说话。情人迪奥尼斯·马斯科洛是杜拉斯唯一儿子的父亲,杜拉斯的文学守护人和兄长,也是她1960年代参与政治生活的亲密战友。而花花公子热拉尔·雅尔洛,杜拉斯和他的恋情带有酒精的迷醉,这段爱情也是《广岛之恋》等名作的灵感之源。最后一个情人,扬·安德烈亚,比杜拉斯小将近40岁,两人共度了充满激情和冲突的16年,直至作家去世,他为杜拉斯晚年的写作提供了最后的灵感。

杜拉斯的创作期超过半个世纪,留下了包括小说、戏剧剧本在内的70多部作品、19部电影,几百篇报刊文章、系列访谈和尚未发表的电影剧本。颇具自传色彩的小说《情人》获得1984年龚古尔文学奖,在法国及全球创下几百万册的畅销记录。她创造了文学电影的概念,《广岛之恋》等电影中诞生了新的电影语言。她是法国文化的骄傲,却也因为过于强烈的性格和言论而时刻处于舆论风暴中。正如后人所说,“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

撰稿:苗炜工作室 脑图:刘艳 转述:杰克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