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做保洁》 杨以赛解读

《我的母亲做保洁》| 杨以赛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我的母亲做保洁》。

2020年，曾在《深圳晚报》《新周刊》从事过深度报道工作的记者张小满，将自己52岁的母亲从陕南农村接到了深圳。她帮助母亲找到了一份保洁员的工作，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的母亲先后在商场、政府大楼和写字楼做过保洁，张小满将母亲的工作经历记录下来，汇成了今天我们要来读的这本《我的母亲做保洁》。

在这本书中，张小满跟随母亲春香深入城市的保洁员群体，这是一群参与构筑了我们的城市生活，但却鲜少被人关注的人，张小满在书中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他们的面貌和生活。她在书的后记中说，她希望我们借由这本书去了解保洁员群体，通过理解他人的处境，来观照自身的处境，对自身的生活有所自省。

此外，张小满还在书中坦承书写了她和母亲这两年间的相处，她的母亲是一个一辈子靠体力谋生的农村妇女，而她则借由读书成为一名城市白领，两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也因此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张小满在书中说：“我们母女，经历长长的跋涉，在深圳这座城市相聚，终于能长时间住到一起。这其实是我们重新连接的好机会。”她所写下的这段母女之间跨越代际、城乡、阶层的沟通和理解，想必会让很多人都颇有共鸣。

好，接下来我将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简单认识一下小满的母亲春香，她过往的打工经历，以及她是如何来到了深圳。第二部分，我们跟随春香来认识保洁员这份工作，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工作，以及保洁员群体又是一群怎样的人。第三部分，我们聚焦小满和春香这对母女，她们在这三年间相处是怎样的，这对她们彼此又有何影响。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小满的母亲1968年春天出生于陕西商南县，因为春天的缘故，所以名字取作春香。家里九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八。她读书不多，上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然后21岁那年，她遵父母之命与同村的一名男青年结婚，也就是后来的小满父亲。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小满父亲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外地打工，春香则负责操持家里的所有事务，种田、养猪、养鸡、上山挖中药材，照顾小满和小满的弟弟，用小满的话说，母亲的前半生是“一个漫长的生育、养育的过程”。

一直到42岁那一年，小满和弟弟都离家生活了，春香决定不再留守家中，她开始以一整年为期外出打工。每年正月的时候离家，腊月归家，有时她和小满父亲去一个地方，有时分开，总之哪里能挣到钱就去哪里。

2010年，春香在离家十里路之外的矾矿上当厨师，给五十多个工人做饭，拿一个月1000块的工资。2011年，前半年她仍在矾矿给工人做饭，九月后又去蓝田栽树，挣了一万多元。2012年，她去了另一个矿上做饭，还顺带开了个小卖部。之后几年她都在不同的矿上打工，间歇还去打了一些零工。自2018年开始，春香开始做保姆，2019年她照顾一位董事长的妈妈，照顾了一年，挣了两万多元。小满在书中形容春香说，她没读多少书，甚至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她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逻辑，她用乡土社会那一套熟人关系运转自己的世界。小满说：“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实。”

2020年，52岁的春香陷入焦虑，因为找不到工作了。小满于是建议她来深圳工作。小满大学毕业后来到了深圳，2020年的时候她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了6年。春香一开始很犹豫，她担心给小满带来负担和麻烦，家里的亲戚也多是阻拦，但小满一再鼓励她来，她觉得哪怕是来城市里看看也好。小满跟春香说的是：“妈妈，你怕什么，以前外出打工的时候，你的口头禅可是‘我怕个屁’。”这年9月，春香终于下定决心动身前往1500公里之外的深圳。

小满给父母买了卧铺票，这是春香第一次坐长途火车。2020年9月27日，小满在深圳东站接到了父母，春香到达后的第一句话是，这里真热啊。小满很容易就感受到了母亲的慌张，她不识字，不会普通话，智能手机用得很不顺溜，她必须从零开始学习怎么跟这座巨型城市相处。而对小满而言，她太久没和母亲长时间居住在一起了，两人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并因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小满也必须重新学习和母亲相处。

在深圳的头一周里，小满带春香第一次坐了地铁、第一次坐了双层巴士，还第一次看到了大海。春香每天夜里和在老家的亲人们视频，她说：“深圳人很忙，都在忙钱，路上那些骑车送外卖的年轻人，冲天冲地的。”国庆假期之后，小满开始带着春香找工作，春香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眼下的大部分钟点工和家政工都由平台派单，因此需要灵活使用智能手机，这一点春香不符合，而服务行业的工作又大部分需要长时间站立或坐，春香的膝盖有问题，做不到这一点。最后就只能考虑保洁工作了。小满带着春香去了楼下的商场、写字楼、小区，问那些正在工作的保洁员和清洁工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后来他们从一位大叔那里得知，有一家商场很缺人。小满很快带着春香去找这家商场的经理。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春香就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成为一名保洁员。她的合同上写着，每天工作8小时，早7点至下午3点，一个月工资2500元。

2020年10月10日清晨，春香穿着她领到的工服，盘起头发，正式开启了她在深圳的保洁工作。在人来人往的繁华商场，大概很少有人会关注那些五六十岁的清洁人员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来借由春香的经历，重新认识一下保洁员这个职业。

“保洁”这份职业的工作职责就如它字面意思所示：保持环境清洁。春香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负一楼电梯、地板及扶梯，这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这一层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下铁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

春香最集中工作的时间在上午10点以前，她被要求在商场开门之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她一般先用一个多小时拖地板，然后再用半小时擦电梯和给电梯消毒，这中间她需要去地下车库的水龙头下洗两次拖把。把这两项费力的活做完，她便开始擦栏杆，栏杆擦完就差不多十点半了。这时保洁员们会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会抓紧吃点东西，因为中午就没有休息时间了。春香头天晚上就会准备好自己的饭食，吃饭时间拿到微波炉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吃完饭之后，她就要开始在商场负一层来回转悠了，遇上有污渍的地方，用毛巾擦干净，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商场规定保洁员在工作时间内不能休息，春香实在熬不住了，会趁着监管不在，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每隔一小时，保洁员就要去电梯间的签到表上签到。春香10岁离开校园后，就没有拿笔写过字，“春香”这个名字一共18笔，她要写上30秒，但还是会写得歪歪扭扭。

这个商场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主要是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工作任务就是在商场需要清洁的区域巡逻，一旦发现没打扫干净的地方，他们会拍照发到群里，这时管理保洁员的经理会立刻如临大敌，催着保洁员去打扫，严重时还会罚款。保洁员们普遍讨厌这些监管的年轻人，觉得他们没有同理心。有一次检查中，春香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上的一个黑色污渍没有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着急用一口方言解释这块污渍根本擦不干净，可对方根本听不懂。后来春香听到这些女孩在背后议论说山里来的人就会耍赖打滚。但春香也遇到过好人，有一次她偷偷在洗手间歇息的时候，撞见了前来监管的女孩，但这个女孩只是温柔提醒她休息时间不要太长。春香对此很感激，后来她和小满一起在商场遇见了那个女孩，她要求小满上前跟人说谢谢。

时间久了，春香开始和周围的人打交道，虽然她的普通话不好，但她一点也不害怕交流。小满也借由春香见识到了更为广大的保洁员群体。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的，他们有的是和春香一样，跟随儿女来到深圳，有的是为了给儿子挣钱娶媳妇，还有更多的是想给自己攒一点养老钱。

他们的生活处境都比较艰难，不少人是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和水果度日。春香的一位同事每天从附近的一家酒店捡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用开水化开了吃。而且他们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身体疾病，但为了保全工作，都将其隐瞒了起来。大概因为处境相似，保洁员们很愿意相互帮扶。商场里有一位负责处理过期水果的保洁员，他每天都会从垃圾车里挑出一些还能吃的瓜果蔬菜，然后在晚上11点拉到停车场，分发给商场其他保洁员。后来这事被经理知道了，这个保洁员被开除了。

商场保洁员的流动性很大，他们大多是外包用工，不受制度保护，但也不受制度约束，很多人觉得受不了了，就走了。春香坚持到了年底，在腊月二十三，她辞职了。之后她把从商场学到的保洁技巧，用到了小满花6000元租下的小房子里，她仔细清理了每一间屋子，以此迎来了在异乡的第一个春节。春节一过完，她立马找到了新工作，她开始在当地政府大楼做保洁。

这座政府大楼的保洁工作比起之前的那座商场要更为规范，每天7点上班，晚6点下班，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周末有一天半的休息时间。商场虽在合同上写了一个月休四天，但这座政府大楼一天半的假期却是很实在的。这一度让春香感到不可思议，在她以往的生命经验里，这还是头一次。而且这座政府大楼还规定，像纸壳一类的回收垃圾由每层楼的保洁员分类整理，送往仓库累积起来，每个月卖一次，所得收入平均分给楼里的保洁员，大概是150块钱。这让春香更觉得这份工作靠谱，但这份靠谱的工作她只做了半年。7月的时候，小满姑姑癌症病情恶化，一家人决定回乡看望姑姑，他们在家里待到8月多，再回深圳，经理通知春香，她的岗位被人替代了。春香不得不重新开始找工作。

2021年10月，春香在小区楼下一位环卫阿姨的介绍下，入职了一座写字楼的保洁队伍。她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写字楼其中三层的卫生，包括清扫楼梯、走廊、贵宾梯、消防通道及卫生间。你可能难以想象，在深圳高级写字楼，一个保洁员要完成他的工作，需要将近三十种工具。春香的工具包括：拖把，水桶，清洁棉，玻璃刀，打磨地板的磨皮，用来清除玻璃、镜面灰尘的尘推杠，垃圾铲，各种不同种类的清洁剂等，以及一块写着“正在作业，小心地滑”的明黄色塑料立牌等。春香会把常用的清洁工具都放在一个长方形手提桶里，有十多斤重，走到哪儿提到哪儿。

每天早上，她要赶在上班的白领队伍到达写字楼前完成对卫生间的清洁。她一般先给卫生间上齐手纸、洗手液、护手霜、消毒液、棉签，然后给洗手台边缘的绿植换水。她把卫生间里的绿植养得生机勃勃。做完这两项工作后，她便正式开始清洁。六个卫生间包含三个男厕和三个女厕，共有十二个小便池和二十四个马桶，春香要在上午9点前把它们都清洁完，平均3分钟就要清洁完一个。这之后她要负责维持此处的整洁，这不是一个好干的活，因为时时刻刻都有人来上厕所。有一次厕所里有个人上了很久都没出来，春香想着去吃几口饭，吃完再来清洁，但没想到一回来她就被投诉了。她委屈地想，我难不成不让人上厕所吗？有时她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上班的年轻男女这么喜欢蹲厕所。但小满其实对这一点却感同身受，她在书里说，厕所隔间可能是写字楼里，唯一一个可以把自己关起来，并且不会被外人突然闯入的地方，没有比这里更好让人平息的地方了。真正的职场人会在厕所里哭完，洗完脸，然后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回到工位继续工作。

写字楼除了要求保洁员们保持环境整洁，还对他们的仪容仪表、坐姿、行姿、蹲姿也提出了要求。比如保洁员在写字楼打扫卫生的工作时间里，不允许大声说话，不允许接听电话或手机播放出噪音，春香就因此挂掉了很多来自老家的视频请求。此外，保洁员们还被要求，在每天不同的时间见到租户要分别说：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您好。春香都一一照做，在她整个工作期间，她没有被罚过钱，但她却为奶茶的事气哭过好几次。写字楼里的职员们经常点奶茶，但点了又喝不完，就直接扔到了厕所垃圾桶里，好多次这些奶茶从杯子里淌出来，粘到垃圾桶的纸上、塑料上，甚至滴到地毯上，变得湿淋淋、黏糊糊，春香得费好大的工夫才把这“残局”收拾干净。

这座写字楼的保洁员要对三方负责：雇佣他们的保洁公司、写字楼的物业，以及租在写字楼的公司。有时这三方权责不清楚，吃亏的就总是保洁员们。比如卫生间里纸巾太差和清洁剂太少了，明明应该是物业的问题，但有些公司却会怪到保洁员身上，又比如楼里检查卫生的督管经常拍照和投诉保洁员，发现一根烟头就要实施处罚，但他们却不敢干涉在楼梯道里抽烟的公司职员。保洁员们没什么办法，只能忍下，一心想着领到工资就好了。保洁员最关心的就是工资。发工资当天，每个人都会用心核算自己的加班时间、打卡记录，工资一分一毫都不能算错。但负责给保洁员们发工资的那家外包公司却经常不准时发薪，春香和她的保洁员同事们有时不得不靠集体不上工来要薪。楼里经理平时对保洁员很凶，但遇到这种事时，他总是会和保洁员们站在一起，帮助他们层层上报，维护权益。春香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会了一些保护自身权益的手段，面对不在她工作范畴的要求，她会用一句“待会再说”来搪塞，有时她也直接呛声回去，春香一直以来的态度是“做不成就不做了”，她善于隐忍，但从来不是一个善于讨好别人的人，并且最受不了被不公平对待。在她几十年的打工生涯里，有好几次都是跟管事的闹翻后愤而离职。现在年龄大了，脾气还柔和了一点。

春香在写字楼一直干到了2023年1月13日，这时她所在的保洁队伍从30多人缩减到只剩6人。有些是主动请辞，有些则是被开除了。近些年深圳的保洁员大多是外来老年务工人员，但不少公司对此也有顾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春香不止一次从经理口中听到公司准备清退六十岁以上的保洁员。每一个离开的保洁员，春香都找他们拍了一张合照，以此证明他们在一起工作过，因此春香主动辞职的时候，她觉得很圆满，没什么遗憾。小满曾问春香如何总结这一年，春香说，从年轻到老，打了这么多年工，还是今年在深圳挣的钱最多。她还拿出鞋底磨出洞的鞋子向小满炫耀说：“你看，划得来吧！穿30块钱的鞋，我挣了几万块。”

到2023年，春香在深圳生活了两年多，就像我们前面所说，无论是春香，还是小满，她们一边在与这座巨型城市相处，也一边作为母亲和女儿在与彼此相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她们进一步认识了这座城市，也进一步认识了彼此。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我们来聊聊这对母女的相处。

在阔别多年后，和母亲同住一个屋檐下，小满在书中很坦诚地表示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开始，母亲怕给小满带来不方便，总会刻意委屈自己。她上班时间早，怕每天早上喊她起床的闹钟会吵醒小满，她便从不拉窗帘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起床后，她也不开灯，摸黑穿衣服，好几次她下班回家时才发现她把衣服穿反了。平时她洗发水不敢用太多，洗完澡后会把毛巾收进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总是主动放在晾衣架边角位置，用小满的话说，“一切都给人一种她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的感觉。这一点无论怎么沟通都没用。

而且在小满离家读书工作的这些年间，她的生活习惯早已与农村出身的母亲相距太远。小满有时会受不了母亲总是把捡回来的垃圾塞到床底下，总是在地板上留下很多脚印与一股莫名的汗水味，以及母亲总是不带手机出门。她有过几次气急败坏地质问母亲，你不带手机出门，出事了怎么办。母亲理直气壮地回应，带个手机多麻烦。

母亲也有受不了小满的地方。她看不惯小满的花钱方式，认为她大手大脚，她尤其不理解的是不养娃，却要每年花好几千块养猫。在母亲春香的观念里，猫是牲畜，是用来抓老鼠的，是不该额外花一分钱去养活的。两人有时会因为这些事情吵起来，母亲会放狠话说：“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

随着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小满越发意识到，母亲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现在的她。小满觉得，母亲的少女时代如此短暂，很快就进入了婚姻生活，婚后又很快成为妈妈，然后在生活的磨砺下，一次次认命。她几乎从未体会过轻快的生活，她的生活一直是沉重的，所以她会很容易焦虑，并且有很强的控制欲，在面对子女的时候尤其如此，她会希望子女能按照她的意愿过上她认为的好的生活。正因为这样，小满在书中写道：“与理想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必然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但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会放弃她。”

但其实也正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摩擦中，小满感受到自己和母亲越来越深的羁绊。每天下班后，小满必定是先喊一声“妈妈”，有几次母亲回了老家，屋子里她的味道和痕迹越来越少，小满会一下子像回到小时候，盼着母亲赶紧回来。当在工作中面临压力的时候，小满也越来越多地会想到母亲，想到她承受着比自己多很多倍的辛苦，却依然在工作，这时小满心里会立马有力量起来。小满在书中讲到方言，很长一段时间她会因为方言感到自卑，觉得它显示了自己低微的出身，但母亲来到深圳后，她和母亲只用方言沟通，方言让她尤为感受到和母亲、和故乡之间独一无二的紧密联结，这给她带来了一种深深的归属感。

小满说，她曾一度想要逃离母亲和母亲所代表的那种生活，但现在她逐渐意识到这种生活实际参与构筑了她的精神内核。她写道：“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的日子，躺在麦垛上吹口哨的日子，坐在屋顶看云的日子，在古树下乘凉的日子，等待炊烟升起的日子，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那一个个瞬间绵延起来，时常抚慰和治愈在钢筋水泥里生活的我。”

关于如何与上一代的人相处，以及如何面对逐渐远去的故乡，这可能是今天很多人都在面临的一个人生命题。小满将母亲接来深圳一起生活，其实是她直面这个命题的一次尝试。而她写作这本书同样也是一次尝试，她在书的后记中说，她试图写一本妈妈也能读完的书，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每写完一篇初稿，她就会打印出来给妈妈看。妈妈很多字不认识，有时候靠盲猜，但依然会坚持看完。所以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实际也是与妈妈的沟通过程。小满说：“真正的理解是很难做到的，即使是母女之间，我们依然会因为一些小事争吵，但同时，我们也彼此都更相信对方，更坚定地支持对方。”我支持她在深圳继续做保洁工作、阅读、认字，她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写作。本质上，是妈妈和我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作者张小满在这本书中记录了母亲在深圳两年多时间里的工作和生活。陕南农村出生长大的母亲春香来到深圳，从事保洁工作，她一点一点学习如何将一个楼道、一间厕所、一个办公室打扫干净，也学习如何与深圳这座巨型城市打交道。在深圳，像春香一样的外来老年务工者还有很多，他们境况各异，但都一样的坚毅顽强，坚信自己能用体力为自己和下一代谋得一份生计。

而对小满而言，这两年还是自己和母亲重新相处的两年，她在一次次摩擦中理解母亲的人生，也理解自己的人生。她意识到，母亲和母亲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曾经是她想要逃离的对象，但眼下却是她重要的精神源泉和力量。小满说，她书里的妈妈，也许身上会有很多人妈妈的影子，希望每个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多爱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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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真正的理解是很难做到的，即使是母女之间，但同时，我们也彼此都更相信对方，更坚定地支持对方。

2. 对小满而言，这两年是自己和母亲重新相处的两年，她在一次次摩擦中理解母亲的人生，也理解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