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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 黄昱宁工作室解读

《局外人》| 黄昱宁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加缪1913年生于阿尔及利亚,祖上原是法国穷人,成名之后,他声称“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这样的生活状态和自我意识,对于加缪的创作影响至深。谈论加缪的任何作品,都不可能离开他同时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四十四岁的年龄让他成为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仅次于四十二岁得奖的英国作家吉卜林。仅仅三年之后,加缪遭遇车祸身亡。

关于本书

在加缪的所有作品中,《局外人》是毫无争议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它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一件文本、一个典型人物,更准确地定义了现代人在社会结构中无法摆脱的荒诞感。“局外人”这个名词,成为这种荒诞感的高度浓缩,它对于现代个体生存困境的精准打击,足以让这部小说不朽。

核心内容

在小说中,加缪借一个将死之人的视角,从心理学和哲学层面探讨死亡时刻、生命长度、生存意义这些终极问题,这条哲学思考的线索完全不受外界影响,是高度个人主义的。巨大的、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反差,在小说文本的末尾达到了最大强度。以充满尊严的、特立独行的方式实现了个体意志对群体意志的反抗,并且在戛然而止的人生中获得了许多完整人生都难以体会的幸福感——这是荒诞的,也是蕴含着巨大力量的。一个短短的、结构如此精美的故事,将这种荒诞和力量表现到极致,这样的作品当然是永恒的,不朽的。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本期我们解读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小说《局外人》。作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中篇小说之一,《局外人》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一个典型人物,更准确地定义了现代人无法摆脱的荒诞感。“局外人”这个名词,成为这种荒诞感的高度浓缩,它对于现代个体生存困境的精准打击,足以让这部小说不朽。

加缪1913年生于阿尔及利亚,在首都阿尔及尔的贫民区长大。加缪的祖上本来是法国穷人,为谋生计跟随法国的殖民统治者移居阿尔及利亚。父亲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一战中入伍并战死沙场,留下孤儿寡母,以政府发放的抚恤金和母亲当女佣得来的微薄薪水为生。这是一个典型的底层家庭,加缪在拮据的生活中完成阿尔及尔大学的学业,而且一生都没有真正建立对于富裕的、文雅的阶层的归属感。成名之后,他声称“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这样的生活状态和自我意识,对于加缪的创作当然影响很深。

有趣的是,加缪的英俊形象、传奇经历和出众的体育文艺才能,却使他“脱离”底层,被长期消费,成为世界文坛上最具有时尚感的偶像符号。这种错位当然不是加缪的本意。哪怕从没有读过加缪作品的人,都很难不注意到他那些像电影海报一样的肖像。加缪热爱足球,在大学里是校队主力,据说具有相当职业的水准,后来因为染上了肺结核而被迫放弃足球生涯。据说有朋友曾逼问他,更喜欢足球还是戏剧,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足球。这位又酷又帅的文坛偶像生前差点出演根据杜拉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后来因为时间错不开,才改由法国影星贝尔蒙多出演。跟他风流倜傥的形象匹配的,是加缪对婚姻制度的悲观和排斥态度。不过他本人还是结过两次婚,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婚内多次出轨。显然,对于婚姻,加缪也多多少少保持着“局外人”的视角。

谈论加缪的任何作品,都不可能离开他同时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在加缪的作品清单中,主要承载他哲学思想的随笔比小说的数量更多。在创作早期,加缪的名字通常与荒诞主义和存在主义联系在一起,他的著名随笔《西西弗神话》通常被认为是这两种思潮的重要文献。加缪一度与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交往频繁,萨特还为《局外人》写过分量很重的评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1945年,在一次访谈中,加缪宣称:“不,我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我和萨特的名字总是联系在一起,这事让我们俩都惊诧莫名。”

事实上,终其一生,加缪似乎都在努力把贴在他作品上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标签撕下来。他曾在1935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又在1937年被驱逐出党。加缪没有宗教信仰,但他又宣称自己“既不相信上帝,也不是无神论者。”与这种精神上的“局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行动上,加缪从不排斥被“卷入”革命实践。他总是主动地投入各种形式的抗争,发动过工会运动,也组建过欧洲联盟的法国委员会。他很早就持坚定的反法西斯立场,在二战中是地下抵抗运动的重要人物,不仅在文章里态度鲜明,而且在地下战线出生入死。他一直纠缠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常常发表独到的反殖民主义言论,但常常在两头都不讨好。简单说来,加缪从来都不是那种只会空谈的哲学家,他短暂的一生身体力行地参与了那段历史时期里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但他的抗争的本质还是个人化的。他力求忠于自己的内心,因而难以被持久纳入各种阵营,反而容易被曾经的盟友视为异己。

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据说当时正在吃饭的加缪接到消息以后惊得脸色煞白。一方面,这个决定并没有经过任何团体的推荐,瑞典皇家科学院直接就把加缪推选出来,而当时还在诺奖大门外排队的法国著名作家至少还有八九位。另一方面,那年加缪实在是太年轻了,四十四岁的年龄,让他成为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仅次于四十二岁得奖的英国作家吉卜林。

然而,仅仅三年之后,命运开了一个玩笑:加缪口袋里揣着从普罗旺斯到巴黎的火车票,却在最后一刻被好朋友、法国出版家伽利玛说服,搭了他的顺风车。时间定格在1960年1月4日,两人都在车祸中去世,当时加缪的包里还放着一部尚未写完的长篇小说手稿。

在加缪的所有作品中,小说《局外人》是毫无争议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小说写于1942年,译成中文不到七万字。故事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主人公默尔索跟加缪本人一样,也是个居住在当地的法国人。他在公司里当小职员,经济条件很一般,没有条件亲自照料年迈的母亲,只能把她送进养老院。整个小说跟着默尔索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展现杀人案的来龙去脉。后半部分从默尔索入狱之后开始,审判过程与默尔索的内心独白交替进行。

打开《局外人》这本书,默尔索的特殊性格从第一句开始就让读者意外。他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因为养老院发来的唁电言简意赅,所以他无法确定死亡时间是今天还是昨天。这种冷静的、就事论事的口吻并不常见,当我们等着默尔索悲伤、缅怀、抒情时,他却在按部就班地向老板请假。老板不情不愿地准假,他就愣头愣脑地冒出一句“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他敏锐地断定,后天当他戴孝上班时,他老板会慰问他,似乎事情要等下葬以后才算是盖棺定论。

这种程式化的致哀方式充斥在默尔索周围,但他的反应总是出人意料。在小说之后的情节里,默尔索几次想起自己的母亲,但是,在那个“法定”的哀悼时间里,他却不愿意面对母亲的遗体,也不肯解释理由。他没有在葬礼上流泪,但是守灵时,他觉察到在场的人其实并不关心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这种“什么意义也没有”的寂静让他难受。显然,周围的人也注意到了他表面上的冷漠,默尔索对此很敏感,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滑稽的印象:“这些人似乎是专来审判我的。”这是“审判”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这部小说里。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渐渐发现,默尔索的特别是一以贯之的。表面上,他看起来平平常常、安分守己,平时甚至大体上是讨人喜欢的,因为他的老板在葬礼之后不久就问他,愿不愿意被派往巴黎工作,而他的女朋友玛丽也一直在热烈地期待他求婚。但是,他的回应却始终“不识时务”地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他拒绝了老板的升职,因为觉得“实在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生活”。同样地,虽然他挺喜欢玛丽,也表示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却并不能确定这种感情是不是到“爱”的地步,于是诚实地回答她“也许不爱”,让玛丽很伤心。

简单说来,那些人们不假思索地遵守的东西,默尔索似乎总是出于本能地加以怀疑,拒绝像加入合唱那样应声附和。他对于滥情、程式化,对于很多“必须”,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排斥。不过,默尔索并不是浑浑噩噩之人,更不是缺乏共情能力的反社会人格。从小说一开始,我们就能发现他对周围的事物有很强的感受能力,对于泥土的清香、带着咸味的风、玛丽的身体都体察入微。比起工业化的、像机器一样运转的社会系统,他显然对大自然、对直觉性的、身体性的东西更敏感。某种对于自我的诚实态度,让他无法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在人群中采取合适的、有利于自己的态度。举一个例子,默尔索几乎从来不懂怎么讨好人,在他的词典里,较高级别的赞扬,只不过是“有趣”两个字。

在他眼里,邻居雷蒙经常讲几个“有趣”的故事,所以默尔索有兴趣跟他交往。小说故意没有清晰勾勒雷蒙这个人的背景,我们只是从后来的审判中隐约知道,他以给妓女拉皮条为生,对外谎称“仓库管理员”。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物,雷蒙似乎较少受到束缚的行事作风,要比那些一成不变的老板和同事更吸引默尔索。但默尔索并没有意识到,雷蒙是多少带着一点目的来跟他交朋友的——雷蒙希望默尔索能帮着自己“教训”一下不忠的情妇。

默尔索替雷蒙代笔写信,引诱那个女人过来挨了雷蒙一顿打,还惊动了警察。事后,默尔索跟着雷蒙一起去海滨木屋玩,一路上不时发现有人跟踪。雷蒙告诉默尔索,跟踪他们的那两个阿拉伯人,其中有一位是情妇的兄弟。海滩上,两拨人互相过招,雷蒙的身上还被划开了口子。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当时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居住在那里的法国人与本土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小说中的斗殴含蓄地暗示了这样的背景。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海滩上的火药味从何而来,为什么牵涉在其中的雷蒙和默尔索,从一开始就严阵以待。耐人寻味的是,在雷蒙与默尔索之间,本来默尔索的头脑一直都比雷蒙冷静。当雷蒙嚷嚷着要拔枪把对方崩掉的时候,默尔索为了劝阻,把枪接过来放到自己身上,并且表明,只有当对方以多打少或者首先亮出凶器时,他才会拿出枪来帮忙。在默尔索把枪主动接过来的一刹那,读者预感到了某种不祥的气息。

其次,我们要注意到,小说中反复描写当时的阳光是如何炽烈,给默尔索的生理和心理造成怎样的影响。加缪写太阳照得默尔索头昏,睁不开眼睛,写强光照在默尔索脸上,就像打了他一耳光。随着情势越来越危急,阳光仿佛成了命运的推手,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扰乱着默尔索的情绪和判断力,诱惑他向荒诞的世界宣战。这样写,一方面是生长在阿尔及利亚的作家对环境特点的精准捕捉,另一方面也将气氛渲染得格外紧张、充满宿命,同时还为后面的审判做好了铺垫。

加缪曾经公开承认,创作《局外人》受到过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的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的影响。如果将这两部同样短小精悍的小说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这种影响可能渗透在人物设置和语调上,但最集中地还是表现在《局外人》的前半部分对于事件节奏的把握上。在《邮差》中,杀人案的多处关键细节都出现了“两次”,在读者都以为人物将会逍遥法外的时候,上帝的邮差总会按响第二次门铃。而在《局外人》中,海滩上从双方对峙到阿拉伯人退缩,就好像有惊无险地躲过了第一次门铃。但是,紧接着,读者刚刚放下的心又给提上来。因为阳光突然变得更晒,默尔索想找一片阴凉的地方歇歇,却发现阿拉伯人把那块地方占了。

就像好多电影里那种一触即发的场面一样,小说写到这里,每一个动作都不是多余的。两个人同时把手伸向口袋,进退不过在一念之间,但灼热的阳光最终按响了第二次门铃。默尔索前进了一步,阿拉伯人马上亮出了刀子,于是默尔索扣动了扳机。他意识到,“一切从这时开始了”,意识到自己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也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本来给他制造过幸福幻象的寂静。默尔索开了四枪,他觉得,这就像是在他的“苦难之门上急促地扣了四下。”

《局外人》第一部分对于整个杀人事件的刻画,示范了一个好故事的写法。我们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哪怕是流水账式的日常生活里也蕴含着某种异样的、山雨欲来的感觉。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心安排但又处理得非常自然的标记,看到细微的转折,最终一步步导向爆发。最终,当读者的注意力暂时处于松弛状态时,本来已经平静的局势突然又紧张起来,那个致命的动作迅速发生。整个故事在行进的节奏、速度、控制力上的精心拿捏,使得最后一击充满强大的震撼力。

不过,《局外人》与《邮差总按两遍铃》最大的不同在于:《邮差》写到杀人犯归案伏法就戛然而止了。而《局外人》继续写下去,并且把同样的篇幅给了后面发生的故事。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体现了近乎完美的叙事技术,那么后半部就给了整个故事发酵和回味的空间,让前半部的荒诞意味有了结结实实的重量。

从整个案情看,这其实不是一桩复杂的案子。双方有纠纷和斗殴在前,默尔索也缺乏谋杀的动机,所以,从现代法律的角度看,将其定义为激情杀人或者防卫过当致死,都要比蓄意谋杀,离事实更近。但是,我们刚才说过,默尔索特立独行,他那种对于自我的诚实态度,让他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甚至在生死关头都不愿用妥协来换取自我保护。而这种态度本身,就对人群、对秩序井然的外部世界,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认为,消灭这样来自异端的威胁,是有必要的。这样一来,整个案子就注定向越来越荒诞的方向发展。

默尔索的经济状况当然请不起律师,所以他接受了法庭指定的律师。从这位律师,到预审法官,再到公审时的检察官、陪审员,他们对案情的细节并不关心,相反,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用僵硬的、程式化的标准来衡量默尔索这个人的品行。他们嘴里说的是似是而非的法律词汇,实际上却是在试图定义,默尔索究竟是世俗意义的“好人”还是“坏人”。

由此,本案的焦点奇特地落在了默尔索为什么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这个问题上。这样一来,之前小说中出现过的细节,都成了重要罪证,比如默尔索把母亲送养老院,他在殡仪馆里一时说不清母亲的具体岁数,他不愿意看母亲的遗容,他在葬礼之后还跟女朋友去看电影。在检察官的指控中,默尔索成了一个冷血的、处心积虑的谋杀犯,他“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则”。在法庭上,“巨大的电扇”和陪审员手里的那些“朝着一个方向摇动的小扇子”,构成了隐喻鲜明的画面——默尔索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的强大惯性的审判。

在这个过程中,默尔索并不是没有求生的机会。不断有人提示他,只要根据世俗的需求,夸张地表达对母亲的哀悼,或者向上帝忏悔,在宗教中寻求庇护,他就有可能获得人们的谅解,他就有可能从“坏人”被救赎成“好人”。但是默尔索拒绝预审法官让他皈依基督教的提议。当律师追问他对母亲的看法时,他说:“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妈妈死去的”。但是律师听了这话并不高兴,他说:“这么说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外部世界对于“怎样才是足够的”这个问题,答案是千篇一律、高度趋同的。就连律师的辩护里也充斥着与检方异曲同工的刻板言辞。律师把重点放在研究默尔索的灵魂上,说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员,“一个正经人”。在公众眼中,一条严密而荒诞的证据链已经构建完成。对于陪审团而言,轻松地做出一个已经“众望所归”的裁决,进而通过此案教化社会风气、维护既有的公共秩序,远比卷入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更为容易。因此,结局可想而知,默尔索被判处死刑。

从法学的角度看,《局外人》讲述的这个故事,以及其中对审判过程翔实逼真的描述,完全可以成为揭示现代司法制度悖论和弊病的经典案例。我们能看到,在审判过程中,概念是怎样被一点点偷换的,真相是怎样被渐渐模糊的。而加缪在1955年美国版《局外人》的序言中,将小说的深刻含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他就会有被判死刑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局外人……默尔索不愿意简化生活,他怎样想就怎样说,他拒绝为他的情感戴上种种面具,于是社会立刻觉得受到了威胁……他远非麻木不仁,有一种深层的激情让他充满活力,因为这激情是一种具有否定性的真实,存在和感受的真实。”

加缪的这些话对于理解《局外人》,尤其是它的后半部至关重要。正是由于默尔索那种“深层的激情”,我们才在后半部分里看到两条线同时并行。一方面,审判在外部世界按部就班地推进,默尔索被人们推向死亡。但是,另一方面,沿着跟外部世界完全相反的方向,默尔索的内心反而越来越平静。从肉身走进监狱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心灵反而渐渐从牢笼中走出去,他的思想要比很多在监狱之外的人更自由。在这里,加缪借一个将死之人的视角,从心理学和哲学层面探讨死亡时刻、生命长度、生存意义这些终极问题,这条哲学思考的线索完全不受外界影响,是高度个人主义的。

在监狱里,默尔索觉得时间连成了一片,他在这片时间的海洋里感知生命的意义。当马路上的大部分人都过得浑浑噩噩、整齐划一时,他却在黄昏的囚车中,闻到夏季傍晚的气息,听出这座他所热爱的城市,听到在这个曾让他心情愉悦的时间里所有熟悉的声音,享受着独特的感受力带给他的幸福感。他观察着那些审判他的人,冷静地等待他们的宣判,深切地体察到所有这些流程的荒诞。当他拒绝上诉,拒绝神甫的怜悯,甚至把神甫气得发抖时,我们很难不被默尔索的这种坚决而执着的状态震撼。在那一刻,也许每个只能在生活中随波逐流的人,会感到默尔索其实正在天空中自由飞翔,而真正被关进囚牢的,反而是监狱外的芸芸众生。

这种巨大的、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反差,在小说的末尾达到了高潮,变成了一声有力的呐喊:“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却未失尽温情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以如此充满尊严的、特立独行的方式实现了个体意志对群体意志的反抗,并且在戛然而止的人生中获得了许多完整人生都难以体会的幸福感——这是荒诞的,也是蕴含着巨大力量的。在一个短短的、结构如此精美的故事里,将这种荒诞和力量表现到极致,这样的作品当然是永恒的,不朽的。

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期内容里的知识要点:

  1. 作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中篇小说之一,《局外人》准确地定义了现代人无法摆脱的荒诞感。“局外人”这个名词,成为这种荒诞感的高度浓缩,它对于现代个体生存困境的精准打击,足以让这部小说不朽。

  2. 谈论加缪的任何作品,都不可能离开他同时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加缪从来都不是那种只会空谈的哲学家,他短暂的一生身体力行地参与了那段历史时期里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但他的抗争的本质还是个人化的。他力求忠于自己的内心,因而难以被持久纳入各种阵营,反而容易被曾经的盟友视为异己。

  3. 在加缪的所有作品中,小说《局外人》是毫无争议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整个小说跟着默尔索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展现杀人案的来龙去脉。后半部分从默尔索入狱之后开始,审判过程与默尔索的内心独白交替进行。

  4. 从法学的角度看,《局外人》讲述的这个故事,以及其中对审判过程的翔实逼真的描述,完全可以成为揭示现代司法制度悖论和弊病的经典案例。我们能看到,在审判过程中,概念是怎样被一点点偷换的,真相是怎样被渐渐模糊的。

  5. 从肉身走进监狱的那一天开始,默尔索的心灵反而渐渐从牢笼中走出去,他的思想要比很多在监狱之外的人更为自由。在这里,加缪借一个将死之人的视角,从心理学和哲学层面探讨死亡时刻、生命长度、生存意义这些终极问题,这条哲学思考的线索完全不受外界影响,是高度个人主义的。

撰稿:黄昱宁工作室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转述:杰克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