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他千百度》 贾行家解读

《寻他千百度》| 贾行家解读

关于作者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生人，英国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博士，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他先后撰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广受当代读者欢迎，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此外，他还是成就很高的新闻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曾经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关于本书

金庸是知名学者，擅长撰写文史札记，文学文艺评论，文化杂谈文章，号称“十八般文艺，样样精通”，“天上地下，无所不谈”。本书收录了金庸半个世纪以来的经典散文作品四十篇。通过这些文章，读者能够认识一个更加丰富、更加亲切的金庸，也将对他的武侠世界有更真切的理解。

核心内容

金庸的总体文化观和历史观是：中国文明强调平稳调和。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其他民族，保持了特殊的延续性。因此，应该以一视同仁的民族观念来看待中国历史。他还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历史事件背后的世道人心。

在武侠小说写作上，金庸取法乎上，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他的写作，既吸收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结构和标准，也借鉴了世界经典长篇小说的表现方式。另外，金庸小说具有广博丰富的文化血脉。他笔下的围棋江湖，也和武侠江湖一样跌宕起伏。但是，对于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金庸认为，武侠小说虽然也有文学意味，但基本上仍然是娱乐读物。未来的武侠小说，有提升文学价值的空间。而他的武侠精神，来自于童年时代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憎恨。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寻他千百度》。

关于这本书的作者，我说一副对联，你肯定就能猜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庸。听完这本书，能让你知道金庸在武侠小说之外，还有哪些行走“文字江湖”的高超本领。

介绍作者本来是有点儿多余的。但我们还是简略回顾一下金庸的成就：金庸原名查良镛。除了是当代首屈一指的武侠小说作家，还是成就很高的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曾经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生于1924年3月，去世于2018年10月，享年94岁。

除了小说，金庸的文字功力，起码还有两重天地。其一，是他创办《明报》时期所撰写的社论政论，总量有近两万篇，他对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分析研判，眼光敏锐，屡屡应验。两岸三地的政要，都把金庸看作一位非常有政治洞察力的高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时政观察才是金庸最得意的“本色当行”。

其二，是他擅长写文史札记，文学文艺评论，文化杂谈文章，可谓“天上地下，无所不谈”。本书收录的，主要就是这后一类作品。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底色。听他谈文史，肯定有助于理解他的小说。另外，这本书还有一层意义：听完本期音频，你会认识到一个更丰富的金庸。除了文学知识，在这本书里，他还袒露出自己最深沉、最本真的情感。

本书的书名《寻他千百度》，应该是来自金庸和香港著名文艺批评家、剧作家林以亮的一次对话。在那篇文章里，林以亮问金庸：你的小说主角们，最后的武功，都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那样，达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至高境界，为什么要这么写？金庸回答：中国古代哲学一般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淡忘，达到天人合一，人与物浑然。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走过94年漫漫人生和求知之旅的金庸，在“灯火阑珊处”里，抵达了什么样的境界？

我觉得，要是完全按本书的内容，游离在武侠小说以外，你会多少有点儿失望是吧？那好，下面的三个话题，我们还是一边说武侠，一边说文史：

在第一部分，我们主要介绍金庸的文化和历史观念，从中，我们可以找到金庸武侠的思想渊源；在第二部分，借本书里的文艺和文化评论文章，我们来看看金庸的小说写作，汲取了哪些世界文学养分；第三部分，我们再来说说金庸为什么写武侠小说，他自己怎么看待武侠小说和严肃文学的关系？

下面，我们先来看金庸的文化观和历史观。

金庸武侠与众不同，首先就在于除了小说的品位，他还有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

有人拍过金庸书房的照片，架上几乎全是精装的英文图书。但是，在金庸的世界观里，中华传统观念仍旧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他说：我是一根直的筷子，我没有变，变的是下面在转的盘子。这些不变的东西里，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历史文化视角。

这是有证据的。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曾经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的称号，但校方表彰的，不是小说家金庸，而是“新闻学家”金庸，以新闻学成就来说，这是恰当的。不过，金庸演讲的主题，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新闻，而是中国历史。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历史观里，具体有哪些构成？

金庸的史论文章，考据得很细致，也很精湛。从一篇戏剧评论的细节里，我们就能看出他具备训练有素的历史修养。他说，把莎士比亚剧本《裘力斯·恺撒》翻译成“恺撒大帝”并不贴切，恺撒在历史上没有称过皇帝。这样翻译，是在根据动机来判断一个人，有点儿类似春秋笔法中的诛心之论。

金庸的历史观，建立在一种开阔的文化视野之上。他立论的基础，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理论：西方文明防范衰退的方式，是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一种“动”的文化。中国文明则采取守势，平稳调和，是一种“静”的文化。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规律：中原汉族政权从统一强盛，慢慢出现腐化，组织力量衰退。如果这时出现积极的变革，王朝就会实现中兴。如果变革失败，就会引起少数民族入侵。中华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又是一个转机。形成华夏民族的同化融合，实现新的统一，中国历史，按照这样一种模式在循环往复。而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一旦遇到外族入侵，经常是就此消亡。

金庸说，我在武侠小说写中国武术如何厉害，其实是夸张的。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和外国人、外族人打仗，输的多，赢的少。但我们有耐力，长期打下来，外族人自己就会分裂，或者融合进中华民族。今天，不能一提到历史，就认为中华民族不行。这一轮衰败，是从十六世纪以后才开始的。中国能在世界上保持两三千年的领先，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从历史维度看，只要保持积极的变革，仍然可以对未来做乐观预期。

在更大的历史维度上，金庸也对人类未来持理性乐观态度。他说，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说，凡是有利于本国民族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事。但人类一致公认的公义和是非毕竟还是有的。值得安慰的是，人类在进步，政治斗争的手段越来越文明，卑鄙的程度总体来说在减小。

从这番话里，我们能感受出来，金庸是有很强的民族“情结”的。金庸的民族观，是超越普通民族主义的。有人统计过，他笔下的每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不同凡响的武林高手和江湖人物。在《天龙八部》的三大男主角里，段誉是白族人，萧峰是契丹人，出场的民族多达十来个。在他的早期的小说——比如《书剑恩仇录》——汉人皇朝居于正统的观念还比较强。到后期，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观念就成了主要基调。金庸认为，这代表着他的历史观在进步。

这个历史观，就来自刚才我们说到的大文化视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汉族是多数派，大多数时候主持中央政府。中华文明对外族是很开放的，汉武帝曾经向匈奴大臣托孤；隋唐时期的中国，有很大的少数民族成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和独孤求败是同族，唐朝至少有二十三个宰相是胡人。

金庸说，过去历史学家所说的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原等等观念，需要改一改。由于文化和种族的融合，那些时期只是少数派执政，“轮流坐庄”，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他觉得，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比明朝要好得多——这个观点，当然会有争议。比如钱穆就认为，清朝是部族政权，用很多权术代替了正当的政治机制。

好在，金庸在小说里发挥这种见解，是能自圆其说的。在《鹿鼎记》里，韦小宝告诉主张反清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人说，康熙读过他们的文章，夸赞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写得好。康熙觉得，自己比明朝那些皇帝贤明，天下百姓的日子，过得比前朝要好。小说里写道，这几位大儒听了，也不得不默认。于是，民族主义的立场，就让位给了开明政治。

在具体小说情节里，这种历史感会显得很动人。萧峰是在中原长大的契丹人，成年后才找回身份。他和契丹皇帝结拜兄弟以后，胁迫契丹皇帝发誓，终生不派兵攻打大宋，但是为了谢罪，自己选择了自尽。他说：“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这是真正为天下苍生牺牲的“侠之大者”，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区别的胸怀。

说到这儿，我们看出来了：金庸的历史观，是离不开具体的英雄“情结”和个人视角的。这正是小说家的本色。他觉得，看历史和写小说，最重要的都是人。人的性格魅力、内心追求、喜怒哀乐才是主体。事件或故事，无非是作为一个背景铺垫，起到烘托的作用。在分析历史里，他也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背后的世道人心。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他讲了好几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比如，他写道郭子仪以贵为王侯的身份，单枪匹马涉险进入回纥军营，说退了敌兵。就很像武侠小说里单刀赴会的大侠。当然，这是历史上的真事儿，那时候，唐代宗已经下令京城戒严，紧急动员，准备御驾亲征了。

我觉得，说关于武侠小说的话题，不顺便讲几个故事，有点儿对不起你。下面，我先讲一个。

金庸的很多小说描写，都受到真实史料的影响。比如，他讲过一个王莽新朝末年的故事。当时，天下大乱，有很多人称帝。名将马援就对这几个自封的皇帝都考察了一番。在四川称帝的公孙述，是马援的老朋友，却给他准备了一套大礼服大礼帽，让他穿戴起来觐见自己。马援觉得：群雄并起的时候，搞这样的无谓礼节，真是井底之蛙。于是，他又去见刘秀。刘秀不带亲卫，亲切随和地见了马援。马援问刘秀：你不担心我是刺客么？刘秀哈哈一笑，说“你是说客，不是刺客”。他俩交谈了几十次，每次都从黄昏一直聊到天亮。马援觉得，刘秀的性格豪爽，学问和政治眼光更是过人，值得追随。金庸笔下那些明智的帝王，豪迈的江湖领袖，都有这样的个人魅力和宏大气象。

他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说：小说企图通过人物，来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的普遍现象。政治情况总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长期价值。这既是他的文学观，也是历史观。

金庸小说的魅力，除了厚重的历史感，还有博雅通达的文化背景。从文学血脉来说，他继承了传统小说气质，也吸收了很多西方文学精髓。从内容上看，他的武侠小说，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艺术性。最为人称道的一点是，他的笔下，中和了儒道佛各家传统文化思想，写出了一幕幕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丰富图卷。

在这本书里，他为普通香港读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很多世界文学经典，也介绍了京剧、围棋、摄影、书画、对联的知识，真可谓十八般“文艺”，样样精通。这让我们在眼花缭乱之际，找到了金庸武侠的一条文学线索。

关于中国武侠小说的源头和发展，是个文学史话题，我建议你再听听“每天听本书”里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作者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我就不重复赘述了。金庸的小说，有意识地保留了传统章回小说的风格叙事技巧，这在同时期的大陆文学界，是个很少见的取向。

不过，金庸小说的内在，仍然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从他自己做的文学评论里，我们能找到金庸的师承关系。

在写武侠小说前，金庸做过电影编剧，专门学过西方戏剧理论。他写《射雕英雄传》里牛家村密室疗伤的一大段，就完全用得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

有人问过他：“如果随身只能带一本书，你会选哪一本？”金庸的回答是莎士比亚全集。对莎翁戏剧，金庸可以说是烂熟于胸。在这本《寻他千百度》里，他探讨了七部莎翁代表作。像历史剧《理查三世》，写的是善于耍弄权谋的英国国王理查，他的最大乐趣是玩弄权谋，只要能无往而不利抓住权力，任何坏事都敢做。根据这部历史戏改编的电影，在美国的上座率出奇地好。金庸考究原因，觉得应该是来自莎翁对观众心理的把握：当人们沉湎在戏剧人物无所顾忌的行动中时，等于给自己的道德放了一个假，什么仁慈、信义、友情，都被暂时地抛诸脑后了。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金庸为什么要那样处理《笑傲江湖》《连城诀》里的阴暗情节，为什么那样刻画欧阳锋、任我行那种既阴险又有个人魅力的角色了。

《裘力斯·恺撒》《哈姆雷特》里的经典对白、独白的张力和丰富层次，也为金庸建立了对话描写的准则。

另外，他还分析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大战。在鏖战进行当中，宙斯拿出了金天平来称量两位英雄的命运，最后裁定赫克托耳失败。于是雅典娜下界去执行裁决。这个场面一直让金庸感到惊心动魄。这种现实中的紧张感，和来自命运的沉重感，让他小说里的很多段经典决斗，都显得不同凡响，层次丰富。

关于金庸武侠能不能和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等量齐观的问题，我们一会儿会说。起码，对金庸来说，他始终取法乎上，努力从经典文学中吸取养分，建立标准。他还专门向读者普及过《战争与和平》《白鲸》这样重量级的、很难读的长篇小说经典。

《白鲸》是公认的最伟大的美国长篇小说，讲的是捕鲸船船长亚哈曾经遭遇大白鲸莫比·迪克，损失了一条腿，于是在海上疯狂追逐白鲸的故事。他的复仇欲，传染给了全体水手。最后捕鲸船和白鲸同归于尽，只有故事的讲述者生还。这部小说的力量在于探索人类灵魂的深度和广度。金庸评价亚哈船长“是一个叛逆的灵魂，心灵的深处充满了憎恨与反抗”。有的学者认为，《倚天屠龙记》里的谢逊，就有亚哈船长的影子。

金庸写《射雕英雄传》时，正在读《战争与和平》。他在倒数第二回，让郭靖陷入了是非善恶的思想困境，进行了长达几千字的内心独白，这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是没有的。出处就是托尔斯泰处理人物内心冲突的方法。金庸在本书《谈〈战争与和平〉》的文章里说：女主角娜塔莎本来是个活泼可爱的少女，但结婚后，却成了一个啰嗦、庸俗、只注意儿女、爱妒忌的妇人。这种让读者不舒服的写法，正是托尔斯泰伟大深刻的地方。因为这就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实。在那个时代，一个可爱的少女与地主贵族结婚，极可能变得庸俗而没有光彩。同样的，在《神雕侠侣》里的黄蓉，也变得心思刻薄，眼里只有丈夫儿女，不再像《射雕英雄传》里那样娇俏可爱了。对很多读者的抱怨，金庸的回答也同样是：“这是没办法的，真实生活就是这样。”

除了文学，金庸笔下还有另一重文化血脉，也就是中国传统。金庸笔下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区域，而且，很鲜明地写出了各地文化的特征。20世纪八十年代的许多读者，真的就是在金庸小说里感受到了中国之博大，建立了具体的民族自豪感。很多海外华人，更是通过金庸小说来了解祖国文化的。

金庸笔下的传统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有丰富变化。比如，宋朝时代的儒家思想和文人，显得博大刚健；到了明清时期，文人就开始显得衰弱了。

这些当然都是因为金庸胸有丘壑。他的小说里有很多“学问”，像宗教、道禅思想、民俗、地理、琴棋、书画、茶酒、饮食、中医等等，都顺手拈来。金庸的回答很谦虚，也很实在，他说 “我懂的就写下来，不懂的可以不写。而且还可以慢慢查，比如写中医，查不到就换一种病、换一种药。”

在金庸的十八般“文艺”里，他最喜欢的首推围棋。熟悉他小说的读者，都记得那些关于围棋的经典情节。在围棋的道理里，还包含着武功秘籍。金庸说：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只都有关连，复杂之极，也有趣之极。我的棋力很低，可兴趣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在1983年，金庸拜聂卫平为师。按照聂卫平的估计，金庸的棋力大致稍强于业余1段。确实不算太高。

金庸喜爱围棋，可能也因为围棋界和武侠世界一样波澜壮阔，传奇辈出。他记录围棋史上一局名棋的始末，就很有写武侠小说的激情。下面，咱们就再来讲讲这个故事。

话说1933年，旅居日本的中国年轻棋手吴清源，在重要比赛里连出怪招，引起了很大争议。这时的日本围棋界，已经有了一群自称“吴清源流”的棋手。

日本围棋界的至尊称号是本因坊，那时的本因坊秀哉认为，吴清源的布局标新立异，并不足取。围棋如武林，道不同，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决胜负。吴清源对战本因坊，这是日本围棋史上极为重大的事件。

吴清源一上来就又用了从来没人用过的怪招，这后来被称为“鬼怪手”。几个回合下来，秀哉“叫停”了，因为吴清源先走，所以他有不计时间叫停的特权。外界看到棋谱以后，守旧的人说吴清源年仅22岁，这么下棋，是对本因坊不敬。但另一派人认为，新旧两派决战，新派当然要用新的招数。

这一局棋，秀哉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吴清源却始终占着上风。秀哉的叫停，其实是召集心腹弟子一起开会，研究反攻之策。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数十名高手。日本棋迷们又兴奋，又觉得让一个中国青年战胜太丧气。

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秀哉快要走投无路了，这时，他突然下出凶悍巧妙的一子。按说，即便如此，吴清源也可以胜出，但他却莫名其妙地以一子落败了。

多年以后，知情者说，秀哉的那招妙棋是他的弟子想出来的。而吴清源对自己的解释是，“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多么聪明，他要是赢了那局棋，就掀翻了整个围棋江湖，只怕自己也没法在日本立足了。金庸的棋力有限，但对江湖的感知，对世道人心的把握，和顶尖高手是心心相通的。

介绍了金庸的历史观，说完文化、文学脉络，我们还要触及对“金迷”和很多专业文学研究者来说有点儿敏感的一个问题：到底该怎么看待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

金庸小说的出现，对现代文学研究界是一个严峻挑战。它把建立好的现代文学史体系给彻底打乱了。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学者最早提出了“金学研究”课题。爱之者，像北大教授严家炎，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所获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还有人把他的文学地位，排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第四位。但是不屑者，说这是反常的倒退，是“神魂颠倒，日夜不分后的胡说”。与此同时，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已经从作品分析、雅俗论争发展到了文化内涵、大众传媒考察、传统性与现代性等等领域。还有专门的版本学。把这些专著摞起来，肯定比金庸全集要高很多了。

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就是听听金庸自己怎么说。

对于为什么动笔写武侠，金庸说：就是为了增加《明报》的销路。当时的《明报》销售惨淡，如果没有武侠连载，随时有倒闭风险。后来，只是为了娱乐，但写过了十部之后，自娱性已经很差了，主要就是娱乐读者了。

在许多场合和文章里，金庸都在“自贬身价”。他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文学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文学作品相提并论。

谦虚之外，金庸也讲到各类艺术的发展规律。类型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本来并没有必然联系。许多伟大艺术，初期都是粗糙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在英国舞台上演，条件也很简陋，只有市井平民看。 但是，武侠小说这个领域，还没有出现具有重大价值的作品。如果将来有几个大才子出现，把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可能会迅速提高——你看，他并不觉得自己的小说有这个分量。

对于他自己的写作，金庸说：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的遭遇。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不必把武侠小说提高得过分，也不必一笔抹杀。恰如其分是最好的。

总之，金庸从来不为武侠小说“吆喝”，也不替自己“拔高”。面对溢美之词，谁都难免飘飘然，他有这样的清醒，已经非常难得了。这自然也是因为金庸有很好的文学修养，知道判定严肃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对自己的小说，心中有数。

何况，他的读者数以亿计，他对中国文化普及的贡献，早已超过了文学范畴，价值要大于文学史的纷争，这也是他不用明说的底气。有一点是真诚的，他不希望“金迷”为自己去请愿诺贝尔文学奖，那并不恰当；他只在意他创造的人物能不能和读者发生灵魂的联系。

我在音频开头提到，金庸在这本书里，还袒露了他最深沉的一段情感。这段经历，能更好地回答他什么要写武侠小说，这也是我今天为你讲的第三个故事。听完这段自述，你应该就不纠结什么文学性的问题了。

这篇自传性的文章叫《月云》。金庸生长在浙江海宁，家道非常优裕，有许多的用人。月云就是抵押给他家的一个小女佣。这个女孩儿黄黄的脸，因为营养不良，又矮又瘦。她很小心地伺候和她同龄的主人宜官少爷，宜官就是童年的金庸。宜官对月云很好，经常给她好东西吃。但月云说：“我要回家，家里没米，以后我不吃饭好了。我可以睡在爸爸妈妈脚边。”后来，日军占领海宁，宜官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死于战乱。月云也不知去向了。

下面这段话你要注意了，真是很惊人，因为篇幅限制，我对金庸的自述做了节略：

后来，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夜，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吃不饱饭，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宜官后来的笔名叫“金庸”，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

这篇文章发表时，金庸已经七十多岁了，在写完《鹿鼎记》封笔的30年里，他已经很少发表作品，更没必要再解释什么。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自揭伤疤，公开伤心事呢？答案正如书名“众里寻他千百度”一样，这是他在老年时蓦然回首时，为自己的人生寻找到的情感源头。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金庸的政治主张、文艺观念和写作动力，都和这段童年情感有关。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对于金庸的武侠梦，会增添一分亲切温暖之感。

好，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希望你能从中了解到一个更感性的金庸，更深邃浩瀚的金庸武侠世界。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期要点。

《寻他千百度》收录了40多篇金庸的文史随笔，范围从历史、文学、戏剧到围棋、京剧、摄影，可以说“天上地下，无所不谈”。

从这本书里，第一，我们能观察出金庸总体的文化和历史观念。他认为，中国文明强调平稳调和。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其他民族，保持了特殊的延续性。因此，应该以一视同仁的民族观念来看待中国历史。他还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历史事件背后的世道人心。

第二，我们能读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线索。金庸取法乎上，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他的写作，既吸收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结构和标准，也借鉴了世界经典长篇小说的表现方式。另外，金庸小说具有广博丰富的文化血脉。他笔下的围棋江湖，也和武侠江湖一样跌宕起伏。

第三，关于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我们可以多听听金庸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武侠小说虽然也有文学意味，但基本上仍然是娱乐读物。但未来的武侠小说，有提升文学价值的空间。他的武侠精神，来自童年时代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憎恨。

撰稿：贾行家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转述：宝木

划重点

1. 金庸认为，中国文明强调平稳调和。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其他民族，保持了特殊的延续性。他还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历史事件背后的世道人心。

2. 金庸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他的写作，既吸收了莎士比亚戏剧的结构和标准，也借鉴了世界经典长篇小说的表现方式，还具有广博丰富的文化血脉。

3. 金庸认为，武侠小说虽然也有文学意味，但基本上仍然是娱乐读物。但未来的武侠小说，有提升文学价值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