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陈寅恪》 贾行家解读

《吴宓与陈寅恪》｜贾行家解读

关于作者

吴学昭，曾任《中国儿童》主编；《中国少年报》副秘书长，负责编辑事物；新华社、人民日报驻外记者；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学者、教育家吴宓先生的女儿。

关于本书

本书以著名学者吴宓的日记、遗稿为依据，记述了二人长达半个世纪的深情厚谊，这段历史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篇章。书中细致入微地叙述了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核心是对中华文化终身抱持极其坚定的信念，并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核心内容

本书思想核心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和著名学者吴宓在哈佛成为毕生挚友，共同创办清华国学院。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只是一种学术态度，更是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陈寅恪的学术风格是：先建立大学问，再从关键点里小中见大。他的治学求真、求精，求直、求新，从家学起家，包容古今中外，寻找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吴宓与陈寅恪》。

说起来，到底是该读陈寅“客”还是陈寅“却”呢？我对比了一些资料。两种读音都有来历。他的亲属读“却”，那是他南方老家的方音；他清华大学的老同事们读“却”，属于小圈子传统；还有人说，过去北京土语也有念“却”的——这我倒听过，老相声艺人会在《三国演义》里，把吴国大臣诸葛恪读成诸葛却。而他自己的英文署名是koh；他最亲近的学生，比如复旦大学的蒋天枢教授证实过：陈先生自己说过该读“客”的，只是没必要老去纠正别人。今天这个字正音只有“客”，按照读音从新从众的原则，而且非亲非故，那我还是读“客”吧。

为什么连陈寅恪名字的读音都有这么多争议呢？因为他实在太重要了，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巅峰人物。新中国时期，从斯大林到英国女王，都向国家领导人打听他的情况。他的成就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等领域，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史学大家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没人能企及。对一位学者的最高赞誉，就是说他在某方面可以和陈寅恪并列。今天我们来讲陈寅恪和吴宓这两位学术大家，算是说到了中国近代文史的制高点和源头之一了。

为什么要把他们二位放到一起讲呢？文学家吴宓和陈寅恪是至交，长期共事，从清华毕业的钱锺书、季羡林，以及许多西南联大出身的名家学者，都是他俩的门生弟子。凡是谈陈寅恪，就离不开吴宓。吴宓从青年时代开始记日记，今天的这本《吴宓与陈寅恪》，是他的女儿吴学昭根据日记和遗稿整理而成的，本书和《吴宓日记》一样，都是近代学术思想研究的重要史料。

我们从这本书里读什么呢？起码要读出两个问题来：大名鼎鼎的陈寅恪，究竟有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又有什么样的成就？

陈寅恪的思想和学术，我会分别放到两个时期里来为讲。第一个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国学院时期；第二个是抗战时代的西南联大。在那里，他和吴宓等顶尖学者，风云际会，连成了一片学术上的崇山峻岭，共同造就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两大传奇。

这本书是从吴宓和陈寅恪的相识讲起的。我得向前补充一段，为你从陈寅恪的家世说起。这部分材料来自史学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汪荣祖教授的《史家陈寅恪传》。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晚清重臣，做过湖南巡抚，深受曾国藩器重，推动过戊戌变法。他的父亲陈三立是大诗人，和谭嗣同并称“晚清四大公子”。陈寅恪生于1890年，大哥陈师曾（衡恪）是著名画家，我在为你解读的《白石老人自述》里提到过，是他发现了刚到北京的齐白石。陈三立的思想很新，让陈寅恪读法国教会新学堂，12岁时就跟着大哥陈师曾到日本去留学，他在15岁回上海读了两年高中，又考进柏林大学，后来转到瑞士、巴黎去深造。据考证，他中间曾经回国为蔡锷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1918年，陈寅恪第三次出国，从欧洲转道美国哈佛，学习古印度的梵文。在这里，他遇到了刚从清华大学毕业，来哈佛学比较文学的留学生吴宓。

中国读书人重出身门第，有学术原因。传统学问的传承有三大渠道：以科举为主的教育，宗教系统，还有家族学术，也就是“家学”。陈寅恪祖籍江西义宁，他家传的学问就叫“义宁之学”，到他这儿已经是第四代了。我们观察陈寅恪的学术思想，要特别注意这一层：他是现代的学术权威，却说自己的思想来自清朝同治、咸丰年代，很多主张和曾国藩、张之洞近似，就是因为家学传统。

家族的解体，彻底改变了传统文化面貌。陈家的几代“义宁之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他的祖父是学而优则仕，做了封疆大吏；他父亲发现清朝政治无可救药，很早辞官，成了文坛和学界领袖。我后面会说到，陈寅恪是一辈子都在有意识地远离政治，专注于学术。这三代人，是从“修齐治平”的文人士大夫到彻底的职业学者。但是，既然陈寅恪的思想传承祖辈，搞的又是文史，儒家的家国情怀和经世治国传统，总要有个安放的地方，对吧？这就给他的学术思想，又留下了一个线索。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会说到。

咱们先把故事接上本书《吴宓与陈寅恪》的开头：吴宓生于1894年，比陈寅恪小4岁。在哈佛，他和林语堂是同一个导师。吴宓读书的刻苦和成绩，让有的留学生嫉妒，背地说：像他这样把吃饭的钱都拿来买书，肯定活不长。吴宓在哈佛做过一次演讲，用西方文学模式来分析《红楼梦》，王国维是最先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的人，吴宓是第一个用西方体系为《红楼梦》定位的人。陈寅恪听了，写了首诗夸奖他，有一联是“青天碧海能留名，赤县黄车更有人”，赤县指中国，黄车指小说文学。

陈寅恪写诗有个习惯，给人看过，自己就撕成碎片扔掉。而吴宓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陈寅恪的诗，他都能背下来。陈寅恪也有这个能耐，哲学家汤用彤说：在西南联大时，教授们到昆明大观楼游玩，看了那副180字的长联之后，陈寅恪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他真是第一等聪明又第一等努力的人。陈寅恪和吴宓成为好友，基于互相赏识。

而吴宓表现得更激动，他在日记里反复写到：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而又志行高洁，远非我辈能及。他说，自己虽然和陈寅恪是朋友，但一直视他为老师。在游历欧美各国，回国执教十几年之后，他坚持认为：从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综合来看，陈寅恪是中国最博学的人。

吴宓日记里，记录了陈寅恪在1919年、也就是30岁时的一番谈话，这可以说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总体判断，是他学术思想的基础，我为你摘要总结一下：古代现代、中国西方，虽然不同，但相同的文化和制度，会导致近似的历史结果。古代中国的哲学、美学远远不如古希腊，但却擅长发展实践的政治和伦理。古代文化的精华，在于从周代建立的社会伦理制度，孔孟思想也是这种务实的学问。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缺陷，都在这个特点之中。这与古罗马是很接近，二者在社会形态、家族制度等方面，都有可比性。那么，为什么古中国和古罗马的结果不同？因为中国文化的缺失得到了弥补。陈寅恪觉得，老庄思想并不比起西方古典哲学高明，真正起到弥补作用的是佛教文化。但是，佛教和中国传统习俗有矛盾。于是，宋代的程朱理学，以注释四书五经的名义，消化了佛学义理，这是理学的深层次贡献。这段话，就是他的家学和西方学术视角的融合。

从这个判断出发，1933年，陈寅恪借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机会，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又做过一次阐释，他说：从两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思想史来看，向中国输入现代西方思想，和当年玄奘引入佛教文化的历程是一样的。在中国文化里，西方思想既不会中断，也不会居于最高地位，中国文化始终是自成体系的。

在这一点上，他和吴宓志同道合。吴宓非常不赞同胡适等学者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在陈寅恪离开哈佛去欧洲之后，他发誓要学成归国，和胡适等人大战一场。

吴宓在1921年、28岁时回国结婚，在南京的东南大学任教，主编了近代文化史上有名的《学衡》杂志。在新文化运动里，保守派大本营学衡派，和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主将果然展开了大战。文化是极其复杂的，我们今天来看，保守和激进各有意义，最好的结果，往往是双方的妥协。有意思的是，守旧的学衡派吴宓，在大学里教前沿的英国文学；而激进派学者，个个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

1925年，吴宓受聘清华大学，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高光时刻。他的学生回忆，吴宓常常在课堂上像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地说：自己当年请到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都是一代宗师；研究院的学生虽然不多，但都成了学术栋梁。吴宓是诗人性格，坦率天真。他筹办《学衡》时，不许别人当主编，说这是“天下的公器”，非得自己来。而筹办国学院时，他谦恭地说自己没有资格，其实只是执行秘书，真正的辉煌属于四大导师。画家陈丹青有一副油画《国学研究院》，画的就是四大导师和吴宓，年长的梁启超、王国维站在中间，年轻的陈寅恪、赵元任在两侧，穿着长衫的吴宓，挨着陈寅恪，背着手站在画面一角，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吴宓当时很年轻，只有31岁。陈寅恪也才35岁；但他还不是四大导师里最年轻的，教方言学、语言学的赵元任只有33岁。赵元任我一定要再为你解读一次，他是个神人：在哈佛学的是音乐和哲学，在美国当过物理教授，在到国学院之前，在清华教的是数学和心理学。

吴宓是力排众议，才从国外请回来的陈寅恪。陈寅恪留学18年，虽然深受国外名校教授的佩服，但他超脱于高校规则之外，只对学问感兴趣，不愿意写论文，没有学位。

吴宓为国学院定的办学宗旨是：研究高深学术，注重个人指导，用普通课程和专题研究结合的方式，不惜经费，为中国培养学术通才。学生的水平和授课难度，远远高于普通本科。陈寅恪当时主讲的是佛教历史、东方学，我在为你解读季羡林时说过，陈寅恪为清华外文系本科生开基础课时，他听得如醉如痴，这影响了季羡林的学术道路。而陈寅恪在国学院的专业课，学生们感觉“至多能听懂三分之一”。楚辞专家姜亮夫说：“陈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我一辈子也摸探不到底。在国学院听他的课，我总是自愧外文太差，很苦恼。”

四大导师各有看家本领，王国维的古代史和文字学，在当时国内是顶尖水平。他上课时，吴宓每堂都去旁听，和学生一起做笔记，他在日记里写：一堂课的注解，要查两三天的书。

1927年6月，出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水自尽。当时的政治时局对倾向满清的旧学者很不利。王国维做过溥仪的老师，一直不肯剪掉辫子。他一天夜里对吴宓说：我的这条辫子，只能别人来剪，自己怎么能剪呢？说完，二人相对默然不语。

王国维在遗嘱的开头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再忍受屈辱。他还交代把书籍和手稿交给陈寅恪和吴宓处理。吴宓写到：王先生的舍身是殉清王室。如果以为他只是害怕被军队或学生侮辱，那是不了解他，他有机会去国外躲避。我对他的选择，只有哀悼和尊敬。

对王国维之死，陈寅恪思索得更深入。他写下了著名的王国维纪念碑铭文，这块碑现在立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东南，由梁思成设计。我们都知道，碑文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对王国维的评价，也是陈寅恪的学术追求。

陈寅恪说，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是研究学问的关键。学说是可以商量的，王国维的学问有错误，我也有错误。我也骂过梁启超和胡适，过后大家不存芥蒂。而独立和自由不能妥协，要以生死来力争。王国维之死，不是为了满清灭亡，而是通过一死，来表现自己的意志。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王国维曾涉足过政治，于是在时局动荡下左右两难，他不能对自己做过的选择装得若无其事。唯一的自由，就只剩下了终结自己的生命。

陈寅恪毕生远离各个政治派别，潜心治学，不是不关心时代，而是要尽可能地守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的毕生寄托，这个价值，是超越政治也高于学术的：没有意志独立，哪来的学术自由？所以，人们在谈论陈寅恪的政治观点到底如何时，往往得不出结论。

陈寅恪也劝过吴宓，不要在《学衡》论战和社会活动上倾注那么多精力，吴宓是听得进去却做不到。1933年，他办了12年的《学衡》停刊，主持的另一个文学副刊也改版了，这其实代表着白话文运动的胜利。

他俩同在清华校园，还时常互相通信。陈寅恪1928年结婚前，连生病都是吴宓陪护照料的。对吴宓的私生活，陈寅恪有不能苟同的地方。吴宓性格浪漫，1929年坚持和原配妻子、本书作者吴学昭的母亲离婚，以便去追求心仪的对象，后来也谈过不少的恋爱。对于这些，他连对学生都不隐瞒，还把女朋友的名字写进了诗里。陈寅恪告诫他：还是应该严守传统道德。但他也了解吴宓的性格，说：你现在全无理性，以后回想就明白了。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来龙去脉。在时间上，这是从他和吴宓订交，到清华共事的前半生。这段时间，他们是象牙塔里的大学者，社会地位高，生活也优越。

而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一切就都变了。日军侵入北平，他的父亲陈三立在悲愤中绝食而死，陈寅恪中年后视力出了问题，晚年失明，据说就是因为过度哀伤引起的。他说自己从此“流转西南，致丧两目”，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带全家逃离了北平，跟随清华大学南迁、他的两箱书在战火中遗失了，他妻子说他“为此几乎得了精神病”。为什么呢？那不是普通的书，他在这些书里写了大量的注释，差不多等于自己的大部分手稿。沿路上，陈寅恪靠仅有的一本材料写成的隋唐制度史，也因为印刷厂被炸而毁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不是定本，而是大家根据旧文稿和课堂笔记凑起来的。

最后，陈寅恪到达了昆明，和吴宓等各个大学的教授们汇合，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英国皇家学会曾邀请他去做研究员，在牛津大学任教授，由于德国轰炸英国，没有成行。他还去过一次重庆，蔡元培去世后，国民党想指派亲信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陈寅恪的目的，是去投胡适一票。他在重庆发言：“院长必须是在国际有声望的学者，我们不能选蒋先生的秘书。”

西南联大是教育史上的奇迹。吴宓在西南联大教西方文学史和名著选读，是外国文学专业里学分最多的基础课，也是外系旁听生最多的热门课。他在昆明还留下了很多轶事。他为学生演讲，说自己的一辈子就四个字“殉情、殉道”，搞得大家不知所措。昆明有家饭店起名“潇湘馆”，吴宓觉得侮辱了林黛玉，上门反复纠缠，逼着老板改名字。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教“魏晋南北朝”和“佛经翻译文学”等课程。学生回忆：他上课时，用布包提着一大摞佛经放在讲台上，却很少去翻，自己大段大段地背，讲到得意之处，仰面大笑，完全陶醉在学问里。陈寅恪不大翻书，也是因为南下时来不及治疗，右眼彻底失明了。他和北大的文科研究生住一个宿舍楼，学生随时向他请教，他都认真解读，学生回忆说“感觉像生活在古代的书院”。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疑问：把陈寅恪的论著列出来，主要是隋唐等时期的断代史；题目也都不大，比如他最后十年时间，靠着口述和听力，完成的《柳如是别传》，是只有野史才感兴趣的话题。那么，他为什么是没人能超越的史学大师呢？

陈寅恪的治学，是先看到大体，再进入细节。陈寅恪不只是史学家，他首先是个思想家，做的是大学问。我们前面说了，他年轻时就用俯视视角，对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做出了总体判断。然后，他再从中寻找关键时期、关键问题和关键人物，之后的研究，就是专攻这些课题。有的人觉得他研究的课题小，是不知道这些课题的关联性和深层次意义在哪里。他研究的佛教，就是中国文化的关键要素；他研究隋唐，因为那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他研究柳如是，既是个人情怀，更是要彻底呈现明末清初的社会面貌。

研究历史文化，不能主题先行。可以大胆设想，但要有一分证据，下一分结论。陈寅恪家传的“义宁之学”，以及整个清代的学术风气，都是重视细密的考据。有的史学家说，陈寅恪的典范风格在于：求真、求精，之后求直、求新。

求真就是确保史料收集考证的完备和确凿，钱穆写完《国史大纲》，请陈寅恪提意见。陈寅恪委婉地说“恨书中所引未祥之处，难以遍检”，实际是批评他引用材料不注明全部出处，不符合学术规范，也不利于学术交流。钱穆承认这确实是一个缺陷。

求精就是从历史材料里榨取信息的能力和技术。有的学者致力于比拼占有的材料多，但是却不会应用，等于是开杂货铺。陈寅恪的求真和求精，是对材料做精选，再重新组合，建立起一个解释框架。这个结构，能容纳之前互相冲突、互相颠覆的历史现象。他的研究，在内行看来，充满了厚度和美感，拥有强大的张力。

比如，在他之前，唐代后期的党争，被认为冲突集中在对科举的不同态度上。宰相牛僧孺的牛党拥护科举，另一派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重视门第。但是，李德裕父子也是靠科举上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没人能说清楚。陈寅恪考证出来：李家祖上本来是河北的士族豪强，因为塞外游牧民族的压迫，才不得不放弃家族势力范围，迁居洛阳，所以，李家的子弟不得不去考科举了。这背后浮现出来一个大问题：唐代的民族和军事状况，以及政治上的中央、地方分裂，引发了社会中的门第贵族阶级逐渐下降，科举出身的士人开始上升。他的研究组成了新的链条，让人们看到：从一个家族的命运到一个政治事件，再到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折。

再来说求直和求新。求直就是求真实，以独立的姿态，如实报告自己的发现。求新就是定义新问题，寻找新答案。陈寅恪不是研究语言学的，但他研究佛经时发现了汉语四声的来源。为什么汉语的四声是在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代的永明时期突然出现的？他把历史和宗教材料对比到一起，发现当时的佛教研究者，在南京举行了一次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汉族文人从能诵读佛经原文的胡人那里学到了四声的发音方法。陈寅恪推导出来：汉语的四声由西域输入，但是建立在传统的五声理论基础之上。他的这篇论文，是历史研究的副产品，但为语言学界提供了重要突破。他还在佛经中考证出孙悟空、猪八戒的故事原型，也小中见大地揭示了文化交互融合的过程。

陈寅恪作为诗人的儿子，还有用诗歌考证历史的本领。他的经典著作《元白诗笺证稿》，研究的是元稹、白居易的诗，也是研究唐代历史。《全唐诗》有上千个诗人，时代和身份各异，那些诗歌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唐代社会生活史。比如，陈寅恪对比白居易诗里提到的官员俸禄，发现中央政府的官员收入，和史料记载的完全一致，但地方上的官员收入却出入很大。他研究出来：正史只记载法定的俸禄，而白居易写的是“潜规则”收入。他的考证动用了宗教、民族、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比如，《长恨歌》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那个破字是双关语，不只是破碎的意思，还是一个古代音乐术语。

史学进入现代，不再是政治的附庸或文人的爱好，而是专业化、独立化和学院化的学科。陈寅恪的研究，树立了现代史学该有的样子。

陈寅恪最难以超越的一点，在于包容古今中西。在民国学者里，他是极少数不标榜西方学术理论、概念和方法的人。因为他不焦虑，国内学者的西学水平，没人能超过他。他讲课时，要把名词写到黑板上，大家才知道刚才没听懂的那个词到底是德语法语，还是古印度语。对于古今问题，他说自己“为不古不今之学”，他是沿着清代学者的思想脉络，寻找一条让中国文化融入现代形态的路线。他相信，中国借鉴吸收西方文化，要在这条路线上来完成。陈寅恪的学问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因为他的独立精神超出了学科、学术和时代。

最后回顾一下。在上半部分，我主要讲了陈寅恪和吴宓在哈佛成为毕生挚友，共同创办清华国学院的经历。他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只是一种学术态度，更是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下半部分，我们从西南联大时期的陈寅恪，介绍到他的学术成就。陈寅恪是先建立大学问，再从关键点里小中见大。他的治学求真、求精，求直、求新，从家学起家，包容古今中外，寻找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撰稿、讲述：贾行家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划重点

1. 陈寅恪的治学，是先看到大体，再进入细节。

2. 研究历史文化，不能主题先行。可以大胆设想，但要有一分证据，下一分结论。

3. 陈寅恪的学问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因为他的独立精神超出了学科、学术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