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盘与风向标》 卞恒沁解读
《罗盘与风向标》| 卞恒沁解读
关于作者
雷蒙德·F·史密斯，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数十年的资深外交官，长期从事政治分析工作，曾任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公使衔参赞。
关于本书
本书是国内首部全面介绍美国外交官工作的英文译著。译者曲博作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翻译并引进了此书。书中的参考案例均为作者通过美国国务院正式解密的外交电报。普通读者可以通过本书，了解外交工作和外交官职业。
核心内容
第一， 美国外交官是怎样提出政策建议的？
第二， 为什么说美国外交官的职业风险主要来自国内？他们又怎样规避风险？
第三， 这种职业风险又反映了美国职业外交官制度的哪些特征？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给你解读的书叫《罗盘与风向标》，这是一本写外交的书。
谈到外交，我们“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过很多书，比如基辛格的《大外交》和《世界秩序》，那都是关于国际外交战略的名著。和这些大部头相比，今天的这本书关注点没那么大，但这恰恰是这本书的可贵之处：这是一位美国一线外交官写的书，它描述了美国的职业外交官是怎样工作的，他们是怎样分析复杂的局势，又怎样给出决策建议。换句话说，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可以窥探职业外交官这个群体的运作逻辑。而且，美国的职业外交官制度，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官队伍。
你可能要问了，我为什么要了解一线外交官的工作呢？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看了这本书，我不得不说，如果不了解这个群体，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今天的世界。这话怎么讲？我慢慢来说。
在我们的印象中，外交都是大人物的游戏，也只有大人物才能改变世界格局。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先问你一个问题：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是谁引爆的呢？很多人都认为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曾经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号召西方国家一起来反对苏联。但是，历史上有一个人，被称作“冷战之父”，这个人既不是丘吉尔，也不是杜鲁门或者斯大林，而就是一名一线的外交官，他叫乔治·凯南，曾经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高级官员。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给美国政府发了长达八千字的电报，主张遏制苏联的势力。这种主张被美国采纳以后，冷战也就开始了。你看，改变世界的，未必都是大战略家，有时候一个普通的职业外交官，也可以做到。
但是，别看外交官这么牛，他们也面临着很大的职业风险。你可能会觉得，这种风险主要来自战争，或者国际对抗。但这本书的作者却说，外交官的职业风险主要来自国内。刚才说的乔治·凯南，就被这种国内风险给坑了，结果后半生怀才不遇，过得很不如意。
所以作者提出了两个概念，也就是这本书的书名。“罗盘与风向标”，这说的其实是美国外交官当中存在的两种人格：“罗盘”型的外交官，希望自己能够为政策制定指明方向；“风向标”型的外交官，他们总是跟着国内的政策风向走。作者认为，一个外交官要平衡好罗盘和风向标这两种人格，才可能避开风险，取得成功。
这本书的作者叫雷蒙德·史密斯，在外交领域工作了几十年，他本人还曾经担任美国驻苏联使馆的高级外交官。这本书就是他自己外交工作的经验之谈。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带你了解作者笔下，美国的职业外交官。
第一， 美国外交官是怎样提出政策建议的？
第二， 为什么说美国外交官的职业风险主要来自国内？他们又怎样规避风险？
第三， 这种职业风险又反映了美国职业外交官制度的哪些特征？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美国的外交官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给国内提供外交决策建议。所以我就给你讲讲，他们的建议是怎样提出的？
你肯定有过给别人提建议的经历，提建议的前提是对信息的掌握，这样你的建议才有说服力。美国的外交官也是这样，要想提出建议，就要先搜集信息。但是外交官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外交官只能从公开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而不能主动去刺探所在国的国家机密，这是外交官和情报员的主要区别。
真正的外交官只能从公开的消息中去发现情况，这些公开消息可能是报纸杂志上的报道，也可能是政府官员的公开讲话，也包括学者的观点和普通民众的议论。换句话说，外交官搜集信息，本质上是从已知的信息中发现未知的信息，甚至是对未来做出预测。
这里不得不说，美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外交官，他叫谢伟思。从1941年到1945年，他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了4年，先后担任过三等和二等秘书。这个人的职位并不是很高，但他的故事非常传奇，因为他就曾经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了精准的预测。
1944年，谢伟思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形势。请注意，这是1944年，离抗日战争结束还有1年。在这份报告里，谢伟思做出了两点预测：第一，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很可能爆发内战；第二，国民党存在严重的弱点，在未来的内战中，国民党很可能会成为失败者。
谢伟思的这两点预测在后来全部变成了事实，这简直是外交史上的神来之笔。那么，谢伟思为什么能做出这么精确的预测呢？
谢伟思的成功预测，来自他对信息的充分搜集和掌握。在中国期间，谢伟思在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授意下，对四川、甘肃、青海、陕西和河南五个省进行了实地考察，甚至还来到陕北。在考察途中，他经常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和当地人同吃同住，搜集各种信息。对于中国未来的预测，归根结底来自他在考察中的所见所闻。但光有考察还不够，谢伟思能够从所见所闻中提炼出精确的预测，还因为他拥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能力，叫“见微知著”，或者说“以小见大”。
谢伟思是怎样以小见大的呢？他在中国考察期间，一直留心观察国民党在墙上刷的标语，从看似平平无奇的标语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民党对人民缺乏号召力，它的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他是怎样做出这种判断的呢？
谢伟思说，他在一个小村庄里看到了这样的标语：“完成国防科学建设运动”。这句话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都有点费解，更不要说普通农民了，这说明国民党根本不打算对老百姓解释他们的政策。他还看到了禁止种植鸦片的标语，看上去杀气腾腾：“种鸦片者杀无赦。”这说明国民党对民众实行的是高压统治，根本不打算对民众进行教育。更有意思的是，某些标语使用的字体很明显在模仿英文的花体字，故意把笔画都写得歪歪扭扭的，甚至一些受过教育的人都不懂。这种现象在四川很常见，在西北地区并不多见。要知道，抗战期间，四川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而西北地区并不在国民党的有效管理之下。这说明，国民党政府比较熟悉西方文化，对中国老百姓却很疏远，根本不在意他们的感受。
谢伟思还从标语里看出，国民党当时正面临比较严重的危机。因为标语里反复强调的内容，恰恰是国民党正在面临的问题。比如他看到，“拥护中央政府”的标语经常出现，说明中国的地方势力仍然很强大。另外，“中央政府的军队不扰民”这样的标语也很常见，这说明国民党军队的军纪不好，国民党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总之，国民党并不能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它的统治正面临危机。
谢伟思能够从细节中发现丰富的信息，这让他的同事也感到佩服。经常陪谢伟思考察的另一名外交官就对他做过这样的评价：谢伟思在中国的一条街上随便走走，根据人们穿的衣服、锅里正在煮的食物，就可以分析出当地的社会结构。
谢伟思还在1944年获得机会去延安访问，考察了革命根据地。他注意到，城里看不到什么警卫，山上没有戒备森严的碉堡，说明土匪问题在根据地并不严重，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难得的。他还看到一群人排着队走在路上，上去一问才知道，他们刚刚应征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这时他注意到，这批人的后面并没有人负责武装押送，说明这些人真的是自愿参军。这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完全不同。同时他还注意到，即使是帮他挑担子的苦力，闲下来的时候也在看报纸，这说明共产党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良好的教育。
更有意思的是，谢伟思还从几件小事，看出国民党对于共产党抱有很深的敌意。一个军事法庭的官员跟谢伟思聊天时说，他们手下有三个囚犯，都是新四军的士兵，他们的唯一罪名就是信仰共产主义。还有一名国民党官员告诉他，本来要运给八路军的药品，受到重重阻挠，最后没能运到目的地。他从中感觉到，虽然抗日战争仍在进行，但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敌意却越来越强，这种敌意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很可能引发两党之间的内战。
总之，谢伟思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认识，很多都来自这种以小见大的观察，这是他能够做出精确预测的主要原因。以小见大是外交官的必备素质，这种素质需要两种能力作为支撑。
第一种是文化感受力，也就是外交官能够将自己融入当地的文化中，像当地人一样去思考问题。这里可以再举一个例子，1985年3月10日，美联社的一名记者在吃晚饭的时候，和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收听莫斯科电台的轻音乐，但播出的却是忧郁的古典音乐。他调到其他频道，发现所有电台播放的都是一样的音乐。他知道，在领导人去世以后播放古典音乐，这是苏联的惯例。同时他还知道，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身体不太好。所以他立刻做出了一个判断：契尔年科去世了，并且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国内。13个小时以后，苏联媒体才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这个案例的主角虽然不是外交官，但却是关于文化感受力的一个绝佳案例。
第二种是联想和抽象的能力。外交官获得的大多是一些比较琐碎的信息，他要通过联想，把这些信息拼接起来，抽象出重要的认知。谢伟思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发现四川地区的国民党标语喜欢模仿英文的花体字，西北地区的标语却没有类似现象，于是联想到四川地区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并且抽象出了国民党政府和一般民众比较疏远这个认知。他通过这种方式，不断丰富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最终获得了一个结论：国民党的统治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不过，有了以小见大的本事，还不能说就是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因为某些新闻记者和学者也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一名外交官在对信息进行处理的时候，还应该把这些信息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某个国家发生了一场罢工，如果让外交官来分析，他不仅会关注这场罢工发生的时间地点、工人的诉求、企业主的回应以及罢工的原因和后果，还要注意这场罢工是否可能危及本国在该国的利益。比如，罢工会不会造成这个国家的政府倒台？本国要不要预先做准备？政府罢工会对什么产业造成冲击？这对本国是否会有影响？这次罢工暴露出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将来是否可能引发新的麻烦？你看，外交官脑子里始终有一根弦，不管考虑什么问题都围绕这根弦在转，那就是这件事跟他所在国家的利益有什么联系。他追求的是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
前面说的谢伟思，他对于中国局势的观察，最终也是服务于一个大的问题意识：美国应该如何调整对华政策？在报告中，他最后提出了一项具体的政策建议，美国应当以对华援助为条件，逼迫蒋介石和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如果美国无条件地对蒋介石提供援助，美国可能在蒋介石输掉内战以后，失去整个中国。但可惜的是，谢伟思的建议并没有被美国政府采纳。
谢伟思拥有出众的外交才华，但他的命运却很坎坷，给他带来厄运的并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来自他国内的政治风险。他的命运是美国外交官的一个缩影，所有的美国外交官都要面临这样的职业风险。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外交官最大的职业风险，来自哪里？
美国外交官要面临的职业风险，是他提出的建议可能和国内的政治风向不一致。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可能遭遇挫折，在特殊时期，还可能遭到迫害。谢伟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以后，美国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变，极端反共的共和党右翼势力开始抬头。同年6月，发生了著名的《美亚》案件。
《美亚》是一家杂志，这本杂志主要关注美国的亚洲政策，杂志的主编名叫贾飞。贾飞偶然认识了谢伟思，就向他请教中国问题。谢伟思就把自己在延安期间写的报告借给贾飞看，谁知这给他招来了横祸。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就怀疑贾飞是苏联间谍，就搜查了《美亚》杂志社，结果搜出了谢伟思的报告。6月6日，谢伟思和贾飞一起被捕。其实在当时的美国，外交官和媒体之间交换信息是很常见的事，谢伟思借给贾飞的报告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但在当时的政治风向下，这件事情还是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延安《解放日报》上也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将这一案件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
谢伟思最后被判无罪，恢复了自由，但美国的右翼势力并不肯放过他。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被指责“丢失了中国”，急需寻找一个替罪羊。谢伟思当时正在新西兰，被紧急叫了回来，接受忠诚度审查。所谓“忠诚度审查”，是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起开始进行的一项活动，审查的主要内容是有没有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忠诚度审查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就连竞选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他们对马克思的看法。谢伟思最后被审查确定为忠诚度“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开除了他。谢伟思的外交官生涯就这样被断送了。到了1957年，谢伟思虽然获得了平反，但他已经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谢伟思的遭遇说明，美国外交官的职业生涯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那就是国内的政治风向。谢伟思虽然才华出众，但正好赶上国内右翼势力抬头，他的政策建议和国内的政治风向刚好是反着来的，于是他变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你可能觉得谢伟思的案例比较极端，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不要紧，我再给你讲一个更有名的人，他就是今天音频开头提到的乔治·凯南。
乔治·凯南因为八千字电报被称为“冷战之父”。2005年他去世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同时在头版登出他的黑白照片，评价他是“冷战时代的顶级战略家”。然而，这样一位顶级战略家，他的结局又如何呢？
乔治·凯南一直自称是华盛顿外交圈的局外人，一度躲进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待了一阵以后他就去问国务卿杜勒斯，能不能帮自己重新安排工作。杜勒斯冷冷地回了他一句：“没有位子给你。”凯南只好又回到了大学。从凯南留下的日记来看，他经常抱怨政府决策层不尊重他的思想，不采纳他的建议。比如在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总统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都没想起来咨询一下身为苏联问题专家的凯南，这让他觉得非常郁闷。
那么乔治·凯南为什么怀才不遇呢？因为他的政策建议也经常和国内的政策风向唱反调。凯南虽然主张遏制苏联，但他所谓的“遏制”指的是在政治上遏制，而不是在军事上遏制。具体说来，凯南认为遏制苏联的主要途径是，避免和苏联的武力对抗，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逐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再利用苏联的国内矛盾，促使苏联内部发生变化。
但是美国政府出台的遏制政策，却是和苏联玩起了军备竞赛，还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扶植代理人，和苏联打起了代理人战争。凯南认为美国政府误解了他的思想。到1999年，凯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批评美国政府到处输出民主制度的做法是“做事不过脑子，虚荣，讨人嫌”。他的这种态度当然不讨决策层的喜欢。所以，凯南的老领导哈里曼就评价凯南这个人，“很了解苏联，但却不了解美国”。
你看，谢伟思和乔治·凯南都很有才华，却都因为和国内政治风向唱反调，长期郁郁不得志。针对这种现象，作者提出了“罗盘”和“风向标”这两个概念，对美国的青年外交官们提出了诚恳的告诫。
在作者看来，美国的职业外交官身上存在一组特殊的矛盾。他们是一线的外交人员，比国内决策层更了解情况，所以本能地想要为决策层指明方向。但另一方面，他们从属于国内的官僚体系，他们必须要服从决策层的命令。这种矛盾导致美国职业外交官当中出现了两种人格：一种人格是“罗盘”，他们坚持自己的方向，并希望能为国内决策层指引方向；另一种人格是“风向标”，他们会事先观察决策层的政治风向，然后主动迎合。
在作者看来，一名职业外交官要想取得成功，就要平衡好罗盘和风向标这两种人格。既要保护好内心的罗盘，不要放弃自己的方向，也要利用好风向标，规划好航线。如果政治风向和内心罗盘的方向不一致，就应该先绕开刮风的海域，然后继续沿着罗盘的方向前进。换句话说，职业外交官既要坚持理想，又要灵活地与现实妥协。
作者在这里举了一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案例。1989年，戈尔巴乔夫正在推动苏联的改革，美国外交决策层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做个样子，欺骗西方，同时在苏联国内争取人民的支持。等局势稳定下来，他就会带领苏联继续和美国争夺霸权。但作者当时所在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却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真的可能引起苏联内部的剧变，他也真的是想和西方对话，争取西方的支持。同时，使馆的官员们也知道，如果跟国内决策层唱反调，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使馆官员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们努力促成了美苏最高领导人在华盛顿的对话，让戈尔巴乔夫自己说服了美国的决策层，使他们相信苏联的改革是真心实意的。于是，美国及时调整了对苏联的战略，推动了苏联的解体。
这个案例成功演示了一名美国外交官应该怎样平衡好“罗盘”和“风向标”这两种人格。其实，罗盘和风向标不仅是两种人格，还反映了美国职业外交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接下来我就带你看看，这个特征到底是什么？
这个特征用简单的话说就是，美国外交系统内部有两拨人，一拨叫“职业外交官”，他们是通过严格的考试进入外交部门的，他们终身从事外交工作，除非辞职或者被开除，一般不会改变职业。而另一拨叫“政治任命官员”，是总统直接任命的官员，他们在美国外交系统中一般担任高级职位，比如国务卿、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以及驻外使馆的大使。
但这两拨人经常闹矛盾。职业外交官人数比较多，是国务院的中坚力量。他们觉得自己更熟悉外交事务，更有资格对外交决策发表意见。而政治任命官员人数比较少，但职位却比较高，是职业外交官的上级领导，但却没有职业外交官的崇高素养，有的甚至是因为和总统私交良好，甚至是为总统选举出过钱出过力的人。所以，职业外交官当然不服气了。同时，政治任命的外交官员，他们看待职业外交官，也觉得不顺眼。他们觉得，有些职业外交官总是倚老卖老，不把上级领导放在眼里。前面提到，乔治·凯南去找国务卿杜勒斯帮他安排工作，杜勒斯直接拒绝了他，就因为杜勒斯很不喜欢他。
这两拨人的矛盾经常会惹出麻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失误，就与此有关。1944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派赫尔利担任驻华大使，这个人的作风非常粗暴，曾经把谢伟思叫过去警告一番，说你最好给我老实点。赫尔利坚定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只要是不利于国民党的报告，他都拒绝发回国内。最终美国政府误判中国形势，赫尔利要负很大的责任。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问题这么大，美国就不能把这套制度改掉吗？还真改不了，因为这套制度背后有一定的必然性，那就是职业外交官确实都很专业，但他们的领导必须由总统来任命。如果不这么干，国务卿之类的官员都让职业外交官来当，那美国国务院就成了职业外交官的独立王国，总统以后就别想干预外交事务了。
而且，这两拨人的矛盾，不是外交部门独有的，也不是美国独有的。在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政府部门，都存在类似现象。这种现象就是西方政治中的“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也就是被任命或者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和拥有专业知识、处理具体事务的公务员之间的矛盾。美国国务院里政治任命官员和职业外交官的矛盾，本质上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矛盾。美国外交官们面临的职业风险，其实就是这种制度缺陷造成的结果。
好的，关于这本书，我想讲的就这些了，我再总结一下我的讲述。
第一，理解职业外交官的工作逻辑，他们身上最重要的职业特点是具有“见微知著”，或者“以小见大”的能力，这是职业外交官最出色的本领。
第二，有两个因素会影响职业外交官，要规避这种职业风险，他们需要平衡好“罗盘”和“风向标”这两种人格，也就是既要守住内心的方向，又要对国内的政治风向保持关注。
第三，罗盘和风向标的矛盾是美国职业外交官制度的一个影子，折射了职业外交官和政治任命官员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西方政治分工的常态，它有合理的部分，但也伴随着严重的缺陷。
撰稿：卞恒沁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转述：徐惟杰
划重点
1.外交官的职业特点是“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能力，这是职业外交官最出色的本领。
2.外交官需要平衡“罗盘”和“风向标”两种人格，也就是既要守住内心的方向，又要对国内的政治风向保持关注。
3.罗盘和风向标的矛盾是美国外交官制度的一个影子，折射了职业外交官和政治任命官员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西方政治分工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