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 卞恒沁解读
《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 卞恒沁解读
关于作者
雷戈，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致力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代表作包括《历史与意义》《哲学主义的历史》《道术与天子合》等。
关于本书
本书是针对“皇帝”的专门研究。皇帝是一个政治角色，更是一套系统的制度。本书综合运用制度史和政治史的视角，对秦汉时期对“皇帝”的建构过程予以解读，并且从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的历史细节中读出了制度建设的深层意义。
核心内容
第一，皇权思想的核心，也就是皇帝的权力和责任分别是怎样的？
第二，皇帝创造了哪些制度，才使皇权思想深入人心？
第三，皇权思想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给你讲的这本书名叫《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书名很长，说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古代中国的“皇权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
近代以来，皇权思想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一再受到批判。甚至《水浒传》这样充满抗争精神的文学作品，也被指责成“反贪官不反皇帝”。你看，梁山好汉对贪官污吏确实痛恨，但他们对皇帝宋徽宗却经常很尊敬。阮氏三兄弟中的阮小五唱过一支歌，歌词的最后两句是“贪官污吏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里的“赵官家”就是皇帝。阮小五居然也会歌颂皇帝，可见皇权思想有多么深入人心。
那问题就来了，皇权思想是怎样深入人心的呢？皇帝高高在上，老百姓平时又见不着，皇帝怎样让老百姓时刻知道头上有个皇帝呢？今天这本书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皇权思想的核心是皇帝的权力和责任。皇帝为了维护权力，履行责任，还创造了一套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统称为“皇帝制度”。你看，皇帝不仅是一个人，还是一套制度。有了这些制度，皇权思想才能深入人心。这些制度并不神秘，有一些你早就听说过。
举个例子，有一个词叫“大赦天下”，简称“大赦”，就是皇帝亲自宣布，赦免罪犯。《水浒传》里面，宋江怒杀阎婆惜，被发配江州，就一直念叨，要等待皇帝大赦天下。后来皇帝果然宣布大赦，但宋江却不在大赦名单上，他很失落，就去浔阳楼喝酒，醉酒以后题了反诗，被抓起来要问斩，于是引出了梁山好汉闹江州的戏码。这里的“大赦天下”，其实就是关于皇帝的一项制度。皇帝亲自宣布大赦，可以向全天下显示自己的恩德，有利于塑造皇帝的形象，维护皇帝的权威。你看，这样说，你对皇帝制度是不是就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
其实，不只是大赦，还有一些你很熟悉的事物，也是皇帝制度的一部分。比如皇帝的宗庙、皇帝使用的年号、居住的宫殿，以及皇帝上朝的仪式，都具有制度上的意义。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的写作特点，那就是注重细节。有许多看似平常的细节，在作者眼中都是皇帝制度的组成部分。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雷戈，“枕戈待旦”的那个戈，他是南开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师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刘泽华教授。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为你把皇权思想给彻底讲清楚：第一，皇权思想的核心，也就是皇帝的权力和责任分别是怎样的？第二，皇帝创造了哪些制度，才使皇权思想深入人心？第三，皇权思想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皇帝的权力和责任分别是怎样的？
皇帝的权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中逐渐被塑造出来的。当时的变法运动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取消世袭贵族的权力，用君主派出的官僚去替代。君主指挥官僚，就像大脑指挥四肢一样，于是君主的权力就得到了扩大。
在变法运动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又把变法的成果推向全国，他也由此成为一位权力空前的统治者。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大臣们给自己起一个新的名号。他原来被称作“秦王”，现在他富有四海，不甘心继续沿用旧名号，想要破旧立新。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秦始皇的诏书中明确说让大臣们讨论“帝号”，而不是讨论“王号”，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王”，而与“帝”并肩而立。这里面是有讲究的，古代中国有三皇、五帝、三王的说法。三皇五帝我们都听说过，那是上古神话中的几位领袖。因为是神话，所以具体是哪几位，说法不一。而“三王”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夏朝的开创者大禹、商朝的开创者商汤，以及周朝的开创者周武王。当时普遍认为，三皇高于五帝，五帝又高于三王。秦始皇已经不屑于和三王并立，而要与五帝同辉。
大臣们心领神会，既然秦始皇自比五帝，那干脆就给他再抬高一级，直接和三皇并立。于是李斯代表大臣们向秦始皇建议，以后您就叫“泰皇”吧，泰山的泰，皇帝的皇。理由是上古时期有所谓的“三皇”，分别是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为尊贵。但没想到这个建议被秦始皇否决了，他说保留这个“皇”字，再加上一个“帝”字，以后我就叫“皇帝”了。
他的这个决定，背后大有深意。秦始皇取三皇的“皇”字，五帝的“帝”字，意思是自己不仅高过五帝，甚至也高过三皇，堪称古今第一人。秦始皇给自己取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名号，那么只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才配得上它。作者认为，自从皇帝诞生以来，皇权就近乎无限。皇帝就是国家，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制约皇帝的权力。有时臣子可以通过进谏等手段使皇帝“收回成命”，那也只是改变了皇帝的想法，并没有影响皇帝的权力。同时，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责任，皇帝对百姓所负的责任也近于无限。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游到今天的山东半岛一带，登上琅琊台，让李斯写了一篇文章，刻在一块石头上。这就是著名的《琅琊台刻石》。这篇文章歌颂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也指出了皇帝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皇帝应该兢兢业业，勤于政务；应该尽力了解各种情况，做到兼听则明，办事公正；应该保障百姓的物质生活，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维护国家的公平与正义。你看，事无巨细，无所不包。秦始皇拥有绝对的权力，又自认为对百姓具有绝对的责任，也就热衷于标榜自己的全知全能。秦代歌颂皇帝的文章里面，充斥着“皇帝之功”“皇帝之明”“皇帝之德”这样的字眼。
汉朝的皇帝所具有的权力和责任，与秦始皇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但由于秦朝的迅速灭亡，西汉前期奉行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皇帝不再标榜自己全知全能，经常进行自我批评。比如汉文帝面对匈奴的侵扰，就曾经下罪己诏，说自己治理国家不够尽心。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汉代儒家提倡的“天人感应”思想开始对政治产生影响。这种思想认为，上天一直在监督皇帝的行为，如果皇帝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就会发生日食、地震之类的灾异，这是来自上天的警告。这套理论在汉朝的庙堂上站稳脚跟以后，士大夫们如果想要规劝皇帝，就经常会拿灾异来说事。
举个例子，西汉汉元帝在位时期，著名的大臣匡衡，就是那个小时候凿壁偷光的匡衡，就向汉元帝上疏，希望他能节制奢侈享乐，多用儒家士人。他在文章里各种弯弯绕，先是说天人之间存在感应，最近经常发生水旱灾荒，这是上天在示警，您可要当心啊，然后才敢提出建议。这种说话方式在当时的大臣中非常普遍，这说明汉朝的皇帝已经开始接受儒家的政治伦理，那就是要在上天的监督下，做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
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汉朝的皇帝怎么会自愿钻进儒家的口袋里面呢？那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其实这样做是很高明的，这是吸取了秦朝的教训。秦朝只知道依靠暴力和法律来统治，却不知道利用社会伦理，最后民众不堪忍受，秦朝就灭亡了。汉朝皇帝接受儒家的伦理观念，标榜自己敬畏上天，爱民如子，表面上多了一些条条框框，实际上自己的权力反而增强了。皇帝敬畏上天，这意味着皇帝是代表上天在进行统治。皇帝爱民如子，这意味着皇帝变成了百姓的父母，百姓对皇帝就必须像对父母那样尊敬。所以皇帝当然愿意接受儒家伦理了。在汉代以后，皇帝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力，承担绝对的责任，但戴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也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
到这里我已经为你讲完了皇帝的权力和责任，这是皇权思想的核心。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让皇权思想深入人心，又创造了一系列的制度。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哪些制度？
韩非子曾经说过，君主要维护自己的权力，主要依靠“刑赏二柄”：“刑”就是刑罚。君主制定了严密的法律，设立了执法机构，还设计出各种恐怖的刑罚，用来震慑臣民。“赏”就是赏赐。皇帝对于有功之人，会给予各种形式的赏赐，比如爵位、金钱、土地。开头我们说到的“大赦天下”，也是赏赐的一种形式。刑罚和赏赐都很容易理解，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不过还有一些制度，看似不起眼，目的其实也是维护皇权，这些可能更值得你来了解。
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立宗庙。宗庙就是供奉列祖列宗牌位的场所。商朝就已经有了建造宗庙的传统。到了周朝，对于宗庙的规格开始有了严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建造七座宗庙，供奉七代祖先；诸侯以下建造宗庙的数量逐级递减。立宗庙的传统在秦始皇那里一度中断，后来秦二世又恢复了这个传统，重修了七代祖先的宗庙，并把父亲秦始皇的宗庙称为“极庙”，意思是规格最高的宗庙。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位皇帝，后世所有皇帝都要奉他为始祖。到了汉朝的时候，皇帝开始大规模增加宗庙的数量。汉景帝曾经要求全国各郡都要为汉高祖和汉文帝立庙。同时，汉朝皇帝在生前还会为自己立庙。比如汉文帝就曾经为自己建立了“顾成庙”，回顾的顾，成功的成。
皇帝建立宗庙，是为了给自己树立权威。前面曾经提到，汉代的皇帝把自己打扮成天下人的父母，那皇帝当然要以身作则，显示自己的孝道。为祖先立庙就是孝道的一种表现。汉景帝还把为皇帝立庙的行为推向全国，这是为了让各地的百姓都产生一种皇帝与我同在的感觉。在那个交通和通讯并不发达的时代，这对于皇帝控制全国是有重大意义的。
说完宗庙制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项巧妙的制度设计，这两项设计使皇权融入了时间和空间。针对时间的设计就是年号制度，针对空间的设计就是宫殿形制。
先说年号。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的皇帝大多都有自己的年号，有的甚至还不止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换年号的是女皇武则天，她在位只有十五年，前后却用过十四个年号，几乎一年一个。那么年号制度是谁创立的呢？答案是汉武帝。他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就叫“建元”，意思是从这一年开始建立年号制度。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从此以后，新皇帝上台就要更改国号。很多皇帝还在任期内，也会经常更改国号，这背后的原因就比较复杂了。有时是因为“天降祥瑞”，比如在公元前49年，据说有黄龙出现，于是当时在位的汉宣帝就把年号改为“黄龙”。有时候是因为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比如北宋的宋哲宗，刚即位的时候年纪还小，由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当时的年号叫“元祐”。后来宋哲宗长大了，宣布亲政，就把年号改为“绍圣”。
皇帝频繁更改年号，容易造成纪年的混乱，很不方便。于是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以后，就宣布实行“一世一元制”，意思是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两代的年号看上去就整齐多了。而且只有明清两代的皇帝可以用年号来称呼，什么嘉靖皇帝、康熙皇帝之类的。
年号制度意味着由权力来塑造时间观念。看得见的权力之手操纵着看不见的时间流逝，使时间可以直接显现，成为从属于皇帝个人的创造物。每一次改元都寄托着皇帝个人的激情与想象，都象征着权力对岁月河流的一次重新改道。皇权对于时间观念的塑造，又使皇权看上去是那么正当、合理，从而能够深入人心。当人民用类似“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字眼来记录时间的时候，他们不由自主地认同了万历皇帝，接受了明朝的统治。所以年号也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多个政权同时存在的时候，使用谁的年号，就意味着认同谁的统治。
清朝康熙年间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文字狱，叫作“明史案”。起因是浙江一个姓庄的富户，想要编一部明史，于是就延揽了一大批读书人来共同编写。结果编成的书里对于后金政权建立以后的历史，并没有使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年号，仍然使用崇祯年号。这件事后来被人告发，清朝政府对这件事进行严查。当时参与编写的人全部被杀，甚至负责刻字、印刷的工人和卖书的老板也难逃一死。这个案子是说明年号政治意义的最佳例证。
如果说年号是皇权与时间的融合，那么宫殿形制就是皇权与空间的融合。所谓“形制”，就是关于外形和结构的规定。宫殿是皇家的住所，在形制上是非常讲究的。秦始皇在统一以后建造了咸阳宫，这座宫殿背靠咸阳北陵，四面都有宫门出入，这是在模仿传说中天上的紫微宫，也就是天帝的住所。渭水从中间贯穿咸阳宫，仿佛银河。渭水上建了一座横桥，仿佛鹊桥。咸阳宫的建设，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象征着君权神授，代表皇帝在人间的无上权力。汉代的宫殿也是如此，甚至皇帝居住的未央宫还有一个别名就叫“紫微宫”。
皇帝建造规模宏大的宫殿，除了标榜天人合一，也在炫耀皇家的气势，让天下人懂得敬畏。汉高祖七年，在丞相萧何的主持下，未央宫建造完毕。当时各地异姓诸侯王的势力还没有完全平定，刘邦看到这恢宏壮丽的宫殿，非常生气，责问萧何：“天下还没有平定，为什么要把宫殿修得这么铺张？”萧何回答：“就是因为天下还没有平定，才要把宫殿修得宏伟壮丽，不然不能体现皇帝的威严。”萧何这番话，其实指出了宫殿的政治功能。宫殿是皇权在空间上的具象化，它使皇权的不可侵犯变成了肉眼可见的现实存在。然而，宫殿总会朽坏，如同王朝终将灭亡。古代中国的最后一处宫殿也就是故宫，也已经成为人民的旅游胜地。这就是历史变迁的缩影。
宗庙、年号制度和宫殿形制，目的都是让皇权思想在百姓心里扎根。那么，皇帝是怎样在大臣面前树立权威的呢？主要通过“廷议”制度。所谓廷议，就是皇帝和大臣们一起在朝廷上讨论国事。我们看历史剧，经常会看到皇帝上早朝，太监扯着嗓子喊：“有本奏来，无本退朝。”大臣们就陆续向皇帝上奏，有时他们还会在宫廷上辩论。这其实就是廷议制度的一种形式。
廷议制度也是秦始皇在位期间正式确立的。秦朝统一天下以后的第一次廷议，讨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皇帝名号问题。从这次廷议，我们可以看出秦朝廷议制度的基本程序。首先，皇帝制定议题，也就是讨论皇帝的称号，交付给大臣去讨论。然后，大臣们进行讨论，并将结果汇报给皇帝。最后，由皇帝做出裁决，裁定结果立刻转化为国家意志。
那廷议制度是怎样树立皇帝权威的呢？秦朝的廷议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大臣们在表达主张的时候，落点一定是对皇帝的忠诚。当时有一位名叫淳于越的儒家学者，反对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主张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他在向秦始皇慷慨陈词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些主张推行郡县制的人，都是在故意讨好您，这其实是对您不忠啊。”这句话表明了廷议制度背后的基本逻辑，那就是皇帝才是廷议的中心，大臣们提出建议，归根结底都是在向皇帝效忠，帮助皇帝实现他的意志。一旦皇帝做出了决定，那就叫“金口玉言”，不容更改。如果皇帝的决定权被架空，那往往意味着皇权的旁落。比如秦二世在位时期，曾经发生过“指鹿为马”的典故。赵高故意在朝廷上指鹿为马，看到大臣们宁肯欺骗皇帝，也不敢违抗自己，就知道皇权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转移，以下犯上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廷议制度在汉朝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开国功臣大多是汉高祖的老哥们，在朝廷上很没规矩，经常狂呼乱叫，甚至拔出佩剑去砍柱子，无奇不有。刘邦对这很不满。有一位叫叔孙通的儒生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就帮刘邦设计了一套朝廷礼仪，这套礼仪被刘邦认可并执行了。后来在一次朝会上，还专门有个负责监察的御史站在旁边，看到有谁不合礼仪，就把他轰出去。于是在这次朝会上，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大臣违反规矩。刘邦非常满意，由衷地感叹：“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
作者指出，这句话其实体现了秦汉两朝皇帝的区别。秦朝的皇帝注重的是“皇帝之威”，汉朝的皇帝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皇帝之贵”。“皇帝之威”看重的是不可侵犯的威严，这是要靠宏大的排场去维护的。刘邦还在当亭长的时候，曾经在咸阳看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不由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他通过秦始皇的排场，感受到了皇帝的威严。“皇帝之贵”强调的则是皇帝的身份，这种身份又和复杂的礼法联系在一起，意味着皇帝的职责增加了新的内容：他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也是礼法的维护者。廷议不仅是皇帝发号施令的场合，也是皇帝宣扬礼法的时刻。这也是“外儒内法”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廷议制度，皇帝在臣子面前的权威得到了建立和维护。
好的，到这里我已经为你讲述了皇帝为了使皇权思想深入人心，创造出了哪些制度。下面我再为你讲讲最后一个问题：皇帝制度对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这个影响自然有很多，不过今天我要为你讲的是一个最重要也最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天高皇帝近”。你可能会说，“天高皇帝远”我听说过，“天高皇帝近”是什么意思？其实，“天高皇帝近”才是皇权思想的初衷，“天高皇帝远”其实违背了皇帝的本意。而且为了恢复“天高皇帝近”的状态，皇帝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大事都与此有关。
所谓“天高皇帝近”，就是皇帝和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阶层，皇帝的权力可以控制每一个人。在战国的变法运动以前，国君和百姓之间有很多中间阶层，也就是大大小小的贵族。这些中间阶层在变法运动中被消灭，国君的权力可以接触到每一个人。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这种秩序又覆盖了整个天下。在皇帝看来，官员不过是皇帝的代理人，他的权力来自皇帝的授予。如果没有皇帝的任命，官员也和百姓一个样。而且，官员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只能执行皇帝的意志。对百姓来说，皇帝仿佛近在眼前，他的意志可以传达到每个人的身边，主宰每个人的命运，这个就叫“天高皇帝近”。
“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这意味着皇帝创造了平等。你可能会奇怪，皇帝怎么会创造平等呢？原因很简单，普天之下除了皇帝高高在上，其他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子民，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皇权之下的平等。所以，秦汉时期把百姓称为“编户齐民”。“编户”就是国家编制和管理下的人口，“齐民”就是地位平齐的老百姓。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平头百姓”，这里的“平头”可不是说发型，而是说大家的地位都是一样的。
西方也有类似的现象，不过西方历史上创造平等的不是皇权，而是宗教。西方讲的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国讲的是“皇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观念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观，那就是打着“平等”的旗号来追求皇权。陈胜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平等的旗号，一直到洪秀全打出的“天下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仍然是平等的旗号。这些都说明古代中国的皇权和平等是联系在一起的。
“天高皇帝近”的观念还塑造了中国社会的一组基本矛盾，那就是皇帝和中间阶层之间的矛盾。虽然皇帝本人追求的是“天高皇帝近”，那为什么我们对于“天高皇帝远”的说法更为熟悉呢？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会逐渐出现贫富分化，那些富人就会驱使穷人来为自己做事，成为新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在秦汉叫“豪强”，在魏晋到隋唐时期叫“士族”，在宋代以后，逐渐被称为“士绅”。他们的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兼并土地，壮大自己的势力。
新的中间阶层对皇权造成了严重挑战，所以皇帝经常采取手段，严厉打击。汉武帝时期曾经设立过“刺史”制度，刺史就是皇帝派到地方负责监察的官员。他们重点监察六件事，第一件就是地方豪强有没有兼并土地，横行乡里。除此以外，汉武帝还任用了一大批酷吏，直接对豪强进行镇压。当时有个叫王温舒的人，曾经在广平这个地方做官，杀了当地豪强上千家，流血十几里。
但土地兼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无法消灭。西汉的豪强在东汉以后逐渐获得了合法身份，皇帝允许他们的子弟通过读书出来做官，于是豪强就变成了魏晋时期的“士族”。魏晋时期的皇权没有秦汉时期那么威风，根源就在于士族势力强大。唐朝末年，士族在农民战争中被彻底消灭，宋代以后开始进入一个没有士族的“平民社会”。但是，民间的富人仍然具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在地方上组织宗族，领导乡村自治，还供族里的子弟读书做官，逐渐成为所谓的“士绅”阶层。士绅也是一种中间阶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对江南士绅进行残酷镇压。
不过，暴力镇压毕竟是一种非常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还是会选择遏制而不是消灭。遏制中间阶层的根本手段就是阻止他们兼并土地。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者，他们的改革措施中都有一条，就是重新丈量土地。王安石变法有一条叫“方田均税法”，就是重新丈量土地，平均赋税，这一条显然是针对富人的。清朝的雍正皇帝，他实行过一项政策叫“摊丁入亩”，就是把原来的人头税摊入土地税，不再针对人口征税，而是增加土地税，为此他也重新丈量了土地。这个政策针对的是当时的士绅阶层，因为士绅阶层有很多土地，普通农民是没多少地的。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推行这些改革的人，名声都不太好。王安石在近代以前一直被骂成奸臣，雍正皇帝也被说成是暴君。这是因为，这些中间阶层有很多都是读书人，而读书人是掌握话语权的。他们当时不敢反抗，但可以在史书中抹黑这些改革者。我们在重新审视这些改革者的时候，需要明白，改革背后的根源其实是皇帝和中间阶层之间的矛盾。
好的，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下面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皇权思想的核心是皇帝的权威与责任。秦朝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和无微不至的绝对责任，汉朝的皇帝仍然如此，但利用儒学给皇帝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
第二，皇帝为了使皇权思想深入人心，设计了很多制度。为了在百姓心中确立皇帝的权威，皇帝建立了宗庙制度、年号制度和宫殿形制。为了使官员畏惧皇帝的权威，皇帝设计了廷议制度。在汉代，廷议不仅是皇帝发号施令的场合，也是皇帝宣扬礼法的时刻，这也是“外儒内法”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三，皇权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天高皇帝近”，也就是皇帝消灭中间阶层，直接控制每一个人。这创造了“皇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后世的起义军领袖总是打着平等的旗号来追求皇权。同时这也塑造了中国社会的一组基本矛盾：皇帝和中间阶层之间的矛盾。皇帝离百姓是近还是远，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多改革背后的根源。
撰稿：卞恒沁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转述：金北平
划重点
1.秦朝确立了皇帝的绝对权力和责任，汉朝仍然如此，但用儒学给皇帝披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也就是“外儒内法”。
2.为了在百姓心中确立权威，皇帝建立了宗庙、年号和宫殿形制。为了使官员畏惧，皇帝设计了廷议制度。
3.皇权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天高皇帝近”：皇帝消灭中间阶层，直接控制每一个人，“皇帝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