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我说我，我说人：用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方式说清楚“我是谁”？

【终版】李松蔚邓一丁.MP3

王家卫《一代宗师》重映版里有句收束全片的台词：“人生最难看破的只有四件事：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其实就一个字，我。我都没了，还折腾啥？”这话也可以用来收束人生。

说清楚“我是谁”，才知道哪些是非成败是和我有关的，人生中的哪些东西、哪些关系该拿起来，哪些应该放下。就算是“毕竟东流去”的，也可以因为看见“我是谁”而获得内在的平静。

在当代，这个关乎自我的问题也是可以在学科方法里找答案的。

而好的学问，是从学者自身的困惑出发，在知识里寻求，最后又回到自己的。我的同事、青年人类学者邓一丁就是如此，他在北大读书时弃理从文，在台大学历史时，从一份有关20世纪中国口述历史作业里，通过整理自己的家史，对“我是谁”有了新的感受，这种感受又促使他去欧洲攻读人类学。

我们知道，在心理学领域，也有着一套用叙事来完成“我是谁”的方法。

于是，这期《大望局》请来松蔚老师和一丁老师，进行一场学科间的对话。你会听到两个青年学人既描述自我，也观察他人。

你会听到关于“我是谁”的多种描述方式，以及背后的原理、感受和历程，那么，哪一种是适合你的？哪一种是能让你把是那些非成败放下或者拿起来的？

哪一个“我是谁”的说法是可以让你既安定又有力量前行的？

李松蔚，心理学者，作者，得到年度专栏《心理学通识》主理人

邓一丁，得到听书专职作者，青年人类学者

00:02:16 从邓一丁的家族史研究谈起

00:03:56 松蔚老师对家族叙事的体验

00:06:55 “消失”的乡音、祖籍

00:11:47 我们现在如何跟陌生人介绍自己？

00:15:27 互依型自我：通过关系来定义自我

00:22:27 谈谈“断亲”现象

00:25:16 “重新养育自己”可行吗？

00:28:08 家族叙事会带给自己怎样的解释？

00:32:58 分享这篇家族史研究中的细节

00:38:38 自我叙事也在反复强化自我的行为

00:45:48 换个角度重新看待稳定与自由

00:53:39 用写作来不断重建自我

00:58:01 稳定生活下的一块“畸零空间”

01:01:16 在散步时工作，也是一种“逃脱自己”

01:04:58 心理咨询：把解释权交给当事人

01:08:15 好的咨询师要变成一张“空白幕布”

01:11:12 人类学的观察方法：故事探针

01:16:45 我们要不要或是能不能摆脱他人的看法

划重点

“人生最难看破的只有四件事：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其实就一个字，我。我都没了，还折腾啥？”——电影《一代宗师》
中国人的“自我”里包含很多关系的成分，强调个体与周围环境及人的相互依存，并将与自己有关的重要他人视为自我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属于互依型自我图式。
有时候我们得找到自己过去的位置，才能有一个安放自己的归处。
他们是自由的，有无限可能。同时他们好像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安全感，是在依恋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因此，自己没办法给自己最底层的安全感。
自我叙事同样也在反复强化自我的行为。
“稳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验。如果一种稳定的生活持续了很多年，甚至伴随一生，那对很多人来讲，它就像是一个囚牢。按部就班地生活，也就失去了自我叙事的空间。
面对生活中的变数，如果换个角度去想，它可能意味着一个枷锁被打破。当变数出现的时候，你也许就获得了一个机会，去重新想一想“你是谁”。
试着去找寻稳定生活下的一块“畸零空间”。在确定性中找到一点不确定，也许是一个让生活更幸福的办法。
承认人的复杂性，真正重要的是对人的探寻的好奇心。

《百年家事》（节选）

邓一丁

1 远游归国

我家的百年故事要从我的曾外祖父说起。

我的曾外祖父名叫邓寿佶，湖南湘乡人。他的姓氏和籍贯自他传到祖母，传到父亲，再传给我。曾外祖父书读得很好，因而被选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读书。自兴办大学堂以来，管学大臣张百熙“深以教习乏才为念”，又见日本明治八（1875）年派遣的留学生归国后多任大学教习，可资借鉴。光绪二十九（1903）年冬，张百煕上折朝廷，力陈派遣留学生之紧要，并随折附上四十七名留学生名单。我的曾外祖父名列派赴西洋各国的十六人当中，与陈祖良、华南圭两人赴法国留学，成为京师大学堂首批留学生中的一员，时年二十四岁。

曾外祖父一行三人于次年六月抵达法国。由于在国内课堂学到的基础知识不完备，他们只能从法国的小学知识开始补习，最终的目标是完成大学的学业。1905年赴法的留学生靳志在向国内报告学习情况时称：“现在法国留学生诸人均不应各学堂之考试，大都特请一人教授特别功课，不随大众上堂听讲，以该功课程度高下与中国不相宜也（其故即在普通知识不完备）。陈、邓、华三人均系如此，虽住在学堂内，不随大众授课，或择其一二门随之。”

同在异乡为异客，曾外祖父和靳志结为知交。在法国的岁月里，靳志大概谈起过他有位聪明伶俐的外甥女，名唤周颖，十几岁时就能同年长的学友们作诗唱和。这些谈话或许在曾外祖父的心里留下了一抹明媚的幻影。

经过三年艰辛的补习，曾外祖父于1907年考入法国利耳工艺学堂。1912年，他自法国工科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土木与机械工程师。回国后，曾外祖父担任京汉铁路机务段长、总工程师，在北京城郊的长辛店火车站安家。他自清末留学，归来已是民国。在此后的几年间，他和老友靳志的家人应有不少往来。1919年春，留在欧洲为民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靳志突然收到一封家书，从信中得知，他最记挂的外甥女周颖已和老同学邓寿佶订了婚。那位会写诗的少女，就这样成了我的曾外祖母。

曾外祖母1895年生在河南开封周家。有清一代，开封周家出过二十二位举人、十二位进士、四位翰林。曾外祖母是进士之女，自幼饱读诗书。民国后，她又在北京女子师范接受了现代的高等教育。时值清末民初，解放妇女之风方兴未艾。自幼缠足的曾外祖母从此放足，但她双脚的伤已无法复原。父亲曾同我讲起，他给曾外祖母洗脚时，那双“解放脚”上的伤痕令他触目惊心。

2 长辛店

曾外祖父母婚后一年，我的祖母邓映易出生。又过了两年，她的妹妹邓映时出生。姐妹俩前面还有大哥邓映晖和大姐邓映普，是曾外祖父同前妻所生。

祖母晚年留下了一本诗集，其中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最富色彩。那时曾外祖父的收入相当可观。一家六口人，连同几位佣人的生活，全仰赖他一人负担。早年间，京汉铁路曾向法国银行借贷，技术上也依赖法国工程师的指导，长辛店车站一带因此留下了不少法式建筑。曾外祖父一家就住在一所宽敞的洋房里。屋后庭院开阔，种植着各类花草树木，满园飘香，荷花池中有金鱼游荡。在园中采摘水果，欣赏花木，成为祖母兄妹四人童年里快乐的记忆。

祖母的诗集里还记录了几件童年的奇妙见闻。1925年初春的一天早上，祖母的大哥大姐在家里跟着说湖南土话的聂老师念四书五经，五岁的祖母独自跑到修理厂房外的沙土堆上玩，看到一节装饰着蓝白花（青天白日）的豪华车厢就停在不远处的铁轨上。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灵车自长辛店车站开往南京。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当时拍摄的照片。

大约也在1925年后不久的某年冬天，曾外祖父和同事们在职工的篮球场上泼水成冰，举行了一场化装溜冰舞会。长辛店车站的工程师们多有留洋背景，国际视野开阔。他们把留声机搬到冰场上，化装成当时世界各国的政要。祖母和她的小朋友们戴着孙悟空、唐僧、白娘子的面具站在场边，看着“英国女皇”和“阿比西尼亚国王”和着音乐在冰面上翩翩起舞。

许多年后，古稀之年的祖母在一首诗作中写道：“有过我这样的几年童年生活的人能有几个？也算人生没有白活，就算以后的生活中苦难重重。”

当孩子们还在好奇地打量世界的光彩，历史的风雨却从未间断。1920年前后军阀混战，长辛店火车站把持自西南输入北平的各条铁道线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变换不定的时局给曾外祖父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扰。1917年，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曹锟又率“讨逆军”前来讨伐张勋。铁路调度的压力陡增，曾外祖父只得勉力应付，左支右绌。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发动了著名的“二七大罢工”事件，造成上千公里铁路瘫痪。吴佩孚出动两万多名军警在铁路沿线镇压罢工，抓捕工程师，强迫他们恢复铁路运转。曾外祖父也只得从命。就这样，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曾外祖父常常遭到各方势力的胁迫。对于时局，他大概感到既惶惑压抑，又无可奈何。

1937年，真正的风暴来临了。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长辛店就坐落于永定河西岸，距离卢沟桥不过两公里。日寇冲过桥来，攻入长辛店，占领了机车修理厂。祖母家的洋房被强征作了指挥部。幸而祖母兄妹四人当天都在北京城里上学，躲过一劫。

事发突然，铁路上紧急安排了列车运送工作人员偕同家属逃亡。曾外祖父母仓促登车，一路辗转南下。根据曾外祖母的回忆，那趟行程的终点似乎是香港。可是想到北京城里的四个孩子，夫妇俩断然无法割舍，只得半路下车，返回了敌占区。这场变故有惊无险，四个孩子平安无事。但长辛店火车站已被日寇控制，曾外祖父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出任铁路工程师。

这段经历给他日后的人生染上了难以洗脱的污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铁路，曾外祖父由于曾为日本人工作的经历，被免去了机务段长的职务。共和国建立后，曾外祖父由于无可替代的技术能力重新获得任用，但由于“政治复杂”，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职位，待遇也不再优厚。1952年，曾外祖父罹患肝癌逝世。在人生最后的时间里，他是寡言而忧郁的。

3 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邓映易生于1920年，1930年代就读于北京贝满女中。那时贝满和育英是北京城内最好的两所中学。祖母的同班同学里有后来的复旦大学校长、物理学家谢希德。著名作家冰心也是贝满校友，晚年时曾与祖母有过一次融洽的会面。

1938年，祖母自贝满毕业，考入辅仁大学社会学系，1943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其间，她在燕京大学兼修音乐和宗教短期科。这大概是祖母音乐事业的起步阶段。自辅仁毕业后，祖母进入上海国立音专，跟随几位白俄音乐家学习声乐，同学中有日后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先生。

自国立音专毕业后，祖母考入上海音乐工作团，自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在此期间，她与第一任丈夫结婚。我的伯父和姑姑相继于1948年和1950年出生在上海。只可惜，祖母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不久便破裂了。祖母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伯父和姑姑也随祖母姓邓。此时曾外祖父的病渐渐重了，祖母也萌生了回北京生活的念头。

祖母回到北京时，曾外祖父母已离开长辛店，在北京城内买下两处四合院，迁入什刹海边的西口袋胡同。曾外祖父时年72岁，仍拖着病体在北京铁路局工作，担任技术顾问。曾外祖母也获得了一份意外的工作。其时全国掀起扫盲运动，曾外祖母文化水平高，写得一手好字，因而被请去做了北京市东城区西煤场扫盲学校的校长。她自嫁来家里，做了大半辈子的主妇，此时突然成为“周校长”，终日忙忙碌碌，在家中的权威也提升了不少。但曾外祖父不久后病逝，曾外祖母也就辞去了校长之职，仍旧回家操持家务。

1953年，祖母正式调回北京工作。她先加入中央歌舞团，后转入中央乐团。同年，祖母随团赴朝鲜演出，慰问前线的志愿军。1955年，她又赴波兰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顺道游览了苏联。这两次出国的经历为祖母日后津津乐道，在晚年的诗集里，她也提到环游世界的梦想。

姑姑后来告诉我，回北京几年后，祖母带着他们兄妹二人到京郊踏青，同行的有一位高大英俊的叔叔。不久后，祖母和这位“叔叔”结了婚，他就是我的祖父齐兆武。

祖父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民国时担任法官，审判过日本战犯。由于军事审判须由军人执行，祖父还曾被民国政府授予军衔。建国初期，新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备的司法系统，因而留用了一批民国官员。祖父当时被安排在杭州市中级法院担任检察长。此后不久，祖父被调到安徽合肥荣军学校担任教职，帮助一些年龄较大的军人学习文化知识，培养工农干部。他大概是在北京处理公务时与祖母相识的。

回北京工作后，祖母的事业蒸蒸日上。祖母在贝满女中读书时，打下了坚实的英、德文基础。这些语言知识帮助她完成了大量外文歌曲的译配工作。歌曲的译配不同于一般文字的翻译，除了要符合“信达雅”的基本原则外，还须与乐曲的旋律高度契合，使歌者发声顺畅，琅琅上口。祖母既通晓声乐，又熟悉外文，在这项工作上可以做到游刃有余。这也成为她日后事业的重心。祖母翻译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铃儿响叮当》《友谊地久天长》《美丽的磨坊姑娘》《冬之旅》《天鹅之歌》，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合唱《欢乐颂》等。其中，《欢乐颂》合唱被作为1959年中央乐团向建国十周年的献礼，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场观看了演出。

1970年代香港的《大公报》《新晚报》对祖母做过报道，称她为“中国第一流的音乐翻译家”。父亲至今对祖母译配的歌曲《我的家庭真可爱》中“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两句歌词记忆犹新。他说这样的文字既合辙押韵，又带有些许古典气息，符合祖母一贯的风格。祖母晚年接受采访时，曾提到这首歌是与祖父共同翻译完成的。这是他们短暂的婚姻里珍贵的幸福时光。

......

祖母时任中央乐团女高音声部长，在业余时间还翻译外国歌曲，赚取稿费。因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举国发生大饥荒之时，一家老少在北京城中，仅依靠祖母一人的辛勤劳作，生活竟能得以维持。那时中央乐团给音乐家们提供营养餐，年龄最小的父亲时常跟着祖母同去，可以吃到几块面包，伯父和姑姑则跟着曾外祖母在家中生火做饭。一天，祖母竟买回一只兔子，全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兔肉，羡煞了邻居。父亲至今还记得童年时吃过的一种装在红色纸桶里的代乳粉，桶上画着一个胖娃娃。这种粉末状的冲泡食品专门给哺乳期的婴幼儿食用，实际是用豆类制成。不过在父亲的童年记忆里，这已算得上难得的美味。尽管如此，要让全家五口人各个吃饱，祖母的收入仍然捉襟见肘。伯父和姑姑个子均不高，这大概与成长阶段的营养不良有关。

度过了饥荒，祖母已年过四十，作为文艺工作者，能够活跃在舞台上的时间已经不长了。此外，国内的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祖母受到祖父身份的影响，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人民音乐出版社本想留祖母做编辑，但祖母醉心于翻译工作，认为当了编辑就等于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难以维持公正。恰在此时，一位山西大学音乐系的教师来北京挖掘人才，来到家中拜访。她将山西太原夸作世外桃源，并承诺祖母，若前来任教，待遇从优。祖母天真地问来人：“支援教育自然是好事，只是山西太原可有螃蟹吃？”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祖母便下了决心。1963年，一家老小收拾细软，两座四合院卖作六千元钱，举家迁往山西。那一年伯父上初二，姑姑初一，父亲六岁，尚在学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