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效应》 朱步冲解读
《旁观者效应》|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桑德森撰写的《旁观者效应》,副标题是“好人为什么冷眼旁观”。
相信大家如果经常关注社会新闻,就会时不时看到这样令人心痛的消息:在一些公共场合的灾难性突发事件中,现场虽然人山人海,但那些遭遇了危险或者困境的当事人,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与救援,旁观者对当事人的痛苦,仿佛采取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每当看到这种新闻,大家都会义愤填膺,指责有关部门不作为,或者怪罪于围观者的自私与冷漠。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本书作者桑德森,是一位资深社会心理学家,而她研究的核心领域,正是社会规范对于人类行为模式的影响。在本书中,她着重阐述的观点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在他人遭遇危难时,拒绝挺身而出,并不能简单归结于自私冷漠,而是我们自身的决策机制产生某种本能性的误判,再加上外部环境施加了特定的影响,两者共同导致的结果。
当然,桑德森也强调,“旁观者”现象,必须引发我们的高度警惕,因为如果袖手旁观,任其泛滥,最终必将严重损害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摧毁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道德基础,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归根结底, 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就是互助与合作;帮助有困难的人,就是帮助未来某个时刻的我们自己。
接下来,我就分三个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旁观者效应”这个概念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心理学家对引发它的心理机制,和外部环境因素,进行了怎样的研究和分析。而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再追随桑德森的叙述,来了解下,在群体公共环境中,人为什么会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而选择作恶。这种富于积极性的群体破坏行动,和消极性的“旁观行动”,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了解了它们的运行机制,我们才有可能制定出相应的预防和解决方案。最后,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再来听听,桑德森对于消除“冷漠旁观”与“群体作恶”现象,营造积极联结,友善互助的社会共同体,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与方案。
“旁观者效应”这个心理学概念之所以出现,源于1964年发生在纽约的一起凶杀案:一个名叫吉诺维斯的年轻女性,在自己的公寓门口惨遭杀害。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害过程中,吉诺维斯不断地呼救,但公寓大楼内的其他住户表现冷漠,拒绝伸出援手,甚至在凶手离开后很长一段时间,吉诺维斯还在血泊中挣扎的时候,也没有人下楼加以救助或者报警。
为什么当公共场合发生违背法律与社会道德事件时,人们往往会选择袖手旁观?这种”旁观者效应”背后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最先进行研究,并且试图给出答案的,是两位来自纽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一个叫达利,一个叫拉塔内。他们最初的结论是,人们如果认为,自己是可能提供援助的唯一人选,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就可能更倾向于见义勇为;反过来说,人数密集的公共场合或者群体环境,则会产生了一种责任稀释效应,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不出手,肯定会有别人出手,而且这些人和自己相比,更有勇气,更有意愿,更具备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或者其他资源。
为了证明这一点,达利和拉塔内精心设计了一个心理学实验。内容并不复杂,他们找来一群大学生志愿者,每个人都被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用一台对讲机和其他人联系,这时候,暗藏在志愿者中,自称叫约翰的工作人员,会通过对讲机向其他人呼救,说自己感到极度不适,可能是自己的癫痫要发作了;随后,坐在监控器后面的达利和拉塔内,就会开始观察志愿者的反应。
在实验中,两位心理学家发现,只要改变一个设置,这些志愿者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几率,就会大幅度变化。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的志愿者被分成了两个对照组。第一组志愿者被告知,他们大家可以通过对讲机,彼此自由联系,每个人在对讲机里的讲话,都能被其他所有人听到。而第二组志愿者呢,他们会被工作人员分别告知,约翰的对讲机有故障,所以约翰说的话,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够收到。
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果就是,第一组志愿者,只有31%的人,在听到约翰呼救后,离开了房间,去帮助约翰,或者通知工作人员。而第二组,也就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帮助约翰的志愿者,有85%的人,在听到呼叫后,第一时间采取了行动,离开了房间去探望约翰,或者向工作人员呼救。 这个实验结果,有力地证明了达利和拉内塔的假设。
需要说明的是,两组志愿者大相径庭的态度,也不能用道德水平来解释,因为在实验结束后,无论是哪一组的志愿者,基本都对这位“假病人”约翰的状况进行了询问,表示了自己的关切和担忧。这种关切和担忧并不是假扮的,因为他们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生理反应,比如肢体颤抖和出汗。鉴于这种情况,达利和拉内塔提出了第二个假设:那些没有立刻离开房间,去帮助“约翰”的志愿者,一方面是因为“责任稀释效应”而迟疑,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是立刻就打定主意,拒绝帮助他人,而是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说白了就是内心在纠结,处于一种可去又可不去的状态;不去吧,自己内心的道德自律感要求自己行动;去吧?但是一连串实际的考量又浮上心头。
说到这里,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在公共空间里,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感受到这种“责任稀释效应”,从而不同程度上削弱了自己帮助他人的意愿;当大多数人的消极旁观集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运行秩序和道德基础,产生严重的损害。达利和拉塔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社会懈怠”,它是“旁观者效应”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简单来说,“社会懈怠”就是,当处于一个足够大的群体中时,人往往就会偷懒,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因为他们感觉,参与的人数太多,所以自己出力与否,对总体结果影响不大。在这里,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就会让你有更加直接的理解:
话说有一个小镇,几乎家家都有葡萄园,酿葡萄酒。而到了新年,这个小镇的习俗就是每家出一瓶今年自己酿得最好的酒,然后汇集在一个巨大的酒桶里,大家一边聚餐一边享用。
但是有一年,某一家就多了一个心眼,说咱们家的酒质量在镇上是数得着的,为什么每年都要把自己的佳酿奉献出去,和别家那些质量不如咱们家的酒混在一起呢?还不如自己喝了,咱们用瓶子装上白开水倒进去,反正大家也喝不出来。这样做了之后,这家人又抑制不住自己的得意,悄悄把这个偷奸耍滑的主意,告诉了自家的亲朋好友。
于是消息慢慢地传播开,每年新年聚餐上的这桶酒,品质是越来越差。最终,有一年,人们打开酒桶上的龙头:流出来的,是纯纯的白水……现场的每个人,都羞愧得无地自容。
在本书中,作者桑德森,也举了很多现实中的案例,来说明“社会懈怠”一旦发生,会如何像滚雪球一样产生越来越大的破坏力。
比如,美国普渡大学,是美国大学体育联盟名校,在各类大学体育赛事中成绩都不错。于是,普渡大学就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一些集体类项目,比如游泳接力赛里,如果在赛后只宣布团体总成绩,那么一段时间后,运动员的个人成绩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导致这种情况的,就是“社会懈怠”,优秀的运动员感觉自己的拼搏和突出成绩没有被彰显出来;普通运动员觉得即使自己在比赛里划水,也不会对总成绩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所以,根据这项心理学研究,普度大学游泳队就改变了策略,每次比赛后,同时会公布整个参赛队的总成绩,和每个运动员的单人成绩;这样一来,运动队里的“社会懈怠”就被有效地制止,整个游泳队的成绩,也有了明显的回升与提高。
当然了,从社会角度看,一个人在社会场景中所做的决策与行动,同时也受制于自身对于外部信息的收集判断,以及决策行动带来的损失与收益预期。在本书中,作者桑德森,就总结出了两个导致“旁观者效应”,让在场围观群众迟疑不决,不敢出手的外部原因。
第一个,就是信息不充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在新闻中看过这样啼笑皆非的事情:男女两口子在公共场合发生争执,甚至激化到了发生肢体冲突的地步。这时候有个路人,以为两人是陌生人,本着见义勇为的精神上前劝阻,结果冲突的两口子选择一致对外,对劝阻的路人进行了殴打。类似的事件经过媒体的迅速传播,就让这样一种观念,在公众的认知里锚定下来,那就是:搞不清楚情况,就不要多管闲事,以免自己落入一种社交尴尬的境地。
接下来,第二个让旁观者踌躇,不敢出面的外部原因,叫做 “成本过高”。说白了就是,考虑到见义勇为之后可能导致的成本,或者损失,自己压根无力承担,所以旁观者最终选择了缄默。
在社会新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比如有人见义勇为,受了伤,但因为当时当地的奖励救助办法不完善,必须要靠社会募捐才能筹措治疗费用;或更有甚者,有时候,见义勇为者还要受到受助者的讹诈,比如有人扶起路上摔倒的老人,反而被老人指认为撞人,从而不得不借助执法机关的调查,才能还自己一个清白。所以,我们有时候甚至能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些家长会明确教育自己的孩子说:在公共场合,要保持警惕,不要去贸然帮助他人,因为帮助他人,不太安全,还可能引发一连串的不利后果,诸如法律纠纷,以及财产与名誉受损等等。
所以,本书作者桑德森说,人在做出行动决策前,都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如果成本大于收益,那么就会罢手。这条定律,在我们评估是否去帮助他人时,一样会起效。所以说,如果整个社会不能提出总体性的解决方案,有效控制见义勇为者面临的风险,和付出的成本,那么旁观者效应,只会越发泛滥。
正所谓,一枚硬币都会有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面。为了更全面地解释旁观者效应,心理学家们不仅要研究,人为什么会在群体环境下,不肯对他人伸出援手,也要研究下这种行为的对立面:为什么在群体环境下,人会违背自己的本性,去做伤害他人,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
有个认知科学研究专家,叫西卡拉,她在麻省理工认知与脑科学系读博士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用来测试人在独处和群体环境中,认知与决策行为到底有什么不同。西卡拉之所以想了解这个真相,是因为她自己也是一起公共场合群体霸凌事件的受害者:有一次,她和丈夫去纽约看美国职业棒球联赛。主场作战的是纽约本地的棒球队,洋基队;但西卡拉的丈夫偏偏是客队,波士顿红袜队的球迷,戴了一顶红袜队的棒球帽。由于红袜队是洋基队的死对头,结果,两口子就遭到了坐在周围洋基队球迷的起哄和辱骂。
为了给自己丈夫解围,西卡拉把棒球帽带到了自己头上,心想,这些洋基球迷应该会对女士客气一点,没想到,辱骂的人更多了,而且词语更加不堪入耳,甚至有很多洋基女球迷也参与了进来。有了这次惨痛的经历,西卡拉决定把群体环境如何改变人的行为决策与认知,作为自己一段时间内研究的主要方向。
西卡拉设计的这个实验很简单,就是找一群志愿者,让这同一群人在两种不同的场景下玩电子游戏:一种是大家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一起玩,另一种场景,是让他们单独在分隔的房间里一个人玩。无论在哪种环境里,有两个固定环节是不变的,那就是在志愿者玩游戏的时候,都会头部植入电极,连接到一台核磁共振仪上。第二,工作人员会不断在他们眼前展示一些卡片,卡片写的都是一些关于个人行为的评价,都是以“你”作为开头,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和褒贬,比如:“你曾经从和室友合用的公共冰箱里偷食物,很鸡贼!”,或者“你在街上撞了人都不道歉,真差劲!”诸如此类。西卡拉设计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在群体环境和单独环境下,志愿者的大脑活动,究竟有哪些差别。
结果,西卡拉发现,如果志愿者处于独自玩游戏的状态,当他们注意到卡片上的信息时,大脑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内侧前额叶皮层,就会明显活跃起来,而如果志愿者是在和其他人一起玩,那么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就会明显下降。
这个内侧前额叶皮层是负责什么的呢?就是专门负责人类针对自己的各类状态,进行评估:我的精神头好不好,身体疲劳不疲劳?我对自己的行为抉择满意不满意,诸如此类。所以,西卡拉得出了一个结论:当处于群体环境时,我们就倾向于忽略自己的感受,停止从我们自身角度来进行认知,决策与价值判断。 说白了就是,哪怕是内心道德水准比较高,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公序良俗的人,如果身处一个约束宽松,甚至价值导向比较负面的群体环境下,那么做坏事,伤害他人的可能性也迅速增长。
那么,处于群体状态下的人,他们的认知决策和价值判断会被什么外来因素主导呢? 作者桑德森说,首先,是群体中的权威,这个得到听书已经在很多相关著作中提过,案例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和耶鲁电击实验,证明群体环境中,人比较容易丧失自己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力,而盲从于权威人物的指挥调遣,这种现象还有个专门的词汇,叫“牧群效应”:如果把处于群体环境中的人比作一群羊,那么群体中的权威人物,就是领头羊或者牧羊犬,可以引导羊群乖乖地遵从自己指示的方向前进。
在本书中,桑德森还补充说,在随后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不断地对这两个实验的具体设定和流程进行微调,从而得出了许多全新的发现:例如,如何消解人类对于反道德,反人性命令的抵触呢?桑德森发现有两个技术性措施,可以说有效利用了人类普遍的心理弱点。
第一个,是一边实验,一边组织志愿者对实验进行技术复盘,在不涉及道德判断的情况下,强调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行为模式,从而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以及社会的改良。在这样持续而隐蔽的洗脑下,很多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就有了这样一种观念:既然整体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那么实验中,那些不幸充当囚犯的,以及接受电击的同学所遭遇的痛苦,是可以被容忍,甚至忽视的,因为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第二个措施,就是在下命令时,采用逐步升级,温水煮青蛙的模式。说白了就是,先让人做一些轻度违背自己价值观和道德判断的行为,如果没有遇到严重抵触和违抗,就在后续环节中,让志愿者执行越来越出格的命令。
从生物神经科学角度讲,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模式之所以能够实现,原因在于它符合我们神经认知系统的反馈特征:当我们被迫采取那些违背自身意愿的决策时,都会感到一种不愉快的“生理唤醒”。同时我们大脑内,专门负责情绪处理的杏仁核,会被激活,分泌各种生物信息素,从而让人感到强烈的负面情绪,以至于生理上的不适。但是,如果这种负面的“生理唤醒”持续不断地发生,那么杏仁核被激活的水平,就会逐渐下降,我们的心理与生理不适感,自然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为了证明这一点,桑德森在书里举了一个心理实验,作为证据:一群志愿者被召集起来,在试卷上答题,考试分三轮,题目难度不断提高,但奖励也在不断提高:答对一道题的奖金从第一轮的25美分,逐渐上涨到2.5美元。然而,工作人员会对志愿者说,正确答案直接给到你们手里,你们自己根据答题情况,从一个装了钱的盒子里拿走应得的奖励。实验结果表明,在三轮考试中,虚报答题成绩,骗取奖金的人数,是逐渐增加的;而且那些从第一轮测试就开始虚报成绩,多拿报酬的志愿者,在随后的测试中,虚报成绩的幅度会越来越大。这一切都说明,人们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其实并不是一种非常坚固的防范措施,很容易失灵,只要外在约束监管的力度放缓,或者受到强大的诱导,那么这道防火墙就会很容易被撕开一个小口子,让人们逐渐蜕变,坠入错误的深渊。
在了解完了旁观者效应的内外成因之后,那么大家肯定就会说,一定要制定出一套从社会和个人层面都有效的干预与教育方案,来提升每个社会成员帮助他人的意愿,限制社会懈怠发生的频率和规模。
刚才我们提到过,旁观者效应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人类内心认知模式和外部环境的制约,共同导致的。所以作者桑德森,在书里就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来看看如何通过改变我们的内在,来增强我们在公共环境中,帮助他人的意愿。在刚才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在群体环境中,往往会产生一种责任稀释,就是大家总觉得,会有比自己更加专业,更勇敢,或者更具备其他资源的人,挺身而出,或者干脆是因为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场景,而陷入一种慌乱,无法行动的状态。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桑德森提出的方案就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尽可能让足够多的人接受各种和紧急状况相关的技能训练,比如人工呼吸,急救,灭火,疏散诸如此类。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技能训练,不仅提升了人的自信,知道自己在面对危险时该如何处理,更是把下意识的行动,变成了自己本能反应的一部分,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责任感: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出现相应的紧急情况,自己很可能是人群中最应该挺身而出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在新闻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实:那些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专业人士,比如军人,警察,消防员和医生。例如,2024年2月底,广州南沙沥心沙大桥事故中,有一位货运司机王国梁,为了防止后续车辆坠落,他冒着危险,毅然把自己的卡车横停在距离桥面断裂处不远的地方,喊停多位过桥者,避免更多伤亡。事后,媒体通过采访得知,王国梁是一位退伍军人。
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有效地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感”,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们不再把陌生人看作是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个体,而是拥有某种情感联结,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那么我们出手帮助他们的意愿,肯定会大大增加。
在本书中,作者桑德森就举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案例:为了有效阻止校园霸凌,新泽西的几所中学开战了一个独特的反霸凌项目。首先,根据问卷调查,他们挑选出学校里几十个社会关系最广泛,最受欢迎的孩子,然后邀请他们参加这项反霸凌项目的培训,包括如何制止针对同龄人的语言冷暴力等等。然后,再让这些孩子分别利用自己的人际网络,把同学们组织起来,在校园内进行反霸凌宣传活动,每个被邀请的志愿者都会得到一个颜色鲜明的橡胶腕带,来显示自己的身份,承诺会在遇到他人被霸凌时,挺身而出。最终结果显示,在这个项目实施一年后,这些学校里的霸凌活动平均减少了30%左右。这种模式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它是基于孩子们的人际社交网络展开,每个成员都对彼此具备更高的信任感。其次,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更在意同龄人的共同价值取向,由学校里的社交明星发起的活动,更容易得到相应和赞同。
说完了我们对于自身的内部建设,我们再来看看如果通过改善外部环境,来逐渐消除“旁观者效应”。刚才提到过,人们之所以对在公共场合中帮助他人抱有迟疑的态度,有两个外部原因,第一个是信息不足,第二个是担心付出高昂的代价与成本;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作者说,对于信息不足,有一个最基础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遇到了困难,急需旁观者求助的当事人来说,如果能够及时传递一个简洁而明确的求助信息,就能有效提升自己获得帮助的机会。美国宾州大学的两个心理学家,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心理实验:志愿者会被分作人数相同的两组,分别目睹一场男女之间的争吵,同样也是发展到肢体冲突阶段,当然,争吵双方都是安排好的工作人员。不过,第一组志愿者遭遇的冲突中,女方只会呼救,而第二组志愿者遭遇的冲突中,女方会一边呼救,一边大呼“你干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你!”。根据统计,在第一组志愿者中,只有19%的人出面劝架,或者报警;而第二组志愿者中,在听到女方明确表示自己不认识对方时,65%的人选择了出面介入与报警。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如何通过降低个体与社会付出的成本,来逐步消除旁观者效应,鼓励大家在群体环境中遇到各种违反社会道德与法律的行为时,能够挺身而出。
首先,是营造一种“防微杜渐”,“对不当行为零容忍”的氛围。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需要在各个领域,订立详细的法规与制度,并建立有效的监察与考核规章。然而作者桑德森说,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一些非常微小,但具体的手段,同样也能起到显著的作用:比如小小的“签字保证条款”;就能够通过营造一种仪式感,和契约精神,来激发我们内心的道德自律:在一项哈佛商学院进行的心理测试中,所有志愿者学生都参加了一次数学问卷测试,分数依旧是自己评,并且从一个盒子里拿走与自己分数相应的奖金,但是,一部分志愿者,被要求在答卷一开始,阅读一份类似“诚信声明”的表格,并在表格最后签字,声明自己将诚实地根据答案评估自己的分数,领取奖金,不会弄虚作假。随后,根据测试结果,心理学家就发现,签署了这份诚信声明的考生,在成绩中弄虚作假的比例,明显低于那些没有签署的考生。
其次,刚才我们提到过,在群体环境中,作为个体的人,在某种压力下,容易放弃自身的良知和价值观,去追随领导、权威的号召与指示;所以如果这个群体,或者组织的决策者、领导,自身道德水平不高,那么整个群体或组织的整体道德水平就很容易下降:坏人横行无忌,好人袖手旁观。所以,作者桑德森就说,针对这一点,有一个富于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就是,整个组织,自上而下,选拔各级管理者的时候,道德素养必须是一个关键考核点,必须德才兼备。
当然了,有人说,把领导者的道德水平提到那么高的程度,是不是会影响整个组织的竞争力?比如企业,毕竟盈利是它的第一要务。于是,桑德森就列举了一份《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首先通过员工调查问卷,对一些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个人道德品质进行了评估,然后又回溯了这些企业掌门人在任内的业绩,得出了什么结论呢?那就是,被员工在道德水准上打了高分的企业高管,他们为公司带来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几乎是那些被认为品德有瑕疵的高管的五倍。员工普遍认为,在这些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领导,不仅能够制定有效的企业战略,做出明智的决策,而且能够在公司里营造出一种良好,公开,直言不讳的工作气氛,有效制止了那些损害公司利益的违法行为,以及倾轧与内耗;这样就能够让大家把精力集中,一心一意地为了完成业绩目标而努力。
另外,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组织,还应该营造出一种“好人不孤独,大家都在背后支持你”的氛围;并且通过制度设计,让那些潜在的见义勇为者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得到来自身边人,乃至社会的支持与保障。
例如,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联航在乘客登机之前,都会在飞机客舱内播出一段别出心裁的通知,大体内容就是,“放心,我们已经全面升级了安检系统,那些比较危险的武器,从炸弹,枪支到金属刀具,都无法带上飞机。所以即使客舱内出现了试图劫机的罪犯,他们手里顶多也只有一些由塑料或者木头制作的凶器,威力不大,航班配发的靠枕和毛毯都能抵挡。所以即使出现紧急情况,请大家和空乘人员配合,只要几个简单的步骤就能挫败他们的阴谋,比如用手头的物件向他们投掷,然后用毛毯将其扑倒,控制;与此同时,我们的飞行员也加强了紧急迫降训练,他们一定能把大家安全地送回地面。” 你看,这样一条简单的广播,就明显给乘客们展示了见义勇为的方案,以及可能付出的成本,提前给乘客打好了心理预防针。
好了,这本《旁观者效应》的大致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在本书中,作者桑德森结合自己多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经验,为我们系统介绍了“旁观者效应”这个概念的由来,以及引发它的内在心理机制,和外部环境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详细和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和加深记忆,我最后再为大家总结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知识点:
所谓旁观者效应,指的是一种在群体环境中的责任稀释现象:也就是说,当人们在公共场合中遭遇困难或者侵害时,他们获得帮助与拯救的机会,反而与在场的人数成反比;因为在场目击的人虽然多,却因为某种心理机制,和环境,变得质疑不决。
根据作者桑德森的研究,旁观者效应之所以产生,从当事人的集体心理来说,是源于这样一种理念:由于旁观者数量众多,所以人们会觉得,整个群体中,即使自己选择旁观,也会有其他比自己更具专业性和出手意愿的人,来帮助求援者,自己的决策,行动与否,对最后的结果,其实影响不大。然而这种观念一经产生,就很容易迅速在群体中蔓延开来,当绝大多数人的消极旁观集合在一起,导致求助者无人问津。
其次,妨碍我们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帮助他人的,还有两种外部环境因素:第一就是人们总是担心自己没有收集到充分的信息,从而无法对他人遭遇的危险或者困境进行全面的评估,进而开始怀疑对方是否需要帮助。第二,就是在评估后,发觉如果自己想要采取行动,那么行动的成本,或者带来的损失过大,自己无法承担。
所以,桑德森总结说,“旁观者效应”是当今困扰我们社会的一个严重社会心理问题;从长期来看,更会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运行秩序和道德基础,产生严重的损害,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懈怠”。
为了解决“旁观者效应”带来的社会懈怠,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提升每个人的安全感。桑德森在本书中建议,我们应该从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进行主动干预与建设,包括但不限于推广各类必要专业救助技能的训练,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连接感;利用公共资源来保证见义勇为者得到足够的支持与保障,减少他们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在每一个层级的共同体内,构建一种鼓励成员维护原则与良知的氛围,诸如此类。
在本书结尾,桑德森说,这种鼓励见义勇为,谢绝旁观的社会氛围,营造起来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系统工程,但说简单其实也简单,也许只要一个条件就可以宣告启动:那就是,勇敢,而直言不讳的声音能够足够响亮。毕竟,帮助和保护看似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就等于在帮助和保护未来某个时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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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大多数人的消极旁观集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运行秩序和道德基础,产生严重的损害。
2.一个人在社会场景中所做的决策与行动,同时也受制于自身对于外部信息的收集判断,以及决策行动带来的损失与收益预期。
3.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组织,还应该营造出一种“好人不孤独,大家都在背后支持你”的氛围;并且通过制度设计,让那些潜在的见义勇为者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得到来自身边人,乃至社会的支持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