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帮上什么忙？》 于理解读
《我能帮上什么忙？》｜于理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于理。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叫《我能帮上什么忙？》，出版于2024年4月。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的现场医疗记录”。作者有两位，一位叫戴维·戈德布卢姆，他是医学博士、加拿大皇家医学院院士，曾担任加拿大精神健康委员会主席，凭借对精神病学领域的贡献获得了加拿大勋章。另一位作者叫皮尔·布莱登，他是医学博士、加拿大医学委员会主席。
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样，这本书像是作者的医疗日记，记录了他作为精神病科医生的日常工作，包括看诊、为病人做电击治疗、在急诊室坐诊等等，记录了和各种各样的病人接触、沟通和诊疗的过程。在讲述诊疗故事的同时，书里也延展科普了很多知识，讨论了当下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等。
现代社会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居高不下，但很多时候，由于精神疾病污名化的问题，一提到精神科，人们就会联想到影视作品里把病患强制带走的医生、盖得像监狱一样的阴暗精神病院。又或者会想象一幅这样的画面，医生坐在布置得像起居室的诊室，和来访者坐在沙发上漫谈着充满智慧的话语，这种刻板印象或许很吸引人，但作者说，他们绝大多数的工作其实并非如此。
作者说，他在1982年投身精神科工作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正在踏入一门受到误解最深，而且最不受信任的医学专科。而他写这本书的终极目标，就是击退人们对去看精神科医生的恐惧，告诉人们精神科医生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是如何治疗来访者的。
作者在书里全面展示了精神科医生的日常临床工作，希望能借这本书让大众更了解精神科的诊治过程，知道当一个人想要寻求精神科的帮助时，能得到怎样的支持。此外，这还是一本充满人文关怀的书。作者在书里回顾了精神医学的发展史，分享了他从医三十多年来的感悟，讨论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困境、精神医学的局限、人身限制与强制治疗等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在接下来的解读中，我们会以地点为线索，分别讲述在门诊、电击治疗室、急诊室和急症监护病房里发生的故事，穿插相关精神疾病的科普以及作者的思考感悟。
好，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这本书。
我们先来进入精神科医生的第一个工作地点：门诊。
精神科医生在门诊的工作，是回答病患咨询的问题，并给病患下诊断，找到他们出现不寻常的感觉和行为的原因。很多人以为精神科医生多半待在诊所，他们独立工作，和病人保持一对一的关系，每周约诊一到数次，会谈中会时不时询问一些或尖锐或拐弯抹角的问题，直捣病人困境的核心。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精神病科医生的门诊约诊，多数情况下只是一次性的会谈，只有在患者的要求下才会有间隔很久的追踪复诊，来检查治疗的成效。哪怕是作者已经追踪了数年的患者，也没有什么“每周二下午四点”这样的复诊规律。作者担任住院医师以来，从未对患者进行过每周固定的心理治疗。
在带来看门诊的病人进入诊室之前，作者的习惯是到走廊上向病人自我介绍。对他而言，从这一刻起，诊断观察的过程就开始了。初次见面的几秒内，作者就会观察病人的外表，还有他和人互动的模式，包括穿着、仪容、面部表情、移动的速度、和人互动的风格等等。
会谈开始前，作者会向病患告知保密规定，还会找一些破冰的话题，和病人小聊一下，让他们能安定下来。作者说，无论是询问病人的工作，还是询问宠物或小孩的名字，这些问题都能帮助精神科医生去了解面前的病患是个什么样的人。
作者在书里记录的这次门诊，来访者是一位女性，她之所以前来就诊，是因为“觉得抑郁”，在病历记录的正式记录里，“觉得抑郁”是她的“主诉”。抑郁这种情绪非常普遍，每五位女性中就有一位在某个阶段会有明显的抑郁体验，每个在精神科轮训过的医学生，肯定都见过几位苦于抑郁症的患者。
面对说自己觉得抑郁的患者，要想判断他是真的患上了抑郁症还是只是有一些抑郁情绪，医生一般都会先问一个问题：“对你而言，沮丧和抑郁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是抑郁症患者，常常会说自己感到的抑郁是很麻木、对好事或坏事都没有反应。不像沮丧，抑郁没有特定的原因，就算外在环境改善了也不会消解。对抑郁患者来说，他们可能对自身的症状浑然不觉，他们也很难描述自己情绪的变化。一般情况下，都是患者身边的家人先观察到他不太对劲。
接着，医生还会询问患者一连串关于抑郁症典型症状的问题，比如活力、专注力、记忆力等方面的问题，来判断他是否得了抑郁症。最后，医生会问到关于自伤和自杀的问题。作者说，对医生而言，问问题的时候，最让人不自在的两个主题就是性和死亡，于是就出现了上千种打擦边球的问法，比如“你有没有曾经，你知道的，曾经想过，呃，要结束一切？”但根据作者的经验，如果医生能坦率地问出“你是否曾经想过要自杀”，病患常常会表现出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因为他们会觉得医生理解这个问题，他们不用隐瞒这种痛苦和不堪。
除了询问关于抑郁症症状的问题，作者还会问患者，是否有过特别亢奋的情绪状态，来判断对方是否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也就是躁郁症。对于患有典型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来说，这个相反的情绪状态不只是感到愉快，而是一种强烈且持久的嗑药般的极度亢奋，还夹杂着短暂的暴躁易怒。躁狂的表现也千变万化，包括超出能力的挥霍消费、极度自大、热衷于和陌生人攀谈、只需要睡一两个小时等等。一般人不会在某个下午一时兴起就买下一栋房子，或者沿着高速公路散步二十四个小时来消耗体力，在躁狂的影响下，患者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下一个美国总统，或者要成为世界上顶级的歌手。如果你没有见过躁狂的患者，你可能很难理解情绪能如何严重地破坏一个人的生活。
此外，医生还会询问患者的家族病史，以及他过去的人生经历，比如患者的母亲怀孕和生育他的过程，患者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患者父母的性格，患者的行为发展里程碑，比如几岁能走路、说话，患者成年之前的学业情况，成年后的工作和恋爱经验等等。不过，作者也指出，用这种方式询问个人史，试图把患者过去几十年的人生在几分钟之内做个总结，是一件荒谬的事情。一个人的复杂性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精简地归纳出来的，所以询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寻找特定的主题，比如在人际关系和工作中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以及从恋爱、工作和娱乐中逐渐发展出来的身份认同，这些都会成为医生做诊断的线索。
如今，“抑郁”这个词的临床意义已经遭到稀释了。作者说，我们喜欢用这个词，这能让我们在描述悲伤、失落等情感时，听起来更世故些。哪怕只是喜欢的球队输了球，我们也会有抑郁情绪，但并非得了抑郁症，也不需要精神科的治疗。所以，当你出现抑郁的感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被认定为抑郁症呢？那要达到一组症状的基本要求，包括情绪、兴趣、食欲、体重、睡眠、专注力和记忆力等出现损害，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出现轻生的念头，而且这些症状得持续两周以上。如果病患被正式诊断出了抑郁症，医生就会建议他进行谈话治疗、做些运动、改善睡眠和作息，以及按照其严重程度进行药物治疗。
精神科医生做诊断的依据来源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这是一个在不断修订更新的分类系统。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当时医学界尝试从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收集出精神疾病的统计数据。1952年，第一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出版。问世以来，它一直饱受争议，原因包括缺乏科学基础、依赖精神医学专家的意见和可能存在的偏见，而且容易受到社会及文化规范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它曾把同性恋列为一种疾病，直到1974年才将其从中移除。2013年，该手册的第五版出版了，它也是至今为止的最新版，不过这个版本仍旧受到了很多批评。
20世纪初最卓越的医生威廉·奥斯勒曾对医学生写下警句：“好的医生治疗疾病，杰出的医生治疗病人。”在作者早期的住院医师生涯中，他的一位同行曾向爱因斯坦医学院的精神科主任范普拉格医生报告经手的个案，那是一个治疗效果不佳的男性抑郁症患者。就在住院医师概述了他的症状和尝试过的治疗之后，范普拉格只是问道：“你能告诉我，关于他身为一个人的事吗？”那位住院医师顿时羞愧得哑口无言，那一幕也深深地印在了作者的脑海中。因此，作者说，在所有会谈中，除了困扰患者的症状之外，他还会试图找出这个患者擅长什么、喜欢什么，来为他勾画出一副完整的肖像。这一方面是因为会谈的最终目的是要剖析他们的心情、思绪和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如果患者能感受到，他们被看待的方式不只是一堆病症，他们会感到被尊重。
从门诊室出来后，我们接着进入精神科医生工作的下一个地点，电痉挛治疗室。
电痉挛治疗，英文缩写是“ECT”，更口语化的说法是“电击治疗”，而说起电击治疗，很多人都会把它想象成一种古老的、邪恶的治疗方法，联想到《科学怪人》《飞越疯人院》等电影情节。作者说，他常常要花费许多时间向病患、朋友或同行解释电痉挛治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电痉挛治疗里的“电”，是通过电击刺激引起癫痫发作，也就是痉挛，电痉挛治疗会造成和癫痫发作时相同的痉挛、身体颤抖和运动状态。人们对电击疗法的很多误解，都来源于“电击”这个词语的侵略性，其实我们也会用电击让心脏重新恢复正常心率，但我们不会叫它电击疗法，听起来就没那么恐怖。
电击疗法的前身是休克疗法，它是在病患身上诱发休克症状，试图影响脑部和中枢神经系统，以达到治疗精神疾病的效果。20世纪初，一位叫曼弗雷德·萨克尔的奥地利医生在用胰岛素休克疗法治疗一位患有严重妄想和幻听的病人时，无意间在他身上诱发了癫痫发作，之后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这名病人完全忘了发生了什么，然而等他记忆恢复后，他的理智也恢复了。同时期，另一位叫拉斯洛·迈杜瑙的医生认为，癫痫发作可能对精神病患有治疗的功效，于是他开始寻找能在动物身上诱发癫痫发作的物质，实验过咖啡因、苦艾酒等物质，全都无效，最后他发现了一篇樟脑可以产生人造痉挛的科学论文。1934年，他首次为一名精神分裂症病人注射了樟脑，这名病人此前处于僵直状态，四年来都无法自主移动或进食，而在持续六十秒的癫痫发作后，病人恢复了意识，据称这位病人后来完全康复了。直到1938年，人们才试图用电流诱发癫痫。被证明有效后，电痉挛治疗在欧洲快速普及开来。
在书里，作者只提到了电击疗法对抑郁症的作用。每周五天，每天早上作者和同事都会对十五到二十五位病患进行电痉挛治疗。这些病人大多患有中度至重度抑郁症，药物或心理治疗起不了作用，于是求助于电击治疗。电击治疗常常被人们视为治疗的终点、最后的选择，但作者说，电击治疗其实是精神医学里最有效的治疗之一。有研究显示，电击治疗对脑部的影响，和抗抑郁药物对脑部的影响很相似，它能快速缓解抑郁症及相关症状。不过，电击治疗当然也有其风险，包括头痛、恶心、疲倦等常见的副作用，以及可能会出现暂时的记忆障碍。
不过遗憾的是，直到现在，科学家们也并不完全清楚，电击治疗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并不知道抑郁症的确切原因。一般认为，电击治疗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癫痫能影响大脑中神经传导物质的功能和脑区之间的互动。其实很多癌症也是这样，成因至今未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找到治疗方法，毕竟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观察治疗效果。
那么，哪些人不能做电击治疗呢？一个是有脑瘤或脑部有其他病变的病人不能接受电击治疗，因为癫痫发作会造成颅内压力短暂上升，如果病人已经因为肿瘤之类的原因颅内压力有所上升，那就可能会造成问题。另外，最近心脏病发作或心律不齐的病人不能接受电击治疗，因为癫痫发作会伴随肾上腺素上升，可能会加重心律失常的情况。
电击治疗必须由专业人士在专业地点，也就是电痉挛治疗室，使用专业设备开展。正式治疗前，ECT护士会检查所有的监测设备，这些设备能记录病人的脉搏、血压、血氧和心率。接着，医生会在患者的胸前贴上两个心脏监测器的电极，在小腿的胫部贴上第三个电极，给手指夹上测量血氧的监测器。随后，医生会给患者进行全身麻醉。等患者睡着后，再给他注射肌肉松弛剂，让患者的手臂和腿变得像软绵绵的面条，这样等诱发癫痫发作后，患者的身体就不会像普通的癫痫发作一样疯狂抖动。这也是要给患者进行全身麻醉的原因，因为帮助肺部呼吸的肌肉，横膈膜，也会被放松。如果不给患者全身麻醉，那么他就会体验到醒着却无法大口呼吸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很可怕的。医生还会给患者戴上氧气面罩，来提高患者接受治疗时的氧气含量。等患者完全睡着，肌肉也松弛了之后，医生会把刺激电极贴在患者的头上，并在他的牙齿之间插入一个泡棉的“咬合块”，防止癫痫发作时患者会咬到自己的舌头。最后，医生会再检查一遍ECT机器的电刺激参数，保证这个参数适合患者。
按下ECT机器的按钮后，贴在患者太阳穴的电极之间会制造出一道跨越大脑前方的局部电流，电刺激会持续五秒，扰动大脑正常的电活动，并触发癫痫发作等变化。由于注射了肌肉松弛剂，患者的肌肉运动可以降到最低甚至完全消失，癫痫发作通常持续20至40秒，基本只会表现为脚趾颤动和脚部肌肉的轻微动作。一分钟后，肌肉松弛剂效果褪去，病人会开始苏醒，等确认病人能够顺利呼吸后，电痉挛治疗就结束了。这时，患者家属总会惊讶于治疗结束得如此之快。
好，讲完了电痉挛治疗，我们再进入下一个场所，急诊室。
和门诊相比，急诊室里总是有一种紧张和惊奇的气氛，病人来到精神科急诊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主动前来的，有的是被家人和朋友带来的，有的是社区康复治疗师送过来的，因为出现自杀的可能性、攻击行为或者精神病症，还有的病人是被警察带来的。在急诊室里，由警察送来的病患会排在第一优先级。
急诊室的空间设计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加强安全性。有一列个人会谈室，医生在这里进行诊断评估，桌子都被拴在地面上，椅子重到挪不起来，门也一直开着，以免阻塞动线，每间房里都有紧急按钮和监控。急诊工作人员里必须有一些身材魁梧的年轻男性，好遏制一些有攻击性的急诊病人。
急诊的精神科医生必须直接面对病人的生命与困顿之处。他们和那些长期的心理治疗师完全不同，在急诊室里，医生的工作是要在最短时间内判断病人是否可以离开，或者需要住院治疗，以及病人是否能自愿前来接受治疗，所以医生必须尽可能地迅速做出决策。而心理治疗师则要帮助病人慢慢好转起来，他们往往具备无穷的耐心。当然，精神医学是一门需要兼具两者的专业，不仅需要帮助那些挣扎于慢性疾病中的人，也需要快速地帮助那些身处危机中的人。
作者今天接手的第一位急诊病人叫卢瓦娜，她患有躁狂症。她是凌晨被警察带来急诊的，警察接到噪声投诉，说她在公寓附近游荡，没穿鞋子，半裸，还在大声唱歌。她来到急诊室后，对医生表现出了攻击性行为。服用镇静药物后，卢瓦娜才安静了下来。
另一位急诊病人叫乔治斯，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这个名字造成了大众对此病常有的误解，把它当成人格分裂。对于精神分裂症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破碎的意识，它是一种慢性的精神病，病人会出现妄想和幻觉，坚持错误信念，出现思考、言语和行为混乱。对于正常人来说，大脑能准确地评估外界的刺激，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则做不到，他们的大脑无法准确评估外界的某种刺激重不重要，于是某些刺激会受到不正常的解读，比如，如果你在地铁站看到一个广告，画面上的人穿着制服，你可能瞄一眼就走了。但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广告在暗示有人在跟踪他。乔治斯就是如此，当他的精神病发作时，他深信有人在追杀他，并且他会把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事都往这个方向去解读。如果有人看了他一眼，他就会觉得对方是在威胁他，每件事都会强化他的这个错误的核心信念。这是为什么精神病患者无法正常生活，因为他们无法用正常的社交方式回应生活中的刺激，就会和大多数人格格不入。
在书里，作者谈到了对精神病患者的人身限制和强制治疗的问题。医生对患有精神疾病且有自伤或伤人风险的公民拥有收治住院和治疗的权力，那么这种风险要达到什么程度，剥夺他们的自由权才算合理呢？这可以说是精神科医生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有观点指出，精神科医生的这一权力可能会被人利用，而这种人身限制也偶尔会作为一种情节设定，被写进文学和影视作品里。
最近有一份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发现，许多国家仍缺乏全国性的精神卫生立法，来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让他们不会轻易受到非必要的限制。中国在2013年5月通过了第一部精神卫生法，禁止对未诊断出精神疾病的人进行非自愿的精神科治疗，并保证病人有权利与外界沟通。
精神科急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预防和遏制暴力，无论伤害对象是自己还是其他人。其他医学专科的病人是身体生病，如果不治疗，就会有明确的风险，而精神科不同，医生要基于病人的信念、思想和感觉，对表面上身体健康的病人做出限制自由的决定。由于媒体耸动性的报道，社会大众对严重精神病患的刻板印象往往是他们无法预测，且有暴力行为。但其实在暴力犯罪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个案是精神病患，剩下95%的犯罪者都是神志清醒的人。
精神疾病严重、有潜在暴力倾向的病人抵达急诊后，会在急症监护病房待上几天，直到治疗团队评估病人可以离开急症监护病房后，他们才能回到医院的其他病房或者社区。多数病人转出之前，待在急症监护病房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周，有些病人就不会这么快出去，他们就是那百分之五的人，是犯下暴力罪的精神病患。这些人是司法医学体系的烫手山芋，一方面，医院里往往缺乏能处理暴力犯的工作人员，而监狱那边也无力对有重大精神疾病的囚犯提供足够的治疗。
作者说，他其实很喜欢轮值急诊。他说，绝大部分的精神科照护都是一趟长时间的旅程，病人和医生一起揭开一段故事，监测症状的演变，在日积月累下建立起深刻的治疗关系。相比之下，急诊室里，医生见到的是病人生命中的某个瞬间，急诊室总是充满了紧急的挑战，充满了急迫性和戏剧性。急诊面临的风险常常是生死攸关的事，每句话、每个手势都很重要，都可能导致好或坏的结果，医生需要依靠自身的经验和直觉来做出反应。很多时候，在急症监护病房的工作能给医生很大的成就感，因为相较于那些轻微的精神疾病，急症监护病房的病人的改善速度往往更快。比如，一位病人曾坚信他被留在医院是政府的阴谋，但几周后他就神志清明地出院了。但与此同时，在这里工作的人，也要更能忍受失败，包括病人自杀，或者出院后没几天就又被警察送了回来。
好了，到这里，我们已经讲完了精神科医生在门诊、电痉挛治疗室还有急诊的工作。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记录了他的一场面向普通大众的演讲。在演讲的开始，作者让听众和他一起做一个“大声喊出来”的活动，让听众把他们的政治正确放在一边，大声喊出用来形容精神病患的词语。刚开始进度很缓慢，只有一个人说了句“疯子”，在作者的怂恿下，听众们逐渐开始说出“怪胎”“心理变态”“危险”“神志不清”等贬义词。接下来，作者又让听众们想想他们认识的某个癌症患者，并大声喊出能描述这个人的形容词，这次听众们没有犹豫，喊出了“勇敢”“害怕”“勇气”“鼓舞人心”等等词语。同样是疾病，人们形容它们的方式却如此不同，形容精神病患的这些贬义词反映出，精神病患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污名。作者请听众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如果他们曾经认识某个自杀身亡的人，请他们举起手来。房间里有超过两百个人，除了少数几位，几乎全都举起了手。
在作者生活的加拿大，每年，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会经历某种精神疾病。而且，这每年五分之一的患者，还不是和前一年相同的那一批人。如果这个数据听起来比你想象中高，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精神疾病所遭受的污名化问题，人们往往会把精神疾病隐藏起来。人们不会以讨论心脏病或者癌症的方式讨论精神疾病，这就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觉得精神疾病并不多见，这反过来又会让精神病患者进一步被孤立。
职场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是什么样的呢？他的行为会发生变化，他可能会变得没那么投入工作，或者犯下平常少见的错误，可能反常地暴躁，甚至情绪突然失控。他可能显得孤立，会找借口逃避过去常常参加的办公室社交活动，或者频繁地请病假。在加拿大职场中，据估计，每天都有50万人因为精神疾病而停止工作。此外，还有更隐蔽的“假性出勤”问题，也就是说，有些生病的员工会尽责地出勤，但他们没法好好工作，工作效率很低下。员工可能浑然不觉自己生病了，或者因为污名或者羞耻感而不愿意承认生病，不愿意接受治疗。
作者问听众，假设你们公司有一位同事被汽车撞了，住进了医院的骨科病房，公司会有什么反应呢？听众回答说，会有同事带着鲜花、礼物去探视。如果他暂时没法回到公司上班，公司就会给他安排一些在家里也能做的工作。等他回到公司上班后，如果他行动还有些不便，同事们也会帮助他。作者又问，那如果这个同事出事，是因为跑去让汽车撞，然后住进了精神科病房呢？听众沉默了。
有一位听众举手说，有时她想表达对某位同事的担忧，又担心对方可能想要保密。作者说，在他过去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有一位女性站起来，说她在过去十年来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过去十年中，她曾经三次因病请假，每次她回来上班，都没有人对她的请假说过什么。她说：“如果有人能简单地问一句：‘你好吗？发生什么事了？’对我来说都意义重大。我会告诉你的，不管怎样，我想你早就知道了，你已经看到那些迹象了。”这位女士坐下后，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透露着他们的故事，讲他们患有厌食症的侄女，或者有抑郁症的儿子。这时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经验，只不过从未说出口。揭露自己的故事需要勇气，但当一个人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故事时，往往能得到正面的回应。不过，尽管如此，在职场中，员工要想袒露自己的精神疾病，而不用担心后续会发生的事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好了，到这里，这本书我就为你解读完了。今天，我们跟随作者，从门诊，到电痉挛治疗室，再到急诊室和急症监护病房，了解了精神科医生的工作日常。我们知道了当一个人去到精神科门诊时，会被问哪些问题。电击治疗也和我们想象中不同，它其实是精神医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能有效地缓解抑郁症。我们也讨论了急诊室里遏制暴力的难题，以及人身限制和强制治疗这个一直困扰着精神科医生的伦理难题。
作者说，直到今天，在所有的医学专科中，精神病科仍然是最黑暗的一科，复杂且充满着未解之谜。和其他医学专科相比，精神科医生关注的是病人的情绪、意识、身份认同、认知，而不是有形且可以量化的病症，这也让精神科领域的诊断缺乏确定性。哪怕现代医学已经可以用机器看清人的头脑，我们也找不到一种治疗方法，能为精神病或抑郁症提供百分之百的解药。
不过，作者说，他从未把精神医学知识的这种局限性视为一种失败，相反，这种局限恰恰意味着人们无法以医学科学的语言来认识一切事物，这能让我们保持敬畏之心。如果神经科学的进展还相对缓慢，不足以减轻重大精神疾病带来的污名和痛苦，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同时去研究个人心理发展，进行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去探索到底是什么把人类社群联结到一起或者分隔开来。科学、技术和人文主义的汇聚，一定能共同改善精神疾病所带来的痛苦。
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要是你喜欢这本书，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听书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20世纪初最卓越的医生威廉·奥斯勒曾对医学生写下警句：“好的医生治疗疾病，杰出的医生治疗病人。”
2、电击治疗常常被人们视为治疗的终点、最后的选择，但作者说，电击治疗其实是精神医学里最有效的治疗之一。
3、科学、技术和人文主义的汇聚，一定能共同改善精神疾病所带来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