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一样疯狂》 苗炜工作室解读
《像我们一样疯狂》| 苗炜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伊森·沃特斯，美国作家，以调查报告的方式撰写了多部与健康及医药相关的著作。
关于本书
伊森·沃特斯在香港调查厌食症，在斯里兰卡调查创伤后应激反应，在桑给巴尔调查精神分裂症，在日本追述抑郁症的流行，在这本书里，他揭示了美国标准如何制造病人并治愈病人。
核心内容
人类苦难体验在文化表达上是多样性的，每一种心理疾病都是有其自身文化的土壤。用西方最新的心理健康理论来减轻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心理压力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本身就是这个大麻烦的一部分。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我要解读的书是《像我们一样疯狂》，英文书名叫Crazy Like Us。这里的US，和美国 United States 的首字母缩写一样，所以这本书的题目也可以翻译成“像美国人一样疯狂”。中文没法体现这一层含义，所以中文版加了一个副标题叫“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这是一本讲心理疾病的书。不过，在解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说点儿别的。
1998年，姜文在首都剧场演过一出话剧叫《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这出戏说的是法国小镇圣莫里斯，来了一位科诺克医生。这位科诺克医生，酷爱给人看病，小镇上原本人人都很健康，但科诺克医生声称，所有健康人都是未知的病人。他决心按照他的方法使全镇的生活“医学化”。他先让一个报信人沿着街道宣传，“有新医生来给大家看病了”，然后从免费门诊开始，采用了引诱、暗示、许诺、恫吓等手段，渐渐使全镇人都疑神疑鬼，觉得自己得了病，需要请医生诊治。
“这里的气候不好，你肯定得了风湿病！”“你喝酒？那你的肝肯定有问题，你看看，这是正常人的肝，这是酗酒者的肝。”就这样，3个月后，圣莫里斯的旅店变成了一座医疗站，居民开始享受现代医学的设备和措施，患者都得到了“符合现代卫生规定的护理”，沐浴在医学的光芒中。
这出话剧的作者是个法国人，曾经研究过生理学和心理学，还写过一篇关于视网膜的论文。这出戏是几十年前写的了，但它的讽刺意味还没有过时。
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城里来了一位医生，他宣布，大家都是潜在的病人，大家都在亚健康状态。我们很可能点点头说，是啊，我们都在亚健康状态。如果这是一位心理医生呢，他宣布，我们的心理都不健康，我们都有点儿心理问题。他说，你可能患有 PTED。这是什么病？翻译过来后叫“创伤后怨恨障碍”，科学的定义是，对无生命危险但极其负面的经历的反应。比如在办公室里和人吵架了，受了委屈了，突然失业了，失去社会地位了，都会导致你患上 PTED，症状包括怨恨、不公正感、无助感等等。
原来，我受了委屈，感到无助，觉得在大城市的生活不容易，这是一种病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没关系，这也是心理学家新发明出来的病。过不了多久，你可能就会说我得了 PTED，创伤后怨恨障碍。原来这个病叫“怨妇”，现在这个病叫 PTED。怎么办呢？吃药呗。西方的医药公司相信，没有什么病症是药不能解决的。目前，有300种对付心理疾病的药物正在研制，其中包括66种治疗抑郁的药物和54种治疗焦虑的药物。很快就会有专门对付PTED的药物上市。
如果你没有 PTED，工作顺利，生活开心，那你是不是有点儿拖延症？是不是有点儿睡眠障碍呢？这是一些不准确的术语，但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一些小毛病变成一种病症：办事拖拉叫拖延症，早上赖床叫起床困难症，不知道点什么菜叫选择困难症。这是人们在用同时代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情绪痛苦。若要表达心理上的苦难，我们只有一些有限的症状可供选择，这在医学上被叫作“症状池”，人们总是把自己的问题和症状池里的行为搭上联系。想一想，多年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小孩子有一种病叫多动症，小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不好好学习，那就是调皮，不是念书的材料。现在我们知道了，这叫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大脑里有毛病。
故事讲完了，咱们回到这本书的主题上来。现在，很多大城市都泛滥着焦虑，有关心理、人格、星座的种种内容都很有市场。《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文章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跟经济波动有关。对经济前景和工作的担忧导致了众多的心理问题，症状包括失眠、焦虑、呼吸困难、寒颤、麻木感、关节炎等等。这种现象，也有病理学的背景。每当一种心理疾病被广泛报道，就会有更多的人声称自己患有这种疾病。比如，厌食症被报道了，就会有很多少女说自己患有厌食症。比如，这几年抑郁症的报道增多，身边患上抑郁症的人似乎也在增多。这是心理疾病特殊的“传染性”。
《像我们一样疯狂》这本书的作者叫伊森·沃特斯，他写的书大多和健康问题有关。这本书写的是心理疾病，他认为，人类的心理地貌正在扁平化。全世界的人对心灵的理解，都遵循美国心理医生的标准。伊森·沃特斯去香港、斯里兰卡、桑给巴尔、日本这四个地方做调查，他在香港考察厌食症，在斯里兰卡考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桑给巴尔考察精神分裂症，在日本考察抑郁症。他想说的是，每一种心理疾病都有自身的文化土壤。但美国输出的心理疾病诊断标准，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通行标准。背后的推手，就是医药公司的商业利益。
我的解读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先看看香港的厌食症，在这一部分，作者采访的主要对象是一位叫李诚的医生。第二部分我们看看日本的抑郁症，在这一部分，作者采访的主要对象是加拿大的劳伦斯·科迈尔医生。香港和日本的文化，我们相对比较了解，斯里兰卡和桑给巴尔离我们远了点儿，就略去不谈。
1988年，香港医生李诚见到了病人阿娇。4年前，阿娇的男朋友忽然抛弃了她，移民去了英国。身高1米6的阿娇当时体重99斤，被男友抛弃后，开始不吃饭，她变得越来越瘦，就医的时候只有43斤。阿娇快把自己饿死了，可她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并不符合美国那本《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描述的厌食症的样子。
按照美国人的标准，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会固执地保持低体重，限制自己的饭量。可阿娇说，她从来没有限制自己的饭量，她说她就是不饿，肚子总觉得肿胀。标准还说，厌食症患者对肥胖有强烈的恐惧，即使瘦得不成人样了，也会觉得自己胖。而阿娇并不担心自己的体重，她对自己非常瘦的形象也没有认知偏差。另外，还有一种文化上的差异，西方的厌食症很多时候被看作“富贵病”。有完美主义倾向的小姐，受流行文化的影响，对自己的躯体有极高的要求，控制自己的饮食。而阿娇这样的病人，大多来自贫穷家庭，也不是参加了什么流行的健身活动后开始饿自己的。
李诚医生让阿娇住院治疗，参与治疗的有西医、中医，还有气功师，但都收效不大。阿娇体重长了10斤，过了一阵就出院了，但她还是不怎么吃饭。四年后，阿娇去世，体重只有37斤。她就是把自己活活饿死的。从这个病例里，李诚医生得出什么结论呢？他的结论也很简单，那就是一个全球通用的厌食症标准并不可靠，如果有这样一个标准，就有相应的治疗方法，相应的药物，那事情就容易多了。可惜的是，许多厌食的女子，都有自己的心理诱因，标准对她们没用。
李诚医生想对厌食症进行深入的研究，于是，他开始节食，想知道节食者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他节食三个月，体重掉了12%。起初两个月很难受，总想吃饭。但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情绪好转，总处于较为亢奋的状态，并且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节食减肥这件事太容易了，你们怎么会坚持不下来呢。这时他理解了有些厌食症患者的感受。有些患者说过，厌食症就像是上了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只有死亡能让列车停止，你自己是从车上下不来的。李医生节食了三个月，恢复了正常饮食。他做的第二件事，是查阅医学文献，看看历史上的厌食症是怎么记载的。
早在厌食症的美国诊断标准出台之前，历史上就有厌食症的记载。病人不吃饭，吃东西就觉得疼，喉咙中有肿块儿。当时，医生们并不知道怎么命名这种病症，叫消化不良性癔症、神经紊乱性胃部敏感，还是神经性消化不良？到1873年，神经性厌食症被正式承认是一种疾病，起初这个病叫“癔症性厌食”，后来改叫“神经性厌食”。有意思的是，1850年前后，拒绝进食还是一种罕见的病，但到了19世纪末，这个病被命名之后，厌食症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加拿大有一位医学史的专家，名叫肖特，他提出，神经性厌食症这个疾病被确立，和女性厌食症病例不断增加，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他认为，人们潜意识中要用时代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情绪上的痛苦。一个人要表达心理上的苦难，只有有限的一些症状可供选择，他把这种状况称为“症状池”。为了严谨起见，我引用一段书中的原话。肖特先生说，“病人们在无意识中努力地创造症状，以配合当下的医学诊断。”本书作者解释说，病人要努力获得承认，承认他们的内在痛苦是有资格算作痛苦的。于是，他们的潜意识就被吸引去贴近那些能够达成这些目的的症状。在19世纪中叶，厌食行为还不在症状池里，但这种病被命名为“神经性厌食症”之后，就成为文化所接受的一种内心痛苦的表现形式了，这种病也广泛地传播开来。
李诚医生在1989年撰写了一篇论文，他的主要观点是，厌食症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核心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独特的原因。不是说所有患厌食症的人都害怕发胖，都对自己的身体有扭曲的认识。但厌食症是一种方便的疾病形式，人们可能用厌食症来表达内心的痛苦，也许某个时刻会有一种“瘟疫扳机”，引发厌食症的流行。
1994年11月，一个14岁的中学生在香港街头倒地而亡，她从当年8月开始体重骤减，用3个月的时间把自己饿死了。这成为轰动香港的新闻事件，报纸杂志都开始报道厌食症，而这些报道基本都是按照西方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的标准来解释厌食症的：厌食症的核心就在于节食和流行时尚所带来的肥胖恐惧。人们太强调瘦和美了，所以时髦的年轻女性最容易患上厌食症。
李诚医生对这种论调是不以为然的，但他注意到，之前他一年接收的厌食症患者不过两三例，1994年媒体大规模报道厌食症后，每周都会有新的患者来就诊。李诚医生相信，他目睹了症状池现象。媒体把厌食症描述为一种显示女性心理痛苦的疾病，这会加重人们头脑中无意识的信号，使青少年更容易尝试用限制饮食传递信号，表示自己正遭受内心的痛苦。到了1997年，80%的厌食症患者都说自己害怕肥胖。2007年，几乎所有的厌食症患者都说自己有肥胖恐惧。
让我们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李诚医生1988年接触到阿娇时，香港的厌食症病例还非常罕见，病患也不认为自己是害怕变胖才节食的。但在1994年那个中学生倒毙事件之后，厌食症病例在增多，这些病人也越来越多地承认，自己是害怕变胖才陷入饮食障碍的。
西方，特别是美国医生，对厌食症的解释成为主流，这种解释的流行也带来了更多的厌食症患者。厌食症被谈论的越多，那些带有疾病心理状态的人就越可能被触发，有意或无意地用进食的病态来表达内心的痛苦。这就是李诚医生的观察结果，医学史专家用“症状池”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而李诚医生的观点是，西方的疾病分类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些病人独特的次文化因素被忽略了。厌食症是这样，抑郁症和多动症也是这样。人们会从症状池中找一个病安在一个人身上：这姑娘节食，瘦的厉害，怕胖，她得了厌食症；这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是多动症。
我们接着说第二部分，看看抑郁症是如何在日本兴起的。在这一部分，作者主要的采访对象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科迈尔教授。
2000年秋天，科迈尔教授接受一家机构的邀请，去日本京都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来回都是头等舱，住的是非常奢华的酒店。负责邀请的机构叫“国际抑郁与焦虑共识团体”，出钱的是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当时要在日本推出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名叫“赛乐特”。这是一种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简称 SSRI 类药物。这类药物中有一种明星产品叫“百忧解”，在1988年就被列入美国的处方药了，这个药是治疗抑郁症的，属于礼来公司，但礼来公司从未在日本推广使用这种药。礼来公司的解释是，日本人对抑郁的理解和西方人不一样，日本人不太会接受这种药。当时日本的药物审批程序也很麻烦，西方市场上的药，想进入日本，还要进行针对日本人的大规模人体实验。这意味着制药公司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和几百万的经费，才能把一种新药推销到日本。礼来公司没有在日本推销百忧解，它在美国卖得太好了，但葛兰素史克决定在日本推销他们的药物“赛乐特”，所以他们组织了这个学术会议。
在科迈尔教授看来，葛兰素史克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整个日本对悲伤和抑郁的理解。换句话说，他们要把抑郁症这个疾病在日本推销出去。你这么悲伤抑郁，你这个是病，得吃药啊，你看我们这里有赛乐特，你得吃我们的药。改变人们的看法，这个工程看起来巨大，可这是价值上百亿美元的市场，花几万美元请个专家来开会是小钱。
有日本专家先介绍了日本悠久的自杀传统，接着说日本人对情感障碍、抑郁的担忧，对高自杀率的关注都在增加。原本日本的精神科医生和西方不太一样，他们很少关注那些普通的抑郁人群，看的都是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病人，但21世纪来临之际，日本的精神医学正在经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简单来说，就是采用国际通行的诊断标准和精神医学技术。把这种比较学术的语言翻译一下，那就是日本原来那些抑郁的人，按照国际通行的诊断标准，都应该视为抑郁症；用国际通行的精神医学技术来医治，那就是都能吃 SSRI 类药物。
科迈尔教授的研究方向是社会与跨文化精神医学，他在会议上的发言主要讲了世界各地抑郁症的不同表现。每种文化中都有一类体验和西方概念中的抑郁症是对等的，但不同的文化对这种状态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一个尼日利亚男子抑郁了，可能会形容自己脑子里有火；一个中国农民抑郁了，可能说自己肚子疼或者肩膀疼。美国人概念中的抑郁在文化上比较特殊，美国人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我很难过的感觉。而且，美国人非常倾向于把心理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问题。其他文化中的人们，通常从社会和道德的角度出发，解读内心痛苦，他们向家庭成员寻求帮助，而不是去求医问药。
科迈尔教授的发言，你可以这样解读：人类苦难体验在文化表达上是多样的，应该尊重这种多样性。反过来你也可以这样解读：关于抑郁的文化概念是可以被影响、被改变的。
文化这个词，有时候比较虚，说文化上不一样，到底是哪儿不一样呢？简单点来说，日本人喜欢悲伤和忧郁，并且把它上升到一种美学上的感受，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时常出现悲伤的主题。有一位学者，在1970年代做过一个试验，问你在看到“忧郁”这个词的时候，还会联想到哪三个词，这个试验在日本学生和美国白人学生之间进行对照，日本学生联想到的词，出现最多的前十个是：雨、暗、担忧、灰色、自杀、寂寞、考试、抑郁、疾病、劳累。美国学生的前十个词是：悲伤、孤单、低落、不开心、有情绪、低沉、灰暗、失败、苦恼、焦虑。可以看出来，美国学生联想到的词大多和内在情绪有关，日本学生有几个词也和内在情绪有关，但他们还会向外寻找能形容忧郁的东西，比如雨、暗。这排在前两位的词，都是外部环境的描述。触景生情，把下雨、阴天和忧郁联系起来，把樱花飘散和生命易逝联系起来，这就是日本的美学名词“物哀”。
除了科迈尔教授之外，介绍日本的抑郁症这部分还有一位重要的采访对象，就是日本专家北中顺子。顺子介绍，一百年前，有一种西方的疾病被引进到日本，那就是神经衰弱症。当时，很多专家在报纸上写文章，向公众讲解什么叫神经衰弱。顺子说，那是日本人日常的心理不适被大规模病理化的历史事件。20世纪初，神经衰弱在日本的兴起，和21世纪初抑郁症在日本的兴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她说，神经衰弱在100年前泛滥，因为它提炼并命名了那个时代初现的社会焦虑，如果你失眠、耳鸣、注意力不集中、肚子痛、眼睛疲劳、感觉头上扣了一口大锅，那你很可能就是神经衰弱症，就要吃药。当时这种病还有点儿精英色彩，一般都是艺术家、大学教授、官员和企业高管才得神经衰弱症。1902年，有一个报道说，现在去医院看病的病人里面，有1/3是去看神经衰弱症的。
1906年，日本当时的首相大隈重信对精神科医生发表了一通讲话，他说，患上神经衰弱、自杀的人，都是意志薄弱之辈，这种内心软弱的人即便活着，也只会带来危害。首相的话还是会影响医学诊断的，接下来就有教授写文章说，那些患上神经衰弱的人是先天遗传了脆弱的大脑，心理能量太低。精神科医生开始认真筛选，哪些人真是得了神经衰弱，哪些人就是应付不了日常生活，属于人格失常。这样一来，神经衰弱这个病就被抹黑了，被限制使用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一代的精神科医生完全否认神经衰弱这个诊断，说当年的病人要么是误诊，要么就是装病不上班。
顺子还介绍说，日本人本来将那种接近抑郁的状态起了一个特殊的专有名词，大概就是气滞郁结的意思，很像中医的概念，综合了情绪低落、社会冲突、失败感、失落感和生理变化等多种原因，但还不被当作一种疾病来对待。这种状态的人也不去求医问药，只在品味自己痛苦的过程中慢慢疗愈。他们会在家庭成员中寻找安慰，也会向长者或者精神领袖求助。然而，美国的抑郁症概念被介绍到日本来了，背后是上百亿美元的药品市场，是大制药公司。
制药公司要干什么呢？他们要用几年的时间来重新定义跟心理健康有关的话语体系。首先，在日本，那么多人自杀，这些人很可能是未被诊断的抑郁症患者。这是从社会角度入手。其次，SSRI 类药物在西方被证实有很好的疗效。你之所以抑郁，是你大脑中血清素分泌不足。血清素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吃点儿血清素，你就不抑郁了。这是从科学角度入手。最后，日本人要重视工作的压力，重视抑郁症的表现，医生应该把更多的情绪出问题的人，当成病人来看待。这是从个人的、心理学的角度入手。
电视媒体、报纸杂志很快就加入了抑郁症的科普工作。日本那么多人自杀，原来是抑郁症啊；日本还有过劳死，加班太多累死了，面对这种竞争压力，你可能抑郁，那赶紧吃药吧。在日本投放的广告中，有这样的画面：一个中年白领在上班路上，画外音说，如果过去一个月都觉得心情低落，赶紧去看医生。
我们今天形容抑郁症，会说，这是心灵上的一场感冒，这种说法最早就是在日本流行开的。医药公司很喜欢这种说法，因为感冒是常见病，心灵感冒不会有什么羞耻感，不是你神经脆弱多愁善感。而且感冒靠吃药就能缓解症状，所以服用抗抑郁药也很正常。这种说法还传递出来一个意思：抑郁症很常见，像感冒一样，谁都可能得感冒。但是，你吃药，感冒一周就好了，你不吃药，感冒七天就好了。这种说法不能反映出抑郁症的那种紧迫感，怎么办？日本不是有自杀的传统吗？自杀和抑郁症之间有关系吗？如果有科学家愿意研究自杀与抑郁的关系，那么他就会从医药公司那里得到足够的研究经费。
实际上，科研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医药公司掌控的。如果你的研究证实，某种药物能极大改善某种心理疾病，那你就可能被聘请为制药公司的高级顾问，你的论文就会被发表。如果你对某种药物得出的结论不那么正面，那你的研究成果可能不会被发表。尽管在科学上，SSRI 类药物的作用一直都有争论，但是，许多参与普及抑郁症知识的科学家都相信，他们是在做一件好事，是要让悲伤的人沐浴在医学的阳光下。许多医药公司的高级管理者，也坚信抗抑郁类的药物是科学的，是他们率领进行的医药突破。西方大学里顶尖学者的报告，发表在顶尖的杂志上，都说明这个药有用，为什么日本人或者其他地方的人就不能享受科技的进步、医学的昌明呢？
自打 SSRI 类药物被引入日本后，北中顺子观察到哪些变化呢？她说，抑郁症原来是没人讨论的一种羞耻概念，现在变成了一种人们关心的话题，变成了一种合乎情理的疾病。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在精神科医生那里，说自己可能患上了抑郁症。而在医生看来，他们的那些症状，放在从前，是不会被当成真正的病看待的。这也是一种“症状池”的效应。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日本人原本不把悲伤、忧郁当病，但大医药公司来了，告诉他们，你们有没有病，要按照美国精神科医生的诊断标准来定义，要吃西药。
《像我们一样疯狂》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严谨的科学著作，而是一本关于心理疾病的科学报道。它考察了香港厌食症的兴起和日本抑郁症的兴起，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心理疾病。我们这些年经历的变化，就是接受美国那一套心理疾病的话语，接受那种暗示。但这本书的作用是，给我们一些新的角度。我们来总结一下作者的几个重要观点。
第一，当一个地方的人民，经受社会上的变化，面对焦虑和冲突时，他们会更关注心理疾病、精神健康的问题。日本抑郁症患者增多之时，正是日本持续经济低迷的时候。这种社会动荡会全方位地威胁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他的安全感靠不住了，他的未来看不清了，这是心理疾病的社会土壤。
第二，人们要用同时代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情绪痛苦。要想表达心理上的苦难，我们只有一些有限的症状可供选择，这在医学上被叫作“症状池”。人们总是把自己的问题和症状池里的行为搭上联系，因此，很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厌食症被广泛报道了，报纸电视上有许多关于抑郁症的病例，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怀疑自己得了厌食症，得了抑郁症。但是，150多年前，厌食是和癔症联系起来的，100多年前，那些承受不了生活压力的日本人，是被当作神经衰弱症来诊断的。
第三，现代科学和医药公司的话语都是西方的，许多心理问题被归结为大脑内神经化学递质失衡，多巴胺不足，去甲肾上腺素功能低下，5-羟色胺下降等等。西方的医药公司相信，没有什么病症是药不能解决的。目前至少有300种对付心理疾病的药物正在研制中，其中包括66种治疗抑郁的药物和54种治疗焦虑的药物。医药公司的高级管理者们相信，这些药物代表着最高的科技水平，应该让全世界的病人都有机会吃到。
第四，作者伊森·沃特斯考察了香港的厌食症、日本的抑郁症，斯里兰卡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桑给巴尔的精神分裂症，他在书中想传递的信息是，人类苦难体验在文化表达上是多样的，应该尊重这种多样性。每一种心理疾病都有自身文化的土壤。但美国输出的心理疾病诊断标准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通行标准，用西方最新的心理健康理论来减轻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心理压力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本身就是这个大麻烦的一部分。破坏本土的疗愈信念，削弱当地文化的自我概念，这正是今天世界上许多心理痛苦的核心问题。
撰稿：苗炜工作室 脑图：摩西 转述：杰克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