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然死亡》 朱步冲解读

《非自然死亡》|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英国著名权威法医理查德·谢泼德的《非自然死亡》。

通常，我们一提到医生这个词，想到的都是救死扶伤，妙手回春。他们面对的是需要帮助的病患。但有一类医生，他们的日常诊疗对象不是活生生的病人，而是验尸房里的死者——这就是法医病理学家。法医病理学家往来于犯罪现场和停尸间，他们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出死者的死亡原因，伸张正义。近年来，法医这个职业，受到越来越多网络小说和影视剧的热捧。在这些虚构作品里，法医运用各种“黑科技”鉴定技术，协助警方缉拿真凶，似乎任何疑难案件都难不倒他们，但现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得到听书，曾经解读过一本《尸检报告》，也非常精彩。里面的主人公，是解剖病理学技术员，是个纯粹的技术工种，就负责解剖、验尸、写报告。但本书的主角谢泼德，他的职业全称是法医病理学家，既要负责验尸，还要对死者的死因作出病理学判断。也就是说，法医病理学家需要利用自己的临床医学知识，判断死者的死因，到底应该归咎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还是该归咎于死者本身患有的疾病。

理查德·谢泼德毕业于伦敦大学圣乔治医学院，执业四十多年，检验超过两万三千具尸体，协助警方侦破过无数案件，是英国法医界泰山北斗级的传奇人物。本书，就是他对自己法医生涯的回忆与感悟。在一些人的印象里，法医这个职业似乎缺少温度和情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书中不仅有一个个谢泼德亲身经历过的离奇案件，更有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对于正义，生命的感悟和迷茫，显得有血有肉。本书一出版，就登上各种畅销书排行榜，最终被评为泰晤士报年度图书。

相信看到这里，你已经对谢泼德的传奇生涯和他所经历的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熟悉下谢泼德的早年人生，是什么促使他投身法医病理学家这个特殊的行业，他运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出色的专业技术，协助警方侦破了哪些疑难案件。在第二部分，我们再来谈谈，为什么，以科学分析为准绳，不断进步的法医病理学，往往有时无法将罪犯绳之以法。身为法医的谢泼德，为什么会时常会感到有心无力，对自己坚持的原则产生困惑和动摇。

说到谢泼德的童年，可以说是充满坎坷。他出生在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是一名会计，母亲慈爱勤劳。然而，这个家庭幸福的表象之下，却是危机四伏：谢泼德的母亲小时候感染风湿热，造成了心脏功能损伤。谢泼德9岁的时候，母亲病情忽然恶化，被迫住进了医院，并在一个多月后，因心力衰竭与支气管炎，不幸去世。

母亲去世后，小谢泼德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他在书中说，可能是潜意识为了保护自己，缓解母亲去世带来的创伤，母亲在自己的记忆中，逐渐变成了一片空白。同时，母亲的去世，也激发了小谢泼德了解死亡的冲动。他13岁的时候，从同学那里传阅到了一本法医经典著作《辛普森法医病理学》。很明显，法医这种横跨医生和侦探两类职业，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伸张正义的形象，对谢泼德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能够通过了解死亡，去实现对死亡的控制。

果然，兴趣是最大的动力，谢泼德读书很用功，考上了伦敦大学圣乔治医学院。这时候，他的父亲再婚，父子俩关系曾经一度疏远；谢泼德更加专注学业，尤其是解剖，来逃避家庭矛盾带来的痛苦。幸亏，在医学院，谢泼德邂逅了一位大学附属医院的护士，名字叫珍，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岳父母对谢泼德也十分关心，让谢泼德重获了家庭的温暖，能够集中精力，专注于自己的法医事业。谢泼德考入医学院，于1977年取得行医资格，1987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正式成为一名法医病理学家。之后，他加入伦敦盖伊医院的法医部，这是当时英国最好的法医部门之一。执业后，谢泼德的专业知识与过硬技术使其成为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法医病理学家。

作为一名法医，谢泼德的职责就是，随时响应警察局的召唤，第一时间赶往凶案现场，勘查尸体，及时对受害者的死亡原因和过程作出专业判断，帮助警方将凶手绳之以法，法医一份尸检报告，可能就会决定被告下半生的命运，所以责任重大。谢泼德在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件：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受命去勘查一件杀人案的现场，在前一天傍晚，死者迈克尔的汽车和另一辆货车发生了撞车事故，迈克尔下车后非常愤怒，和前来探查究竟的路人米奇发生了口角。很快，口角变成了斗殴，根据迈克尔女友的描述，米奇仿佛一拳打在了迈克尔的鼻子或者嘴上，迈克尔随即倒地不起，在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后死亡。

这是否是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非故意杀人案？谢泼德仔细检查了迈克尔的遗体，发现虽然他的脸部有许多擦伤，但是牙齿完好，证明嘴部没有遭遇过外力打击，然而在他的颈部右侧，有一块明显的瘀伤。于是，谢泼德在停尸房内对遗体进行了解剖，观察了颈部脊椎和大脑后，得出结论：犯罪嫌疑人的那一拳，并不是迈克尔猝死的真正原因，真正导致迈克尔死亡的，是车祸时他猛打方向盘造成的脊椎扭伤，导致一条动脉破裂，不断流出的血液在他脑中淤积，引发了致命的蛛网膜下出血。不仅如此，发生蛛网膜出血的人，情绪会变得极度亢奋，富于攻击性，再加上迈克尔驾车前喝了不少酒，这也就能解释他为什么在车祸发生后，要向路人米奇挑衅。 多亏了谢泼德这一份验尸报告，身为路人，莫名卷入争端的米奇，最终免除了牢狱之灾。

通过这个案例，大家可能对谢泼德的职业，也就是法医病理学家，它的功能是什么，有了直观的了解。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这个职业，可以说是横跨医生和刑侦两个领域。所以一名好的法医病理学家，不仅要有丰富的临床医学知识，还要对刑事鉴证有所了解。

所以，入行后的谢泼德，就立志要成为刑事鉴证某个细分领域的专家。他的导师伊恩·韦斯特是英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顶级弹道轨迹和爆炸分析专家。谢泼德感觉自己在这个领域内无法超越导师，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刀伤分析。他觉得，刀具，是一种古老而常见的凶器，只要刑事凶杀案存在一天，那么，利用刀具伤人这种犯罪方式，就不会消失。随着侦查案件数量的增多，和不断进行模拟实验，谢泼德发现，自己可以从刀伤检验中解读出很多信息，包括刀具的种类、刺入的方向、行凶者使用哪只手，以及受害者当时的相对运动，诸如此类。

有一次，谢泼德接手了一件棘手的案子：一对正在协商离婚的夫妻，因为孩子抚养权，在家里吵起来了，丈夫先用刀捅了妻子，妻子在随后的搏斗中自卫，误杀了丈夫。根据医院的验伤报告，妻子身上的伤情并不严重，所以司法机关怀疑，妻子是用刀自伤，以此来迷惑警方，把谋杀变成自卫导致的误杀。

但是，作为专家证人，谢泼德在调查中，却发现了一些关键性的遗漏：首先，妻子在描述，自己被丈夫用刀刺中的感觉，像“被人打了一拳”，这是一种只有被人用刀突袭过的受害者，才会知晓的感觉。其次，一些刀伤出现在她的惯用手手肘背部，这对于一个试图用刀自伤的人来说，难度过大。最后，死者身上的一些刀伤，从刺入角度来分析的话，恰好符合妻子在审问中关于犯罪过程的描述：丈夫在厨房里，把她扑倒在地，妻子位于丈夫下方，仰卧在地上，在混乱中，她夺过了丈夫的刀子，开始自卫。

最终，在庭审中，法庭采纳了谢泼德的报告，被告最终被判为“正当防卫杀人”。

谢泼德选择进入法医生涯的时候，也正值英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道德关注逐渐扩展到各种弱势群体的时代，一些新型罪案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他在书中说，对于婴儿虐待，以及与之相关的刑事案件，逐渐受到了公众和执法、司法机关的重视。

当时，导致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婴儿猝死综合征。在医学水平不发达的年代里，这个病，被当作一种“万金油”式的诊断结果：但凡有婴儿死亡原因不明，就往猝死综合征上靠。随着母婴养育技术和医学的进步，婴儿猝死综合征的发病率大大下降。不过，在普及有关知识的过程中，很多社会福利团体和医疗机构，为了进一步弄清婴儿猝死综合征的发病原因，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探访，结果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一些婴儿的去世，是父母蓄意谋杀的结果。

结果，在这种氛围下，英国出现了一起全国瞩目的婴儿虐待案：一个叫萨莉·克拉克的女律师，被控在1996年和1997年两年间，蓄意杀害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分别只有11周和2个月大。尤其是第二个孩子，尸检报告显示，他的脊髓和眼部大量出血，肋骨可能也有断裂，是被虐杀的。最终，萨莉·克拉克被判终身监禁。

以克拉克案为分水岭，越来越多的儿童虐待案件开启了调查。不久后，谢泼德也接手了一桩婴儿被虐待致死案的调查。死去的婴儿六个月大，来自一个移民家庭，母亲不会说英语，她在接受审讯时说，自己在厨房里忙着做饭，随手把孩子放在了旁边的婴儿汽车座椅上，结果孩子脸部朝下，摔到了地面上，最终不治身亡。

然而，在尸检中，谢泼德发现了疑点，死去的婴儿身上有三个症状：脑膜下出血、视网膜出血和大脑肿胀。这三个症状，是“婴儿虐待性头部创伤”的经典特征。同时，婴儿的头骨没有骨折，头部表面没有瘀伤，这也从侧面证明，母亲关于婴儿自己不小心坠落的供词，很可能是假的。

虽然，在法庭辩论中，陪审团最终相信这位母亲是无辜的，但在一年后，当她又生下一个孩子后，有关部门为了保障新生儿的生命权益，启动了抚养程序，把孩子交给了福利机构。谢泼德在书中说，由于案件多发生在私密的家庭空间内，当时的法医技术尚不能作出完全明确的判断，社会的同情心，也在母亲和去世的婴儿之间摇摆，所以，自己永远是在做棘手的两难决定：一旦错判，很可能导致，不幸丧失婴儿的父母，被迫和他们之后拥有的孩子分别，或者让更多的孩子，沦为杀婴凶手父母的下一个目标。也许，法医学即使发展到能够明察秋毫的阶段，但依旧有其局限性。

好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大体对谢泼德的人生和法医职业，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法医真的是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堪称犯罪克星一样的存在。不过，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谢泼德在自己长达40年的法医生涯中，常常会感到困惑、彷徨，甚至无力。这份特殊的工作，又对他的人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人情。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即使法医也一样。谢泼德说，在法医病理学家的字典里，没有惊吓两个字，只有抽离情绪，才能冷静地探求死亡背后隐藏的真相。谢泼德在书中说，自己早年家庭变故带来的疏离感，反而让自己具备了超强的心理情绪管理能力，而这正是从事法医职业最应该具备的能力之一。但是谢泼德也承认，在实践中，遵守这条原则非常难，毕竟，每一具尸体，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的去世，让亲友悲痛欲绝，同时，自己也是个天性敏感、容易对他人的悲伤感同身受的人。

所以，谢泼德刚入行的时候，就感觉，死者家属的震惊和悲伤，让自己无法承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无力感。因为人类的共情思维，家属的失去亲人的痛苦，也传导到了自己的内心，一场会面下来，谢泼德都不记得自己和死者家属都说了些什么。这种煎熬，曾经让谢泼德在一段时间内，拒绝和死者家属会面。

对于死者家属来说，法医病理学所能揭示的真相，远远不够，他们往往期盼得更多。谢泼德总结说，他们倾向于听到，自己的亲人在离开的时候痛苦尽可能小，也没有错失任何抢救的机会。例如，一个名叫阿丽娜，年仅十五岁的女孩，半夜在家中离奇去世，家人悲痛欲绝。 谢泼德在尸检之前，调取了阿丽娜的医疗档案，他发现阿丽娜长期患有癫痫，但她一向按时、定量服用癫痫专用药物，在尸检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外力致死的痕迹，或者先天性心脏病等致命疾病。所以，阿丽娜的死亡原因，只能归结为“癫痫猝死”。这种突发状况，往往会在夜间发生，还不会伴随癫痫发病，直到今天，医学研究也没能对它的发病机理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谢泼德在书中说，阿丽娜的家属之所以坚持要一个说法，其实并不是需要知悉她的死亡原因，而是想从自己这里得到宽慰和肯定，减轻自己的负罪感。所以，谢泼德把情况向家属如实相告，并特地补充说：她的死亡，并不是家属的疏忽所导致，因为即使家属听到呼救，马上进屋抢救，也没有什么回天之力。这时，阿丽娜的父亲，在啜泣中，又追问了一个问题“她遭罪了吗？”

谢泼德回忆说，这个问题，在死者家属中非常常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是个医学问题，也牵涉道德与人情，所以谢泼德的回答结合了科学的谨慎和力所能及的安慰。他说：“我没办法告诉你们阿丽娜的死亡过程究竟持续了多久，但未经证实的经验表明，癫痫导致的无因猝死十分迅速。我没办法告诉你们她经受了多大的痛苦，但尸体状况显示，她走得十分平和。”

谢泼德的回答，让阿兰娜的家属感到了放松和安慰。他自己也表示，经过这样一次经历，之前自己那种惧怕和死者家属见面的念头，是不对的，法医病理学家应该和亲属会面，这样不但能够提供事实，也能提供情感上的支持，给生者以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不过，虽然谢泼德努力工作，力图揭开一个个死者的死亡真相，伸张正义，宽慰遗属，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发现，这个职业带给自己成就感的同时，还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就是工作和家庭之间，越来越难以平衡了。

由于谢泼德经常要在周末休息时间赶往案发现场，渐渐的，他和妻子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好强的珍当时一心想通过考试，从注册护士升级为医生，但谢泼德一旦要去现场勘查，她就只能放下手头的学习照看两个孩子。

在谢泼德做了几年法医之后，他和妻子珍的关系，从亲密无间，开始渐行渐远，珍的脾气也越来越坏。有一次，谢泼德为了修复和妻子的关系，给她买了价格不菲的晚礼服裙子和歌剧票，想和妻子单独度过一个浪漫之夜。然而突然，上司一个电话打来，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灭门枪杀案，需要谢泼德立刻到现场勘查。最后，虽然谢泼德依旧陪同妻子去看了歌剧，但自己的心思已经明显被案件所占据，所以这场约会，反而以夫妻两人的争吵而结束。 最终，在若干年后，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

不仅如此，很多时候令谢泼德感到气馁的是，自己通过解剖和检查得出的验尸报告，却无法在法庭上帮助受害者伸张正义。比如，他曾经受命调查一起离奇的杀人案。被告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叫特里萨，她主动投案自首时，浑身伤痕累累。特里萨说，案发当天晚上，自己的男朋友安东尼醉酒后情绪失控，回家后就开始大吵大闹，砸东西，还对自己大打出手，她为了自卫，在慌乱之中失手用领带把他勒死了。

然而，作为资深法医，谢泼德在问询和尸检中发现了很多疑点：首先，特里萨确实伤处很多，但伤痕都分布在她自己能够触碰到的部位；而且受伤程度，与她描述自己与安东尼进行的激烈扭打相比，显得并没有那么重。所以谢泼德萌生了一个念头，特里萨，说不定是为了隐藏自己杀死安东尼的真相，在凶案发生后进行了自我伤害，来欺骗警方。

更蹊跷的是，在庭审中，特里萨说，自己失手勒死安东尼的方式，是把领带在他脖子上绕了一圈，然后用力拉，但是谢泼德在尸检中发现，死者的脖颈并没有环绕状的勒痕，勒痕仅仅存在于喉咙部位。所以，真相更可能是，安东尼仰卧在床上，毫无还手之力，特里萨从正面用领带压迫他的颈部，或者安东尼面朝下趴在床上，特里萨骑在他身上，从下往上拉拽领带，使其窒息死亡。不过，在庭审判决环节，虽然辩方聘请的法医，无法对谢泼德的尸检报告提出反驳，但陪审团依旧选择相信，这是一起由女性遭遇家暴引发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特里萨最终被判无罪释放。

谢泼德在书中还说，妨碍自己为死者伸张正义的，不是罪犯的狡诈，而是英国司法制度的缺陷和不公。1993年7月底，在伦敦，一位名叫乔伊·加德纳的牙买加非法移民，在移民局和警察的突击搜查中突然死亡，死亡原因是窒息。因为加德纳惧怕被强制遣返，而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咬伤了试图制服自己的警官。为了制服加德纳，缺乏适当训练的警察，不仅给她戴上了手脚一体铐，还用多层胶带封住了她的嘴。加德纳因窒息引发了昏迷和大脑缺氧，最终抢救无效身亡。在群情激愤之下，三名警察受到了起诉。

在庭审中，警方抗辩的核心，在于加德纳的窒息与昏迷，缘于她遭受的脑部撞击，而这一切要归咎于加德纳的拒捕抵抗行为。但是，参与了尸检的谢泼德指出，加德纳的尸体上没有明显的头部外伤，而且执法人员认为，堵上嘴也不影响犯人呼吸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在剧烈运动中，人体需要更多氧气，而光靠鼻部呼吸远远不够。同时，口腔被堵，会引发呕吐；由于胶带的缘故，加德纳的舌头被推到口腔后部，口腔中产生的分泌物堵塞了鼻咽和口咽，进一步阻碍了空气进入肺部，最终导致了昏迷和大脑缺氧。

谢泼德深知，自己身为法医，长期和伦敦警察局有合作关系，如果这三名警察因为自己的验尸报告而被判定有罪，自己的职业前途肯定会蒙上一层阴影，然而他依旧坚持自己的判定。不过，法庭最终宣判三名警察无罪释放。

在愤慨之余，谢泼德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警察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受过系统训练，如何能够在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不对他的生命造成致命损伤。所幸的是，谢泼德最终进入了一个政府咨询小组，负责制定一套安全、科学、规范的犯罪嫌疑人控制流程。谢泼德在制定规则时，运用了航空飞行中的控制确认原则，一旦任何执法人员控制了犯罪嫌疑人的头部和颈部，他就成为整个犯罪现场的控制者，他必须立刻发出明确的信号，避免其他执法者继续向嫌疑人施加力度，而其他执法者则必须服从命令。同时，强制措施的方法和流程也进行了迭代，比如，导致加德纳死亡的胶带，以及作用相同的勒口器，就被英国警方禁止使用。

好了，这本《非自然死亡》的主要内容，大体到这里就讲完了。谢泼德为大家一口气回顾了自己长达四十多年的法医生涯，包括遇到的种种奇案，以及这份特殊工作给自己生活和精神带来的影响。整本书给人的感觉是，案情跌宕起伏，如同身临其境，拿起来就放不下，但读到结尾的时候，读者往往会百感交集。为什么呢？我个人感觉原因有两个。首先，谢泼德虽然兢兢业业，帮助司法机关屡破奇案，为无数受害者伸张了正义，但这份工作带给他的心理消耗，实在太大：比如，本书的结尾处，年过60，功成名就的谢泼德，因为尸检照片质量问题，错误地判定一名婴儿死于睡眠猝死，导致凶手父母逍遥法外。这次失误，让谢泼德患上了应激创伤综合征，他被迫停业，接受心理谈话和药物治疗。正是在此期间，谢泼德终于有时间回顾自己长达四十年的法医生涯，并写成了这本书。所以说，社会的稳定与正义的实现，从来都是有人在幕后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付出了重大代价的，比如以谢泼德为代表的法医群体。

其次，是因为谢泼德的职业生涯，恰好适逢传统法医职业从巅峰走向谢幕的转折时刻：由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尤其是DNA检测技术，与计算机辅助物证分析的迅猛发展，谢泼德这种依靠经验来执业的法医，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许多医学院甚至裁撤了法医病理学研究单位，对涉案死者的鉴定更多交给了普通医生与警察局鉴证科。然而，迟暮之年的谢泼德并没有选择退出，依旧选择在一线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工作，是带有温度的，是为死者伸张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一个文明社会都应该努力去探究那些受害者的死亡真相，而越了解死亡，我们才会越珍惜身边那些细微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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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谢泼德为大家一口气回顾了自己长达四十多年的法医生涯，包括遇到的种种奇案，以及这份特殊工作给自己生活和精神带来的影响。

2. 社会的稳定与正义的实现，从来都是有人在幕后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付出了重大代价的，比如以谢泼德为代表的法医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