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 朱步冲解读
《小镇做题家》|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教育学专家谢爱磊的《小镇做题家》，副标题叫“出身、心态与象牙塔”。
“小镇做题家”是近年来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儿，指的是那些家庭条件一般，出身欠发达地区，凭借努力苦学，最终考入重点大学的年轻学子。仔细琢磨下，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它同时蕴含着褒奖和贬义：一方面，它承认，这些年轻学子勤学刻苦，擅长标准化考试，并且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这些出身贫困的年轻人发展不均衡，眼界有限，除了刷题提高应试能力之外，其他实力欠缺。
在许多人眼里，谈到“小镇做题家”，通常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所谓现实中“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我们需要这样的故事，因为它承载着所有人的希望，证明当代年轻人能够通过一个相对平等的渠道，实现自我提升，也证明我们的社会拥有健康正常的流动机制。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可以说，如愿以偿地进入自己心仪的高等学府，并不是大结局，主人公从此就过上了自己憧憬的幸福生活，而是另一端探索和奋斗的开始。在这段新的征程中，被称为“小镇做题家”的贫困学子，会遭遇许多新的挑战和困境。
本书作者谢爱磊，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正是社会发展与教育公平。从2013年开始，谢爱磊就选择在上海、广州、武汉、南京四座“双一流”高校，对将近2000名学子开展长期追踪研究。在这些受访学子之中，有将近30%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他们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重点大学，相当一部分都适应了大学里全新的学习与生活方式，最终顺利毕业，在职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赛道，实现了个人发展与提升的愿景。
当然，在长期观察与研究中，谢爱磊发现，这些故事的内容，并不能单纯用“励志”或者“逆袭”来简单概括。
在访谈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学子，表现出了对大学生活的不适，在高考“金榜题名”带来的荣誉感和兴奋感逐渐散去后，他们发现，自己有一种不适感与焦虑感。
对此，英国有一位叫格林的教育研究专家指出，对于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学生来说，进入高等学府，往往意味着一种逃离或者出走。这不仅意味着，学生要离开故乡和家庭，以及熟人组成的社会关系环境，前往陌生的城市，更意味着脱离了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
很明显，当小镇做题家来到位于大城市的大学，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与全新的教育学习理念，乃至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时候，在新奇之余，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震荡”。 如何预防和应对这种震荡，则是需要学校、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心与帮助。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大致内容。首先，我们来追随作者谢爱磊的描述，来看看这些出身贫困的学子，在高校学习中有哪些问题和困境；而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在大学课堂之外的校园生活中，遭遇了哪些挑战和困惑，以及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哪些途径得到解决。
首先，作者谢爱磊强调的是，很多被称为“小镇做题家”的贫困学子，在进入大学后，出现了学习意愿与成绩一起下滑的现象，对此，很多人都表示特别难以理解。毕竟，被重点大学录取的考生，都是在高考中能够拔得头筹的幸运儿，学习应该是他们能力中的最长板；再加上，很多贫困学子身上背负的，也是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期望，所以说，无论学习能力，还是动力都似乎应该满格，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作者谢爱磊发现，想找到问题的根源，还要追溯到这些学生紧张忙碌的中学时代。在访谈中，一位化名唐心的学生告诉谢爱磊，自己的高中生活忙碌而紧凑，早晨六点起床，七点五十到下午五点四十上课，六点就回到教室继续看书，然后是三个半小时的晚自习，从晚上七点到十点半。
除了每日的课堂知识讲授与完成作业，校园生活的核心内容就是频繁地考试，高一高二学完所有课程，然后整个高三就是在持续地“做题”，每周三下午考一次固定科目，周末再安排一次全科目模拟考试，除此之外还有固定的期中和期末考试。总之，这是一套强化训练的流程，流程固定，反馈明确，可以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
谢爱磊说，很明显，连续几年这样高度紧张、流程化的学习，会成为学生生活与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同时，这种流程化的学习模式，也让许多孩子习惯于依赖外在的约束和关注，而最为宝贵的自我规划与控制能力，也许难以发展。第三，这一套“做题”加“考试”的循环往复，给了学生一种明确、迅速、量化的外来反馈，让他们能够用一种相对简化，单一的方式，来计算自己在学习中的投入与产出情况。
谢爱磊在书中说，不止一位受访志愿者告诉自己，进入大学后，感觉自己的生活出现了某种错配：心理还留在过去紧张而严苛的中学时代，而身体却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场景中，导致自己的行动“跟不上”。很多受访者对谢爱磊说，自己变懒散了，因为大学里的学习相对自由、开放，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往往没有其他阶段性测评，也不会像中学那样公开搞成绩排名。所以，在原有的硬性外来约束与反馈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很多学生反而感觉自己失去了明确的目标，或者锚定点。
于是，一旦来到相对自由，没有过往集中管理的大学，许多“小镇做题家”就会感到迷茫与不适。近年来，在许多新闻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学子，在拼尽全力考入重点大学后，却很快失去奋斗动力，沉迷网络、游戏，最终被迫退学。谢爱磊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旧的反馈回应机制消失，而自己又无法建立新的心理反应路径。在访谈中，一位学生就告诉谢爱磊，自己的室友在刚进入大学时，还保持了中学时代的勤奋：早起晚睡，认真听讲，记笔记，完成作业，但依旧无法保持成绩名列前茅，于是，这位室友很快消沉起来，开始睡懒觉、缺课、待在宿舍里看手机刷视频，最终因为期末多门不及格，自己选择了退学打工。
然而，表面上的轻松不等于真正的放松。随着大学的扩招，以及总体就业机会增长的缓慢，学生们会发现，大学的学习模式和以往天差地别，但成绩的重要性仿佛丝毫不减，人们常说的那句“上了大学就轻松了”，并不是现在的真实情况。对于许多“小镇做题家”而言，自己考取了重点大学，就自动背负了整个家庭改善经济状况的期望，意味着必须在毕业时找到一份高性价比的工作，才算功德圆满，所以就必须继续“卷”下去。
比如，在全国无数学子趋之若鹜的北京大学，学生们会发现，无论是选择哪一条发展道路，绩点都是基本要求。比如想修个双学位拓展自己未来就业前景，要看绩点，平均成绩低于3.6，就基本没有希望获批，而根据绩点计算方式，如果想拿到3.6的绩点，那么学科考试平均分数就必须拿到85分。另外，如果想保研，那么成绩最好名列专业的前10%，最低也不能低于40%，而申请出国留学，越是国际知名大学，对平均绩点的要求也越高，最后，在实习和临近毕业求职时，学生也被告知，绩点是企业考察录取的重要依据，一些热门行业，比如金融和互联网大厂，直接会要求学生在申请表上填写，你的本科平均绩点，处于整个学级前百分之几的水平，越靠前，未来提供的薪酬和岗位就越好。
在访谈中，考入某重点大学历史系的向思就对谢爱磊说，自己刚进大学，不了解情况，仍然遵循那套在中学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比如经常背诵课本的内容，但是这一套在大学学习中失灵了。大学老师在课堂上，授课进度很快，很多知识只是简单地概述一下，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熟悉教材内容，还要自己去完成相关资料和著作的延伸阅读。而在考试中，考生不仅要明确回答出某个历史学名词的定义与内容，还要阐释它诞生、发展的历史原因，以及影响；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能够记住时间、地点、人名等信息点，还要通过阅读分析史料和研究著作后，能够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而只是死记硬背的学习，远远不够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迟迟不能掌握全新学习方式的学生，还是会回到中学原有的“刷题”模式里，希望获得成功。比如一位学生就说，为了拿到一门必修课的优秀绩点，自己煞费苦心地收集了历年的考卷，发现考卷上面的题目组成是，70%的试题来自往年试卷，助教出20%的新题，任课老师出10%的新题，于是他的策略就是，平时作业抄室友同学的，然后再通过网络找到了往年所有的试题，自己做测试；有不会的，就请教助教和老师，把解题思路和步骤死记硬背下来。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套近乎，把助教出的试题“套”出来了一大半，最终的结局是，这位学生居然期末拿到了95分的高分，全班第二；但他也坦率地说，虽然成绩惊人，但自己回想起来，这学期等于“什么都没学到”。
对于“小镇做题家”来说，在学业绩点上遇到的挑战，还可以通过用功苦读来解决一部分，然而，作者谢爱磊发现，另一种茫然和焦虑，对于他们来说，更加难以摆脱。这就是课堂之外的校园业余生活。
几乎所有来自欠发达地区或者贫困家庭的高校学子，在进入大学后，几乎立刻会察觉到，虽然自己和来自城市或者富裕家庭的同学共同在一个校园空间里学习，但依旧身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作者谢爱磊说，“小镇做题家”会发现，虽然自己可能成绩优异，但由于和其他同学缺乏共同的兴趣爱好，审美与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从而导致他们无法充分融入校园社交，自我价值感也会降低。
在访谈中，一位化名“志安”的贫困地区学生就倾诉说，大学里有很多上海本地同学，他们都有特长，会演奏乐器，会跳舞或者擅长某一项运动，而且在社交生活中更加积极外向，游刃有余，而自己，除了学习，其他技能可以说乏善可陈。然而，大学之所以被看作是培养社会精英人才的“象牙塔”，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传授知识与技能的课堂，更是因为在课堂之外，学生们通过课余社交与兴趣交流，形成的一个个小圈子。在这里，学生们不仅获得了未来职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最初人脉，也能通过这种同龄人的业余生活，磨炼各种未来进入社会职场后必须的软技能，比如口才、协作能力、领导力等等。可以说，一个理想的高校学子，应当同时掌握这些软技能，与课堂上习得的硬知识，才算得上平衡发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小镇学子，就会发现，校园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不完全的，自己身上的某些“短板”在妨碍自己“解锁”校园生活的全貌。说到这里，作者谢爱磊就借鉴了“文化资本”这个概念，作为解释。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发明，意思是每个人身上独特的“审美、技能和知识的组合”，能够折射出家庭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而如何塑造下一代的文化资本，则是家庭教育的核心。著名美国社会学家拉鲁，曾经写过一本《不平等的童年》，通过研究美国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对儿童的养育模式，来探讨文化资本如何通过家庭传递。拉鲁得出的结论是，比起贫困家庭，相对富裕阶层的父母，更愿意，并且有能力对下一代进行所谓的“协作式培养”，核心就是通过积极干预和安排，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熟悉并掌握各类知识，以及未来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软性技能，尤其是认知模式、沟通能力和审美。其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就是父母利用自己的财富与社会资源，丰富孩子的文化活动与见识阅历。
在调查中，作者谢爱磊向志愿者发放了许多份问卷，结果发现，来自农村与乡镇家庭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在文化体验活动方面的经历，远远不如出身城市家庭的同学，比如参观博物馆、旅游、参加各类兴趣班与夏令营、现场观看体育赛事等等。
例如，一位化名余毅的学生就说，自己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县城的城中村，父亲是搬运工，为了支撑家里，两位兄长初中毕业就辍学外出打工。为了满足家里人的期望，余毅只能拼命学习，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和余兴去发展兴趣爱好，结果到了大学里，余毅发现自己无法和同学展开有效的社交：无论是打球，玩游戏，还是外出唱歌或者聚餐，自己既没有预算，也缺乏相对应的技能；食堂吃饭的时候，男同学兴致勃勃地聊起明星八卦，或者足球赛事，他也感觉自己“无从插嘴”。
而一位化名刘心，来自重庆郊区的学生说，自己确实想积极参与校园课余活动，但从未有类似经验的她感觉非常艰难：大学一年级，自己学院的学生会开始招新，但自己连报名表都不知道在哪里领取，而拿到之后，又卡在了部门申请这一关上，她回忆说“文艺部需要有才艺，宣传部也需要口才和良好的文字和表达能力，而自己甚至连电脑操作都不熟悉，最后只能选择了生活部，但又因为感觉‘得不到锻炼’最终退出”。最后，刘心得出一个无奈的结论：“自己更适合关起门来读书。”
说到这里，作者谢爱磊总结说，成长期文化生活内容以及文化资本积累的匮乏，让来到重点大学的一部分“小镇做题家”，感到了明显的焦虑：他们想快速融入期待中的多彩校园生活，却又不得其门而入；想快速补充自己在软技能方面的短板，又立刻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更糟糕的是，类似软技能的缺乏，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在大学中最核心的任务：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
首先，由于大学教育更注重“博雅”与综合素质，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之外，还要完成许多跨专业的选修课，甚至部分课程是由外教用英语授课，这对于“文化资本”相对薄弱的欠发达地区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情。一位化名其凡的学生就对谢爱磊抱怨说，对于工程类专业课，自己还能应付，但是自己一向英语不好，文科也比较差，学校设立的各类选修课又不能不学，导致自己的平均绩点被拉到了全年级垫底的位置，而短时间内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感觉曾经憧憬的高等学府生活，反而变成了一种折磨和煎熬。
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里曾经分析说，相对富裕的美国家庭会更刻意训练孩子在信息获取和沟通表达方面的技巧，这里既有父母日常行为的耳濡目染，也有父母期望自己孩子日后在社会职场中升迁到管理决策层的考虑。例如，孩子会在家庭环境中听到父母讨论相对抽象复杂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或者父母在工作沟通交流中如何向下属分配工作职责，倾听下属或者上级的需求。这就让孩子早早熟悉了成年人的沟通交流模式，当然，家长还会精心为孩子安排诸如戏剧演出、当众演讲等量身打造的课程。所以，对这些出身优越的孩子来说，用坦诚、平等的态度，以及有效的语言组织，和成年人进行交流，捕捉有效信息，理解对方诉求，往往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
反过来说，相对贫困家庭的孩子，却很少能够获得类似的训练。拉鲁说，这就导致无论在家庭还是学校里，反而习惯于服从和沉默。在访谈中，余毅就表示，大学教学的进度非常快，很多知识点，老师在课堂上就一带而过，自己跟得很吃力，但又不肯“当面找老师”，理由首先是他认为，老师肯定教学科研任务重，非常忙；而其次，就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和老师交流，怕问不好问题”。而另一位学生也在访谈中回忆说，自己大学的班主任其实很贴心，把自己和助教的联系方式都留给了同学们，但他就是没有这个意识，遇到学业中的困惑，主动向老师或者助教求助，直到大三，感觉实在是问题太多了，才狠下心来去和老师接触。
最后，“小镇做题家”在“文化资本”积累方面的缺失，还给他们带来了另一个劣势，那就是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和职场生涯，缺乏系统与前瞻性的规划。
无可讳言，对于这些中小学时期，长期埋头苦读的学子来说，这个问题考虑得并不多，更多的信息来自家长与学校老师的简单灌输，诸如，重点大学就是优良就业的保证，填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填一个当下热门、薪资待遇高的专业，诸如此类。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家长和教师，在认知水平与资讯获取方面的局限性，直接导致这些学生在进入高等学府后发现，实际情况与想象中的，截然不同。
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刘心，就和作者谢爱磊抱怨说，自己从报志愿，到就业，都没有得到过什么认真、切合实际的指点，自己也对此茫然无知。高考填志愿时，文化水平有限的父母难以给到意见，亲戚朋友跟自己说“学前教育”不错，将来就业有保障，于是刘心就不假思索，在志愿表上填了“学前教育”专业。
在大学期间，刘心还是花了一番心思，为自己未来的就业做准备，她想当小学老师，于是又特地辅修了英语，还在大三假期实习的时候，选择了一所小学，给五年级学生上英语课。然而，结果出乎意料，因为她过去中学教育环境的局限，导致刘心的英语口语发音不能满足教学标准，而且政策规定，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无法担任小学老师。无奈之下，刘心最终只能选择了一所家乡的幼儿园，但始终感觉，自己融入不进去，在学校学到的教育技能和知识，没有用武之地。
当然，也有很多“小镇做题家”在采访中也表示，自己有能力，把进入大学后遭遇的低谷和不适应，当做拓展人生可能性和自我提升的动力。毕竟，从现实的职场角度来说，对于相继涌入职场的应届毕业生来说，无论是大学自身的品牌，乃至专业热门与否，都不再是优质就业的保证，因为经济形势与市场需求始终不断变化，在学校中的绩点再优秀，也并不能保证求职者就契合企业与岗位的需求。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层逐渐意识到，招收来自多种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在公司运作中，利用他们截然不同的学科知识和思维模式，促成更多解决方案和创意。另外，对于初入职场的新人，在职场实战中，领导和管理层更看重的，与其说是专业知识，更不如说是能力冰山“在水下的部分”，也就是自我驱动力、创新意识、学习，以及沟通合作等“底层能力”。
在谢爱磊的访谈中，一位化名安然的同学说，帮助自己完成转变的契机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因为自己壮着胆子，报名了学校里的兴趣社团；另一个是老师课堂上的一句教导，叫作“读书不是为了一个好成绩，而是让你的未来有更多可能性”。
很快，由于在社团里热心活跃，大二的时候，安然就被学院学生会“挖角”，当了体育部部长。安然说，有了大一时候社团活动的经验，自己在学生会策划了很多活动，比如田径运动会和篮球新生杯比赛，甚至还能够和其他学院学生会联合搞体育赛事，拉来赞助，请来艺人，既提升了整个学院学生会的影响力，也锻炼了自己策划沟通谈判的能力。所以，大二之后的安然，已经不再是大一时候那个社恐，而是变得外向，安然说自己“和学院里百分之八十的老师都认识，平时保持联系，能够主动帮老师的忙，也能在学习中遇到困惑时候，主动找老师获得指点和建议”。
同时，安然告诉谢爱磊，自己的学业也没有落下，关键秘诀在于不再固守自己中学时代“学霸”的陈旧经验，而是虚心去向了解的同学，以及老师请教。到了大二时候，安然的成绩已经能够排到全专业第六；成绩回升所带来的自信，也让他开始继续拓展在学习之外的生活空间，用他的话说，虽然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综合素质比不上出身城市家庭的同学，但这更应该是自己努力全方位发展，自我提升的理由。在向高年级学长和学院老师沟通请教后，安然决定，发挥自己的长板，选择走高校科研机构这一条发展路径。所以从大三开始，安然就逐渐把业余时间的重心，从社团活动转移到了学校的创新实践计划，可以跟着研究生和博士生一起进实验室，参与课题研究。安然说，自己从中获益匪浅，能够亲自从一个科研项目的开题，到实验设计与操作，一路跟下来，对于本科生来说，是难得的经验。
当然，情况的改善，还要归结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资讯流通。在采访中，很多高校教师也表示，“小镇做题家”并不意味着消极闭塞，他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会在进入大学后，迅速收集信息，做“攻略”。例如，由于网络和社交平台的发达，越来越多的新生，把人际关系攻略的重点，放到自己的前辈，学长身上。在一些新生聊天群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询问各种详细的问题，比如学工，社团经历哪个更有含金量，学院内部有哪些研究助理机会，其他专业的辅修要求是什么，学校和学院又能提供哪些就业实习机会等等，这样能够尽量避免自己走“弯路”。所以说，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在于当事人是否有勇气，在全新的环境里能够向外界敞开自己，接纳变化，勇于告别以往狭窄的衡量标准，在新的环境和规则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用互联网术语说，就是高校为一个学子赋能的途径，不仅在于课堂，更在于他身处的环境，有老师，有同学，有学长，他们能提供的支撑和帮助是各不相同的；同时，校园里的价值取向也是多元的，用某个接受采访的学生的话讲，就是，只要你身上有一丝闪光之处，你就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感到自己有所安放。
好了，到这里，这本《小镇做题家》的基本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从2013年开始，教育专家谢爱磊花费了六年时间，对几百名大学贫困学子进行了持续调查与访谈，深刻揭示了他们在大学阶段学业和校园生活中遇到的困境与阻力。与他们熟悉的故乡熟人社会和严格管理的中学截然不同，位于繁荣大城市，更加开放自由的大学，意味着全新的挑战与难题。
谢爱磊在本书结尾中说，自己也曾是“小镇做题家”中的一员，很早就感到过这种“文化资本”不同带来的苦恼；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自己在中学时代参加英语考试，有一道阅读理解，讲的是一个在机场候机厅里发生的小故事，这就让缺乏类似生活经历的他倍感困惑，感到了一种在学习能力和课本之外的不同。这段小小的经历，也是促成谢爱磊撰写本书的原因之一。
结合本书内容，我们可以得知，来自欠发达地区家庭的高校学子，在大学中遭遇的挑战与困境有以下大致几类，包括难以适应大学中自由宽松的环境氛围，以及全新的主动开放式学习方法，难以突破自身文化壁垒开展正常社交，对未来缺乏清晰规划等等。
作者谢爱磊强调说，这些困境和问题虽然严重，但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访谈中，有不少贫困学子，就依靠自己的韧性和求索精神，及时调整心态，通过建立良好有效的人际关系，升级迭代学习方法，渡过了不适应期，最终顺利毕业，在职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赛道，实现了个人发展与提升的愿景；同时，谢爱磊也呼吁，从学校到教育机构，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一套广泛有效的机制，来帮助这些高校学子实现心态转换与平稳过渡。这项艰巨的任务，也是教育公平理念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书结尾，谢爱磊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诸如在大一入学之初，就请老师与高年级学长对新生进行系统讲解和培训，让他们对大学生活与学习模式有所适应和准备；高等学府，在假期也应该持续对社会公众开放，让青少年了解未来大学生活的日常；同时，高校心理辅助机构的配置与力量也应该加强，对出现心理问题的同学进行及时干预等等。
最后，谢爱磊强调，如果本书中贫困学子遇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高等学府反而会变成一个与社会日益脱节、孤立的“封闭孤岛”。这样的结果，显然与高等教育本身的目标，也就是塑造一批富于理想和知识，愿意普惠社会的年轻人，是背道而驰的。既然高等教育，在今天的世界，被我们赋予了“改变个体命运”的宏大使命，那么如何让所有的年轻人尽量站在一条平等的起跑线上，依然是整个社会不能推辞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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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金榜题名”，顺利考入高等学府并不是人生胜利的终点，而是年轻人新一段人生奋斗与探索的起点。
2.“小镇做题家”进入高等学府后，一般会遇到两大新挑战，分别来自于全新，自由探索的知识学习模式，以及由“文化资本”差异导致的社交生活壁垒。
3.“小镇做题家”破解困局之道，在于心态的改变，勇于利用开放多样性的校园环境，获取资讯，向同学师长求助。同时高等学府也应该积极完善学生心理服务体系，对新生加强培训教育，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