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精英》 陈橘解读

《国家精英》| 陈橘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书是《国家精英》，作者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国家精英》是教育社会学领域的必读书，布迪厄用特定时间、地点的案例，展示了教育复杂的社会属性，告诉我们：教育是社会中很核心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教授知识，还通过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考试怎么考这一整套机制，来分配社会权力、完成社会再生产，让社会一代代运转起来。尽管布迪厄的分析只适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但他使用的方法对后世研究教育的社会意义的学者，有很大启发。

题目中的“国家精英”，指的是法国名牌大学和它们的预科班的学生，也就是我们说的“高材生”。为了更好地理解布迪厄的分析，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法国的学制。

法国初中四年，高中三年，高中以上的教育则实行双轨制：大部分人升入普通高校，但也有10%左右的优秀学生考入预科班，进行一到三年的密集训练，然后通过会考（concours）进入名牌大学（Grand Ecoles）。名牌大学包括我们熟悉的法国学术殿堂巴黎高师、法国高等商学院、巴黎综合理工、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等，它们的地位比普通高校高。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也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国家精英”，在就业市场上也有显著的优势。

这种双轨制，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布迪厄读书的年代。布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的一个边陲小镇，父亲是邮递员，母亲没有工作。他在五十年代经过了前面说的重重筛选，最后考入法国当时的最高学府：巴黎高师。从《国家精英》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个过程的艰辛，即便日后功成名就，身居法兰西学院教授的高位，布迪厄还是不能忘怀，终于在59岁时出版了这本分析和批判法国高等教育体制的著作，并把自己的学术重心从社会理论转向了法国社会中具体的权力问题。

在《国家精英》这本700多页的著作中，布迪厄带着各个高校的学生志愿者，采访名校和预科班的师生、阅读他们的评语和作业、研究他们的出身和毕业去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大学主要的社会意义不是提供教育，而是让阶级的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看上去合法合理。

也许你对这个结论并不感到意外。总有人说“龙生龙，凤生凤”，但也的确有大部分人相信教育能改变出身和命运。在漫长的人类教育史上，任何一种观点都能找到例子支持。比结论更重要的是：布迪厄是如何进行的分析？他又是如何解释：法国大学，这个拥有耀眼光环，又公开鄙视铜臭气的象牙塔，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持续地进行阶级再生产？

布迪厄认为，法国大学完成阶级再生产的方式，就是持续不断地分类。他的分析细节比较多，我们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教育系统通过符号暴力，对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进行分类；二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对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进行分类；三是这些分类能够实现和被人接受的原因。下面我就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分别来讲解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作者首先将目光聚焦在了名牌大学的预科班，和预科班结束时的会考上。会考包含笔试和面试，因为参加的都是尖子生，所以竞争很激烈。预科班的学生一旦通过了会考，就相当于鲤鱼跃过了龙门，而法国的大学严进宽出，上大学后学习好不好反而无所谓了。在准备跳龙门的过程中，预科班就已经用种种让学生信服的话术，把世家和寒门子弟分了三六九等，并把他们的未来“安排得明明白白”。

预科班之所以有这种威信，当然是因为他们把守着名牌大学的大门。实际上，预科班老师、会考考官和名牌大学教授之间，有很大重合——今天帮你画重点的老师，没准就是明天的面试官。并且，部分是为了树立学术象牙塔的威严，部分是为了让学生适应以后上班的工作节奏，预科班的课程被安排得特别紧，一两年时间内几乎要教完全部大学课程，并且教学设计要比大学更枯燥、更应试。学生还需要以几乎一周一篇的频率完成论文，于是他们只能一边接受填鸭式教育，一边在论文中东拼西凑一些故作高深的观点，并越来越怀疑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而老师呢，尽管在和布迪厄进行的访谈中，很多老师自己也承认预科班的课程设置太不合理，但他们跟学生说的仍旧是：这都是基本功，大学的课程比这难多啦！

老师的这种有意无意的集体恐吓，的确换来了学生的尊敬。很多同时在预科班和大学教课的老师都表示自己更喜欢预科班的学生，因为他们会恭恭敬敬地叫自己“导师”，会追着老师提问题，甚至寻求人生规划方面的建议。而大学生经常旷课，连影子都看不到。

就这样，会考赋予了老师一种权威，让他们可以对学生进行盖棺论定。遗憾的是，这种定论很大程度上不是依据能力，而是依据出身。

布迪厄研究了几十年的学生档案，尤其是老师给学生的评语和学科建议，发现出身上流社会的学生普遍收到了最高评价：早慧、有天赋、有创造性，甚至是天才，暗示普通考评体系已经无法衡量他们的卓越。有时评语里还会掺杂一些关于外貌的描绘，类似风度优雅、眼神充满智慧之类，显示出老师的偏心。中产阶级出身的孩子得到的美誉通常是博学、勤奋、聪明，说明他们符合这套考评体系的要求；而出身不好的孩子得到的好评则很可悲：天性老实、品行端正、有进步空间——这一听就不是很高的评价。

这样的划分方式很容易让人想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公民品德的划分：贵族拥有黄金品德：智慧，因此适合当领导人；士兵拥有白银品德：勇敢，所以要去保卫国家；而农民和小生产者只有青铜品德：吃苦耐劳，所以要进行一切生产劳动。类似地，在名牌大学预科班的评价体系中，那些早慧的孩子会被告知，他们将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博学勤奋的中产阶级则会被培养成技术人员、工程师，而被评价为“天性老实”的孩子，整个预科班繁重的学业和严格的纪律，实际上都是为了让他们提前适应，将来成为不起眼的社会螺丝钉。这种评价很难说是客观的，因为预科班的学生，无一例外都已经是这个国家的尖子生。只能说法国虽然早就废除了贵族阶级，但是教育体系还是以“天姿”“风度”的名义保留着贵族特权。

对学生的能力进行评定之余，老师还会根据评语，对孩子未来学什么专业提出建议。布迪厄发现，出身上流社会或者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老师会推荐他们学哲学、法语、数学这些被人认为需要天资的学科，而出身平平的孩子，老师会推荐他们学习历史、语言学、自然、地理等等被认为需要勤奋用功的学科。

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天资是很难用客观标准衡量的，而需要勤奋往往意味着有客观的对错之分。布迪厄发现，那些所谓需要天赋的学科，会考的含水量通常较高。面试时学生聊一聊文学爱好、人生信条就通过了。而那些号称不需要天赋的学科反而有严格的考试。也就是说，老师出于他们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偏见，用学科分流的方式，对出身良好、举止高雅的学生集体放水了，反而对他们口中愚笨的学生百般筛选，甚至百般刁难。

当然，很多情况下，老师的确在出身良好的学生身上看到了更多天赋，因为对于十八九岁的孩子，天赋其实就是他们在学校之外接受的教育和熏陶。上流社会肯定有能力提供优秀的教育，更进一步说，什么叫优秀、哪种教育是优秀的教育，本身也是由上流社会决定的。尤其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他们甚至根本不需要通过预科班进入名牌大学的世界，因为他们自出生起就已经生活在里面了。

十八九岁时收到的评价会对学生的一生产生很大影响。中下阶级的孩子，在这个年纪，就早早被最高学府贴上了“老实”“笨拙”的标签。布迪厄把法国大学的这种根据阶级贴上学业标签的行为称为“符号暴力”——用符号的方式施加的暴力。它甚至比直接的暴力还要有效，因为它把人们无法接受的，变成了人们自愿相信的。如果一个孩子收到的评价是“你就是个工人的儿子，没有光明的未来”，他肯定会生气。就算评价是“你很普通”，也不是很让人信服。但如果学校用貌似客观全面的话术说：“你品行端正，但缺乏变通；记忆力很好，但创造力不足；学习勤奋，工科比较适合你。”这个评价是不是就更容易让人接受了？这就是符号暴力的狡猾和有效之处。

学生一旦通过会考，大部分学生就不再拼命学习。对于他们来说，既然跳过了龙门，不仅预科班学到的知识已经没用了，而且因为将来的工作很少和大学专业完全对口，连大学学习的知识也不怎么重要。真正的工作能力还是要到岗位上去积累。

那么大学不就成了多余的吗？它还有什么社会功能呢？布迪厄通过观察六七十年代法国名牌大学的校园文化和校友活动，得出结论：如果预科班的任务是把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人进行初步划分，并让他们适应将来的工作模式，那么大学的任务就是进一步进行划分，把学生和未来的社会位置彻底对接。

虽然大家都考上了名牌大学，但名牌大学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都有自己的文化、校友圈子，以及就业导向。巴黎高师作为法国顶级学府，筛选出来的是所谓最有天赋、最优秀的孩子，他们经常嘲笑其他学校，比如，他们会说法国高等商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是凭关系混进来的，没有真才实学。然而，就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言，巴黎高师的学生根本比不上高等商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怎么会出现这种错位呢？前面不是说过，会考的目的就是把社会等级包装成文化等级吗？为什么会考成绩最好的学生，成为不了社会地位最高的？

这就涉及了布迪厄最著名的“权力场域里的四个资本维度”理论，也是我们第二部分讲解的重点。

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权势，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的。所谓权势，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资本。资本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类型，布迪厄把资本分为四类：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的威力各不相同，但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人们可以用自己拥有的资本，来置换其他的资本。

巴黎高师的学生经常是教授的后代，他们主要拥有的是“文化资本”。虽然资本代表着权力，但文化资本代表的权力比较弱势，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法国社会对文化的垄断不能像对金钱的垄断那么彻底。高等商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一般出身旧贵族或者大实业家家庭，他们主要拥有的是“经济资本”。经济资本的地位比文化资本要高，换句话说，经济资本转化成文化资本很容易，文化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则没那么容易。绝大部分富家子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雇人帮自己写书、花钱购买荣誉博士学位，都是大企业家的时髦操作。相反，名牌大学教授想要利用文化方面的优势谋求经济利益，就没那么容易。

所谓“符号资本”指的是名望、头衔、荣誉。学生只要挺过了预科班、通过会考进入名牌大学，符号资本就算拿到手了。“社会资本”指的则是圈子、关系，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们主要讨论前两种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

现在，请你在脑海中想象一张白纸，这就是布迪厄所描绘的当时法国教育的“权力场域”。然后，在上面画一个平面坐标系：纵轴代表资本总量，越往上，资本越多，越往下资本越少；横轴代表资本种类，左边无限趋近于文化资本，右边无限趋近于经济资本。那么，在坐标系右上部分，也就是第一象限里的，是资本总量多，且以经济资本为主的人，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出身贵族、政治家或者企业家家庭，就读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或者高等商学院，毕业之后可能从政，也可能进入法国国企或者是大型私企的管理层。坐标左上部分，也就是第二象限里的，是资本总量多，但以文化资本为主的人。他们出身大知识分子家庭，就读于巴黎高师，毕业后当大学和预科班的老师，或者成为其他领域的文化名流。坐标系右下部分也就是第四象限里的，是资本总量有限，但属于优势经济资本的人。他们只能进入布迪厄所谓的“庇护性学校”混一张文凭，换一些体面的符号资本，但是在家长和校友的共同努力下，他们未来的就业前景并不太差，有机会成为中小商人或政府中层。至于坐标系左下部分，也就是第三象限里的，就是资本总量有限，又偏向于文化资本的人了。他们一般出身于小知识分子家庭，就读于某个小师范院校，毕业后继续成为小知识分子。

显然，坐标轴下半部分的人群很希望进入上半部分，而上半部分则不愿意接纳他们。同时，坐标轴的左右两部分也互相瞧不起，希望能增加自己的权力、削弱对方的权力，或干脆获得对方的权力。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和拥有经济资本的人，在大学时代就开始物以类聚，读的书、参加的活动都不一样，并且持续互相较劲。

尽管布迪厄总体上认为，文化资本没有经济资本值钱，但他也意识到，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化资本也会非常有力量。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种种原因，法国引领了全球文化浪潮，知识分子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很活跃。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成为全国青年的偶像，米歇尔·福柯差点当上大使馆参赞……那时候，大学教授是法国社会上最让人羡慕的职业。不过很快，七十年代，随着文化浪潮退去，经济资本在法国重新占据了上风。1970年法国成立了全国名牌大学委员会，由蓬皮杜政府和大企业共同管理，试图扶植经济导向的高校来遏制文化大本营巴黎高师，高等商学院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崛起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在法国大学的权力场域中，用经济资本压倒了文化资本。从那时起，法国的高校普遍更重视领导力、团队合作和实习经历等有助于积累经济资本的能力，而对文化资本没那么看重。巴黎高师的神话也逐渐落幕，不再培养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者。甚至很多巴黎高师的学生偷偷在大二退学，重新去考法国商学院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希望能够拥抱主流商业资本。

说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整个分析太出身决定论了？在布迪厄的描述里，整个法国教育体系就是好几层资本筛网，先筛选资本总量，再筛选资本类型。毕业之后，有时候优势资本换一换劣势的，有时候劣势资本换一换优势的，太阳底下无新事。不熟悉社会学的人可能会有这种疑问：这话也说得太绝对了！布迪厄自己不也是个邮递员的儿子，最后还当上大学教授了呢。熟悉社会学的人则可能质疑：布迪厄的权力场域资本理论太结构主义了，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布迪厄从两个角度回应了，这个看似太死板、太绝对的筛选结构，是如何不死板、不绝对地运作的。

第一点，他指出，正是因为资本不能确保百分之百地转化、你必须多少冒点风险，参加这个会考，这个把社会等级转化成文化等级的仪式才有魔力。下层社会子弟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少数机会，名门子弟也在小心翼翼地避免马失前蹄。经过了考试的“试炼”，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个结构有一定公平性。如果取消了考试，直接按照资本各就各位，那么大家肯定要抗议。也就是说，在法国，布迪厄这样出身平平的人能成为著名教授，表面上挑战了结构，实际上反而维护了结构。

还要注意的是，每一关的公平在下一关都会递减：考上名牌大学的法国贫苦青年，毕业时难以获得和同学一样好的工作，即使同样进入了高校和大企业，也很难成为知名教授或者进入企业核心层。但只要这个结构永远有例外，结构本身就能维持。

至于第二点，布迪厄强调，结构不是事先定好，凌驾在人们头上的。相反，结构只是“行动者所完成的成千上万次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成千上万个效应的集合”，也就是说，结构是一种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合力。因此，结构中的人，完全可以不认同结构的价值、有自己的动机，但他的行为和其他心怀各种动机的人的行为一道，客观促成了这个结构。

举一个例子，有人觉得布迪厄把他遇到的老师都描绘成了偏心上流社会子女的势利眼，这太愤世嫉俗了。但布迪厄并不觉得老师都是故意偏心的。只不过，这些学生的父母也是从预科班考上来的，甚至可能和考官师从同一个“导师”。考官也未必重视同门关系，但是他们接受过一样的教育熏陶，对于什么是智慧的谈吐、什么是高雅的爱好、什么是风趣幽默，有类似的感受；他们还可能看一样的书、读同一份报、给同一个政党投票……这些倾向，布迪厄称之为“惯习”（habitus） 。父母的惯习会传递给子女，而考官更容易欣赏这些子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惯习彼此相似，对“优秀”的概念也彼此相似。

从微观回到宏观，布迪厄认为，正是惯习的力量，让社会的权力运作趋于稳定，使得结构产生。惯习虽然没有实体，但它的力量却不容小觑。文化资本是通过惯习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之为高雅的东西，并没有必然性——如果机缘巧合，大家都觉得放浪形骸、疯言疯语的人更有文化、更高雅，那么这就成了事实。经济资本也时常通过惯习渗透文化资本。比如在布迪厄描绘的法国名牌大学圈子里，企业家校友们不断努力，用他们所重视的领导力、就业情况、收入，甚至用花哨的高尔夫球场和马术比赛来界定好大学，这些特征就真的逐渐成为法国好大学的核心特征，或者说具有这些特征的学校，就摇身一变，成了好学校。你可以说这是幻觉和谎言，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它就变成了社会层面的事实。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结构，也没有什么先天确定的功能。再牢固的结构、再确定的功能，也是被人定义的。个人的行动积累成集体的惯习，集体的惯习又影响个人的行动。不知不觉中，新的社会结构就产生了。

好了，到这里，《国家精英》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我就为你解读得差不多了。布迪厄从法国教育现象说开去，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的方法。

布迪厄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不是教授知识，而是通过不断区分的方法把社会阶层转化为学业阶层，再转化为社会阶层，来完成阶级的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学生和学生背后家庭的惯习逐渐起了作用，大家都参与进这个区分的过程，赋予最后的结果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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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国家精英》是教育社会学领域的必读书，布迪厄用特定时间、地点的案例，展示了教育复杂的社会属性，告诉我们：教育是社会中很核心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教授知识，还通过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考试怎么考这一整套机制，来分配社会权力、完成社会再生产，让社会一代代运转起来。

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不是教授知识，而是通过不断区分的方法把社会阶层转化为学业阶层，再转化为社会阶层，来完成阶级的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