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的现代性》 朱步冲解读

《卫生的现代性》| 朱步冲解读

关于作者

罗芙芸（Ruth Rogaski），美国历史学家，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耶鲁大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清代与近代历史，包括东亚近代的医学史、城市史、妇女与性别史、社会文化史等方向。

关于本书

《卫生的现代性》于2004年出版，其基础是罗芙芸的同名博士论文。为了撰写此书，罗芙芸曾经在天津南开大学进行了两年研究并收集各类档案资料。《卫生的现代性》一书，可以说是作者借近代天津城市公共卫生与医疗状况改革，观察中国现代化变迁的集大成之作。本书出版后，先后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伯克夏女性历史学家会议年度最佳图书”“美国医疗史学会韦尔奇奖” 等奖项。

核心内容

作者以“卫生”概念的变化为切入点，详细叙述了在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的传入后，中国人健康观的改良，以及天津这座中国北方商业城市的变迁。作者进而得出结论，在近代中国，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不仅事关促进国民健康，而是中国近代现代化运动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朱步冲，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芙芸的《卫生的现代性》。

说到卫生这个词，你脑海里肯定浮现出的是勤洗手，勤洗衣服，定期打扫，一尘不染的房间或者医院走廊等诸如此类的景象。在我们的印象里，卫生，意味着“清洁”，“环境良好”与“健康”。确实，从小我们就被家长，老师和医务人员教导，要想健康成长，远离疾病，就要爱干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时刻对细菌病毒进行预防和灭杀，也就是所谓的“讲卫生”。

但是，卫生这个词在古代汉语的原意，并不完全是这样。在古代中国，“卫生”这个词，更多是指养生，与延年益寿。作者考证说，最早有文字可考据的“卫生”，来源于战国时代哲学家庄子。在《庄子》一书中，说道家哲学的创始人老子，有个精通养生之道的学生，叫庚桑楚。别人问他，如何才能延年益寿，也就是达到“卫生”的效果，庚桑楚就说，你就向婴儿学习，顺从自然，保持好奇心，顺从自己内心自发的情绪，就可以。

宋元时期著名道士丘处机就曾对成吉思汗说，卫生之道，就是延长，保卫生命之道。随后，在这种“卫生之道”的基础上 中国传统道家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养生哲学，包括饮食，气功，健身锻炼，服用特定药物和遵守一套特定的起居作息时间表。

比如，有一首假托唐代名医孙思邈撰写的养生口诀《孙真人养生歌》，里面就告诫大家，要想实现“卫生”的境界，要有三戒，不要大怒，不要对外界诱惑抱有强烈的欲望，也不要饮酒大醉，而且要保持一个开心平和的常态心情。

到了明代，著名文学家和道家哲学家罗洪先，写过一本《万寿仙书》，这是一本供普通老百姓学习借鉴的养生百科全书。书里面有一篇《卫生宝训》，说人要想长寿，就该按照不同的节气时间，安排饮食，锻炼方式甚至睡觉时候的姿势方向，这就是所谓的“卫生秘诀”。

不过，传统医学由于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长期发展缓慢，对于许多疾病是束手无策的。在现代医疗科技和公共卫生制度引进中国之前，中国人民和其他第三世界人民一样，体质孱弱，饱受各种疾病折磨，人均寿命也不高，甚至还为此获得了一个耻辱的称号“东亚病夫”。

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在各种先进份子的领导下，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强国之路。如何强壮中国人的体魄，救死扶伤，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卫生”，其实是一个在清末引进现代医学的过程中，从日本传来的日语中文词汇，它集合了健康，医疗，清洁和公共管理等不同概念。这个词，随着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和医学的推广，逐渐被中国人接受。

本书作者罗芙芸，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就对天津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浓厚兴趣，曾经在天津南开大学进行了两年研究并收集资料。在本书中，罗芙芸参考了大量中，英，日等国档案资料，用全景式电影镜头一样的叙述方式，以“卫生”这个关键概念为轴心，描述了天津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医学，城市改造和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变化。在本书中，罗芙芸之所以选择天津，作为自己研究和分析的对象。这是因为，天津，既是近代中国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与文化政治中心，也是最早一批对外开放，与西方科技文明产生交流对撞的窗口，诞生过许多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的“第一”，比第一座政府创办的现代医学教育机构，北洋医学堂，同时，天津也是中国第一座拥有现代化公共卫生管理的城市。

罗芙芸说，在她看来，卫生这个词含义的变化，如同一滴水珠，折射的其实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和革命，也就是现代化医疗和卫生保健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而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探讨现代医疗科技和公共卫生管理如何进入天津，同时来审视，这场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在一个世纪中，如何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和活动空间。对我们这些读者来说，如果你觉得“现代化”是个抽象，宏观的概念，那么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就会对它的内涵和逐步实现的进程，有了一个生动，直观的了解。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来为你讲述这本书。首先来看看，现代医学科技知识的传入，对于天津居民健康的影响。随后，我们再来看看，随着对外开放与公共卫生观念的传入，天津城市结构和几代天津人的公共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50年前，来和作者一起回到19世纪下半叶的天津。在当时文人雅士的诗歌和绘画中，天津有着有“北方小扬州”的美誉：既有大城市的繁华，也有水乡的优美：在这座城市的外围，是碧波荡漾的河流，摇曳茂密的芦苇，中间飘荡着潮湿的水雾，时不时传来撑船船工的号子声。

然而，这一派田园风光，并不能掩盖近代天津，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人民的贫穷与艰辛，尤其是医疗卫生落后导致的健康问题。

20世纪初，北京协和医院的流行病调查组在河北考察时发现，这里农村人口平均寿命不到40岁，年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三十五，婴儿死亡率是惊人的千分之二百，60%的饮用水受到人畜粪便的污染，一个县往往只有在县城有几所开业的医院，将近一半的村庄里，连个土郎中都没有。

与农村地区相比，相对富饶繁荣的天津市，问题也非常严重。作者在书中说，天津周边的地理条件非常复杂，水系众多，被誉为“九河下梢、三会海口”。丰富的水资源固然给农业生产和商业运输带来的便利，但也成为各种流行疾病的传播带来了便利条件，而现代化城市公共卫生系统的缺失和天津气候的极端性，更加剧了这一隐患。

作者罗芙芸考察说，天津城地势低洼，城南城西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地，大运河和其他河流，比如海河各个支流，在这里纵横交错，这就是天津“九河下梢”特征的由来。到了夏季洪水季，泛滥的河水经常会越过南面的城墙，灌入天津城内。泛滥的洪水混合了没有处理过的生活污水，就形成了巨大的污染源，持续危害天津居民的健康。

根据当时有一位名叫刘奎的名医统计，19世纪下半叶，天津当时流行过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一共有72种。从各种历史记载描绘的症状来看，这些传染病可能包括鼠疫，天花，麻疹，猩红热，脑炎等等。当然，传统医学没有办法加以辨别，只能笼统称之为”杂疫”。关于这些流行病的致病源是什么，该如何治疗，在现代医学传入之前，天津传统医学界也一直在争论不休。

当然，天津市居民能享受到的医疗资源，比起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还是强了不少。天津西南的祁县，是华北著名的药材批发集散地，所以天津的药材店铺非常多，生意兴隆。为了方便顾客求医问药，这些药材店铺还能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大夫坐堂问诊，当场把脉开方。比如，天津著名的老字号药店隆顺榕，它的创始人卞楚方就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名医。在当时的天津，医生也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医术高明的大夫的诊断费用非常昂贵，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所谓“医生坐轿，穷家不到”。

根据学者统计，20世纪初，天津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每天不到1元，面对动辄几元，十几元的出诊费和药费，只能望洋兴叹。 在这种情况下，囊中羞涩的普通天津市民如果得了病，只能依靠那些不靠谱的江湖郎中。比如有个剃头匠张子祥，自称专治性病。还有个姓杨的皮匠，大字不识一个，开药方都需要别人代劳，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开起了药铺坐诊。一般病人落到这种水平的大夫手里，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大多数天津人还是希望通过传统的养生方式，比如气功吐纳和打坐，来避免疾病。在晚清时期的天津地区，有一本养生秘籍被广为传播，这就是曾在同治年间，担任天津知府的潘霨，写的《卫生要术》，里面就记载了很多气功锻炼法的招式，从八段锦到易筋经，是一应俱全。

罗芙芸在书中说，直到19世纪下半期，天津依旧没有什么像样的公共卫生服务或者组织，能够起到类似作用的，只有两种，第一种，是寺庙。为了让自己和家人保持健康，免于疾病的侵害，天津百姓只能寄希望于宗教迷信，作者考证说，这也是为什么，在天津的诸多寺庙里，药王庙和天后宫，香火始终非常旺盛的原因。药王庙供奉的是名医孙思邈，天后宫里供奉的是天后，也就是福建人崇拜的“妈祖”，在天后宫里，天妃身边有一群职能分得非常细的神官：比如“子孙娘娘”，能保佑妇女顺利生产，“斑疹娘娘”能保守孩子不出麻疹和水痘，眼光娘娘能保佑人不得沙眼病，诸如此类。

另外，天津市民也会请寺庙里的道士，和聚集在寺庙周围的巫婆，在天津话里叫“姑姑”，来家里给病人作法驱邪。1908年，天津郊区发生霍乱疫情，当地农民的反应，依旧是请神作法，用烧香和舞狮子来驱赶所谓的瘟神。

说完了寺庙，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善堂。善堂，就是由天津富商出面，筹办的民间慈善机构，主要收养孤儿和无家可归的穷人和病人。作者指出，正是通过善堂，一些从南方沿海开放地区传来的西方近代医学治疗方法，得以悄然生根，比如通过接种牛痘来预防天花。这项现代化卫生防疫措施，就是天津著名盐商华光炜于1852年，从广东的西方医院里引进的。他在自己开的善堂“保赤堂”里，给无家可归的儿童和穷人接种牛痘。后来，华光炜索性开设了一个专门给天津老百姓免费种牛痘的“牛痘局”。

作者还在书里说了这样一件趣事：为了劝老百姓接种牛痘，华光炜的“牛痘局”，还把接种的部位，从上臂三角肌改成了上臂更靠肩膀的地方。这是为了让大家相信，接种牛痘，符合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因为这个地方靠近主管肾脏和命门的穴位，而在传统医学里，引发天花的毒素，很可能藏在人的命门里，而牛痘里的有效成分，能够通过这个穴位直抵肾脏，再把毒素导出体外。

当然，这个说法今天听起来非常不科学，甚至很荒诞，但是在当时人民群众科学知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只有这样解释，才能够最大限度，消除人民的抵触和恐慌情绪，疫苗接种才能普及。

当然，罗芙芸在书中说了，从西方传入的近代医学能够逐渐扩大影响，也和天津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通商，进而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是分不开的。

其实，西方近代医学，早在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开拓东南亚殖民与贸易时，就来到中国。只是流传范围有限，在当时的中国并未引发太多重视。直到2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殖民势力从沿海地区渗透到中国内地，近代化的医院才随之传入。到了1905年，整个中国国内、已经有西方医院166所，诊所241个 ，大部分是由各国传教士建立的。

作为对西方列强入侵的反应，洋务运动最初的目的，是要引进军事工业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技术。但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基础科学知识也逐渐传入中国。江南制造总局的英国翻译家傅兰雅，和著名翻译家徐寿，翻译了《化学卫生论》等一系列关于健康和营养学著作。这也是“卫生”这个词汇的意义，首次从养生与长寿，变成了近代医学意义上的健康和清洁。在这些书里，中国人第一次系统接触到了欧洲近代医学的发现，比如传染疾病的根源，在于自然界里的有害物质，在人体内发生了某种生物化学反应，进而证明，如果预防治疗得当，这些疾病的危害，是可以被消除的。

傅兰雅的译作，在当时中国很多思想界，知识界先进份子中，引发了剧烈反响，比如当时居住在天津的著名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他就说，近代欧洲社会，人均寿命大大增加，人口不断上涨，这都是因为科学昌明，医学，营养学研究不断进步，衣食住行样样讲究。所以，中华民族要振兴，人民体质要增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1888年，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在天津建立了北洋医学堂，成为中国第一所官办的近代医学专业教育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第一任天津卫生部部长全绍清，就是这里的毕业生，后来又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公共卫生管理。

李鸿章对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是有直观印象的，自己也曾请外国大夫看过病，所以在医疗科技的引进问题上，十分开明。他曾经说，天津医学院的成立，就是要使西方科学的研究成果，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人民的健康。他还亲自给一部翻译过来的西方医学药典《万国药方》作了一篇序言，说中国传统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在很多临床外科医学领域，实践不足，西方医学既注重临床解剖，又有化学生物等新兴学科来作辅助验证，对于很多传统医学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有独特功效，确实应该关注和引进。

随着北洋医学堂的建立，天津逐渐变成了近代医学在中国北方传播的中心。一部分接受了西方先进医学知识的医生，知识分子，开始认为，医学不仅是单纯治病救人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能不能富强的问题。一些留洋归来的医学家，在天津创办了《卫生杂志》，提出了“卫生救国”的口号。留学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就在杂志上写文章说，卫生关系国家之强弱，人民个人之幸福，疾病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痛苦和生命损失，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一年就是上亿元。

不过，随着西方医疗科技的普及，和现代化医院诊所在天津逐渐落户，天津也变成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两种思潮激烈交锋的前线。虽然直到上世纪30年代，在天津城里开业的医生里，接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大夫人数，只有传统医生的四分之一，但是愿意找他们看病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不看广告，看疗效”。

比如，于1879年开张的马根济诊所，在6年之内，就治疗病人超过3000人，收容住院病人556人，其中549人康复出院。每年，由主治医生，苏格兰大夫马根济主刀的手术就超过500例，一半以上是眼科手术。由于医院的慈善性质，马根济还对前来就诊的天津贫困百姓，实行诊费药费减免，所以广受天津中外各界好评，医院也被天津市民亲切地称为“马大夫医院”。1888年，马根济因为积劳成疾，在天津去世，但他创办的医院却一直存续到今天，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市肿瘤医院。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从业者之间，就有了深深的矛盾，毕竟这关系到各自的饭碗。罗芙芸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说天津传统名医丁子良，就公开宣称，细菌，不过就是传统医学中的致病气体，也就是疫气，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而且，西医的病理学更是一种幼稚肤浅的机械论，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消毒等措施，更是残酷无情，不符合中国传统道德；即使非要承认现代医学有优势，也必须承认传统医学更擅长内科。为此，丁子良还和著名翻译家丁福保，连同支持现代医学的天津大公报打过一阵公开论战，双方各自请来业内名医，社会名流作为声援，一时间成为了社会热点。

这种打论战的主要形式，就是在媒体上揭发对方的医疗事故。所以，在当时的北京和天津的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类主题新闻，就是“庸医杀人”。这个固然是因为当时的报纸要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和故事抓取读者的眼球，提高报纸销量。但背后问题的实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治疗观念在互相攻击。

比如，1903年2月3日，天津大公报上就刊登了一则新闻，说天津有个富人，太太得了饮食困难，吃了就吐的毛病。病人先看传统中医，治了一年都没治好，结果找了一位法国大夫，用了插胃管治疗法，手到病除。所以，大公报这篇报道就得出结论，中医误人。反过来隔了没几天，另一份天津报纸又登消息说，某位退休地方官背上长了脓疮，本来外敷膏药，内服汤药有所缓解，家人非让用西医，结果开刀没开好，死在手术台上了，所以说，真是西医杀人。

作者罗芙芸分析说，这场医学之争，其实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之争。在传统医学从业者心里，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贸然加以否定，就是打击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切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有些人，就干脆否定现代医学的先进性。

反过来说，当时在倡导西方先进医学，科学技术的人里面，也确实有一些人比较过激，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是因为从文化到科技，样样不如西方，所以对传统文化，必须彻底打倒。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对立双方或多或少，都是错误和片面的。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简单回顾了，近代医学科技，是如何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侵入，和中国的洋务自强运动，来到了天津，改变了当时中国人的健康观念，逐步减轻了他们的病痛。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这种现代化的卫生观念，如何改变了天津的公共管理和城市格局。

大家都知道，1856年，为了强制中国打开市场，攫取更多的利益，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58年和1860年，英法联军两次在天津附近登陆，最后占领了天津。

根据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天津也被迫成为向西方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为了威慑清政府，英国在天津留下了驻军，分别驻扎在城郊的海光寺和望海楼，在这些驻军中，也包括随行的军医。为了勘测城市地形，划清租界，英国人开始对天津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当时，天津已经是北方最为繁华的大城市，有20万人口，是大运河的终点，但是英国人发现，如果按照近代标准，天津的城市管理和规划都非常落后，空气质量很糟糕，道路狭窄，到处弥漫着臭味。

这些臭味的来源是什么？作者说了，来自城市到处堆积，无人清扫的垃圾和污水，腐臭的护城河，甚至还来自无家可归者的尸体：民间慈善组织把这些人收殓到棺材里之后，就往寺庙里一放，也没人埋。

所以，英国人为了自己的健康，就让工兵部队指挥中国劳工开始清理驻地周边的环境。作者说，这些行动，也算是天津历史上最早的城市改造：英国人首先把靠近军营的护城河填平了一段，因为污水会导致蚊蝇孳生，带来传染病。随后，英国人还建立了驻军医院，一开始只接受本国病人，后来也开始接待天津本地的中国病人。在当时，英国随军的医生就记录说，天津地区的中国居民，健康状况很不好，结核病，沙眼，天花，霍乱，猩红热等疾病非常流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缺医少药与城市环境落后。

在英国人入驻天津周边之后，天津还遭遇了几场霍乱。这是因为天津开放之后，来自欧洲和东南亚的商品货物也都进来了，来天津作生意，旅游的外国人也增多了，而海关检疫又不严格，导致霍乱从遥远的印度来到了天津。由于当时医学总体还不发达，无论英国大夫还是中国大夫，都没什么好办法。英国驻军这边，能拿出的防疫措施就是把病人强制隔离，然后对出现疫情的街道进行强制消毒。

1899年秋天，义和团运动爆发，引发西方列强组织联军，进行武力干涉。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繁华的天津，再次被战火波及，清军，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在天津周边鏖战超过一个月，大部分建筑毁于战火，至少有数千名天津市民在战争中遇难。在胜利后，联军还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大肆劫掠，并在这里设置了临时管理机构，都统衙门。

中国有句老话“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都统衙门建立之后，如何防止残破的天津变成流行病疫区，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都统衙门成立了卫生部，由英国医生德帕斯负责。为了弥补人手不够的问题，卫生部还把几百名天津乞丐动员起来，把他们命名为“卫生苦力”，在英国和印度士兵的监督下，让他们开始清扫街道，掩埋尸体，对房屋进行消毒、

另外，为了维护城市环境清洁，都统衙门还组织联军士兵成立纠察队，纠正天津市民随地大小便，乱倒垃圾等行为。同时，都统衙门还开始在天津各处修建公厕，当然，不是免费的，中国市民上厕所需要收费，所以公厕虽然解决了一部分市民的内急问题，也变成了列强占领天津后的生财之道。

同时，联军还拆除了天津的城墙和附近的贫民棚户区。这是因为，城墙首先是抵抗外来侵略的堡垒，同时也是天津城垃圾和污水比较集中的地方，把城墙去掉了，同时拔除了一个巨大的污染源，也等于解除了天津的防卫，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是一举两得。

1902年8月，经过漫长艰苦的谈判，清政府从列强手中收回了天津，坐镇天津的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决定把天津当作自己近代化改革的实验基地，于是他对这座古老的城市，进行改建，新增了一系列近代化的城市管理机构。

为了让城市变得美观整洁，袁世凯下令，天津城内的主要大街，一律拓宽，用碎石重新铺路，路边统一修好排污用的明沟，内部砌砖，防止污水渗漏。另外，袁世凯还委托比利时世昌洋行，在天津城内布置了有轨电车，作为交通工具。

在日本顾问的协助下，袁世凯还建立了天津市卫生局，功能同时包括救济穷人，传染病防治和城市清洁。在卫生局的管制下，染布作坊，农副产品加工厂等高污染企业，逐渐从天津市区移到了郊区。

那么，有人要问了，城市清洁到底由谁来搞？袁世凯就从都统衙门那里学来了经验，开始招募没工作的穷人，发个号坎儿，让他们成为卫生局下属的雇员，上街作保洁，就能有一份工资糊口，可谓是一举两得。

城市清洁了，垃圾有人倒了，但袁世凯还有一件大事要解决，就是解决天津人的喝水问题。

本来，偌大一个天津城，市民主要的饮用水来自海河，但是清朝地方政府和民间，完全没有河流排污治理这个概念。天津总是爆发传染病，就和天津市民长期饮用不达标的海河水，和缺乏城市排水系统有关。

为居民提供清洁的饮用水，是现代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19世纪的天津，各家的饮用水，都是由专业的挑水人“水夫”清早从海河，大运河里挑来的，然后储存在每家每户的水缸里。为了去除水中的杂质，天津人把明矾放进水里，沉淀水里的杂质。富裕的人家，会同时在家里放上好几个水缸，把饮用水分别过滤好几次，再饮用。

同时，天津市每天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粪便，也是由这些挑夫挑出城外，倾倒在遍布城外的污水坑里。大量污水日积月累，也严重污染了海河河水和地下水。

那怎么办呢？从1901年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各国租界，分别建设了各自的自来水厂和供水管道和下水排污系统，为租界居民服务。1903年，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一家中外合资的自来水公司，济安自来水公司宣告成立，到了1910年，自来水管道基本铺遍了整个天津城，租界之外的中国老百姓，也逐渐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当然，当时的自来水价格昂贵，一张买水的水票，可能就要花掉普通天津人每天收入的一小半，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天津人民才真正实现了清洁用水自由。

从1903年开始，天津就逐渐变成了一座干净，整洁的近代都市。这里面还有一份功劳，是警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列强虽然宣布把天津行政大权还给清政府，但是，不允许清政府在天津驻军。袁世凯灵机一动，改用警察，因为他了解到，西方和日本，城市治安都是靠警察来维持。袁世凯自己早就已经办了警务学堂，正愁没地方做试点。于是，他从自己的北洋新式陆军里选拔了三千士兵，进行了短期突击培训，编成了10个巡警局，进驻天津。天津，也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由自己的警察来维持治安的城市。

这支巡警队伍，除了维持天津的城市治安，还担负起管理公共卫生的责任，比如监督市民不要乱扔垃圾，抓捕那些走街串巷的，号称能治百病的神棍巫婆，还要检查市面上出售的肉类副食有没有过期，把那些看起来得了传染病的乞丐流浪汉，送进卫生局的医院隔离治疗。

除了巡警这种强制力量，要改变老百姓的卫生观念，更多的还是要靠潜移默化。袁世凯在天津成立了北洋陆军军医学校，聘请日本军医平贺精次郎为总教习，设立的课程就包括传染病学，细菌学，与公共卫生管理等等。这所学校，累计培养了医生400多人，药师100多人。

作者说，北洋陆军军医学校的建立，不仅让北洋新军的官兵，有了近代化的医疗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他们退伍之后，也能把在军营里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和医学知识带回故乡，影响更多的父老乡亲。

除了军队，另外一个普及现代卫生观念的重要基地，是现代化的学校。前面说过，天津是洋务运动在北方的基地，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所以各种现代化的新式教育机构，就在天津不断涌现，比如著名的南开大学和附属的南开中学。学生们在这里不仅接受了现代化的知识教育，也培养出了新式生活习惯，比如吃饭夹菜要用公筷，宿舍定期要用石碳酸消毒，经常洗手洗澡保持个人卫生等等 。同时，学校里的年轻学生，也是各种社会宣传运动的主力。天津市的学生，在卫生局和医学界的倡导下，开始给天津市民，举办各种卫生宣讲活动，宣传说，中华民族要想自强自立，就必须要强健体魄，过一种全新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以号召大家，要讲究饮食卫生，保持身体和居所清洁，消灭蚊蝇，锻炼身体等等。这些，在今天听起来也许很平常，但是在当时民众卫生健康常识匮乏的情况下，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不仅如此，随着天津变成一座开放的商业城市后，各种国外的消费品，和生活方式，逐渐被引进。作者举例说，比如天津最主要的报纸，《大公报》上，开始刊登各种进口药品和清洁杀菌类日用品广告。很多进口日用商品，为了招揽生意，名字里加上了“卫生”两个字，作者分析说，这就说明，在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意识里，开始逐渐形成了“卫生”观念：比如进口的美国棉质内衣，就被叫作“卫生衣”，放在衣柜里除菌的樟脑丸，也被叫作“卫生丸”。

在本书快结尾的时候，作者罗芙芸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津卫生局开始给老百姓注射霍乱疫苗，民众是踊跃前往，平均每年有八万多人接受注射，一扫以往那种疑神疑鬼的怀疑态度。 昔日城北那些香火旺盛的寺庙，也逐渐消失，被商业区和住宅区所替代。与此同时，一座座全新的现代化医院和公共卫生医疗机构，在天津城各个角落不断涌现。作者认为，这不仅预示着，天津的公共卫生管理和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更说明，先进的健康卫生意识，在天津人民心里已经扎下了根，让他们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

好了，说到这里，这本《卫生的现代性》的主要内容，就差不多为你介绍完了。那么，作者想通过这本书讲述一个什么道理呢？这个作者罗芙芸自己就说了：在中国，卫生这个词含义的转变，讲述的是一个复杂的中国故事：它既是现代医学知识与治疗方法进入中国，延长了中国人民的寿命，解除了疾病带来的痛苦的历史，更是一场城市现代化升级，政府不断加强城市公共治理，向社会大众普及新生活风尚的运动。

虽然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管理，是从欧洲引进中国的，但作者罗芙芸在书中不断强调，天津，甚至整个中国，在医疗卫生和公共管理上的落后，并不意味着中国国民素质落后，而是发展中国国家长期封闭和贫穷的结果。

如果我们看看历史，就会发现，欧洲医学的进步，和对于公共卫生的重视，也就是比中国早了几十年，比如英国对于城市公共场所和平民居住区环境问题的大规模治理，是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而天津成为一个开放对外交流的城市后，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也开始向一座讲究公共卫生的现代城市逐渐转变，而且这种转变还是在社会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实现的，无疑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

另外，罗芙芸还强调，现代医学传入中国时，由于与传统医学在治疗方法，理论上的巨大差别，让中国人产生了各种疑虑，甚至恐惧，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情绪。事实证明，经过持续的国民教育启蒙，这些疑虑和恐惧自然会消失。

回首往事，天津人民真正享受到普惠型医疗服务，和彻底现代化的城市环境，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建立了一系列公有制医疗机构，这才预示着“卫生”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也标志着中国的伟大复兴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腾飞阶段。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喜欢历史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现代医学传入中国时，由于与传统医学在治疗方法，理论上的巨大差别，让中国人产生了各种疑虑，甚至恐惧，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情绪。事实证明，经过持续的国民教育启蒙，这些疑虑和恐惧自然会消失。

2. 现代医学知识与治疗方法进入中国，延长了中国人民的寿命，解除了疾病带来的痛苦的历史，更是一场城市现代化升级，政府不断加强城市公共治理，向社会大众普及新生活风尚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