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与人类历史》 丹阳解读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 丹阳解读

关于作者

约书亚·S.卢米斯(Joshua S. Loomis)，微生物学家，美国东斯特劳斯堡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曾在迈阿密西尔韦斯特大学癌症研究所从事癌症新型疗法的博士后研究。在美国诺瓦东南大学从教十年中，他主要教授微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与传染病课程，自2015年起在东斯特劳斯堡大学继续教授研究微生物学，在Journal of Virology和Nature Immunology等著名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

关于本书

在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传染病塑造着我们的社会，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卢米斯教授为我们聚焦并还原了十场影响人类历史的传染病，分别是鼠疫、天花、疟疾、肺结核、斑疹伤寒、黄热病、霍乱、大流感、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通过讲述这些传染病发生的历史背景，临床症状、统计数据、病理生理学原理，导致的致命后果，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呈现了传染病与人类发展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核心内容

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传染病都是由病毒、细菌或寄生虫这三种病原体引起的。在一些公共卫生条件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疟疾还在肆虐横行。在与疟疾的抗争中，人体表现出强大的适应力量，通过基因变异来对抗疟疾。肺结核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致命的疾病之一。在与肺结核的战争中，人类在对抗生素的探索上实现了重大突破。1918年大流感，是现代医学兴起之后，人类遭受的杀伤力最大的一场流感。在此之后，人类逐渐改变了疫苗研制的方式，从被动应战变为主动迎战。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丹阳。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传染病与人类历史》。

说到传染病和人类的关系，我想身处在当下的我们都有着切身的体会。自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历了许多改变。消毒液已是家中常备，健康码是出行的前提，口罩前所未有地成了生活必需品。在和平年代里，我们因为这场传染病，感受到了如临大敌与死亡气息。正如张文宏医生为本书做的推荐语所说，传染病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发展，并且如影随形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了解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以史为鉴，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

但这个话题算不上新颖，贾雷德·戴蒙德在他那本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就向我们展示了，欧亚大陆的文明如何在高致命病菌的协助下，征服了其他大陆。在《瘟疫与人》这本书中，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则向我们展示了瘟疫与人类较量的大历史。比如，公元前430年到公元前429年，雅典与斯巴达厮杀得难解难分，一场瘟疫是如何让雅典走向颓势，从此改变地中海世界的格局。又比如，被称作黑死病的鼠疫，如何改变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格局；天花病毒又是如何在1520年帮助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这些鲜活的历史故事让我们看到，传染病真的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两本书，听书栏目都已经解读过，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找来听听。

今天这本《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作者约书亚·S.卢米斯教授是一位微生物学家。他在宾夕法尼亚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美国诺瓦东南大学和美国东斯特劳斯堡大学，在他教学和研究的十余年里，微生物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与传染病是他的主攻方向。所以，可以说，在传染病如何影响人类进程的问题上，他是一位专业的向导。

在书中，他为我们细致还原了十场影响人类历史的传染病，分别是鼠疫、天花、疟疾、肺结核、斑疹伤寒、黄热病、霍乱、大流感、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从他的讲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十场改变人类的传染病是如何发生的，它们的背景、病因、病理生理学过程、临床表现是什么，都造成了怎样致命的后果，以及这些传染病与人类历史、宗教、社会、科技之间复杂、深刻的关系。

在今天有限的半小时内，我肯定无法穷尽这十场传染病，只能从中选三场来为你解读，分别是疟疾、肺结核、流感。为什么会选这三场传染病呢？

原因有三。一是卢米斯告诉我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绝大多数流行病都是由寄生虫、细菌和病毒这三种病原体引起的。而疟疾对应的是疟原虫，也就是一种寄生虫；肺结核对应的是细菌，也就是结核杆菌；大流感对应的是病毒。我希望通过这三种疾病，为你介绍清楚三种病原体的致病机制。二是这三场传染病对我们人类的影响是不同层面的。比如，疟疾影响了人类的基因进化，肺结核促使人类实现了抗生素研制的突破，而流感彻底改变了疫苗的研制方式。三是，虽然我们已经战胜了可怕的鼠疫和天花，但至今都没能战胜这三种疾病，因此，我们既能从中看到人类的智慧，更能认识到人类的局限。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场传染病与人类历史的冒险之旅。首先，看看人类是如何用“适者生存”的逻辑对抗疟疾的；其次，看看面对磨人的肺结核，人类在抗生素的研制上实现了怎样的突破；最后，看看流感这种看似最普通的传染病，如何彻底改变了疫苗的研制方式。

好，先来说疟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的数据，疟疾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每年有多达3亿人感染，其中约43万人死亡。90%的病例和死亡都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并且大多数是5岁以下的儿童。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教授及其科学团队发现的青蒿素正是对抗疟疾的药物。但正如屠呦呦所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人类与疟疾的战争由来已久，且远没有结束。

回看对抗疟疾的漫长历史，人类的努力可谓是全方面的。19世纪20年代初发现的奎宁，一度成了治疗疟疾、预防疟疾的特效药；除此之外，消灭传播疾病的蚊子，也曾是人类对抗疟疾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我今天重点要给你说说，在这些医疗和公共卫生手段之外，人体是如何通过改变自身的基因，来对抗这种顽固的传染病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疟疾是如何传播的。

疟疾的病原体是疟原虫，它无法独立繁殖，要靠寄生在人体的红细胞内为生。而红细胞是人体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大的作用是为人体的各个组织输送氧气。一旦红细胞数量减少，人体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贫血，严重的贫血甚至会危及生命。

疟原虫是从哪儿来的呢？据考证，它大约起源于1亿年前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某个地方，寄生到人类身上，可以追溯到早期原始人出现后不久。但原始人的群落，人口密度低，部落间隔远，阻碍了疟疾的广泛传播。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们的居住密度开始变高，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向农牧业转变，也间接促进了疟疾的媒介——蚊子的繁殖和传播。

蚊子，是疟原虫寄生和传播的重要媒介。这种身长不到2厘米，体重仅有2.5毫克的小昆虫，杀死的人数可能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多。蚊子在吸食了疟疾感染者的血液之后，疟原虫会在蚊子体内进行繁殖，等到叮咬下一个人的时候，蚊子唾液中的疟原虫会进入新宿主的血液中。

那么，进入人体内，从感染到发病又是怎样的过程呢？又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疟原虫进入血液之后，会迅速转移到肝脏，入侵肝细胞，潜伏一段时间后开始繁殖。疯狂地繁殖会让肝细胞破裂，释放出一种叫作“裂殖子”的寄生虫细胞，分裂的裂，繁殖的殖。一旦这些裂殖子进入红细胞内，它们就会开始疯狂吸收营养物质——血红蛋白，并进行多轮繁殖。这个过程中，寄生虫的体积会急剧扩大，最终把红细胞撑爆，再去感染更多正常的红细胞。因此，疟疾会周期性地造成大规模红细胞的死亡。这个破坏过程会让人体感觉冷，而当免疫系统开始反击的时候，人体又会觉得很热，这种忽冷忽热的“打摆子”状态，是疟疾最主要的症状。除此之外，还伴有肌肉疼痛、疲劳、恶心等症状，听起来很像是流感。但你别觉得不严重，如果得不到恰当的治疗，严重的并发症，如贫血、呼吸窘迫、肾衰竭等，都有可能让患者更虚弱，甚至死亡。

虽然疟疾不像鼠疫和天花，一旦得了就难逃一死，但是疟疾的杀伤力仍然很大，因为这个疾病最致命的武器在于反复感染。在疟疾流行的地区，人们几乎每年都会感染疟疾，这种反复感染，最终会让患者丧失行动能力。

反复感染就意味着人体无法对疟原虫感染产生完全的免疫，这在当时，给疟疾的治疗和疫苗的研发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那么，面对疟疾，人类只能接受反复感染直至丧失行动力的命运吗？当然不是，人类非但没有投降，反而从自身进化的角度，找到了解决方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体是如何抗击疟疾的。

进化论告诉我们，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会根据环境的需要来调整自身的“工具包”。比方说，人类在直立行走之后，就不再需要尾巴来保持平衡，尾巴也就消失了。再比方说，一些后天失明的人，会进化出超出常人的听觉、触觉。所以，人体会在进化中优化我们的基因，以适应生存。面对疟疾，人类也调整了工具包，只是方法有点特别，那就是用疾病对抗疾病。在疟疾高发的地区，一些致命性的遗传疾病，如镰状细胞贫血、地中海贫血、溶血性贫血，都有着很高的占比，这些疾病正是对抗疟疾的有效武器。

我们在前面说过，疟原虫摧毁人体的方式就是入侵红细胞，吸食营养，完成在红细胞内的繁殖。但只有正常的红细胞可以让疟原虫寄生和繁殖，如果一个人的红细胞数量少，或者形状畸形，都无法给疟原虫提供充足的寄生、繁殖空间。而无论是镰状细胞贫血，还是地中海贫血，都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红细胞异常。这虽然增加了患致命血液病的风险，却也提高了患者对抗疟疾的能力。

我们先来看镰状细胞贫血是如何帮助人体抵抗疟疾的。我们知道，红细胞原本应该是两面凹的圆饼状，但是变成镰刀形之后，疟原虫就不能在红细胞内寄生和繁殖了。因此，有镰状细胞特征基因的携带者，对疟疾的抵抗力要比正常人高很多。据统计，这种抵抗力能高出90%。

第二种，地中海贫血也可以对抗疟疾。地中海贫血会导致红细胞的畸形率非常高，任何一点压力，都会触发免疫系统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疟原虫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繁殖和分裂，感染也就被制止了。

第三种抗击疟疾的疾病是溶血性贫血，和人体内的酶有关。人体的细胞在消化营养、生长、分裂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酶的参与。G6PD酶和PK酶对红细胞的健康至关重要，而缺乏这两种酶，就会导致严重的溶血性贫血。不过因祸得福的是，这种情况下，红细胞也会因为承受不住疟原虫繁殖带来的巨大压力，而迅速被脾脏杀死。由于消灭得迅速，疟原虫没有足够的时间繁殖，也就不会发展到疟疾。书中有数据显示，这两种酶的缺乏，是地球上最常见的，影响了地中海、东南亚、非洲和印度地区4亿多人。

从上面这三种对抗方式，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疟疾的影响，人体红细胞的一些基因突变在部分人群中被长期保留了下来。现在，人类对抗疟疾的药物已经有很多，但是依然面临抗药性的严峻考验。而人体抗击疟疾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如何通过改变自身的基因，实现对传染病的抵抗。这虽然是权宜之计，却也是人体一种适应性的对抗，这也无疑增强了我们战胜疟疾的信心。

如果说对抗疟疾体现了人体适者生存的进化逻辑，那么，对抗肺结核就体现了人类的智慧。

说到肺结核，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里面，拿人血馒头治的病就是肺结核。肺结核俗称“痨病”，它的病原体是细菌。说到细菌，人类历史上最可怕、最具破坏性的传染病，多半都因为它，比如鼠疫、霍乱、麻风病等。细菌也是有生命的单细胞生物，它不用寄生于宿主，就可以实现自我复制和新陈代谢。

你可能想象不到，肺结核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最致命的疾病。

说它古老，是因为，肺结核早在至少17000年前就从牛科动物传到了人类身上。在距今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残留物上，人们发现了肺结核细菌。说它致命，是因为，肺结核在历史上总计杀害了20亿人。即便是现在，全球也有超过20亿的人被认为感染了肺结核的病原体——一种叫作结核分枝杆菌的小细菌，而每年都有100万到200万人，死于这种结核杆菌。

肺结核虽然古老，但却是在18世纪欧美的工业革命时期，才显示出冷酷杀手的面目。工业革命之前，大部分人都在乡村地区过着相对隔绝的恬淡生活。18世纪50年代，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市谋生。二三十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在当时很普遍。这样的居住和工作环境，给肺结核的传播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分枝杆菌能够长时间悬浮在空中，一个肺结核病人咳嗽一下，很可能在他附近干活或者睡觉的工友就会被传染。作者引用了一组数据，据保守估计，工业革命期间，肺结核导致的死亡增加了2到3倍，西欧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命丧于此，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城市杀手。

那你可能要问了，既然肺结核的病原体是细菌，那么有了抗生素，问题是不是就有解了？

然而，无论是大名鼎鼎的青霉素，还是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发现的磺胺类抗生素，统统对肺结核无效。这个事实令广大肺结核患者失望，甚至绝望，但也激起了全球科学家的斗志，一场抗生素的革命就此打响。

寻找对抗结核杆菌的抗生素，过程并不顺利。起初，科学家们发现了两种有效的抗生素，但它们的毒性太大，无法用于人体。最终，对抗结核分枝杆菌的抗生素，是一位名叫艾伯特·沙茨的年轻研究生，在教学楼旁的堆肥里发现的。他从堆肥里分离出了一种新型灰色霉菌品种，这种霉菌产生的化学物质——链霉菌，被证实能抑制结核分枝杆菌，并且可以用于人体。

链霉素成为继青霉素之后，第二种应用于临床的抗生素。发现链霉素的过程，给了科学家们很大的鼓励和启发。接着，各路化学家、微生物学家纷纷开始寻找对抗肺结核的抗生素，之后又有PAS——一种阿司匹林的衍生物和INH——一种化学物质，被发现并证明对结核杆菌有效。一时间，结核杆菌遇到了很多新对手。

但是，当人们以为肺结核即将在人类身上消失时，它却给了人们当头一棒。一些通过抗生素已经“治愈”的患者，还是会死于肺结核。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结核细菌的基因产生了随机变异，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公布的报告显示，35%的新发病人体内和76%曾经接受过抗生素治疗的病人体内，发现了多重耐药结核杆菌，而在这些受试者中，有14%的病人产生了广泛的多重耐药结核杆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可以根治他们的肺结核。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治疗层面找到了成效显著的方法，那就是，DOTS——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说白了，抗生素的耐药性很大程度上来自用药不规范。肺结核的治疗通常需要几个月连续服用抗生素，特殊情况下，甚至会持续一年。这样长周期的治疗下，不按时按量地服用药物，或者疗程还没有结束，就自行停药的情况很容易出现。那么短程化疗的方法，就是要求病人到诊所，当着医务人员的面按时按量按疗程地服药。这样一来，不仅能治愈更多的患者，还可以延缓耐药性的出现。

尽管身处21世纪，我们对抗疾病的手段已经非常丰富，有越来越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多样化的诊断工具，疫苗的研制和抗生素的生产技术也越来越成熟，我们受到的保护似乎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肺结核依然是世界上第二大致死的传染病。虽然，我们在与它的交手过程中，找到很多抗生素对抗它，但是我们也只是减缓了肺结核的传播，并没有完全将它消灭，并且抗生素耐药性的威胁始终都在，肺结核和人类的故事也还将继续。

最后要介绍的这个传染病，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流感了。你可能会想，流感再严重，也不过就是个感冒，能有多致命呢？事实上，即便是现在，每年还有超过30万人死于流感，而其中多数病人都会死于肺炎或心力衰竭这样的严重并发症。虽然流感疫苗已经相当普遍，但是许多流行病学家还是警告我们，流感病毒对人类依然是个巨大的威胁。

病毒是人类目前已知的最小的病原体，它大概只有人体细胞的千分之一。那么小，杀伤力却很惊人。纵观人类历史，那些让人闻风丧胆的疾病，幕后黑手都是病毒，例如天花、艾滋病，以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1918年的大流感。

这样小的病毒是如何杀人于无形的呢？要知道病毒的结构非常简单，要靠寄生才能实现自我复制。一旦进入宿主的细胞里，病毒就会开启疯狂的复制，数百万个新病毒颗粒就此诞生。这个过程会加速正常细胞的死亡。等细胞死了之后，病毒颗粒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再去感染其他正常的细胞。随着病毒系统性的扩散，人体的组织就会受到损伤，这是它攻击人体的方式之一。除此之外，有些病毒还能通过激活宿主的免疫系统，让宿主对感染产生过度的应激反应，从而损伤宿主。1918年的大流感，就是这种致病机制。

那场流感，可以算是人类遭受的最严重的传染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传染性和致命性两个方面来感受一下它的威力。

首先看传染性，这场流感很可能起源于美国，之后，在一战期间随着美军向法国的迁徙而传遍欧洲大陆，紧接着迅速传播至世界各地。据说，当时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感染了这场疾病。再来看致命性，卢米斯在书中说，这场流感仅在短短一年内就夺走了5000万人的生命。后来有一些估算数据显示，这场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接近1个亿，比黑死病100年间致死的人数还要多，造成的伤亡人数是一战伤亡人数的3倍。也是因为这场流感，人类的总预期寿命降低了10岁以上。

而更离奇的是，其他流感攻击的多是老弱病残，但是1918年的流感病例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在20岁到40岁之间，数百万年轻、健康、没有基础病的人被它夺走了生命。但这还不是最让人震惊的地方，很难想象，这场流感是在现代医学已经获得长足发展之后出现的。当时，人类已经有了系统的细菌学，还研发出了疫苗，却都没能阻止它的脚步。

有句话说，“不是我方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1918年的大流感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流感都不同，它的进展快速且异常。很多病人早晨醒来时还一切正常，结果等不到天黑就死了，肺部通常充满血腥黏液。这样反常的病理现象，困扰了人类将近90年，直到2005年，人们才揭开了这场1918年大流感的谜底。研究发现，最严重的损伤恰恰不是病毒引起的，而是人体自身引起的。通常病毒入侵人体时，免疫系统都会快速响应，杀死已经感染的细胞，提醒正常细胞防御，但是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引发了免疫系统的暴发性反应，相当于免疫系统防卫过当，造成了人体内大面积组织的死亡。因此，免疫系统越强的人，感染的反应也越剧烈。换句话说，人类对抗这场流感病毒，诠释了什么叫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按照常理，我们会认为，这样一场几乎席卷了全球，致死5000万人的大流行病，一定会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影响。但现实是，这场流感却没有促使人类在应对流行病威胁方面的改革。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卢米斯试着给出了以下两点解释。首先是流感发生的时间很特殊，刚好是一战结束的那一年，当最致命的疾病和最广泛的战争结合在一起，人们已经疲于应对；其次是流感持续的时间很短，它并没有像鼠疫和艾滋病那样持续很多年，也不像黄热病或霍乱那样，时不时复发一下，仅仅一年多，它就彻底从人类历史上消失了。因此，卢米斯感叹道，与其说这场流感是一场瘟疫，不如说是一场自然灾害。

虽然1918年这场略显特殊的流感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太多实质性的改变，但之后，在人类与流感的抗争中，我们逐渐从被动应战变为主动迎战，这背后的关键点就是疫苗研制的革新。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测试的流感疫苗，是1936年由苏联科学家阿纳托利·斯穆洛丁采夫发明的。当它被注射到人体并让人产生抗体之后，接种者确实具备了免疫力，通常不会感染流感病毒。大约在同时期，美国的科学家也开始了流感疫苗的研制，牵头的是一位名叫托马斯·弗朗西斯的医生。不同于苏联科学家的疫苗，弗朗西斯研制的是灭活疫苗。正是因为这款疫苗的产生，确保了二战期间大批美国士兵免受流感的侵袭。这个阶段可以算是流感疫苗的开创阶段。

在接下来流感疫苗的研制中，人类迎来了第二个关键阶段，那就是积极应战。在寻找适用性最广、最安全的流感疫苗的过程中，科学家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可能会变异成不同的毒株。1933年，人类分离出了第一种流感病毒，那就是甲型H1N1病毒，而1940年又发现了一种新的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这两种病毒有着明显的蛋白质差异，这就意味着，针对H1N1的疫苗是无法对抗乙型流感病毒的。因此，一个革命性的时刻就出现了，二价疫苗就此诞生。所谓二价疫苗，就是这款疫苗既有甲型流感病毒，又有乙型流感病毒。这类疫苗在之后的十多年里被广泛应用，确实减少了流感的感染和死亡。但问题就在于病毒的变异不会停止，变异的毒株会不断出现，那么，在新毒株的出现和疫苗的研制与使用上，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时间差。这就导致疫苗的研制往往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

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这就要变被动为主动，通过预测病毒来提前研发疫苗。这也就来到流感疫苗研制的第三个阶段，主动迎战。1952年，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一个流感监测项目，这个项目通过在全球各国建立国家监测中心，来监测当地出现的流感病毒株。最初，这个项目只有一些流感高发地区的实验室参与，目前已经扩展到106个国家的136个中心。这些监测中心会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的区域中心发送检测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在汇总了全球的数据之后，会预测本年度最有可能出现的流感毒株，通过预测流感病毒，提前研发疫苗。虽然预测一定会有误差，但是，以这样的方式研制流感疫苗，比等到流感暴发了再去应对，积极有效得多。

这种变革也重塑了疫苗厂商的生产方式。要知道，在这之前，研制一款有效期只有一年的疫苗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成本太高。但是，从更长远的社会经济角度来考量这场变革，就会发现，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卢米斯用数据告诉我们，每年美国有20万人会因季节性流感生病，甚至是住院，而这会造成将近8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健康角度来说，每年依据预测研制流感疫苗，都是必要的。这也是人类目前面对流感能做的最有效的事。

好，关于疟疾、肺结核和流感的精华内容我就为你解读完了，我们再来简单总结一下。

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传染病都是由病毒、细菌或寄生虫这三种病原体引起的。在公共卫生条件差的那些国家，疟疾还在肆虐横行。在与它的抗争中，人体表现出适者生存的强大力量。肺结核，世界上第二大致死的传染病，也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最致命的疾病。在与它的战争中，人类在抗生素的探索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不过至今我们都没能完全战胜肺结核，抗生素虽然有效，但耐药性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1918年大流感，可以算是现代医学发展之后，人类遭受的最严重的流行传染病之一。人类在之后对抗流感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疫苗研制的方式，从被动应战变为主动迎战。

卢米斯在本书的最后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可能面对的两大威胁。第一大威胁是对抗生素的滥用。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每年将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耐药性的感染。他发出警示，如果我们不立即对抗生素的使用作出重大改变，流行病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让我们回到医学的黑暗时代。第二大威胁是伪科学的挑衅。以疫苗为例，美国曾一度出现了对麻疹疫苗的误传，很多家长听信谣言，不给孩子打疫苗，这让原本已经消失的麻疹在多个州卷土重来。这种伪科学的传播，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它让致命的传染病有了喘息和生存的空间。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人类自己。

这本书首次出版是在2018年，当时，世界还在井然有序中日复一日。然而，卢米斯在本书最后一章中的一句话，却神预言了两年后的世界，他写道：“人类离全球灾难只差一场传染病的距离。”如今，新冠疫情还没结束，病毒还在不断变异。这一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在这样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人类的渺小与局限。不过回看传染病与人类的历史，回顾疫情以来人们所做的努力，还是让我们相信，虽然传染病可能会带来全球灾难，但是人类不会放弃抵抗，我们也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重建安定的生活。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这本书的电子版已经附在文稿末尾。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绝大多数流行病都是由寄生虫、细菌和病毒这三种病原体引起的。

2. 人体抗击疟疾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如何通过改变自身的基因，实现对传染病的抵抗。

3. 至今我们都没能完全战胜肺结核，抗生素虽然有效，但耐药性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4. 人类在与流感的抗争中，逐渐从被动应战变为主动迎战，这背后的关键点就是疫苗研制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