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 杨以赛解读

<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 杨以赛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

选文科，还是选理科，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都面临过这个问题。正因为这个问题，文科和理科展开了漫长的较量。今天看来，在这场较量中，理科似乎越来越占上风，而相对的文科则越来越处于下风。在这个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甚至出现了不少“废除文科”的声音。比如在有很强人文教育传统的英国，高等教育大臣如今也开始宣称，“那些无法让学生找到工作或继续深造的学科，对花费了大量精力的学生和纳税人来说，就是一种失败。”

今天的这本书针对的就是这一系列“废除文科”的声音。201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请注意，文部科学省不只负责文科，它是日本统管教育、学术、体育、文化、科技、宗教等方面事务的行政机构，当时它向国立大学发了一则通知，说要缩减、合并，乃至废除人文社科与师范类学部。一时关于文部科学省要废除文科的声音四起，引起轩然大波。其间文部科学省不得不向社会解释说，这则通知存在文字错误，它的要点不在废除文科，而是考虑到日本18岁人口的减少，希望部分专业，尤其是师范类专业，要调减规模。但这样的解释于事无补。媒体不断发起对文部科学省的声讨。甚至有教育评论家直接发文骂道：“文部官僚都是些蠢货，所以才有这样混账的通知。”

本书的作者吉见俊哉，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东京大学的副校长，一直以来关注大学的发展。在他看来，不管日本政府的通知是不是被误会了，也不管日本民众和媒体的情绪是不是反应过度了，在日本，“文科”的衰落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觉得这起事件倒是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文科，它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面临怎样的困局，以及我们到底该用一种怎样的态度对待它。这其实也就是他这本《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的主要内容。

好，接下来，我分两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日本文科“衰落”的经过，或者说“重理轻文”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都说“文科无用”，那文科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它有用在哪些地方？

好，我们首先来看“重理轻文”的局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同文科和理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甚至还会认同文科生和理科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生，文科工作和理科工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但其实，文理分科其实是近代之后才有的事情。在大学创立之初，并不存在文理之分。

中世纪的大学，只有“有用之学”和“自由之学”。这“有用之学”包括三个学科，对神“有用”的神学、对国家“有用”的法学，以及对人“有用”的医学。“自由之学”，实际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博雅之学（liberal arts），其中既有文科，比如文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也有理科，比如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在这种“博雅之学”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大部分都文理兼修。比如确立了解析几何原理的笛卡尔，发现了微积分方法的莱布尼茨，他们既是数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

到了19世纪，民族主义国家在欧洲兴起，以及资本主义借着产业革命的契机在欧洲迅速发展，原来被认为是在为宗教和精英阶层服务的大学，被要求更多为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为国家科学产业的发展服务。在这个背景下，理科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凸显，它逐渐也就从“博雅之学”中独立了出来，分化成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统称为“理学部”，而作为古典教养的哲学、文学、史学则相对被放入到了“文学部”，由此原来殊途同归的两门学问，开始被视为完全不同的学问。

可以说在一开始，理科就因为紧密契合了近代产业化的大潮，而占据了更为主导的地位。甚至理科会被认为主导了社会进程的变化，比如19世纪以前的土木工程学、19世纪末的机械工程学、20世纪的电气工程学、二战末期的核工程学，它们总是与社会进程的步调保持一致。而相对的，文科却总是滞后，甚至排斥和制约这一进程，它也就不可避免会被排挤到被动接受变化的位置。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日本的情况。其实最早日本的大学不都是以理科为中心。日本的国立大学是在明治十九年、也就是1886年设立的，当时日本国家的重心由建设转向了对于现状的维持和管理，着力建设国家的法制秩序，这一点渗透到大学，使得法学部的话语权大大提高，甚至逐渐形成了垄断的局面。但这个局面并未维持多久，很快就被20世纪初的战争打破了。

第一次世纪大战后，日本出于对增强军事实力的需要，加强了对理科系研究所的建设。在一战的直接影响下，理科系研究所的开设数量激增。“理化学研究所”“海军飞机试验所”“大阪工业试验所”“陆军科学研究所”等海陆军各类研究所相继设立，同时日本航空协会、土木学会、日本钢铁协会等理工科学会也纷纷成立。在这些机构的不断游说之下，“理科”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又一次紧密绑定起来，也因此夺回了在大学的主导权。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在1933年，日本政府设置了专门用于振兴科技的补助金，资金规模非常庞大，但大部分都拨给了工科项目，据作者统计，这个比例最高达到了70%。

战争结束后，按理说围绕“军事技术”所形成的“重理轻文”局面应该会有所好转，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一局面反倒被更为强化了。随着经济的恢复，日本产业界以发展经济为由大力呼吁振兴科技。为了回应这一呼声，文部科学省在1957年制定了《科学技术者培养扩充计划》，决定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8000人的理工科本科入学名额。之后在1960至1964年间，又继续新增了20000个名额。而相对的国立大学的文科名额，却在大学入学者数量整体增加的情况下，增长受到了很大限制。甚至早在1950年代，就有“废除文科”的声音了，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执政期间，文部大臣就一再主张要废除国立大学的法科及文科，将其交由私立大学承办，国立大学则主要发展理工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结束了经济快速成长期，但以科技为中心的体制仍然延续了下来，所以理科仍然受到政策的庇护，享受着预算上的优待。1995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科学技术基本法》，该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说该法所谓的“科学”要排除“只与人文科学相关的内容”，因此在基于该法的“关于科技振兴的基本计划”，并不包括对人文科学的振兴。在这一认识下，文科进一步被边缘化了。

当然，日本社会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2001年，日本学术会议发表了题为《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与重要性》的声明，当中就有提到说：文理之间研究环境的不平衡，不仅在阻碍人文学科的发展，也在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它甚至还斩钉截铁地提出，“要让人文社会科学成为统辖科技综合战略的核心。”

但是，在这份声明发布之后，文理两个学科之间不均衡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非但如此，2004年日本政府推行国立大学法人化后，文科更是遭到了“致命性”一击。

什么是国立大学法人化呢？简单说来，就是将民营思维引入国立大学，在大学内导入包括专家、民间人士参与的第三方评估体系，根据评估结果来进行大学经费的分配。在国立大学法人化后，大学的经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础性的“运营费拨款”，它由文部科学省发放，每六年一次，根据的是各个大学在这六年里完成计划的情况；二是“竞争性”资金，它主要包括有企业的合作研究、捐款或政府的特别经费，一般会根据第三方评估体系的评定结果来分配。随着大学法人化的程度越来越深，由国家拨款的运营费以每年1%的幅度递减，到如今已经缩减了10%以上，而竞争性资金却在不断增加。换句话说，大学越来越多地仰赖于竞争性资金，因此也不得不围绕竞争性资金展开频繁而激烈的竞争。在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环境之下，文科更是举步维艰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竞争性资金虽然数额多，但并不是那么好获得。企业的合作研究、捐款就不必说了，哪怕是政府资金，也要先由各部委或是手握经费的机构提出需求，然后各大学的学者们花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填写预算申请书，再经过材料的层层审批，最后还要由校长或者是学部长率领团队前往文部科学省或相关机构现场展示，才能拿到手。到这儿还没完，预算发下来，又要在大学内部围绕这些预算怎么分配，展开又一轮激烈竞争。

竞争本身没有问题，只要它的程序和结果是公平的，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由于学科性质的不同，在这些竞争中，理科天然比文科具备更多优势。比如说，理科的研究比文科所需要的时间更短，而且也更容易得到预期的结果，所以它能在预算表上清晰地写，“按这一计划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或者“在这一时间内可以达到这样水平的目标”，但文科的研究却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就让理科相对文科来说，会更容易通过预算审核；再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理科的预算规模要远大于文科的研究，相同的项目数，理科会为大学带来更多的钱，所以自然学校官方层面会更加支持理科的申请；再有，理科的研究大多是团队合作，在获取竞争性资金方面，可以内部分工，有人负责申请资金及管理，有人推进研究，而文科的研究大多是一些单枪匹马的个人研究，研究者分身乏术，全力争取科研经费就一定会影响全身心投入科研的时间，全身心投入科研就不得不面临经费短缺的局面，由此就不可避免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总而言之，战争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影响，再到国立大学法人化的影响，理科在政策和管理上得到越来越多的优待，由此也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重理轻文”逐渐成为不仅是学校，而且是社会各领域的一种常态。日本是如此，全球其他国家也基本如此。而这一切之所以这么难以撼动，实际都在于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文科是无用的。自从文理分离以来，文科就不断面临着要自证自身用处的困局，文科的学者们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展开了很多讨论，但似乎效果都比较有限。在这本书里，作者也针对“文科无用”这一话题展开了一番缜密而独到的辩论，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来听听作者的看法，关于文科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它又到底有用在哪些地方？

关于“文科无用”，有两个很常见的论调。一种是直接承认文科的无用，甚至骄傲于这种“无用”，对“有用”抱有一种抵触的心理，比如我们经常会说的“自由但无用”，其实就是这种论调的一种体现。在这种论调下，文科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质，考虑“有用”显然是多余的。还有一种则拒绝承认文科无用，它认为文科当然有用，尤其是在培养人文素养，或者说教养这一块用处极大。如果说理科是一种专业教育，那文科就是一种广博的教养教育。

这两个论调乍看之下没什么问题，如果你是文科生，说不定你也曾这么说过。但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这两个论调其实非常不合适，而且有直接的负面效应。为什么这么说呢？承认文科无用，甚至将“无用”视为一种精神气质，会让文科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种“自嗨”，由此彻底失去与“赚钱的理科”抗衡的能力。而将文科与教养等同起来，这也许能稍稍确立起文科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文科即教养教育，理科即专业教育”这样一种二元对立式的理解，也给文科带来另一层误解。因为像法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电影学都是专而精的专业领域，显然不是泛泛而论的“教养”。因此，作者认为，文科当然有用，但我们不应该再继续采用这两种方式来论证它的有用，我们需要去开辟新的观点，来应对关于“文科无用”的“指控”。

到底什么才算是“有用”？一般来说，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一目的的东西，毫无疑问应该算作是“有用”的，比如说高铁帮助我们实现了从北京到香港之间的快速移动，那高铁显然是“有用”的。这样的一种“有用”在书中被作者称为“完成目的型的有用”，它也是目前最被主流所认可的一种“有用”。但这样的“有用”存在一个问题，它只针对事先给定的目标才有效，当目的发生了变化，这种“有用”会立马变得“无用”。比如，拿日本来说，20世纪60年代，契合东京奥运会的召开，社会以“更高、更快、更强”为价值导向，提出了种种对“有用”的需求。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东京湾都是在这一时期所追求的“有用”。但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的价值导向有了明显的变化，人们开始推崇长期使用、可回收再利用、更舒适也更愉悦的手段，那在这个时候，“有用”的标准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再一味地追求交通工具的速度，或者是建筑的高度，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少见，甚至可以说，只要把时间拉得足够长，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发生。在历史上，那些因为目的被颠覆而发生崩塌的人和事，数不胜数。比如，书中提到日本在20世纪中期的那股战争热，烧到没法停止，最终酿成大祸，这正是无视追求的目标落后于时代的后果。这提示我们，这个社会除了“完成目的式”的“有用”，可能还需要一种“有用”，这种“有用”会帮助我们时刻判定价值观念的变化，甚至是创造新的价值观念，由此提醒和引导我们随时改换方向，避免“误入歧途”，这种有用被作者称为“创造价值的有用”。而文科的“有用”实际上就在于这种“创造价值的有用”。

在作者看来，从19世纪以来，文科最为关心的问题实际都在于：何为价值。这甚至可以说是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最为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价值观念是相对的，不存在单一、绝对、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念，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需要时刻对价值观念，尤其是那些被大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念，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它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评。从19世纪以来，文科持续地在为社会提供一种辨别和拷问“价值”的工具，比如结构主义是在探讨我们的语言结构是怎么生产“价值”，而后结构主义则是在探讨“价值”背后的权力关系，此外还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其实质上都是在辨析“价值”与“帝国”“人种”“性别”等的关系。

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设立了“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世界各地的18名科学、法学、哲学、文化和政治学权威学者组成，核心的使命就在于制定价值原则，为决策者提供超越纯粹经济考量的标准。自2019年起，随着人工智能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组建了特设专家组，吸纳多名哲学和法律学者，共同起草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旨在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在为人类更广大、更长远的价值利益服务，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种种类似的举措，都提醒着我们价值原则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醒着我们文科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是，正因为文科研究的是“价值”，而“价值”的流变往往在短期内显现不出来，至少也得几十年，长的时候甚至要到几百年。这也就意味着，文科的“有用”其实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检验。但历史其实不断地在帮我们做检验，当我们盘点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电气工程学、核工程学与社会进程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应该盘点一下20世纪一波又一波社会思潮与社会进程的关系。你会发现，如果说理科推动了社会进程，那文科实际是在对社会进程作出观照，它归纳着我们的教训，预测着我们的未来，在这一方面一刻也没停止过。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中，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在第一部分，我们讲到了“重理轻文”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在中世纪的大学里，文理并未分离，统合在一门叫做“自由之学”或“博雅之学”的学科之下，但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产业革命的推进，理科的地位越来越被凸显，最终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自一开始，理科就因为与社会进程的紧密关系，而占据主导地位，而文科则因为总是滞后，甚至阻碍社会进程，而逐渐被边缘化。在日本，自国立大学设立以来，伴随着战争、经济发展，以及国立大学法人化，理科不断在政策和管理上受到优待，相对的文科则越来越弱势，以至于陷入要被废除的困局中。

第二部分，我们进一步辨析了关于“文科无用”这个话题。在作者看来，我们不应该再采用，“文科是一种精神气质”与“文科是一种教养教育”这两个普遍的论调。其主张我们应该坚定地认可文科是有用的，这种有用不是“完成目的式”的有用，而是一种“创造价值式”的有用。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文科通过不断拷问、辨别，甚至是创造价值观念，发挥着它的作用。这种作用在短时间内也许不会显现，但只要看得足够长远，它一定能被证明。

在这本书中，作者其实还讲到了他认为的21世纪大学的危机和出路，这里由于篇幅就没做展开了。比如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大学——尤其是日本的大学——很像是虾、蟹之类的甲壳动物，它们会用坚硬的外壳将内部和外部区隔开来，但在21世纪，这样的状态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大学不能再依赖于外壳的保护了，甚至必须要由内向外生长，打破这一层外壳，成为能积极应对外界变化的“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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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在中世纪的大学里，文理并未分离，统合在一门叫做“自由之学”或“博雅之学”的学科之下，但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产业革命的推进，理科的地位越来越被凸显，最终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2. 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文科通过不断拷问、辨别，甚至是创造价值观念，发挥着它的作用。这种作用在短时间内也许不会显现，但只要看得足够长远，它一定能被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