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史》 哈希解读
《风险投资史》| 哈希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哈希。今天为你解读的是《风险投资史》。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风险投资一直是神话一般的存在。他们在创业公司的萌芽阶段入场,从无数天马行空的构想中,识别出有价值的种子,用真金白银来浇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此收获了令人惊叹的巨额回报。比如,Facebook(现改名Meta)的一些早期投资人,在不到十年里赚了超过一千倍的回报;还有,孙正义在1999年,投资阿里巴巴2000万美元,后来,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他收获了500多亿美元,获利2500倍。
但是,这样的情况,往往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初创企业都会失败。所以,那些极少数成功的项目,必须赚得足够多,才能覆盖过大量失败项目的损失;而一旦成功,赢家的收益会以指数级的速率爆发。这样的赚钱逻辑,在这本书里叫“指数法则”,也有人叫它“长尾投资”,意思都类似,就是,以极小概率的成功,赚到了绝大部分的收益。
也正是因为,风险投资人身处这样一个由“指数法则”统治的领域,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比较特殊的。大多数人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尽量控制风险,尤其希望能规避极端的、小概率事件,而风险投资人却只关心这些小概率的“尾部事件”,并且努力促成它们的发生。
可能在不少人看来,风险投资人赚钱,主要就是靠财大气粗,“广撒网”,撞运气。但是,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最好的风险投资人,都是在有意识地创造他们的好运;他们不断打磨自己的思考体系,改进工作方法,去增加好运发生的概率,让类似的好运反复出现。
这或许会让我们想起一句话:强者,就是那些善于持续创造好运的人。
今天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带我们近距离去看看,那些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或机构),是怎么“持续创造好运”的。虽然,这本书中文名叫《风险投资史》,但它的讲述重点,并不是风险投资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你可能还记得,听书之前为你解读过一本《风投》,里面介绍了风险投资几百年的演变历程。相比于那本书,这本书的视角更加聚焦:从时间上看,它从20世纪60年代写起,从美国硅谷的第一笔风险投资——阿瑟·洛克支持创建仙童半导体公司,跨越六七十年,写到了现在21世纪20年代的各种风险投资基金;从空间上看,它主要聚焦于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但是对于中国和印度的风险投资也做了梳理。
这本书的作者,是位英国的知名记者,叫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他曾在《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这样的大媒体工作很多年,专长于经济和金融报道。他之前出版的书,写前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传》,还有写对冲基金巨头的《富可敌国》,都广受好评。记者的职业特性,让他特别善于把深奥枯燥的历史,写得血肉饱满,充盈着丰富的故事和细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译者,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田轩教授,所以,书中很多涉及投资专业术语的地方,都翻译得非常精准,也增强了这本书的可读性。
与其他的,关注风险投资行业历史的书相比,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比较明确的“问题导向”。作者说,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达成两个目标,一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揭示风险投资人的投资心法,二是评估风险投资人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风险投资是怎么改变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
在今天的解读中,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聚焦书里探讨的这么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微观层面,成为一名成功的风险投资人,更多是靠运气,还是靠技能?第二,宏观层面,为什么有些地区,比如硅谷,能成为创新的中心、繁荣的源泉,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好,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来看第一个问题:成为一名成功的风险投资人,更多是靠运气,还是靠技能?
在开头,我们提到,很多人会认为,风险投资人赚钱,运气的成分很大。这也并不是毫无道理。
首先,哪些创业项目能成功,哪些会失败,本身就有一定的随机性。比如,在同一时期,可能有好几个团队都在做电商平台,做社交平台,或者做搜索引擎。创始团队的才能当然很重要,但是,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谁能先火起来,抢占高地,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里面。
也因为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一家风险投资机构,它最初的一两次成功,并不能反映出机构里面那些风险投资人的技能水平。他们可能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说白了,就是靠运气。而他们最开始获得的这一两次成功,又会给他们赚来好名声,帮他们吸引到更多好项目,这就又可能会提升他们接下来的项目成功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研究就表明,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前10个项目当中,每有一个成功上市,那么它后续投资的项目,成功上市的概率就会提高1.6%。
那么,这样看来,想成为一名成功的风险投资人,确实更多要靠运气?
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他说,那个研究里面发现,一个成功上市的项目,会提升后面项目成功上市的概率,提高1.6%,这个幅度是很小的,不足以证明说,一个风险投资人一开始成功了一两次,后面就很可能连续胜利。而且,就作者观察到的,很多有名的风险投资人,或者机构,他们的投资经历都有过反转。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一个人,阿瑟·洛克,当年他做成了硅谷的第一笔风险投资,造就了仙童半导体公司——这件事我们在后面还会展开说。在这之后,他又陆续投了英特尔、苹果,都押宝成功,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在苹果之后,他就没有多少成功的项目了。这就是一个反转的例子。还有,有一家风投企业,叫梅菲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它算是这个领域的领头羊,但是后来,却销声匿迹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著名的风投公司红杉资本,专门整理过名单,记录那些经历过繁荣之后又失败了的风投企业。他们还给这份名单起了一个名字,叫“往生者”。
当然,也有一些风投公司,或个人,能长时间留在赛场,或者在一段时间的低谷之后,重新崛起。在作者看来,想要尽可能多地押中成功的项目,风险投资人的技能是很重要的,它的重要性经常被人们低估了。
我刚才用“押中”这个词,其实有点不太准确。因为说“押中”,好像就是轻飘飘的一个动作,把钱放下就结了。但是,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远远没有这么轻巧。风险投资人在押注之前,押注当间,还有押注之后,都做了大量的主动性工作。这都是需要他们发挥技能的地方。
我们先来说,风险投资人在押注之前,要做什么呢?他们做的事情,跟其他类型的金融投资者很不一样。大多金融投资在选中投资项目之前,都要分析很多财务指标、历史数据;但是,风险投资人面对的,是一个初始的创业团队,他们的项目往往还没开始盈利,甚至只有一个幻灯片。所以很难做量化分析,更多只能做定性分析,也就是主观判断。
这些主观判断里,当然有一些对于科技发展趋势的看法,对于项目设计的看法,不过这些都是因人而异,也会随着时间变化的。但作者观察、采访了硅谷很多有名的风险投资人或机构之后发现,有一点,是他们大多都会看重的,那就是,要投“对的人”。意思就是,他们对于创始人本身的一些个人特质,是很看重的。
注意,这里说的“个人特质”,并不是指学历、创业经历这些客观条件。因为在硅谷,出身名校,简历漂亮的创业者太多了,你很难靠这些来筛选出最终人选。那风险投资人会重点关注什么呢?他们会主动找项目创始人面对面聊天,观察对方的性格特点。比如,他们会关注,对方是不是有强烈的,想把自己的知识变现的意愿;对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还是有一个清晰的、一以贯之的理念或思路;还有,对方是会为了拿到投资,去假意逢迎投资人,还是会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
另外,风险投资人在观察创始人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如果一个创始人看起来很叛逆、古怪、特立独行,这在很多风险投资人眼里,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是一个加分项。作者在书里,还有在后来接受出版社采访的时候,都很强调这一点。他也举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例子。比如,著名的企业家、风险投资人彼得·蒂尔曾经说,最开始和他一起创业的人,他们在高中时竟然认真思考过,能不能自己做一个炸弹,而且真的动手去研究了。在常人眼里,这些人肯定是非常疯狂的,但是在彼得·蒂尔看来,这些人非常适合创立企业,他后来也和这些人共同创立了PayPal,还有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另外,彼得·蒂尔还投资过埃隆·马斯克。马斯克第一次创业赚到钱之后,把其中整整一半拿去买了一辆赛车,要知道,当时他还不是一个大富豪,只是一个刚拿到第一桶金,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的年轻小伙儿;后来,他开着这辆车的时候出了车祸,当时彼得·蒂尔就坐在他的副驾驶上,马斯克还笑着跟蒂尔说,自己没给车投保。当然,还有一些这类的故事,你可能也听过,比如,乔布斯喜欢光着脚到处走,在公司卫生间里洗脚;扎克伯格去见风险投资人的时候,不仅迟到,还穿着睡衣和拖鞋,等等。这些都是真事。
在包括彼得·蒂尔在内的很多投资人眼里,这些看起来出格的行为,放在一个公司创始人身上,反而是一个好兆头。为什么呢?有个风险投资人引用了一句萧伯纳的名言,来做解释:“理性的人适应世界,非理性的人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来自非理性的人。”
可能说“所有”有点绝对,但是风险投资人们确实发现,那些最优秀的创业者,很多都是自大,或近乎疯狂的。作者说,这绝不是偶然。因为创业在很多时候就是需要一些疯狂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如果一个人非常循规蹈矩,那他会很善于想出一个明智的计划,但是他们能想到的别人往往也能想到,那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就要永远待在拥挤的红海市场,没法杀出一条血路。
这本书的译者,田轩教授,后来也在访谈中对作者的这个发现表示认同。他在给学生上课,讲风险投资的时候,问他们:如果风险投资人在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创始人有一个高速公路的罚单,这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很多学生会说这是减分项。但其实,这在风险投资人眼中是加分项。虽然,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好的,但是他们关注的,是这背后体现的一种,拥抱风险的态度。
是的,拥抱风险。这几个字,或者类似的词,在这本书里反复出现。风险投资人希望在他们投资的人才身上看到这种特质,而他们自己也把这种特质贯穿在了投资前、中、后的整个过程里。
在投资前,我们刚才说了,他们执着于寻找那种独具一格、叛逆的“天才型选手”。而一旦遇到了,就不会轻易放手,会“蹚过沼泽去拥抱他们”。之所以用“蹚过沼泽”这个说法,是因为,风险投资人想要做成一笔投资,很多时候也不容易。不是他们想把钱投给谁,对方就会兴高采烈地接住的。很多公司创始人对资本的介入是提防,甚至抗拒的。每一天,人们都能看到,有西装革履的投资人,拿着钞票“追逐”着那些特立独行的天才。这些天才很多是技术出身,比如科学家、工程师、码农,他们很多人在骨子不屑于谈钱,或者担心,风险投资人入股之后,会过度插手他们的项目。这个时候,风险投资人就要不懈地去劝说他们,展现出自己能怎么帮助这个项目,告诉他们,自己理解他们的商业模式,努力地让对方接受自己。这个过程,既需要耐心、同理心,也需要高明的沟通技巧。
好,到这里,我们说了,在投资之前,风险投资人要“寻找对的人”,找到之后,要“拿下对的人”。而在把钱投出去之后,他们同样不能歇着,而是要“培养对的人”。比如,很多创业者是技术型人才,但是在管理公司方面很不在行,那么风险投资人就会帮他们寻觅合适的管理者;另外,风险投资人还会动用自己的各种人脉关系,帮创业者把产品推向市场,帮他们吸引更多的投资,带他们跟其他创业者交流信息、建立信息网,等等。
而且,不光要提供这些资源上的支持,还要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作者说,优秀的风险投资人要能把自己变成创业者的“情绪调节器”。比如,在创业者沮丧的时候,要慷慨地给出鼓励;在他们自满的时候,则要多去质疑、发问,等等。
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风险投资人对初创企业的指导,确实能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比没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更有可能上市;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往往比没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同行做得更好,产生的创新也多得多,等等。还有一项有意思的研究发现,如果一家初创企业所在的城市,原本没有直达的飞机,风险投资人去一趟很费劲,而后来,有了直达的飞机,风险投资人能更容易地拜访企业,那么这些企业的表现会变得更好。
另外,很多时候,即使某个创业项目失败了,风险投资人依然会保持包容的态度,只要觉得方向是对的,就会继续提供支持,帮创业者走出最艰难的阶段——在这一点上,也能充分地看出风险投资人“拥抱风险”的特质。当然,在做这些的同时,风险投资人自己必须拥有一颗坚韧的内心。这样,才能安然度过一个又一个凶险的关口、黑暗的时刻,不至于在大风大浪面前,自己先垮掉。
好,小结一下,在刚才的第一部分,我们聚焦的问题是,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风险投资人,更多是靠运气,还是靠技能。作者认为,风险投资人赚钱,并不是靠“广撒网”,撞运气,而是在一次次“寻找对的人——拿下对的人——培养对的人”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技能,主动地增加好运发生的概率。
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个,视角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些地区,比如硅谷,能成为创新的中心、繁荣的源泉,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在一本专门讲风险投资的书里,提出这个问题,你应该也已经猜到了,它的回答会跟风险投资有关。的确是这样的。不过这好像并不是一个经常会被人提起的视角。在人文地理的教科书里,还有在很多人的一贯认知里,一提起“硅谷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区”,排在前面的往往是一些科教文化因素,比如,以斯坦福大学为依托,附近高等院校多,科技力量雄厚——这些你应该都听得烂熟了。还有,人们会强调,硅谷这里有自由、反叛,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但是,作者认为,这些因素,都不是主要的。首先,如果要说依托高校,有科研优势的话,那美国波士顿都市区那边可能优势更大,因为那边有哈佛大学,有麻省理工学院。在工程和硬科学领域,要论科研实力,麻省理工学院都是排在斯坦福大学前面的,而且它附近也聚集了更大的研究机构集群。但是,在麻省理工附近,并没有诞生硅谷这样的创新中心。作者说,这主要是因为,硅谷更善于把那些科研成果、技术创新,转化为能够盈利的公司,即使是很多原本并不出自硅谷附近的创新,也能在这里实现商业化。而在这背后,风险投资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再说文化因素。作者也不认同那种“文化宿命论”,也就是,说硅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适合创新创业的文化。毕竟,文化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直接用文化来解释,太笼统了。而且,如果我们深挖的话,会发现,这种文化氛围,也不是平白形成的,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风险投资的塑造。
所以,作者经过观察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是风险投资这种特殊的、风险友好型的融资方式,把硅谷塑造成了今天的“创新之都”。
那么,这个塑造的过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是给创新提供资源。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有资金资源、人力资源、人脉资源、渠道资源、商业指导,等等。这些资源辅助,让很多原本只在实验室、机房里的创新成果,落地进入了市场。
这样的做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最早要追溯到阿瑟·洛克在硅谷促成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正是这笔投资,在硅谷带动起了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创业项目的风潮。
1957年,远在纽约的阿瑟·洛克,正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有一天,他偶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加州的信。来信人叫克莱纳,是这家投行的一个客户的儿子。克莱纳说,自己是一名科学家,在加州的一家研发晶体管的实验室工作,但是实验室创始人性格怪异,不会管理,对科学家们很不好。所以,克莱纳,还有公司里的另外七名科学家,他们就想集体跳槽。他写这封信,就是想问问这家投行的人,能不能帮他们介绍一份工作。
看完这封信,洛克觉得,给这八名科学家找工作,倒不如帮他们创业。当时的美国,刚刚从二战的破坏中缓过来一些,百废待兴。洛克早就觉得,应该趁着这个时期投资一些新事物。这正好是个合适的机会。于是,他就拉上投行的一名合伙人,飞到了克莱纳工作的地方——美国西海岸的加州硅谷,见到了这八名科学家。
洛克上来就直白地说:“你们应该自己开公司。”科学家们一听就愣住了。一开始,他们都觉得这不太靠谱。但是,在听到洛克描述说,他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部分公司的所有权,分享公司巨大的盈利前景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开始燃起向往,有点跃跃欲试。
洛克后来说,他在观察到这一点的时候,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即使是埋头搞科研的人,也会对金钱激励有明显反应,这是一件好事。于是,他就明确了接下来的劝说思路:一方面,他用收益,调动起科学家们的创业热情;另一方面,他会承诺,帮他们拉来各方面的资源支持,包括资金、管理人才,等等,减轻他们的担忧。
就这样,终于,科学家们同意创业。洛克的同伴拿出10张崭新的一美元钞票,提议在场的每个人都各自在钞票上签名。这十张钞票,就成了硅谷最早的“风险投资协议”。后来,洛克也践行了他的承诺,拉来各种资源,帮八名科学家建立起了一家公司,这就是后来在硅谷声名赫赫的仙童半导体公司。
对于当时在钞票上签字的十个人来说,他们的这次冒险,很快就有了收获。仅仅两年后,他们就赚到了600倍的现金回报。但是,在作者看来,这次冒险的意义,绝不仅仅是金钱层面的,而是开创了一种把科研才能跟商业运作结合起来的新思路。就像八名科学家中的一些人说的,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还能有创办公司这个选项。但是这样的一次成功,让更多的科研人才,还有投资人看到了,这种模式是走得通的。
从那以后,在硅谷,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像仙童半导体这样的,由风险投资孵化的科创企业。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风险投资关注的重点,从电子计算机,到互联网、智能手机,再到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等,始终在不断进化,也始终代表了前沿科技走向商业化的最新方向。
在这本书里,作者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虽然,风险投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会给创业团队提供资源、提供指导,但是他们跟创业团队的相处模式,是有变化的。一开始,风险投资人是强势的一方,像威严的父亲一样,我觉得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安排什么,你未来怎么发展,也得多听我的意见;而后来,创业团队变成了话语权更大的一方,风险投资人开始变得更像一个包容的母亲,充分尊重创业者的意见,在成长上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帮助。
如果要给这个转变找一个时间节点的话,作者认为,大约就是扎克伯格跟红杉资本的那次会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那次会面,扎克伯格是穿着睡衣、拖鞋去的。他可不是睡过了头,因为在场的人说,能看出来,他是洗了澡,特意又换上了睡衣。另外,他虽然给会面准备了PPT,但是上面写的竟然是“你不应该投资我的十个理由”。说白了,他是真的不想要红杉的钱。这也体现了创业团队跟资本之间地位的转变,从创业者渴望资本,变成了资本求着创业者。
这种转变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早期,风险投资在硅谷投的主要是半导体、芯片这些硬件产业,它们的发展需要很多资金,那投资人的话语权自然就大。而后来,到了互联网时代,创业主要是靠编程这些技术,公司大多是轻资产的,所以,掌握技术的创业者,就成了话语权大的一方。
好,到这里,我们说的是,风险投资,通过给创新提供资源,让一个个科研创新成了可以盈利的项目。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是硅谷这个地方,成了世界最早、最有名的创新聚集地。这就要说到风险投资的第二个作用,那就是,把创新联结成网。
社会学家们发现,在硅谷的一些竞争地区——比如美国东海岸,还有日本——科技行业是被一些大型公司主导的。但是,硅谷不一样,在这里形成了由创业公司组成的产业集群。一个产业集群里面,企业之间是比较松散的“弱关系”;而一家大型企业和它下属的企业之间,是紧密的“强关系”。社会学者们发现,相比于只有少数的“强关系”的地区,一个存在大量“弱关系”的地区,能孕育出更多的创新。因为在这里,信息的流通会更充分,思想的碰撞会更频繁。在一间间酒吧,一次次偶遇,一场场闲谈中,创意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而风险投资人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促成了更多弱关系的产生。因为一个风险投资人,他往往不止投资了一个创业团队,而他会介绍这些团队互相认识;另外,风险投资人之间,很多也相互认识,这样,他们各自拥有的项目网,又进一步被联结成了更大的网,就这样,弱关系的数量会呈指数式增长,催生更多的创新。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些创新中,只有少数能成功,绝大部分会失败。那么如果,创业者们因为害怕失败,就不敢尝试,显然也会大大削弱一个地区的创新潜能。这就要说到风险投资的第三个作用了,那就是,帮创新减少顾虑。
有的风险投资人会在创业开始前,就向创业者许诺,即使他们失败了,也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下一个工作。另外,在上一部分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时候,在创业项目失败之后,风险投资人依然会保持包容的态度,只要觉得方向是对的,或者看中了这个技术,就会继续源源不断地注入精神上的支持、技术上的支持、资金上的支持,帮创业者走出最黑暗的时刻。这本书里介绍了包括乔布斯在内的不少创业者,都是经历了多次失败,最终才成功。
本书译者田轩后来在跟本书作者的对谈中,还补充说,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也研究过风险投资对失败的容忍度。结果发现,很多风险投资人或机构,都愿意给创业团队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机会,让他们不断探索、不断试错,而这样的,对失败包容度高的风险投资方,也更容易孕育出成功的创新项目。
再说回我们在这部分一开始提到的:很多人会说,硅谷这里有自由、反叛,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而在听到这里之后,你或许也会产生跟作者相似的看法,那就是,其实这种文化氛围,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风险投资的塑造。
好,到这里,我们已经说了,风险投资是怎么把硅谷塑造成“创新之都”的。我们看到,风险投资在这里,给创新提供资源,把创新连结成网,帮创新减少顾虑。用书里的话说,“风险投资人塑造了创新,而不只是消极地出现在有创新的地方。”
这个逻辑不仅在硅谷,在美国存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风险投资人开始更多地走出美国,去全球范围内搜寻机会。比如,书里也花了一些篇幅,讲到了中国。作者发现,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起步阶段,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风险投资的影响。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搜狐、携程、网易这些公司,在早期的时候,大多都是从美国或者美国风格的风险投资人那里融资的;他们的所有权结构大多属于海外模式;公司给员工股票期权激励的做法,其实也是来自风险投资人的建议。
当然,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自己的风险投资行业,也在快速发展。数据表明,从2009年到2018年,风险投资排名前10的城市中,有3个来自中国,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深圳。另外,在以色列、印度和东南亚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有前途的风险投资集群。很多研究已经表明,风险投资能够促进创新;一个国家风险投资资金进入的量越多,这个国家的创新水平就会越高;在近年来科技创新最为蓬勃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几乎都能看到风险投资的推动作用。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里,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
在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聚焦的问题是,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风险投资人,更多是靠运气,还是靠技能?作者认为,风险投资人赚钱,并不是靠“广撒网”,撞运气,而是在有意识地创造好运。他们在一次次“寻找对的人——拿下对的人——培养对的人”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技能,主动地增加好运发生的概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观察到风险投资人的一个重要特质,那就是善于“拥抱风险”。他们信奉的是,宁可尝试后失败,也不要轻易放弃机会。
在今天的第二部分,我们讨论了另一个,视角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些地区,比如硅谷,能成为创新的中心?作者认为,这背后,风险投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给创新提供资源,把创新连结成网,帮创新减少顾虑。用书里的话说,“风险投资人塑造了创新,而不只是消极地出现在有创新的地方。”
现代金融中,风险投资是技术创新的重要金融工具。风险投资人把企业的优势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让更多的技术创新走向市场,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而反过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又吸引了更多风险资本的集聚。每一天,我们都能看到,大胆的创新者在更大胆的风险投资人的激励下,开辟出满足人类愿望的高效路径,也让一片又一片充满智慧的土壤,成长为新的“创新之都”。
好,今天这本《风险投资史》,我们就聊到这里,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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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风险投资人赚钱,并不是靠“广撒网”,撞运气,而是在有意识地创造好运。他们在一次次“寻找对的人——拿下对的人——培养对的人”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技能,主动地增加好运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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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人的一个重要特质:善于“拥抱风险”。他们信奉的是,宁可尝试后失败,也不要轻易放弃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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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地区,比如硅谷,能成为创新的中心?作者认为,这背后,风险投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给创新提供资源,把创新连结成网,帮创新减少顾虑。用书里的话说,“风险投资人塑造了创新,而不只是消极地出现在有创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