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 徐玲解读
《白银资本》| 徐玲解读
关于作者
贡德·弗兰克，德国著名学者。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师从经济学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关于本书
本书是贡德·弗兰克的代表作，具有重大学术影响，曾荣获1999年世界历史协会图书奖头奖。
核心内容
一、15~18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真实图景是怎样的？
二、为什么16~18世纪，全球白银产量的将近一半，都来到了中国？
三、以全球贸易体系的视角，来重新理解“李约瑟之谜”。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白银资本》，副标题是“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全球化这个词，我们很熟，因为我们现在就处于一轮全球化浪潮之下，而且是这轮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能够在经历了百年屈辱之后重新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成功地融入了西方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并且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一环。这么说来，那算不算是中国搭了西方的便车呢？
好，即使这个逻辑成立，中国也不欠西方什么。因为同样的事情，在500年前也发生过一次。只不过这一次，角色是调过来的——西方靠着从美洲抢来的金银矿，成功挤进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全球贸易网络。用本书的原话来说，是“欧洲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因为当时的全球贸易网络就是以亚洲，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在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欧洲以重商主义、进口替代等手段加速资本积累，最终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经济赶超。你看，这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熟？这本书通过回顾500年前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告诉我们，欧洲是怎么从世界经济版图的边缘地带，挤进当时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其中的最大秘密，就隐藏在这本书的书名——“白银资本”里。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德国学者，叫贡德·弗兰克。他师出名门，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的博士，师从经济学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但是，这里并没有出现一个名师出高徒的故事。弗兰克似乎“天生反骨”，他并不认同导师的学术观点，搞得自己差点毕不了业；他也不认同纯粹以西方视角来构建的主流学术体系，可以说是西方学术圈的一个“逆子”。
按照西方主流学术圈的说法，世界贸易体系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由西方人从无到有构建起来的；在那之前，世界贸易体系并不存在，只有一个个分散、封闭、落后的地方经济体。但在本书中，弗兰克推翻了这种说法。他以详实的史料证明了，从15世纪到18世纪，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覆盖“非洲-欧亚”大陆的庞大贸易网络，这个网络的中心是在亚洲。欧洲人正是借助这个贸易网络，才获得了发展和赶超的契机。
我们可以分三步来理解15~18世纪的世界贸易网络。
首先，我带你从全景的角度，来俯瞰当时的全球贸易版图。你会发现，当时世界贸易的繁荣景象大大超出想象。
然后，我们追踪金钱的流向，来看看为什么16~18世纪，全球白银产量的将近一半，都来到了中国？
最后，我们以全球贸易体系的视角，来重新理解“李约瑟之谜”。
什么是“李约瑟之谜”呢？这是由20世纪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一个问题：近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但是，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在欧洲发生？可以说，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重大的未解之谜，也是很多经济史学家孜孜以求的“终极大奖”，至今还没有定论。而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李约瑟之谜”的全新视角。
好，下面，我就先带你从全景的角度，来俯瞰当时的全球贸易版图。
先问你一个问题：哥伦布为什么要向西出发开始远航？答案是，他在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道。再问你一个问题：达·伽马为什么要绕过好望角向东远行？答案仍然是，他在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道。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5世纪末，当时的欧洲人历尽千辛万苦，拼命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道，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两点。第一，当时东西方之间已经有成熟的贸易网络；第二，通过加入这个贸易网络，欧洲能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欧洲人相争寻找新航道来扩大这种利益。
事实上，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城市，威尼斯和热那亚，就是因为扮演了东西方之间的中间商角色而致富。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从欧洲通往亚洲只有三条主要的商路：北路通过黑海，这条线被热那亚人控制；南路通过红海，这条线被威尼斯人控制；而中路通过巴格达，蒙古人在1258年攻占巴格达之后，这条通路就衰落了。于是，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为争夺商路的控制权，进行了白热化竞争，同时尝试开辟新的商路，哥伦布就是热那亚人。
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的欧洲，谁掌握了通往东方的商路，谁就能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为什么通往东方的商路这么重要呢？说个故事你就明白了。吴军老师在他的《科技史纲60讲》里面讲到这样一件事。
1745年，瑞典的哥德堡号满载着700吨从中国采购的货物——主要是茶叶、瓷器和丝绸，从广州启程回瑞典。8个月后，这艘船终于回到了瑞典，然而就在到达码头不到一公里处，这艘船意外地触礁沉没。由于是近海，当时打捞上来了大约30%的货物，其中丝绸和茶叶因为泡了海水基本上废了，能卖钱的只剩下瓷器。但就是这些剩下的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不仅支付了哥德堡号这次长达两年航程的全部成本，而且让股东们获得了14%的利润。据估计，如果哥德堡号不沉，它的货物总价值约为2.5亿瑞典银币，相当于瑞典当年一年的GDP。
来自东方的货物这么值钱，难怪欧洲人要为了争夺商路而大打出手。那么，只有欧洲人才意识到商路的重要性吗？当然不是。现在我们把视线从欧洲往东移，来看看西亚的情况。这里盘踞着一个大帝国，也就是响当当的奥斯曼帝国。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被西方塑造成一个封闭、保守的帝国形象。但实际上，这里是连接东西方的最重要的贸易枢纽，奥斯曼帝国就是以商业立国的。他们努力进行领土扩张，首先也是出于经济目的。因为奥斯曼人必须和西边的欧洲人，和东边的同样强大的波斯人，争夺商路的控制权。
于是在西亚，你会看到各股势力，为了争夺商业利益而进行纵横捭阖、远交近攻。比如奥斯曼人和葡萄牙人联合起来对付波斯人，而波斯人和英国人结盟排挤葡萄牙人，等等。也就是说，当时各股势力的结盟或战争，都是根据商业利益的需要，根本不存在所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军对垒、泾渭分明的神话。
好，让我们把视线从西亚再往东移动，来到印度。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一边积极地加入对商路的争抢，一边推动印度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你可能不知道，印度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棉纺织业，印度产的棉布是全球贸易中的抢手货，远销西亚、欧洲和非洲。后来英国发展棉纺织业，最早就是从印度学的技术。当时，也门的穆哈（Mocha）港口被称为“莫卧儿的钱库”，因为白银从那里源源不断地运到印度，用于购买棉布。在印度的北边，还有一条穿越尼泊尔和西藏，再到中国东部的一条商路。
现在，请你把视线再往北移动，来到中亚，就是现在的一堆“斯坦”国所在的地方，也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丝绸之路衰落之后，中亚被世界历史长期忽视，但实际上这里藏龙卧虎。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各个穆斯林政权，以及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都是由来自中亚的民族建立的。
更重要的是，丝绸之路的衰落，并不代表中亚地区商业的衰落，这实际上是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扩张的结果。中国和俄罗斯长期在中亚地区进行博弈，争夺商贸和政治的控制权，原来的中亚商人被归入帝国的版图，更多地从事帝国内的贸易活动，而跨大陆的贸易活动相对减少了。
好，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亚欧大陆的最东边，也就是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我们都知道，这里存在一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做朝贡-贸易体系，因为支撑这个体系的实质基础是商业交易，而并不是政治霸权。当时的东南亚地区，如缅甸、越南、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通过朝贡体系，与中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为了便于开展业务，很多普通商人甚至伪造公文，冒充“朝贡使团”，当时的明王朝也对这种行为心照不宣。
由于中国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的，所以“朝贡-贸易体系”也是以白银结算。这个白银贸易体系内的利润非常可观，欧洲人拼了命要挤进来。他们通过抢占东亚的口岸，成为这个朝贡-贸易体系内部的中间商来赚差价。最典型的就是葡萄牙人占了澳门，荷兰人占了台湾。但是你不要误会，欧洲人虽然想尽办法抢到了一杯羹，但远远谈不上控制这个地区的贸易。整个朝贡-贸易体系内部的商业往来，还是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比如，施展老师在《中国史纲50讲》里面就提到，明清之交，有一股控制了整个东亚海面通商往来的超级势力，就是郑氏家族。代表人物叫郑芝龙，他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爸爸。巅峰时期，郑芝龙手上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只，拥有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军队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南洋人甚至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
任何人要到东亚海面上做生意，都必须向郑家交保护费。一艘大船要交三千两白银，交了保护费，就会得到郑家的一面令旗，可以平安航行。荷兰人虽然号称海上霸主，但到了东亚照样得给郑家交保护费。明朝灭亡后，郑芝龙投降了清政府，而郑成功坚决不从，于是接管了他爸爸的海上势力，赶跑了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以台湾为根据地继续对抗清政府。
说到这儿，我想你已经了解了，早在15世纪，全球就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贸易网络。这个贸易网络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人只是这个庞大贸易网络的众多参与者和竞争者之一。
下面，我要带你进一步追踪这个贸易网络中的金钱流向，看看全球最大的买家和最大的卖家分别是谁，白银都流向了哪里？
在15~18世纪的全球贸易中，最重要的贸易商品包括：香料、茶叶、瓷器、丝绸和其他纺织品。这些东西产自哪里呢？绝大部分产自亚洲地区，特别是印度、东南亚和中国。比如瓷器，这是古代世界的高科技产品，中国人在制瓷技术上一骑绝尘。欧洲人千方百计打探中国的制瓷秘诀，很多传教士打着传教的旗号，留在景德镇收集情报。比如，在1722年一封法国传教士寄回国的信中，就详细描绘了景德镇的红釉制作工艺。但即便是这样，法国人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掌握制瓷技术。
除了瓷器，像香料、茶叶、丝绸以及其他纺织品，也主要是亚洲地区生产，以亚洲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覆盖非洲-亚欧大陆的世界贸易网络。那欧洲呢？欧洲也想深度参与到这个贸易体系中来，但别忘了，贸易是双方的。当时的欧洲，有什么独此一家的产品，能够销售到亚洲地区的呢？对不起，真没有。不能提供对等的产品，那就意味着，欧洲想要购买亚洲商品，就必须付出大量的真金白银，这会造成重金属的严重外流，进而造成国内的通货紧缩。这种贸易模式当然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长期以来，欧洲实际上处于世界贸易体系的边缘位置，不能参与大规模的世界贸易与分工。一直要等到16世纪，欧洲人才迎来了一个重大转机——在美洲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矿。家里有矿，事情就好办了。16~18世纪，拉丁美洲产出了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正是靠着这笔天量金钱，欧洲人开始了大手笔的买买买，这才有了前面我们说到的，一艘货船的货物，就价值瑞典全国一年的GDP。
就这样，亚洲的资源和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欧洲人迅速积累起了实力。之后，欧洲通过重商主义、进口替代等手段加速资本积累，最终引爆工业革命，实现了赶超。作者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过程：一开始，欧洲用美洲金银，买到了一张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车票；然后，欧洲包租了整整一节车厢；直到19世纪，欧洲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的火车头位置。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美洲金银，那欧洲根本就挤不进这列车厢，当然也不会出现像西班牙这种纯粹靠出售白银为生的殖民帝国。
有一个例子，可以真实反映当时欧洲的贸易结构。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中，货物只占6%，而金银占了94%。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出口结构也差不多。当时重商主义思想兴起，英国政府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本国的制造业产品至少占到出口总额的10%。这个要求看起来不过分吧？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想尽办法，就是完成不了这10%的制造业出口指标，因为英国产品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根本没有竞争力。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在发票上弄虚作假，从账面上减少公司的“总出口额”，才勉强完成任务。
再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与其绞尽脑汁从欧洲寻找商品卖到亚洲，不如直接在亚洲贸易网内部做中间商，来钱更快。所以后来，英国人加入了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行列，抢夺亚洲内部的商路，并且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
好，我们再来看，欧洲人拿来买买买的美洲金银，最终都流向了哪里呢？其中，黄金主要流向印度，而白银主要流向中国。一个葡萄牙商人曾经写下了这么一句话：“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还有一个西方学者更有意思，他写了一本书叫“Columbus Was Chinese”，直译过来就是“哥伦布是中国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哥伦布辛辛苦苦发现了美洲，西方人辛辛苦苦开采了银矿，结果这些银子一股脑地被中国收入囊中，这不就等于中国人发现了美洲银矿吗？
来看真实的数据。世界白银的主要产地，是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以及东亚的日本。据作者估计，16~18世纪，美洲共产出12.9万吨白银，而日本产出9000吨白银，全球白银产量加起来是13.8万吨。在这期间，流向中国的白银高达6万吨，也就是说，全球白银产量的将近一半，都被中国吸收了，中国因此被叫做世界白银的“秘窖”。
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两点。首先，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一样，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世界各国都需要购买中国的商品，却没有对等的高价值产品可以卖给中国。所以中国在这几个世纪中，保持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处于事实上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位置。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一样，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何以见得呢？按理说，一个国家突然增加了大量货币，那肯定会引发通货膨胀啊。比如美洲金银大量涌入欧洲，立马就引发了欧洲的物价暴涨。但是，全球白银产量的将近一半来到中国，却并没有引发中国的通货膨胀。反而是，当17世纪全球白银减产时，立即引发了明王朝的通货紧缩。
根据经济学常识，这只能表明一件事，就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显著增长中，需要大量的新增货币。源源流入的白银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新增的货币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所以中国才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不仅是中国，整个亚洲地区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经济势头。到1750年，亚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6%，而亚洲的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80%。这充分说明，这个时期亚洲地区比世界其他地区拥有更强大的生产力。
好，我们刚才讲了，在15~18世纪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生产了主要的贸易产品，吸收了全球一半的白银，是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中心。直到19世纪，欧洲才设法取代亚洲，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新火车头。
那么，西方到底是如何实现赶超的呢？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约瑟之谜”，也就是，近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但是，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我得承认，对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直接给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他认为，是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劳动力资源过于丰富，所以没有迫切的动力，用发展技术来节约人力；而欧洲作为后来者，特别专注于发展技术来提高竞争力，所以率先引爆了工业革命。这个结论对不对，这里我们不去展开讨论。
但我想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作者没能对“李约瑟之谜”给出完美的解答，但他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者指出，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一直是在向内寻找答案，也就是去找，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特殊性和优越性。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说，欧洲崛起是因为一种独特的精神体系，即新教伦理带来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亚洲则因为“东方专制主义”，生产力始终处于落后、停滞的状态，需要被资本主义的西方拉入到全球体系中来。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研究20多个文明，宣布发现了“西方文明的独特性”。
总之，西方学者把欧洲崛起归因于欧洲独特的理性思维、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等等，为了显示西方的独特性而拼命与世界其他地区划清界限。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得更明白，“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起了一个世界”。
对此，本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欧洲中心论”视角，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只是被打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既然一直以来，西方都是被裹挟在世界贸易体系之中的，那么，就不能切割开来，仅仅从西方内部的特殊性去寻找崛起的原因，而必须具有一种系统思维。
作者进一步指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总是随着经济周期而不断变动的。当中心地带遭遇经济的下行周期时，边缘地带如果抓住机会发起挑战，就有可能获得一个突然的发展契机，从而取代中心地带的位置。
作者认为，从18世纪开始，亚洲地区进入了经济的长期下行周期，而当时处于边缘地带的欧洲抓住机会，先是实行“进口替代”，也就是用自产棉布替代从印度进口的棉布；然后实行“出口拉动”，先是把产品出口到西非、美洲等殖民地，然后再推销到全世界。
这个过程，我们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是的，两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世界经济版图已经掉了个个儿——欧洲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而亚洲沦为边缘地带。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开始进入了经济的长期下行周期，而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以及随后的中国大陆，抓住机会，通过“进口替代”“出口拉动”等等，崛起为新兴经济体。到今天，全球制造业中心重新回到东亚，世界经济版图重新被改写。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东亚地区的重新崛起，并没有照搬西方模式，并没有靠西方所谓独特的宗教精神和社会制度，而是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这说明，世界经济中心总在不停地变动之中，边缘地区取代中心地区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而方法和道路也总是多种多样。没有哪个地区和民族存在一种必然的特殊优势，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安排是必然的成功样本。未来总在无限可能中展开。
所以说，《白银资本》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让我们重新理解了西方和中国的崛起。
我们以为，在西方崛起之前，世界贸易体系并不存在，只有一个个分散、封闭、落后的地方经济体。但实际上，15~18世纪，全球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庞大贸易网络。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生产了主要的贸易产品，吸收了全球一半的白银，是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中心。欧洲人用美洲金银，买到了一张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并在19世纪设法取代亚洲，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新火车头。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个过程又反过来了，东亚地区成功地融入了西方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成功实现了赶超。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总是随着经济周期而不断变动的。当中心地带遭遇经济的下行周期时，边缘地区就可以抓住机会取代中心地区，这是世界经济的一种自然更替方式。在更替的过程中，方法和道路可以多种多样，不必归因于某种文明的“独特性”，或者某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撰稿、讲述：徐玲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在15~18世纪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亚洲地区是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中心。直到19世纪，欧洲才设法取代亚洲，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新火车头。
2.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总是随着经济周期而不断变动的。
3.当中心地带遭遇经济的下行周期时，边缘地带如果抓住机会发起挑战，就有可能获得一个突然的发展契机，从而取代中心地带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