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痛毒丸》 于理解读
《止痛毒丸》| 于理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叫《止痛毒丸》，出版于2023年1月。“止痛毒丸”指的是一种止痛类处方药，叫做奥施康定。这类药在美国造成了一场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这本书的作者巴里·迈耶是《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曾获得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他也是最早关注到奥施康定滥用问题的记者之一，这本书就是他的深度调查作品。
2021年全年，美国有近10万人死于嗑药过量。他们嗑的，不是什么毒品，而是制药公司生产、医生开处方的止痛药，这类药物也被统称为“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这个词，英语是“Opioid”，和“鸦片”共用一个词根，它们都是用罂粟的提取物生产，或者人工合成的。在这些合法的阿片类药物中，奥施康定曾经是一款明星畅销药，它也是这场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源头。
阿片类药物能够治疗疼痛，但有极高风险导致患者成瘾。因此，在医学界，关于要不要给患者开阿片类药物的争论一直没停过。而奥施康定中的麻醉剂含量是其他药物的2倍，甚至还有更高剂量的剂型。因此，它被称作强效麻醉剂中的“核武器”。
对这样一款危险的药物，监管者大开绿灯，制造商的虚假营销铺天盖地。医生开出一张奥施康定处方，药物随即就在街头暗巷中出现，落进青少年和瘾君子的口袋。从美国西部城市到东部发达海岸，从底层平民到上流社会的子女，都卷入了这场奥施康定的毒潮。在一些奥施康定滥用问题严重的地区，犯罪率也上升了，瘾君子们甚至翻墙入室，去偷老人药箱里的奥施康定。
奥施康定的制造商是普渡制药公司，这家公司的控制者萨克勒家族曾经以140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列《福布斯》美国富豪家族榜第19名。而这个家族的崛起，靠的就是奥施康定。1996年，普渡推出这款药物时，创始人雷蒙德·萨克勒就曾慷慨激昂地说，奥施康定就是普渡一飞冲天的翅膀。
如果奥施康定会让人成瘾，那它是如何绕过监管，在全美境内泛滥的呢？2000年时，奥施康定滥用问题就首次曝光了，但直到2017年时，这一问题才被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全美关注。在这十几年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能及时遏制住这场灾难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奥施康定的故事。为了更全面地还原这段故事的细节，更新书里一些数据，我会结合另一本书《梦瘾：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真相》和一些相关报道，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这场阿片类药物危机是怎么一回事；接着，我们把镜头对准普渡制药，看看它是怎么虚假宣传、买上瞒下，把奥施康定这款药给推广出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奥施康定和普渡制药的结局。
好，现在，让我们正式进入这本书。
首先，我们来说说，美国这场阿片类危机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上面说了，阿片类药物是止痛药，能够治疗中到重度的疼痛。但是它很有可能导致患者成瘾，因此，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类药物治疗的，主要是慢性疼痛。
慢性疼痛，和我们平时摔了一跤、刀切到了手感到的疼不太一样。慢性疼痛是持续3个月以上的疼痛，可以分为慢性癌痛、慢性创伤后疼痛、慢性神经性疼痛等等。癌症通常伴随很严重的持续性疼痛，因为恶性肿瘤生长时会压迫敏感神经，甚至挤碎骨骼。因此，癌症患者往往会遭受慢性疼痛的折磨。其他类型的慢性疼痛有各种起因和症状。常见的有偏头痛、慢性背痛、肩周炎痛等等。有些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比如三叉神经痛，就是一种脑神经疾病。有人把慢性疼痛比喻成一种不死的癌症。面对剧烈的疼痛，患者脑海中通常只有一个念头：寻找解脱。
慢性疼痛不仅让患者无比痛苦，它还很难治疗。有时疼痛不仅是生理层面上的，还和心理、社会因素有关。比如有一种“幻肢痛”，患者截肢后，被截掉的肢体部位却传来一种很逼真的疼痛。对于医生来说，治疗慢性疼痛，就像是在解一个谜题。医生喜欢研究的是能诊断、能治愈的问题，但对于疼痛来说，无论是验血、X光片，还是核磁共振仪，都不一定能找到病人的痛因。也没有什么标准的疼痛计算工具，直到现在，我们衡量疼痛的工具，还只是一串从0到10的数字量表而已。
1973年时，疼痛治疗才被列为现代医学的一门专科。不过早在19世纪，化学家就在鸦片中发现了能止痛的物质，给它取名为“吗啡”。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意识到，使用止痛药是有代价的。直到1900年，美国的止痛药成瘾患者已经超过三十万人，其中很多是参加了南北战争的老兵。战争期间，为了治病止痛，他们要吃止痛药，不幸成瘾。比如联邦军就给它的士兵发了近一千万粒止痛药丸。因为这种情况太常见，止痛药成瘾甚至被人戏称为“士兵病”。
后来美国联邦政府就通过了美国首个药品法《哈里森法案》，禁止医生给已经成瘾的患者处方麻醉剂。因为这样的规定，面对饱受疼痛折磨的患者，医生没法大方地开止痛药。哪怕患者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了，也只能生生忍着。在英国有一位护士叫桑德斯，她在晚期肿瘤医院里看到了临终病人痛苦的样子，决心做点什么。于是她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临终关怀机构，护理临终患者，让他们能舒服地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时日。她认为，患者有权利使用阿片类药物，缓解疼痛，有尊严地死去。
临终关怀运动影响了医学界对阿片类药物的看法，一些疼痛专家开始支持使用阿片类药物，不过也还有不少坚定的反对者，他们认为疼痛病人不过是想找个借口逃避工作，或者骗取毒品罢了。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中，有个叫波特诺伊的医生入行了。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个人呢？因为在二十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新人在一场医学运动中名声大噪，甚至改变了医生们治疗疼痛的方式。他主张用强效的止痛药，激进地治疗慢性疼痛。后来，他的观点也成了普渡制药的宣传武器。
回到波特诺伊刚入行的时候。有一次，他接待了一个得了镰状细胞贫血症的黑人大哥，这个病的症状之一就是剧烈的疼痛。那个大哥告诉波特诺伊，他每次疼痛发作，就得去医院，忍着疼熬上好几个小时，才能从急诊医生手里拿到几片止痛药。于是，波特诺伊给他开了一张止痛药处方，够他买一些药放在家里备用了。大哥当场崩溃大哭，说以前从来没有哪个医生这么信任过他。
后来，波特诺伊出于同情心理参加了一个研究。他们研究了一个癌症中心的38名患者，得出结论说，阿片类药物疗法是一种安全，也更人道的治疗方式。对于没有药物滥用史的疼痛患者来说，用阿片类药物治疗比撒手不管要强。虽然样本只有38名患者，局限性很强，但他们的结论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
波特诺伊开始去各个地区宣讲，随着他名声渐起，支持者也越来越多。接下来，波特诺伊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论文中，波特诺伊说，过去的研究者说的“高成瘾率”是不对的。只要患者没有药物滥用史，他使用阿片类药物就几乎没有成瘾风险。为了支持这一说法，他还引用了三篇报告。后来，普渡制药等公司，就引用了这组报告和波特诺伊的解读作为证据，声称奥施康定的致瘾风险要“小于百分之一”。
多年以后，美国各地毒瘾泛滥，越来越多的人死于服药过量，人们才发现，波特诺伊所引用的这三篇报告要么站不住脚，要么就是被波特诺伊曲解了。在2011年的一次视频采访中，波特诺伊道歉了，说自己之前的研究有些问题。他说，论文依据的“数据非常少”，这是“一篇无足轻重的论文”。他说他当初是想改变人们对阿片类药物的看法，帮助疼痛患者得到更好的救治。“如果当时我能知道一丁点现在的状况，我就不会讲那样的话。”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波特诺伊大肆推广他的激进疗法时，他经常斩钉截铁地公开表示，长期使用阿片类药物是安全的。
无论如何，在波特诺伊活跃的时候，医学界恰好迫切地需要改进疼痛治疗。当时各地的医生都遇到过疼痛患者来求助的经历，面对痛苦的患者，医生就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阿片类药物柜子的钥匙，却不能把柜子打开。想给，却不能给。在这种情况下，波特诺伊说的话，是医生们早就想听到的：你的病人正在受苦，给他们用阿片类药物吧，他们是不会上瘾的。
在波特诺伊等疼痛专家的呼吁下，美国掀起了一场疼痛管理运动。政府权威机构发布了新规，鼓励医生放宽对阿片类药物的限制；新闻媒体也开始大力宣传，攻击那些限制医生尽情开处方的一切法规、机构和监管机制。在他们笔下，法规在添乱，政府缉毒干警也在多管闲事，剥夺患者用药的权利。但是，媒体没有报道的，是这场疼痛管理运动和制药业之间的金钱关系网。制药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波特诺伊这样的研究人员，还给美国疼痛基金会等团体重金补贴。
就这样，十年之间，一个曾经对阿片类药物避之不及的国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了一阵使用阿片类药物的风潮。在这场运动期间，也零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专家警告说，历史上对阿片类药物的戒心不是没有来由的，没有人做过认真的长期研究，看阿片类药物到底会不会致瘾。但人们对这场运动的热情足以淹没这些声音，特别是那些曾经因慢性疼痛而痛苦不堪的人。现在，解决他们痛苦的方法就在眼前。
1990年前后，波特诺伊拜访了普渡制药总部，向他们提议开发能治疗慢性疼痛患者的强力阿片类药物。而当时普渡制药已经在设计奥施康定了。可以说，波特诺伊为奥施康定的推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普渡制药又将用它疯狂的营销手段，为奥施康定点燃最后一把火。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讲讲普渡制药是怎样包装并推广奥施康定的。
普渡制药的控制者是萨克勒家族。提到萨克勒家族，你可能会想到一些博物馆和画廊。他们捐钱建造了不少博物馆，比如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萨克勒展厅，还有北京大学的萨克勒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但是在慈善光环之下，萨克勒家族是奥施康定的幕后推手，并靠这款药赚了几十亿美元。
要说萨克勒家族的卖药手段，不得不提到的是大哥亚瑟·萨克勒。亚瑟·萨克勒被称作现代药品广告业的教父，他发明了一系列推广药物的手段。比如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就是他开创的，现在全世界的医药代表都得喊他一声祖师爷。
亚瑟·萨克勒推广药物的手段非常多，其中有些很受争议。比如他有一家双周报《医学论坛报》，向全国十六万医生免费分发，作为他推广产品的营销工具。此外，他还在医生、专家和顾问的身上挥金如土，资助了不少医疗团体。他负责营销的安定，是制药业第一个销售达10亿美元的药品。亚瑟·萨克勒的这些营销手段，后来也都用在了奥施康定身上。
要把奥施康定推广出去，普渡制药首先需要获得FDA，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普渡制药对FDA说，他们的这款止痛药绝对不会被瘾君子滥用。为什么呢？因为普渡制药在奥施康定中加入了一种专利缓释配方，药片里的有效麻醉剂会逐渐释放，一部分在服用的一小时内就能生效，其余的会慢慢生效。“康定”这个词，就是英文单词“持续作用”（Contin）的缩写。也就是说，奥施康定起效慢，瘾君子不会喜欢的。
理论上看，是这么个道理。但实际上，这点障碍对瘾君子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要刮掉药片外面的糖衣，捣碎药片，用一点水或者唾液溶解粉末，就能让药片中所有的麻醉剂立马生效。所谓的缓释配方对瘾君子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在当时，FDA却接受了奥施康定的这套说辞。最重要的是，FDA允许普渡制药在药品标签里加了这么一句话，说奥施康定作为缓释药剂，它的成瘾风险低于传统止痛药。在它之前的麻醉类管制药品的说明书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话。这句话成了普渡的营销神器、官方背书。当时，FDA的官员们也争论过，要不要允许普渡加这句话，其中，负责审批奥施康定的审查员柯蒂斯就支持普渡。一个月后，奥施康定过审。三年后，审查员柯蒂斯加入了普渡，成为执行医疗总监，第一年的薪酬大礼包有40万美元。其中发生了怎样的利益勾兑，就可想而知了。
接下来，普渡制药的营销动作，是扩大奥施康定的目标群体。
在奥施康定出现之前，瘾君子就已经开始使用处方类止痛药了，比如扑热息痛、泰勒宁等。这些药物中的有效成分都是羟考酮，是一种麻醉剂，每片药通常含有5毫克羟考酮。但奥施康定不一样。奥施康定的成分是纯羟考酮，剂量最低的也有10毫克，是其他药物的2倍。甚至还有羟考酮含量更高的剂型，比如20毫克、40毫克乃至160毫克。因此，奥施康定被称为强效麻醉剂中的“核武器”。只有慢性疼痛患者、癌症患者，才能谨慎地服用奥施康定。但问题就在这，目标人群少的话，怎么卖得出销量呢？
制药公司要想靠一款药挣大钱，必须让更多人认为自己需要这款药才行。于是，普渡公司就声称奥施康定是一种治疗疼痛的“万能灵药”，能用它治疗背痛、关节痛、牙痛，以及所有你能想到的运动损伤。作为一种阿片类药物，奥施康定本应该被小心对待，却成了包治各种疼痛的灵丹，普渡制药就这么成功地扩大了它的目标群体。
接着，普渡开始打造一个庞大的药代网络，向医生和医院推销奥施康定，邀请医生免费参加会议，开会的地点都是度假胜地，就是一种公费旅游。普渡还斥巨资招募了数百名医生加入他们的宣讲团队，在医院员工会议、医护人员的进修课堂等各种场合发表宣讲。奥施康定上市后的几年内，公司大概资助过几千场这样的演讲。
普渡的销售还能调查出医生开处方的数据，找到那些频繁给患者开阿片类药物的医生，作为他们的重点推销对象。疼痛患者们通常是去找全科医生开处方，全科医生的问诊时间比较短，也很少接受过疼痛管理方面的培训，不管是拔了智齿，还是关节炎、严重头痛，他们都会给患者开阿片类止痛药，而这类医生正是普渡制药的推广目标。销售们跑遍了各地的医院和疗养院，手上的医生电话号码从开始的3.3万个，增加到7万个，遍及全美各地。奥施康定的营销是普渡有史以来最具野心的行动，销售人员多达一千多人。当医生问销售，给患者开奥施康定有多大风险会成瘾时，销售们总会给出那个标准答案：低于1%。
1997年，医生们开的奥施康定处方有90多万份，到了2002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700多万份。奥施康定在美国刮起了一场汹涌的药物滥用潮，美国死亡率升高、犯罪率飙升。伪造的、失窃的、空头的支票满天飞，大多数面值40美元，因为在街头买40毫克的奥施康定就是这个价。警察见到这种支票就取笑说：“我明白这40美元你花哪了。”
还有一些医生把诊所开成了“药丸工厂”，每天给几百人开处方，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干。俄亥俄州的朴茨茅斯市就有大量这样的药丸工厂，被称为“药丸工厂之都”。它曾经是一个辉煌的工业城市，后来当地工业走向了衰败，经济下滑，留下了大批失业的工人。这时有一位叫普罗克特的医生来到了这里，受过工伤的工人来找他，无论是腿疼、腰椎疼还是关节炎，只要付200美元见普罗克特3分钟，就能得到一张奥施康定的处方，倒卖给街头的瘾君子。后来，普罗克特的候诊室变得人满为患，人们假装自己很痛，医生也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当地的一位护士说：“我女儿药物上瘾，法官的孩子药物上瘾，市长的孩子药物上瘾，警察局长的孩子药物上瘾。优秀家庭的孩子们也都成了瘾君子。”
朴茨茅斯市的故事，是美国阿片类危机的一个侧面。美国有1亿慢性疼痛患者，其中大部分人都在用阿片类药物治疗，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不会对这类药上瘾，他们乐观地相信成瘾问题已经被新技术解决了。奥施康定上市十年之后，滥用人数已经达到了610万人。
201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阿片类药物危机成为全国紧急事件。政府官员们承认没能及时遏制这场危机，媒体也纷纷刊发长文，指责萨克勒家族推开了公共卫生灾难的大门，这场危机终于引起了全美关注。但其实早在2000年时，奥施康定就已经开始遭到抵制了，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能及时遏制这场灾难呢？
让我们先回到2000年。这时，奥施康定风头正劲，而美国的多个州纷纷曝出了奥施康定滥用问题，联邦缉毒探员也开始调查一些医生涉嫌非法处方奥施康定的案件。为了应对负面新闻，普渡高管去到这些地方，向当地医生强调这些滥用案件只是各自孤立的意外事件。但民间对奥施康定的抵制变得越来越强烈，主流媒体也进行了报道。这些公开报道震惊了FDA官员，他们催促普渡总部尽快解决问题。同时，美国缉毒局的一些官员也开始对普渡展开调查。
面对这场危机，普渡请了一堆公关专家和媒体顾问。他们计划转移矛盾，把媒体的矛头从奥施康定滥用，转移到泛泛而谈的处方药滥用话题。普渡对外宣称，不应该仅仅因为个别嗑药者，妨碍真正的患者获取药物。
另一方面，普渡利用金钱、职位和各种好处，笼络了大量官员和组织。普渡雇用了一大批缉毒局前任探员，还在奥施康定滥用问题最严重的那几个州雇用了一批地方警官，编织了一张能为它所用的巨大关系网。同时普渡疯狂砸钱给一些组织，比如国家管制物品管理局全国协会，各个州的药品管制人员代表都在这个协会里。接受资助前，在这个协会的年会上，人们呼吁尽快应对这场阿片类药物危机；接受资助后的那一年，年会演讲主题就变成了“谁能幸免于媒体的刀笔”，开始讨论怎么应对媒体的揭露报道了。
同时，面对来自各地对普渡虚假宣传的个人或者集体诉讼案，普渡请了全美最大的两家律所给自己打官司。在法庭上，大多数原告对奥施康定上瘾前曾滥用过其他药物，无法证明普渡要为他们的成瘾问题负责，因此所有起诉几乎都被驳回了。每到这时，普渡就要发一篇新闻稿庆祝胜利。
不过，正当普渡为自己强大的公关机器庆贺时，一张传票寄到了公司。过去几个月，有两位美国助理检察官也注意到了普渡虚假宣传的问题，他们怀疑是普渡高层精心策划了这些营销手段。于是，他们向普渡寄出了一张传票，通知普渡司法部已正式立案，调查普渡推销奥施康定的行为。随后，一群检察官和调查员花了四年时间，深挖了一遍普渡内部几千封电子邮件和文档。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了大量普渡向监管机构隐瞒信息、对滥用问题熟视无睹的证据。
2006年，为期四年的调查结束了。检察官认为，奥施康定危机本不该发生，因为普渡早在1997年，也就是这个药上市的第二年就知道它被人滥用了，普渡却一声不吭；但普渡高管坚称自己在2000年年初才听说有滥用问题，然后就修改了奥施康定的药品标签。检察官提议对三名高管提出严重指控，罪名包括阴谋欺诈美国罪。这个罪特朗普也被指控过，指的是欺骗了政府，干扰了政府的某项职能，或者从政府那里骗取了钱财。一旦定罪，三人就得入狱服刑。于是，普渡花大钱组建了一支全明星律师团队，和检方进行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在法院开庭审理前，检察官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可以进行协商。如果被告人做了认罪答辩，承认了罪行，法官就不再召集陪审团审判，而是直接判处被告人相应的刑罚，并在量刑时从宽处理。在普渡一案的辩诉交易期间，双方达成一致，检方将以“标签不当”、虚假宣传的轻罪指控三位普渡高管，三人也表示认罪。
听证会上，法院里挤满了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因为服用奥施康定过量死亡。他们从千里之外赶来，想亲眼看看法庭是否会接受普渡高管的认罪答辩。他们一个个站起身来，讲述他们儿女的故事，想要说服法官判处三人入狱。有位母亲站起来，痛斥普渡就是个披着公司外衣的大型贩毒集团。但是最终，法院依然接受了普渡高管的认罪答辩。三位普渡高管不用进监狱，做些社区服务，支付6亿美元的罚款就行了。虽然这笔罚款是当时刑事罚款中数额最大的一笔，但是它还比不上普渡3周的销售额。
由于司法部没有对普渡高管进行庭审，检察官团队搜集来的大量证据，也就没能公开，而是封存了起来，这场灾难的真相也被一并掩埋了。
十年后，2017年，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席卷全美，也终于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美国，平均每天就有175人因滥用药物死亡。而据《福布斯》杂志估计，从1996年奥施康定上市到2017年，奥施康定的销售额持续上升，达到了350亿美元。
美国的几十个州、市、镇掀起了一阵巨浪，各地政府立案起诉普渡和其他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如果普渡没有虚假宣传、隐瞒真相，如果2007年时司法部选择进行庭审、曝光证据，如果监管机构有勇气和制药业作对，或许这场危机就不会发生。
2021年时，诉讼缠身的普渡制药申请了破产保护。同时，普渡的一些内部文件也曝光了。文件显示，1996年，在一场奥施康定发布会上，一位普渡高管曾为销售团队打气，声称有了奥施康定在手，“像暴雪一样的医生处方会掩埋其他一切竞品药物”。五年后的2001年，奥施康定滥用问题开始失控，当时的普渡总裁也丝毫不认为这是公司虚假营销的问题，而是受害者的错。他说：“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打击滥用者，犯错的是他们，他们是一群不管不顾的罪犯。”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摄影师叫南·戈尔丁，“私房摄影”就是她发明的。南·戈尔丁也经历过药物成瘾。2010年年末，她发起了一场运动，呼吁各大博物馆停止接受萨克勒家族的捐款，从捐赠墙上凿掉萨克勒家族的名号。2019年时，她带领一群人，在纽约的一家博物馆里进行了一场小型示威。示威者抛洒了几百张仿造的奥施康定处方，纸片从博物馆的中庭上空纷纷飞落，嘲弄着普渡高管二十年前说的那句“像暴雪一样的医生处方”。后来，这家博物馆撤下了萨克勒家族的姓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也纷纷把这个名字移下了捐赠墙。
到这里，奥施康定和萨克勒家族的故事就走到尾声了，但阿片类药物危机仍未结束。只不过主角从奥施康定，变成了非法芬太尼。更可怕的是，很多瘾君子从阿片类药物开始成瘾后，又转向了海洛因等毒品。就这样，合法的阿片类药物打开了美国毒瘾的闸门。
好了，到这里，《止痛毒丸》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完了，我们来做个总结。
对于慢性疼痛患者来说，奥施康定是一款有效的药物。可一旦营销战胜了科学，医生的处方权被滥用，它就成了让人上瘾的毒丸。奥施康定造成的灾难，不仅仅是普渡制药的责任，还有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问题。普渡做的一切，都是在美国FDA的批准和监管下发生的。对于各大药企的无序竞争疯狂营销，监管部门也后知后觉，甚至形同虚设。
对医生来说，疼痛是一个无法客观测量，完全依赖个人表述的症状。医生要在满足病人要求和专业判断间取得平衡，这并不容易。在保障患者权益的呼声中，医患关系变得更紧张了。如果医生不积极为患者治疗，还可能会被告上法庭。既然疼痛专家、普渡制药和FDA都说阿片类药物不会上瘾，那尽一切可能为病人止痛，就成了医生的首要选择。
在医疗保健系统的漏洞之外，美国的这场 危机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奥施康定的滥用，就是从像朴茨茅斯市这样的传统工业区，也就是美国的“铁锈地带”开始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升级，这些村镇的工厂和矿山纷纷外迁、倒闭，大量蓝领工人失去了工作。他们生活困窘，又往往都患有慢性疼痛，他们要么需要止痛药，要么成了毒贩。医生、病人、毒贩和瘾君子，就这么串在了一条供应链上。就像这本书的介绍里说的那样：“当身体的疼痛被利用，也许，社会的疼痛才是根源。”
奥施康定不是第一种被滥用的麻醉剂。早在20世纪初，医生们就开始寻找能止痛，又不会成瘾的药物了，并且把它称为“圣杯”。麻醉剂的历史，就是不断寻找“圣杯”的过程。这个过程几经挫折，不少药物最初都被误以为不会致瘾，比如海洛因，比如奥施康定。人们一直在寻找“圣杯”，但仍未找到。这也许就是自然界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拥有一切。认为“任何症状都有药可下”，可能只是一种执念和科技迷信罢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如果你想听更多关于奥施康定故事的细节，也可以去读一读原书。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要是你喜欢这本书，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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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体的疼痛被利用，也许，社会的疼痛才是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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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在寻找“圣杯”，但仍未找到。这也许就是自然界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拥有一切。认为“任何症状都有药可下”，可能只是一种执念和科技迷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