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内耗的根源何在？

你好，欢迎回到“名家讲书”，我是王芳。

“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了，人们可以登上月球，却永远无法探索人们内心的宇宙。”这是我在自己书中结语部分引用的一句话，来自电影《大佛普拉斯》。的确，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物理世界的谜题不断被破解，然而对自身——人类的内心，我们却依然一知半解。比如就拿最近几年的社会现象来看，我们好像越来越不理解所谓的“性缘脑”，调侃他们不管遇见谁都可能爱上，而且一旦爱上就“大过天”；我们一边痛恨内卷另一边偷偷努力，嘴上喊着躺平却从不敢真正躺下，彻底退出社会竞争；我们还时不时地莫名“深夜emo”，仿佛情绪的猛兽总会趁着夜色出没……

其实，早在八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尝试对这些看似怪异、矛盾的人性表现进行过分析。如果她有机会看到现在的景象，可能会说，“性缘脑”是对爱有着近乎病态的需求，内卷是一种病态的竞争，而“深夜emo”是我们深埋心底的焦虑在一天中最脆弱的时候浮出了水面。这位心理学家叫卡伦·霍尼，她将她对现代人及其心理困境敏锐的洞察与深切的关怀写在了《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里，今时今日读来依然能够引发强烈共鸣。

霍尼是德裔美国人，1885年出生于德国汉堡，她的父亲是一位船长，所以霍尼从小就跟随父亲在海上漂泊。中学毕业后她去往柏林学习精神病学，师从精神分析心理学奠基人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191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逐渐成为柏林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1932年为躲避纳粹迫害，霍尼移居美国，1937年出版了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标志着她个人“新精神分析”思想的形成，同时也是对弗洛伊德所代表的传统精神分析思想的反叛。

霍尼在书中着重探讨了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和表现的，她的描述非常生动和富有逻辑，而且捕捉到了现代社会文化相通的心理土壤，令今天的我们看来也不会觉得陌生，甚至可能脱口而出“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当然了，不建议什么都对号入座，但不妨在这本书里跟着霍尼一起进行探索，即便无关自我，或许也可以借由此多一份对于当下这个时代和社会中的人与人心的理解。

首先来解释一下出现在书名里的关键词——神经症人格。以时下的观点来看，神经症是一大类相对轻微的心理疾病的总称，比如我们常说的焦虑症、恐怖症、强迫症等。而在霍尼眼里神经症的定义要更加宽泛，她认为“当说一个人是神经症患者时，所依据的标准是其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所公认的模式”，也就是说，如果偏离了大众公认的生活方式，就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症。可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偶尔做出离经叛道的行为，难道所有人都有神经症吗？并不是。在现代的精神疾病诊断体系中，一个重要标准是，“是否引起了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了社会、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的损害”。对此霍尼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加以说明，她说“我们可以为了检验自己的体力和技巧，或者为了从高处鸟瞰风景而去爬一棵树，也可以由于以为有一头并不存在的野兽在身后紧追不舍而去爬一棵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爬树了，但爬树的动机却完全不同”。换句话说，爬树本身并不都偏离规范，但如果是基于内在非理性的焦虑或恐惧而做出了某些异于常人的行为，且影响到了正常生活，这就算是神经症了。

霍尼也从理论上总结了神经症的核心特征。一方面，霍尼认为恐惧、防御以及内在的冲突倾向是神经症的两个基本因素。恐惧、防御是指神经症患者难以像常人一样轻松应对某些日常恐惧（比如大自然中的危险、传统的鬼神禁忌、严苛的等级制度等）。为了抵御恐惧，他们可能会牺牲自己健康的生活和健全的人格，例如，一个害怕孤独的人可能会爱上每个对他做出回应的人。内在冲突倾向则是继承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压抑在潜意识里的冲动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在此基础上霍尼进一步指出，内心冲突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比如要爱情还是要事业，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冲突更尖锐也更紧张”，难以通过一般的正常方式加以解决。

另一方面，神经症患者还有两种本质的特征表现，一个是在反应方式上的固执，另一个是在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反应上的固执指一个人缺乏灵活性，没办法根据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应，比如一般人也可能对什么人或事存有疑心，但那是因为确实发现了可疑之处，然而神经症患者却经常随时随地、没来由地处于疑虑状态，比如总觉得别人在针对自己。潜能与实现脱节则指的是一个人明明具备了天赋，外在条件也都满足，但就是无法实现相应的成就或幸福。比如一个人看起来已经拥有了令人羡慕的一切：家庭事业、财富名望，但他自己却仍感觉一无所有，也无法享受其中，这一点挺像荣格所说的“中年危机”，也就是看似应有尽有，却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内心层面空虚寂寥。

这么看下来，光是定义神经症就相当不易，霍尼在书里也说：“我们仍然未能给神经症下一个准确、完美的定义，但至少可以这么描述它：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或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或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有的模式时，才可将它叫作神经症。”那什么是神经症人格呢？它可以简单理解为具有一定神经症性的人格特征，很多普通人都可能具有这样的人格特征，他们不一定表现出明显的疾病症状，甚至有着良好的社会功能，但还是会时不时地受到各种情绪困扰，深陷痛苦之中。

下一个问题是，神经症人格从何而来？前面提到，霍尼的理论是对弗洛伊德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反叛。弗洛伊德主张，神经症背后通通都是个体自身的心理能量“力比多”在作祟，必须要追溯到童年时期性心理发展的不健全，而治疗方法则是挖掘早期经验或者解析梦境深处。这个理论隐含的假设就是，“病根”全在个体身上，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神经症患者，完全是因为其自身成长发育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无关。换言之，把他/她放到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文化里，该来的总会来，最后总会患上神经症。这一点在霍尼看来就太狭隘了，她意识到，不同时代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比如一个印第安少年声称能和已故的长辈交谈，这在其他社会里很可能会被诊断为妄想症，但在他所处的传统印第安部落里，与祖先对话是一种很合理也很被接受的行为，甚至会被视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天赋；再比如，现代女性很少因为月经而感到恐惧了，但在几百年前，敢于公开谈论月经就可能被视为不正常。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时代和文化中的某个神经症患者放到另一个时代和文化中，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于是，神经症之所以被视作神经症，“病根”必然有一部分出在时代和文化上。鉴于此，霍尼摈弃了传统精神分析的观点，开始考虑社会文化环境对神经症形成和界定的作用，这也是她的重要贡献之一，即把心理痛苦和精神疾病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文化背景之中进行讨论，而不是一味向内追溯至童年和梦境。

在这样一个明显更高位的视角下，霍尼提出，神经症患者之间是存在一些共性的，尽管神经症可以分为很多类型，但这只是表现方式上的不同，他们所经历的内心冲突具有共享的模式。霍尼写道：“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气质、不同秉性、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分属不同亚型的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时，我发现，引发他们内在冲突的中心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大体相同”。再进一步比较神经症患者和一般人，也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霍尼说，“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心理困扰，如果剔除其虚幻晦涩的一面，就会很容易地看到，它与普通人面对的心理困扰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究其根本，都是竞争的问题、失败的恐惧、情感上的孤独、对他人和自己的不信任……等等，这些不仅仅发生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一点也能从侧面说明神经症人格的成因并不是纯粹个体性的，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普遍共享的，换言之，极大受到人们共同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如果时代和社会文化本身就存在某些“积弊”，一些易感的个体身处其中就会很容易“生病”了，因此霍尼才强调，需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神经症人格，这一过程也就对应着书名中的另一关键词——“我们的时代”。

接下来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什么力量驱动了神经症人格的形成？霍尼认为，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枢”。人人都会焦虑，这种情绪已经普遍到与现代人如影随形。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焦虑事出有因，也就是说存在现实的对应，的确发生了或者将要发生一些值得我们焦虑的事情。但当焦虑不再源于现实中真正存在的威胁，而只是一种内心处境时，就变成了神经症的体现。比如，明明周围的人都很友好也很和善，但神经症患者就是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友善或者心存偏见。而且他们也不一定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焦虑，他们可能知道自己因此不开心，但不知道这些背后其实都是焦虑在起作用。

那又是什么造成了焦虑？霍尼认为是敌意和对敌意的压抑。比如，恨一个人，这就是敌意。但谁都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小肚鸡肠”、嫉恨别人的人，于是当“意识到自己充满敌意又不愿承认的时候”，就会压抑敌意。然而压抑敌意又是另一件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因为被压抑了它也不会消失，而是潜藏在潜意识中，不断通过各种小动作骚扰和折磨着人们。比如，因为潜藏的敌意，我们可能对一个人又爱又恨，同时又格外害怕自己表现出恨的这一面。这种时刻在骚动、让人无法平静的敌意，慢慢就变成了基本焦虑。

对于一个正常发展的人来说，在成长过程中有能力处理好大部分敌意，不至于过度压抑，也就不会将其固化为长期的基本焦虑。但是，如果从早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处理好，后续就可能发展为神经症人格。这里霍尼也看到了童年时期的重要作用，但不同于弗洛伊德只关注性冲动，她重视的是儿童时期形成的敌意以及对敌意的压抑。童年对于人格发展的奠基作用毋庸置疑，如果儿童一方面缺乏足够的源自照顾者发自内心的爱，另一方面还要经常遭受不公平的剥夺和不讲道理的惩罚，就很可能形成长久的敌意。然而，出于一些理由，儿童又不敢把敌意表达出来，而是转而压抑它，这就成了神经症患者基本焦虑的最初来源。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让儿童不得不压抑敌意的具体理由。第一个是无力感，这很好理解，小孩儿还没办法独立生活，必须依赖于成年人，而且这种依赖还会因为害怕或被溺爱而受到进一步强化，导致儿童不敢表现出对大人的不满。第二个理由是恐惧，大人经常通过威胁、惩罚或恐吓的方式来控制孩子的行为，比如大发雷霆或者用什么妖怪、坏人之类的来吓唬孩子，这都会让儿童出于恐惧而不敢表现出敌意。第三个理由则与前两个正相反——因为爱而压抑敌意。有时，爱也会成为枷锁，尤其是父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形同绑架的爱，例如强调自己为了养育孩子多么呕心沥血，反复强调“都是为你好”“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等等。儿童很难从表面上分辨这种爱与真正的爱有什么区别，于是会相信并因为担心失去这种爱而不敢反抗。最后一个理由是罪恶感，特别是大一点的孩子，他们在教育之下内化了种种规范，如果这些规范本身就过于严苛，一旦违反了规范，他们就会感到内疚乃至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可想而知，对父母有敌意，哪怕只是冒出这样的念头，就已经是一种“大逆不道”了。

总之，在不利环境中成长的儿童会产生诸多敌意，再由于无力感、恐惧、爱和罪恶感，而不得不将敌意深深掩埋，这样的过程在成长过程中持续发生，进而固化为基本焦虑。接下来，为了缓解基本焦虑，人们可能诉诸爱、顺从、权力和退缩这四种方式，进而导致病态的爱、病态的追求和病态的竞争。

先来看所谓病态的爱，它对应于爱和顺从这两种缓解焦虑的方式。世界上没有人不追求爱与被爱，但神经症患者对爱的需要是强迫性的、永不知足的，爱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救命稻草，“他们的存在、幸福和安全仿佛都取决于是否能被人爱”，他们会“不顾一切地抓住任何一种爱以获得安全感”，哪怕这种安全感只是肤浅和表面的。鉴于获取爱对他们来说是如此重要，很自然，神经症患者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对可能提供给他们爱的人绝对顺从，表现为“不敢不同意他人的意见，不敢批评他人，只对他人表示忠诚、赞赏和驯服”。因为一想到对方可能因为自己的不顺从而收回对自己的爱，他们就会感到万分焦虑，进而抑制一切不同意见，甚至不敢自我肯定。这很像现在人们常说的“讨好型人格”，即将取悦他人置于满足自身需要之前之上，究其根源可能就是霍尼所说的对于失去爱的焦虑。与此同时，他们对爱又充满着“叶公好龙”式的矛盾，一边拼命追求，一边当真正获得时又可能陷入怀疑和惶恐，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们固执地相信不会有人真的爱自己。于是，他们为争取被爱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掩盖对自我的负面感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是值得被爱的。

然后是对权力、声望、财富等病态的追求。和爱一样，在现代社会里，权力地位等同样可以让人感到安全，可以用以对抗自身的渺小和脆弱。但也类似，神经症患者对权力、名望、财富的追求是病态的。在对权力的追求上，神经症患者有一种试图支配一切的态度——他们希望完全掌控自己和他人，只要不是自己发起或赞同的事情最好都不要发生；他们期待自己永远正确、永远全知全能、永远不知疲惫；他们渴望一切都符合自己的愿望，所有事情都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发生；他们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即使明知正确也绝不让步。如果这些没有达到，他们就有可能陷入“无能狂怒”。而在对声望的追求上，神经症患者迫切需要吸引他人注意、受到他人尊敬和崇拜，于是对来自他人的轻视和怠慢极其敏感，即便别人根本是无意的，他们也会因此而感到愤愤不平。最后，由于可以同时带来权力和名望，神经症患者也会病态地追求财富，表现为像被抽打的陀螺一样不停地工作、绝不放过任何可能挣钱的机会，即便已经身心俱疲。但是，正因为这些追求是病态的，即使有了权力、有了名望、有了钱，他们也不会停下来享受，对他们而言，这种永不餍足的病态追求只是为了缓解内心永不将息的焦虑，而不是通往幸福生活的路径。

最后是病态的竞争。竞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旋律之一，良性的竞争可以让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成目标，然而一旦陷入病态的竞争，就开始带有神经症的意味。首先，神经症患者会不停地拿自己与他人做比较，万物皆可比，甚至是那些根本不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其次，神经症患者不仅想要取得胜过他人的成就，还想令自己保持绝对优越，比如不管哪个领域总是成为那个最最出类拔萃的人。但与此同时，在他们的野心里又隐藏着敌意，比如有时候，看见别人失败要比他们自己获得成功来得更重要，也更能令他们开心。可以看出这种病态的竞争具有强烈的破坏性，所以反过来会令参与竞争的人感到强烈的焦虑，进而可能导致逃避竞争，也就是退缩或者现在所说的“躺平摆烂”。结合前面说的病态的爱和追求，似乎神经症患者总是处于激烈的矛盾之中：“一方面野心勃勃地追求高人一等和唯我独尊，另一方面又极度渴望被所有人爱和接纳”。用霍尼的话来说，“这种夹在野心与爱之间左右为难的处境，乃是神经症患者最突出的内在冲突”。

我们来总结一下，在霍尼看来，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这样形成的：一个人在儿童时期如果不被爱或遭遇了大量不公与挫败便会产生敌意，在无力、恐惧、期待被爱和罪恶感的共同作用下，敌意被压抑，慢慢形成基本焦虑。为了对抗基本焦虑，个体可能借助四种方式，分别是爱、顺从、权力和退缩，但它们的使用可能是病态和不恰当的，如饥渴地追求爱却又不敢真正接受爱，此外这四种方式在使用时可能产生冲突，如为了追求权力与他人竞争，而这样就更难得到他人的爱，进而又带来更大的焦虑，形成恶性循环。霍尼所说的神经症人格便深植于这个可悲的循环之中。

朝花夕拾，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但霍尼当年留下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发人深省。她动摇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单纯强调生物性和个人主义的人格观点，虽然她承认童年期潜意识动机的重要性，但更强调一个温暖、稳定的家庭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当下的许多社会问题都能从书中找到对应。例如，现在我们谈论“中国式家长”，当年霍尼就曾写道：“一个过分操心的父母可能相信自己为了孩子的幸福愿意做任何事情，但事实上他们却根本不考虑子女独立发展的需要”；我们谈论“原生家庭”，当年霍尼就已经论述过父母们是如何通过控制和恐吓让孩子自我压抑并产生焦虑的；我们谈论“内卷和摆烂”，霍尼早就点出这可能是人们在特定社会文化下为了获得安全感而进行的病态竞争和退缩；我们谈论“性别对立”，霍尼也发现病态竞争会泛化至两性关系，让原本应相互协作的性别群体之间变成难以调和的“零和博弈”。可以说，霍尼在八十多年前射出的颗颗“子弹”，一一命中了当下社会的“眉心”。

此外，虽然本书通篇在讨论神经症，但普通人读来也会感觉像是在“照镜子”。按霍尼所说，神经症患者和普通人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是说，每个普通人身上都有神经症的“影子”。在书中她常常提到，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焦虑和敌意往往难以察觉，神经症症状只是“火山喷发”，而“导致喷发的那些冲突，正如火山基座一样，乃是深藏于个人内心深处而不为其所知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本书其实也是一个深度内省、自我检阅和向内关怀的过程，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我们也可以尝试洞察自己身上是否也有着不恰当的敌意和非理性的压抑，或许就能发现甚至解开让我们深深内耗、“深夜emo”的那些“心结”。正如霍尼所说：“我们可能很难发现，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虚荣、自负、要求和敌意后面，有一个正在受苦的人”。愿我们有能力解救那个正在受苦的人。

我是王芳，谢谢你的收听，祝你一切都好。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霍尼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洞察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敌意和内在冲突，揭示了社会文化对个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2.神经症人格在对爱的渴求、对权力名望的追逐以及人际竞争中表现出病态特征，反映出深层的焦虑和自我怀疑。

3.霍尼强调童年时期遭受的不公和挫败会引发敌意，进而形成基本焦虑，这一观点挑战了弗洛伊德过于关注性冲动的理论。

4.霍尼将神经症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下审视，指出个体的心理困扰与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为我们理解自身提供了更宽广视角。

5.霍尼指出人人身上都有神经症的影子。阅读此书是一个自我检视的过程，唯有正视内心，才能走出焦虑与冲突的囚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