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温度6》（上） 时代面前，个人如何抉择？
09 《历史的温度6》（上）｜时代面前，个人如何抉择？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馒头大师。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一本书，是我自己写的《历史的温度》系列的第六本。之前已经说过，这本书的主题，与我这次和大家分享的大主题是一致的，就叫做“站在十字路口”。
这本书一共收录了36个故事，分成了6个板块，分别是“站在十字路口”“潜入水面之下”“面对真实世界”“处在剧变前夜”“置身血肉战场”和“同在五环之下”。这36个历史故事有关于个人的，也有关于群体的；有台面上的，也有台面下的；有文质彬彬的，也有血肉横飞的，但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那就是“抉择”，站在十字路口前的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其实不是在告诉你过去，而是在向你展现未来——当你看到过去的人做了抉择后发生的故事，再等到你站到自己的人生十字路口时，你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自己选择后的未来。
关于这本书，我会花两讲时间和大家分享书里的4个故事，分别是一个狂生、一个间谍、一次惩罚和一场演变。
可能你会问：一本书36个故事，为什么你选择这4个来讲呢？
其实要我选，我巴不得把36个故事都给你细细讲一遍。但这不是时间有限嘛，所以我只能选4个故事。
但我选的这4个故事，也是有我自己考虑的。这可能也能体现出你自己读我的这本书，和我来给你讲我自己这本书的一个区别：我会在给你讲故事的同时，加入我自己的理解，以及我当时写这个故事时选择的角度和想法。
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个狂生的故事。
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觉醒年代》，不少人是通过看了那部电视剧，才对这个人有了一定的印象。他的名字，叫辜鸿铭，不少人称呼他为“末代狂儒”。
从这个称号，你就可以多少看出我拿他作为第一个故事主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一个“狂妄”的“狂”字，一个“儒家”的“儒”字，再加上一个“末代”，我们从他身上，就能看到一个个体在一个即将面临剧变的大时代面前，在两种文化的碰撞时刻，是如何一次次遭遇自己的人生十字路口，又是如何一次次做出抉择的。
辜鸿铭出生在1857年7月18日，出生地是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辜鸿铭的父亲叫辜紫云，在当地一家英国夫妇创办的橡胶园做总管，娶了一个外国女子（据说是葡萄牙人），生下了一个高鼻梁深眼眶的混血儿子。这个儿子，就是辜鸿铭——没错，辜鸿铭其实是一个生在马来西亚的混血儿。
在辜鸿铭10岁那年，他遭遇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橡胶园的主人，也就是那对英国夫妇要回国了，他们平时很喜欢辜鸿铭，就提出一个想法：能否收养他，把辜鸿铭带回英国。
实事求是地说，辜鸿铭人生第一次十字路口的选择权，其实是在他的爸爸辜紫云手里的，辜紫云最终同意了，但在送别辜鸿铭前，把辜鸿铭拉到家里的祖宗牌位面前，点了一炷香，专门对他叮嘱了一句话：
“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
就这样，才10岁出头的辜鸿铭就随那对英国夫妇到了英国，被送进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后来又入读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系，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硕士。硕士毕业后，辜鸿铭又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进修文学和哲学，不仅在学术上收获颇丰，也借此熟悉了多国语言。
不过，后来有人传辜鸿铭拥有13个博士头衔，那基本是不可信的，因为这首先不是能力问题，是一个人的精力问题。根据后来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凤昌回忆，辜鸿铭在各种文字材料之中只写自己第一个学位：爱丁堡文学硕士。
1880年，23岁的辜鸿铭学业已成，他没有选择继续留在英国，而是回到了自己阔别13年的南洋家乡。他当时在新加坡的殖民政府机构里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凭借他的文凭和留学经历，他可以享受一份很不错的薪水，在南洋度过惬意舒适的一生。
但如果是那样的话，如今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我们记住了。他很快被一个人带到了人生的第二个十字路口。
这个人叫马建忠，他是清末著名的学者和外交家，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我们现在熟悉的韩国国旗，就是马建忠设计的。他还有个哥哥，叫马相伯，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1882年，马建忠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得到了一个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两个人一聊，就是三天。
在那三天里，马建忠向辜鸿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鼓励他回中国去。辜鸿铭被马建忠介绍的中国传统文化震撼了。直到四十年后，辜鸿铭回忆那三天与马建忠的对谈依旧记忆犹新，他说：
“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正是因为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如何证明自己是中国人呢？辜鸿铭的第一步，是选择在外形上改变——他留起了后来成为他一个著名标志的东西：辫子。
当然，辜鸿铭也知道留辫子只是个形式而已，要真正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要读书。1883年，他决定辞去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中的职务，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经典文化。1885年，他回到了国内，经人介绍，给一个人当了幕僚，这个人在当时也是个大人物，就是两广总督张之洞。
辜鸿铭成为张之洞的幕僚后，主要承担外文秘书的工作，而他在平时重点做的一件事，就是读书——这也是张之洞非常鼓励他做的事。辜鸿铭先从背《康熙字典》开始，然后由《论语》入手，开始通读经史子集。张之洞幕府里能人辈出，辜鸿铭不懂就问，学问进步神速。
而在学习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中国儒家的不少思想其实是和西方的浪漫主义、反功利主义相通的——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人类文明中并不是只有西方文明是最好的。
正是因为辜鸿铭有东西方文化的背景，所以他一开始出名，就是因为翻译。辜鸿铭的翻译和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正好相反：严复是把西方的文化翻译成中文，而辜鸿铭是把中国的文化翻译成外文。
让辜鸿铭一战成名的，是《论语》的英译本。最早把《论语》翻译到西方世界的译者是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之后还有些译本，但都大多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完成的。辜鸿铭在阅读这些译本的时候发现，很多翻译还是有不少问题的，如果按照那些翻译，西方将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经典产生很深的误解。那怎么办呢？就自己来翻译。
辜鸿铭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不仅熟悉中国文化，也很熟悉西方的文化，所以他在翻译过程中能够经常引用西方人熟悉的说法和观念，来解释中国儒家的观点，让西方人一看就懂——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翻译家做不到的。
1898年，辜鸿铭翻译的英语版《论语》问世，一下子就轰动了西方世界：原来中国人还有那么高深和有洞见的哲学！
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辜鸿铭又将《大学》和《中庸》翻译成了英文。后来同样翻译过《论语》的林语堂——他去莱比锡大学读书的时候，辜鸿铭的不少文章已经成为教材了。
而在翻译一系列中华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在自己人生的第三个十字路口做出了抉择，这个抉择是关于文化信仰的：
他从相信东西方文明能够互补，到相信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甚至可以拯救西方文明。
1915年，辜鸿铭出版了《春秋大义》，这本书的英文名称叫《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在这本书里，辜鸿铭给出对“中国人精神”的第一个定义，是“温良”，英文翻译为：gentle。
“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温良，温良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
当时正值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西欧各国不少人对自己国家的前景感到失望和悲观，开始反思自己曾经自以为先进的文明制度，而辜鸿铭关于“东方文明”的观点恰好横空出世，让很多西方人眼前一亮，感触颇多。
在当时的德国，很快出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的德文译本，一些德国高校和学术机构纷纷成立“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研究这位“东方哲人”的思想和观点。
西方当时对辜鸿铭的评价，远比当时国内对他的评价要高得多。以至于有了那句话：
“到中国可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在那段时间，辜鸿铭成了西方了解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托尔斯泰曾和辜鸿铭互通书信讨论“道”的问题，泰戈尔和他一起合影，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毛姆到中国来想拜访辜鸿铭，第一次还被拒绝了，第二次才见到——因为辜鸿铭觉得不能让你们西洋人觉得想见到谁就能见到谁。
辜鸿铭当时火到什么程度？他在1920年代在北京的六国饭店举办过一场个人演讲，有点像我们现在脱口秀的意思，演讲题目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一张票的票价高达2块大洋——要知道，当时全中国最火的梅兰芳，唱一场戏的票价也只要一块二大洋。
但是，辜鸿铭并没能一直站在舞台的正中央享受鲜花和掌声。因为他很快又面临第四个十字路口了——他无法回答一个问题：既然中华文明如此先进，晚清时却为什么会落后挨打呢？
在这一个路口，辜鸿铭选择了一种极端的认知：
他认为，中国必须有帝制，必须保持传统，而所谓“共和”，就是祸国殃民。
与当时晚清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不同的是，辜鸿铭是真心“保皇”和维护传统制度，甚至不分黑白。
1908年，慈禧驾崩，正当全国有识之士暗自庆祝的时候，辜鸿铭捶胸顿足，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的皇太后：一个公正的评价》，评价慈禧是中国妇女的典范，哪怕是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也并无不妥，因为她日夜操劳为国为民，是她应得的。他还曾在八国联军侵华后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书》。
在辜鸿铭的眼里，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有皇帝。
所以1911年武昌起义，要革清朝皇帝的命，辜鸿铭非常愤怒，直接称这次革命是“暴动”，甚至呼吁外国应该出兵干预，协助清廷镇压革命。
而且，辜鸿铭对所谓“传统文化”的一些近乎偏执的维护，并不仅仅局限于皇权。
比如他坚决反对中国妇女从“缠足”中解放出来，因为他对“三寸金莲”有特别的爱好。又比如辜鸿铭坚决维护“一夫一妻多妾制”，那个后来被一些男性津津乐道的著名比喻就是出自他之口：
“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能配多个茶杯，你见过反过来的吗？”
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时就讨论过这个比喻，陆小曼明确指出辜鸿铭是在偷换概念：
“谁说男人就应该是茶壶了？要我来比，你就是我的牙刷，牙刷只可以一个人使用。”
如果说辜鸿铭只是一个人小范围发表自己的看法，那么他的这些言论即使引来别人的反驳，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但我们都知道，辜鸿铭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中国文化和观念碰撞最激烈的环境。
1917年，蔡元培成了北大校长，请辜鸿铭任教。
蔡元培提倡的是“兼容并包”，不过辜鸿铭做不到，他对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北大老师们一直都很不客气，这里就不展开了，书中有详细介绍。
辜鸿铭在北大上西方文学相关的课，还是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他熟知东西方的文化。比如他把弥尔顿的《失乐园》比作是“洋离骚”，把华兹华斯比作是“中国的杜甫”，这样学生们就很容易理解和记忆。但辜鸿铭上课的真正目的却并非讲授课本上的知识，他的目的是宣扬他的政治思想，以及驳斥他不认同的主张。
这也是他后来真正惹恼北大学生的地方，导火线就是他在五四运动后的表现。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与当时社会各界声援学生不同的是，辜鸿铭在当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撰文，指责北大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在辜鸿铭看来，中国不需要法，只要大力弘扬儒家的道德观，国人自有道德感和廉耻心来约束。
这种言论彻底触怒了当时的北大学生。连一向还算尊敬辜鸿铭的学生罗家伦也在第二天拿着《北华正报》怒气冲冲地冲进教室，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质问辜鸿铭：
“你既然讲春秋大义，就知道‘内中国而外夷狄’，你在夷狄的报纸上发文章骂中国人，你怎么解释？”
一向能言善辩的辜鸿铭愣在当场，气得说不出话，只能最后一拍桌子：
“我当年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辜鸿铭是1923年辞去北大教授职位的，不过通过史料考证，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北大已经基本不排辜鸿铭的课了。
这时候，辜鸿铭又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五个十字路口：自己的那一套好像在中国不吃香了，怎么办？他把寄托转移到了日本。
辜鸿铭在日本一度是很受欢迎的，因为他赞扬的“东方文明”其实也涵盖到了日本。而辜鸿铭对日本也颇有好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娶过一房日本的小妾，更是因为他一直认为日本继承了中华文明的“衣钵”，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国自己做得更好——当他觉得自己的理想在中国已无法实现时，便寄望于日本。
但辜鸿铭还是天真了。
虽然日本同为他架构的“东方文明”，但辜鸿铭到了日本生活后发现，当时的日本人非常看不起中国人，这让辜鸿铭非常恼火，他曾做过一个比喻：
“中国和日本好像泥土和花，日本从泥土中开出了美丽的花，却嫌弃培育它的泥土肮脏和粗鄙。”
但真正让辜鸿铭感到失望乃至恐惧的，还是日本国内当时已经蠢蠢欲动的军国主义。
他在日本的多次演讲中呼吁日本当局还是要重视中国文化，讲究“道德”，要研究“道”，绝不可以走欧洲的军国主义道路，扰乱东亚秩序。
这种天真而无力的说辞自然在日本已经得不到市场。1927年，辜鸿铭对日本这块“东方文明最后的绿洲”寄望完全破灭。辜鸿铭从横滨搭船返回国内，临行前几乎无人相送，场面非常冷清。
回国后，日本人曾推荐他去做张作霖的幕僚，但辜鸿铭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粗鄙不堪，与当年的张之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面拂袖而去。
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辜鸿铭晚年过得颇为拮据，也很孤独。他常常一人走出家门，到河边的一棵树下，点燃一根烟，长久思考。到了后来也不太去了，因为买不起烟了。
1928年4月下旬，军阀张宗昌派人来请辜鸿铭去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做校长，教学生，这是辜鸿铭愿意做的事，但他的身体情况却已经不允许了。
辜鸿铭当时得感冒已经一个多月了，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见效，最终转成了肺炎。4月30日，71岁的辜鸿铭在北京逝世。
当时《大公报》发了一条关于辜鸿铭逝世的简短报道，最后一句是：
“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关于“末代狂儒”辜鸿铭一生的故事，我们简单说到这里。接下来想和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想。
不知道你是否和我有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如果辜鸿铭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是颇容易博得好感的。
你看，他确实有才华，同时又特立独行，藐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一种狂狷的味道。更何况他的主张是要大家别妄自菲薄，别忘记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要重视内心的约束和道德的提升，而不是沉迷于物质的享受和表面的繁荣——放到今天，简直是一个不需要怎么包装就可以推出的超级网红。
辜鸿铭错了吗？我觉得说不要妄自菲薄没错，但他恰恰又错了，这正是他这个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所在。
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在一片对本国文明感到失望乃至绝望的声音中，在那个对西方文明充满崇拜的氛围中，辜鸿铭几乎是孤身一人挺身而出，力挺本国的文明，将声音传播到西方世界，还能形成热点和高潮，真有点“枪出如龙，一啸破苍穹”的味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现在的一些键盘侠不同，辜鸿铭是在西方生活过多年的，是真正见识过西方的繁华和繁华背后的种种问题的，是真正能在理解和认知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基础上做出自己思考的，而不只是空喊口号自嗨或为了博眼球和博流量。
但同时，辜鸿铭却在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上矛盾地挣扎：他自诩为“卫道士”，而“卫道士”往往是孤独的，孤独的道路，很容易通往极端——很不幸，他最终还是越走越极端了。
他不仅仅有矫枉过正的各种问题（比如皇权、缠小脚和讨小老婆，都被他认为是传统文化的“瑰宝”），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他却完全忽视了时代和现实。
在中国尚且饿殍千里，战火纷飞，落后挨打的时代，他却强调不需要物质文明和科技水平的奋起直追，而只强调国民从精神和道德上达成自我的协调和和解，这就好比一个社会连“现代化”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他却已经高谈阔论“后现代化”应该如何如何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辜鸿铭注定是会越来越不如意的，而他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很容易沉醉于他的一些嘲笑洋人、嘲笑权贵的段子，把他想象成一个快意恩仇的狂狷书生，但却也很容易忽视他内心的痛苦，乃至于坚定但绝望的挣扎——他觉得自己学贯中西，却没有用武之地。
但我们还是要看到的是，辜鸿铭在当时那么混乱、落后和缺乏自信的时代，他动用自己的所有能力来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并且确实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了世界，也确实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
他在生理上是个“混血儿”，在精神上其实也是，但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背景，让他能够更理性地看待东西方文化，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审视人类文明。
当然，他的不少观点和言论，现在看起来是非常荒谬和可笑的，也是注定是要被历史淘汰的，他对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理解也是近乎天真的。
但只要你愿意认真了解他的整体出发点，愿意做出一些思考，相信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在东西方文明冲突可能加剧的今天。
绝不能妄自菲薄，但也要避免盲目自信，因为两者都很容易走极端。
回看辜鸿铭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抉择，相信你也会得到一些启发。
好，说完第一个故事，我来分享第二个。辜鸿铭算是一个知识分子，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个科学家，也可以算个知识分子，但他的身份，是一个间谍。他不仅仅是间谍，甚至有人称他是“史上最危险的间谍”——因为他在他的人生十字路口，做出了几乎可以说是改变整个世界的抉择。
我们先把时间回到1945年7月24日。
在德国的小城波茨坦，美苏英的“波茨坦会议”正在举行的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苏联何时出兵进攻日本”。
对这个问题，苏联人一直闪烁其词，于是在一天的休会期间，当时参会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对斯大林说了一句话：
“美国现在已经掌握了一种威力十分可怕的新武器。”
杜鲁门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就在8天前，美国人已经成功试爆了全世界第一颗原子弹。
按照杜鲁门当时的想法，斯大林至少应该会有一个类似“大吃一惊”的表情。
但是斯大林听到他这句话时眉毛都没动一下，淡淡地回了一句：
“这很好，希望能用来好好打击日本人。”
杜鲁门有点吃惊，因为“斯大林居然连一个问题也没提”。他把斯大林的反应归结为一个老牌政治家的不动声色和强自镇定，但事实上杜鲁门不知道的是，他是在接任罗斯福的总统之位第12天才知道美国居然搞了这么大一个“曼哈顿工程”——他当时是副总统，但也没资格知道。
而斯大林呢？他从“曼哈顿工程”启动的时候就知道了。
为什么？因为他“内部有人。”
在当时苏联的诸多内线中，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叫克劳斯·福克斯。
克劳斯·福克斯1911年12月29日出生在德国，早在中学时代就在数学和物理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福克斯的父亲、哥哥、姐姐都支持共产党，他本人也在读大学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1933年，希特勒通过“国会纵火案”开始对德国共产党进行大清洗，福克斯的亲人都被陷害，家破人亡。悲愤之下的福克斯只能到英国申请避难，并申请英国国籍。
一开始，福克斯在英国过得还算不错，他在25岁的时候就取得了博士学位。但好日子没持续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序幕，英国遭受了德国的狂轰滥炸，开始施行“敌对国家人员审查制度”，福克斯出生在德国，所以英国政府先是对他限制人身自由，之后又直接把他送到了加拿大魁北克的拘留营。
在1940年的圣诞节，英国政府忽然通知福克斯：你被释放了，要尽快回国。
英国政府是要为福克斯平反吗？其实并不是，是因为要派他有大用场——英国人当时已经启动了“合金管计划”，开始研究制造原子弹。
福克斯回到英国后，立刻被安排进入在伯明翰大学进行的原子弹研究工作。凭借极高的数学和物理天赋，福克斯很快就解决了一些明确原子弹基本参数所必需的重要数学问题。
而英国政府也在不久之后就给予了福克斯正式的英国国籍，并和他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让他正式进入“合金管计划”的核心层。
请注意，到目前为止，福克斯虽然经历了好几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但他是没有选择权的。从这一刻开始，他开始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了。
他选择了哪条路呢？作为一个为英国研究绝密原子弹的科学家，他主动去联系了苏联情报部门。
就在进入英国的原子弹研究小组后，福克斯花费了一番周折，找到了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武官秘书，主动透露了英国已经开始研制原子弹的情报，希望苏联能够尽快开始这方面研究。苏联方面对这份情报极为重视，随即派了一位少校担任福克斯的联络人。
福克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前东德的国家安全部情报总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后来写过一本回忆录，叫《隐面人》，在里面他专门提到了福克斯，他认为福克斯这样做的原因是：
“他深信，只有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能战胜希特勒。”
当“合金管计划”进行到1942年的时候，一直处于纳粹德国军事威胁中的英国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暂停“合金管计划”，派出英国科学家加入美国科学家团队，共同加速推进“曼哈顿计划”，为美国制造原子弹。
而作为英国原子弹科学家小组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福克斯也和其他英国科学家一起最先被送到了美国。福克斯先是在纽约华尔街的一幢大楼里研究和原子弹相关的气体扩散问题，然后从1944年春季开始，在“曼哈顿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时候，直接来到了奥本海默领导的位于洛斯阿拉莫斯沙漠的总实验室。
即便是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云集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福克斯依旧凭借自己出色的能力赢得很多同事的夸赞和信赖，很多繁琐和棘手的物理和数学计算问题，都是委任给他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福克斯一直在通过各种形式，将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各方面情报都透露给苏联，甚至给过原子弹的相关详细设计。早在1945年6月，福克斯就告诉苏联人美国将在7月初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所以后来在波茨坦，斯大林在杜鲁门说那句话后面无表情，完全可以理解。
当然，苏联在西方世界铺下的庞大情报网肯定不止福克斯一人，但至少在原子弹情报方面，福克斯是苏联最重要的情报提供人之一，他甚至很早就向苏联透露美国人已经开始研究氢弹，以及背后的原理。
而让一些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福克斯在完成这些艰巨甚至危险的任务后，从来不收取报酬。
1945年2月，苏联驻纽约情报机构二号人物列昂尼德·克瓦斯尼科夫在向苏联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情报网基本上是相当有工作能力的，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大部分间谍为我们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基于对我国的友好态度。”
1945年8月6日，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
那时，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核国家，其他各国感到了明显不安，其中也包括美国的盟国英国。
当时美国并不乐于向英国分享原子弹技术，而伦敦也不想因为没有原子弹而完全依赖华盛顿，所以二战一结束，英国就恢复了“合金管计划”，并且拨款一亿英镑，开始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作为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重要英国科学家之一，福克斯再一次被请回英国，担任了英国哈鲁艾尔原子中心理论物理处处长。
英国人重用福克斯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美国拒绝透露原子弹技术的情况下，在“曼哈顿工程”核心层工作过的福克斯就是一个“人肉情报机”，他可以将自己在美国接触的研制原子弹的各种经验、数据和情报都透露给英国。
这时候，福克斯又面临第二个十字路口了：要不要帮英国？他的选择是，帮！但同时，也帮苏联。
1949年8月29日凌晨4点，一颗被命名为“铁克瓦”（俄语意为“南瓜”）的原子弹在苏联东部的核试验基地爆炸成功，苏联成为全世界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在大吃一惊的世界各国中，情绪最激动的是美国。
这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核垄断”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就被打破，更是因为美国人深知“曼哈顿工程”的复杂程度，负责牵头的格罗维斯将军曾断言：“至少在十年之内，没有一个国家能造出原子弹。”
思来想去，美国人得出一个原因：内部出了间谍。
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亲自牵头下，一场针对所有涉及过“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的缜密调查开始了。
在通过层层审查、监听、分析之后，嫌疑圈越缩越小，最后定格在少数几个科学家身上。
福克斯最终被查了出来。
真相水落石出后，英国情报部门在1950年2月3日拘捕了福克斯。英国举国震动，媒体称福克斯是“历史上最危险的间谍”。
1950年的3月1日，福克斯的审判开始。当时福克斯已经做好自己被判死刑的准备了，因为据他所知，当间谍都是要被判死刑的。
但最终，福克斯被判了14年有期徒刑。
为什么判罚会比预期的要轻呢？当时有舆论认为：福克斯虽然向苏联泄露了原子弹的情报，但苏联毕竟不是德国法西斯。而最重要的是，福克斯同时也将美国的原子弹情报告诉了英国，大大推进了英国的原子弹研发进程。
就在福克斯入狱两年后，1952年10月3日，英国成功试爆了本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为全世界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而福克斯在狱中的服刑表现良好，前后减刑五年，在1959年就被释放出狱。
原本已经觉得没有选择权的福克斯，在出狱后又迎来了自己人生第三次的十字路口：去哪里生活？
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西方世界，希望他能继续留下来从事相关方面的科学研究，但他却拒绝了一切邀请，来到了当时的东德，成为东德核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并且还教授物理和哲学课程。之后，他还成为东德的科学院院士，被授予一级国家奖金和卡尔·马克思勋章。
应该说，福克斯在后半生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了解他所做事情的人们始终关心一个问题：苏联人是怎么看他和对待他的？
在福克斯的有生之年，苏联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和他有过任何接触，更不用谈公开表彰他的功绩。不过，据东德情报总局局长的回忆，在1983年，当年两个负责和福克斯联络接头的苏联官员巴尔科夫斯基和费克利索夫曾拜访过福克斯，向他转达了苏联对他过去所作贡献的感谢。
福克斯在1988年1月28日去世，当时媒体特别注意到，他的葬礼上没有出现一名苏联人。
不过，就在福克斯去世的那一年，苏联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叫《冒险-1》的电影，里面提到了一个叫福克斯的人，为苏联提供过美国的核情报。
直到1992年，俄罗斯的《消息报》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公开承认苏联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期间参考了福克斯提供的详细资料，并称福克斯使苏联在很短时间内研制出了核武器，苏联应该向福克斯致以深深的谢意。
而负责牵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后来曾说过一句话：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科学家和情报部门的功劳，各占一半。”
好了，关于间谍的故事说完了，接下来也说说我自己的感想。
长久以来，福克斯做间谍的动机，一直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我看来，福克斯的共产主义信仰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当年被流放加拿大魁北克时，在拘留营和他同一个囚室的，就是一个资深德国共产党员，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但真的只有这一个原因吗？
接下来的这段话，是福克斯本人说的，你可以听一下，他这么做是否还有别的原因，他说：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间谍。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苏联保守原子弹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这样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毁灭潜力的东西，所有大国都应该有。
“一方倘若可以挟这样的威力威胁另一方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国里为所欲为没什么两样。
“我从没觉得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莫斯科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我倒觉得不这样做反而是不可饶恕的玩忽职守。”
我不知道你听了这几段话后感觉如何，从我的理解角度出发，至少在原子弹这个能毁灭全人类的武器面前，福克斯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国界。而这也能解释如果他效忠苏联的话，为何也愿意推进英国的核武器研发。
我想，这应该也是福克斯在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十字路口做出选择的背后原因。
事实上，很多当时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都和福克斯有类似的观点。他们其实对当时的苏联未必有什么好感，但在原子弹巨大的威力面前，他们惶恐地意识到可以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灭绝的武器已经诞生，要避免这个威胁发生，他们就有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
大家都拥有核武器。
当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可以轻取对方性命的武器时，一种“恐怖平衡”反而就产生了。
所以我觉得，当时不少科学家愿意向苏联提供核武器的研发情报，一些人固然是出于信仰，但同时也是出于“不希望只有美国拥有核武器”这一观点。
有一位著名犹太裔美国物理学家，叫做汉斯·贝特，他是196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汉斯·贝特曾经在“曼哈顿工程”中与福克斯共事过，他评价福克斯“是唯一一个真正改变历史的物理学家”。
这样的评价是否贴切，见仁见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但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那就是福克斯在自己人生十字路口做的那次抉择，切切实实地影响到了世界的格局和进程。而其实你往深一层看，在福克斯做出抉择的背后，也折射出在二战结束后，东方和西方也面临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曾经的盟友们最终以一道铁幕为界，开始分道扬镳。
有一句话，叫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个体在时代的进程面前，往往是渺小无助的。从辜鸿铭的身上，我们或许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面对时代的进程，他一些过时甚至反向的观念和行为，注定会为自己带来失望的后果，但反过来，我们再看福克斯，面对两个巨大的阵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了整个格局。
当然，再往深想一步，把时间轴拉长，辜鸿铭的一些坚持真的是无用的吗？东方的文明真的是全方位不如西方吗？福克斯如果没有那样选择，就不会有其他王克斯和张克斯出现了吗？苏联就造不出原子弹了吗？这又是更深一层次的思考了，也是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故事的原因，希望能给你有所启发。
好了，有关于十字路口和抉择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总体而言，这是关于个人的抉择，下一讲，抉择的层面就要上升到公司和组织了。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