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中》 张笑宇解读
《世界之中》| 张笑宇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张笑宇。今天我为你介绍的书是《世界之中》，这是我在2025年出版的历史学新作。《世界之中》这本书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是属于世界的中国，如果没有世界的塑造，就没有我们今天熟悉的中国，因此不能理解世界，就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中国”。
因此，我在书中呈现了历史上的十个节点和切片，讲述中国历史不同时刻，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参与到“何为中国”的塑造之中。
这么讲可能有些空泛，在接下来的解读中，我会筛选书中最重要和最精华的几张切片，来帮助你理解这本书的主题。我会首先聊到，中国为什么叫“中国”，而它之后的内容，则围绕“世界如何塑造中国”这条线索展开。相信你听完之后，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世界之中”的含义。
有句话叫做，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就不知道我们将会去向何方。所以我在本书选择的第一个故事，就从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开始。当然，我这里采取的是学术界比较新颖的一种理论，还不是公论。但是我觉得这种理论是我看到的最浪漫的一种，而且它的逻辑也非常自洽。所以，我想在这里把这个故事介绍给你。
我们都知道，最早“中国”一词的出处，是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也就是著名的“宅兹中国”。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有一本书，讲的主题是对中国的认同，书名就叫做“宅兹中国”，来源就是这个何尊铭文。何尊是周成王在洛邑定都时，由贵族“何”铸造的礼器，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定都在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区”。
凭什么周成王管它定都的地方叫“天下之中”呢？你可能会想到一个答案：噢，古人没有地球的概念，对世界地图了解得也不充分，自然就会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叫做“世界之中”。这就好像英国作家托尔金写的《魔戒》里面，霍比特人和他们的朋友把自己生活的大陆叫“中土大陆”一样。中国的祖先管自己住的地方叫“天下之中”，把其他区域叫边疆，可能单纯就是对世界了解不足的缘故。反过来说，其他边疆区域可能把自己看作中国，反倒把中国看作边疆呢。
其实最新的考古学是不支持这个结论的。比如我们知道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四川的三星堆文化，以及“宅兹中国”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这些古文化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很繁盛，而且也有很多考古证据说明它们跟其他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往来和交流。而何尊的铸造时间大概是三千年前，很明显，比何尊早得多的中国古文化就已经对这片大陆上的其他邻居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它们怎么会如此傲慢无知，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叫作“天下之中”呢？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有另外一个答案：中国的先祖不是因为对世界一无所知，所以自称“宅兹中国”的。恰恰相反，中国的先祖是因为最早发现了测度空间方位的科学方法，所以成了最早发现“中”的地方。因为你能够最早告诉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哪个方向是东南西北，你的成果被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文明所公认，所以你的文化才最有资格叫“中”。
听到这，你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古人要确定东西并不难，因为太阳东升西落。但是因为黄赤交角的缘故，一年之中太阳升落的方位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方法并不精确，而且也没有什么难度。要精确测度方位，那还是要依靠地磁场。但是四五千年前的中国人，也并没有发明指南针呀，他们是怎么能精确测度东南西北，从而有资格“居中”的呢？
其实，没有指南针，也可以精确测度方向，甚至还可以测量距离。这个方法解释起来非常简单，也非常浪漫：如果你想精确地测量大地，方法其实是测量天空。
道理很简单：首先，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人都很容易观测到，一年之中当太阳直射你头顶时，你生活的区域影长最短。所以首先你可以获得一个测量基准。其次，在这个时间点，你越往太阳直射点的反方向走，你的影子就会越长。比如你生活在北回归线以北，那么夏至日你越往北走，你的影长就会越长；越往南走，影长就会越短。因为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太远，地球本身的球形造成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影长和距离之间的数学关系差不多就可以近似为两个直角三角形的相似关系，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固定的。运用这个方法，你不仅可以精确确定南北，还可以用影长的缩放关系测量距离。
这个方法也不是杜撰出来的，它就记载在中国古代典籍《周髀算经》里面。你可能知道《周髀算经》最早介绍了勾股定理，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勾股定理的实际应用，其实就是用直角三角形的关系来测量地理方位。“周髀算经”里面的“髀”，其实就是古人测量影长的仪器叫做圭表，我们在天安门前看到的华表就是起源于它。这个髀就是勾股定理中的股，而你把它竖立在地上，它的影子就是勾股定理中的勾。《周髀算经》里面记载，“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长一尺六寸”，意思是说，周人使用的髀长八尺，夏至日正午时分影子最短时，它的影子长度就是一尺六寸。如果你往北走，影子会变长，往南走，影子就会变短。《周髀算经》把这个缩放比例叫作“千里一寸”，意思就是你往北走一千里，影子长度差不多就会变成一尺七寸；往南走一千里，影子长度差不多就会变成一尺五寸。当然这里的“里”不是我们今天的“里”，“寸”也不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寸”。它是周代以前的人使用的古里和古寸。
仔细想一想，这种测量方法是非常巧妙的：它用成本特别低的办法解决了一个大尺度空间测量的问题。而这对上古时期的政治秩序是非常有用的。这就像你今天盖房子，你精确测量自己家的套内面积，决定一下给你们夫妇住的主卧多大，你的孩子住的次卧多大，这其实涉及家庭的权力分配。要完成这个任务，你需要一把精确的尺子。但如果你管理的不只是一套房子，而是一个王国，尺子是没办法帮到你的，你需要测量的是上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时候，《周髀算经》里提到的测量影长的圭尺，就是你最简便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周髀算经》里面说，“知地者智，知天者圣”。你只有掌握了勾股定理，你才能分配你的土地和封臣，这是古代最重大的权力分配。《周髀算经》不是关于数学和天文学的学问，而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学问。
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个逻辑，我们就会意识到，其实《周髀算经》里记载的圭尺和影长，就会提示我们，最早的“宅兹中国”在哪里。因为运用勾股定理测量大地和天空，这个原理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成立。但只有最早发现这个测量方法的文化，才会把他们最初找到的这个神奇比例关系保留下来，作为神圣的传统代代传承。而这个点在哪里呢？它的纬度很好计算，因为在夏至日时圭尺长八尺，影长一尺六寸，代表当地夏至日太阳高度角的正切值是8：1.6，太阳角度为78.69度，对应的纬度大概是北回归线34.75度。考虑到古人的测量误差，我们可以把这个地点定位于北纬34—35度之间。我们也会发现，被推定为夏都的二里头，商朝前后的几个都城（郑州、濮阳、河津、温县、郓城、曲阜和商丘），以及西周的都城镐京和洛邑，尽管这些城市东西之间相距很远，但纬度几乎都会落在这个范围内。似乎中国最早期的王朝都会有一种默契，就是要让自己都城测量天空的尺度，与最早确定“中”的这个影长比例保持一致。
但是，在这个纬度上，最早对天空进行测量，因而确定了这个尺度的地点在哪里呢？考古学家们的目光投向的是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庙底沟遗址。这个遗址被认为是今天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的起源地，而陶寺文化被普遍认为是尧的都城所在地。对，你没听错，三皇五帝中尧舜禹的尧。
考古学家认为陶寺与尧有关，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陶寺著名的“巨石阵天文台”。尽管这个巨石阵的遗址只剩下地基，没有英国巨石阵那么宏伟，但它的技术意义却犹有过之。考古学家发现，陶寺的这个巨石阵，它的真实作用是确定节气。当天文官员站在巨石阵的中心，观察到太阳从巨柱的缝隙中升起的时候，就代表一个节气的到来。而这恰恰与《尚书·尧典》中记载，尧带领民众观测天象、敬授人时，也就是为农耕生活确定节气时令的记载相吻合。所以，考古学家基本已经默认，陶寺文化就是尧都遗址。
而把陶寺跟最早测度天空，确定大地之中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证据，是2002年考古学家在陶寺发掘出的一套圭尺。这是中国目前出土最早的一套圭尺实物工具套，它的作用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通过测量影长来测度距离，距今4000年历史。它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竖起来的时候是圭，放平的时候是尺。你先把它竖起来，用一个玉制的坠子，学名叫“戚”，来确定与地面的垂直关系，然后用两件景符来标注影子的末端。然后你再把它放平，用一个套在它上面的游标来测量它的底端跟影子末端的距离，也就是影长。最后，你再把游标的位置标注在圭尺上。考古学家发现，这件出土圭尺上有一个刻度，恰好与圭尺的长度比例相符，即8：1.6。也就是《周髀算经》中所说的髀长八尺、晷长一尺六寸的比例！
而更有趣的事情，是它长什么样。你可以找张纸画一下：如果你把这个圭尺画成一条竖线，把套在它上面的游标卡尺画成被竖线穿过其中的方块，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得到了一个“中”字！你看，天文的、政治的、考古的、文献的，所有逻辑闭环了。中国的“中”是怎么来的？它就是来源于这个圭尺，就是来源于庙底沟的人民最早发现了测量天空与大地的办法，所以有资格叫做“中”，这是个象形文字。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文献中找到佐证。比如说，清华简出土以后，历史学家对其中一篇文章叫做《保训》的，一直感到很奇怪。《保训》是周文王姬昌临终前给武王姬发留下的遗言，可以说非常重要。而其中有几处提到“中”的地方，牵涉到一个故事。这故事说的是夏朝时代，商部落的首领上甲微的叔叔王亥被有易氏所杀，上甲微从河伯那里借来“中”，报了仇，又把“中”还给了河伯。过去历史学家不理解的地方在于，这里的“中”怎么跟个东西一样，还能有借有还呢？现在有了这个考古发现，答案就清楚了：“中”最早很可能指的就是圭表，它是个纯象形文字。因为圭表决定了统治者分封诸侯的土地测量，而分封制度下，封地又是跟军事义务挂钩的，所以圭表很可能就是上古时代统治者动员封臣出兵的权力象征物，所以上甲微借“中”，其实就是借圭表的意思，而借圭表的意思就是借兵的意思。
这个推测，也是可以得到后世文献佐证的。唐代学者贾公彦在注疏《周礼》的时候就解释说，假设你想封一个上等公爵，那么你在他的公国北部边疆立一个高八尺的圭表，夏至日的时候你测得影长是一尺五寸；南部边疆再立一个同样高度的圭表，测得影长一尺四寸五分，那么他的公国从北到南就是五百里。如果减到四分，那就是四百里封侯爵，三分是三百里封伯爵，二分是二百里封子爵，一分是一百里封男爵，这就是分封之法。可见，从天文观测到地理度量，再到分封、统治和军权，代表“中”的圭表，全程贯穿其中。
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所有关于“中国”起源的解释中，它是最震撼和最浪漫的一个，因为它的出发点是科学成就。正是因为人能理性地认识这个世界，科学地把握这个世界，所以他虽然渺小，却可以成为万物的尺度。只要他手握代表科学的尺子，把自己作为出发点，就可以度量世界和宇宙的尺度。这就是“中”的来源。我们的先祖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一点，才获得了“中国”这个荣耀的称号。
但是这一切为什么湮没在历史之中了呢？
答案很可能在于陶寺正北偏西三百多公里的另外一个同时期古文化，也就是陕北地区神木高家堡石峁遗址。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了巨大的城墙、城门、哨所，以及多处人牲祭祀坑。显然，这个古文化曾经以战争和杀戮闻名。
不仅如此，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发现，晚期陶寺文化曾遭到大规模破坏，而且出土了大量来自石峁的陶器，还有大规模的石制武器加工产业。陶寺考古发掘队队长何努先生认为，把这些线索联系起来，很可能意味着崇尚暴力的石峁文化征服了擅长天文和农耕科技的陶寺文化，并把这里变成了一个专门生产武器的殖民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石峁文化位于黄河和毛乌素地区的交界处，也就是农耕和草原的交界处。石峁文化的经济生活一半农耕，一半畜牧，当地人的食物植物占比较小，肉类占比较大。而且，他们的石雕风格也与南西伯利亚和新疆的游牧民族接近。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草原游牧文化。
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有一条西起乌克兰东部，东到辽宁北部的巨大草原带。这条草原西部的颜那亚人最早驯化了马匹，发明了车轮，他们也成为最早、战斗力最强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能够在草原上驰骋，农耕民族却做不到，这个草原带就成为游牧战士们征服周边农耕文化的走廊。颜那亚人征服多瑙河、秦汉时期匈奴的南侵、匈人入侵欧洲、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乃至后来的蒙元征服和帖木儿征服，都可以说是这个关系的一部分，其实陶寺与石峁的关系也不例外。
所以，当我们一方面发掘出，陶寺文化辉煌天文成就定义了何为“中国”的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陶寺文化的衰落也暗示了“中国”所必须面对的一种命运。这片大陆上不只有我们。尽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可以发展出高度繁荣先进的科技文明，但它也可能因为外部的征服，在一瞬间毁于一旦。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一无所知，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正是被世界的各种力量塑造而成今天的。面对世界，是我们的必然命运。
这也是我在本书中讲述诸多历史片段的一条隐秘主线。书中有个篇章讲到，中国与北方草原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在特定时期有可能成为双方的一种诅咒。
比如，中国为什么在两千年前就会发展出相当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其实中央集权制度的起源就是战时制度。先秦时代的诸侯国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正是因为应对战争的需求。“县”这个字其实来自“悬”，悬置的悬，你一个国家新征服的土地，还掌握在军事最高长官也就是君主的手中，没有分封给底下的贵族，悬在那里，你要派一个军官去那里进行管理，编户齐民，准备随时作战，这就是县的起源。正是因为有这种全民动员制度，才能抗衡强大的游牧民族入侵。
但是反过来，中国的这种制度也会反过来传播到其他周边民族那里，成为当地人对抗中国朝代的制度工具。比如，我们都知道汉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汉文帝把公主嫁到匈奴，要求一个叫中行说的宦官陪嫁过去。这个中行说不想去，但是被强逼过去，于是他就发誓会成为大汉最害怕的敌人。他到了匈奴之后，把中国编户齐民和财政统计的技术和制度教会了匈奴人，结果大大加强了匈奴国家的集权与军事化程度。用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匈奴和大汉其实就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活塞运动”关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消彼长、互为镜鉴。
比如中行说投奔过去后，文景两朝，都是匈奴压制汉朝；而武帝大搞军事建设，又反过来压制了匈奴，但这也大大消耗了西汉的国力，导致西汉末的内乱、王莽篡汉和东汉复兴。匈奴和西汉都衰落后，西域的羌人崛起，成为东汉面临的主要外部敌人。而东汉派去征服羌人的将领，又在西域演化为军阀，也就是所谓的“凉州三明”（张奂、皇甫规和段颎）。而他们的部属则有董卓、马腾和韩遂，他们最终撕裂了东汉的天下。而当东汉灭亡之后，归附汉朝的南匈奴刘氏部落竟然想要光复汉朝。他们的祖先是汉朝远嫁匈奴的公主，因为按照匈奴传承母系姓氏的习俗，他们自认为是汉与匈奴的共同后裔，帮助大汉光复天下是他们的义务。这便是十六国时期第一个汉赵政权建立者刘渊的背景。刘渊趁西晋八王之乱起兵时，把他的祖先追溯到刘邦，说我高祖刘邦开创大业，光武帝刘秀恢复基业，昭烈帝刘备和后帝刘禅壮志未酬，未能以血补天，遂令司马氏窃夺天下。现在天意让司马氏兄弟残杀，这正是我匈奴刘氏恢复大汉天下的绝佳时机。所以你看，中原跟草原的这个互动关系是不是塑造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当然，这个互动关系不仅有王朝政治的延续，也有民间经济的互动。在特定时期，它甚至也是中华盛世的先决条件。比如书中还有个故事，就讲了中亚商业民族粟特人和大唐盛世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涉及一些经济学知识：为什么中国古代对外的商路叫“丝绸之路”？因为丝绸之所以受欢迎，不光因为它是优秀的奢侈品，还因为在普遍使用贵金属做货币的年代，丝绸因为重量轻、价值高、易于分割，而成为大家都欢迎的货币，它在古代史上的真实地位其实相当于“纸币”。这其实是唐王朝经营西域的经济基础。因为西域离中原太远，你把金银铜币运过去成本太高，不利于维系统治。
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传统，士农工商，商人是末位。但你要把丝绸当货币，商人如果不接受的话，你怎么花得出去呢？如果唐军把丝绸带到西域，但是做不了军饷，唐军怎么能在遥远的西域立足呢？这里其实就有一个活跃于中亚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扮演了关键角色。粟特人被誉为中亚的犹太人，他们为做生意，远到长安寻找丝绸，他们是西域丝绸之路上的真正大商人，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因为他们跟唐朝的密切关系，唐军才能在西域密切立足，大唐边疆才能远达今天的塔吉克斯坦。所以你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粟特人，就没有大唐盛世。
这个故事还可以继续讲下去。公元1000年以后，因为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和繁荣，从欧洲到近东、西亚、南亚，再经历东南亚到中国的商路打通了，海路相比陆路商贸的比重大大增加，这也构成了中国经济重心从西北向东南转移的基础。
两宋时期，由于北方被契丹和女真控制的缘故，宋代的大量财政收入必须依赖海洋贸易，南宋巅峰时期，政府从商贸活动中获得的税收一度达到60%，远超同一时期的英国。当时的宋朝比西欧国家更有资格称为商贸国家。但正像我们反复说的，中国古代商人的政治地位比较低，所以这个巨大的商贸额，有很大比例是被活跃于南亚和东南亚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支撑起来的。因为他们不属于中国商人，所以当时的宋朝政府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他们特权，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某种“一国两制”的智慧。
比如像宋神宗时期有位阿拉伯商人叫辛押陁罗，他的名字可能是谢赫·阿卜杜拉的音译。他来到中国后，被选为广州蕃长，也就是广州管理外国商人（主要是穆斯林商人）的地方长官，还负有对外贸易、招商引资之责。他在当地修置蕃学，用阿拉伯语教授儒家经典，帮助外部商人融入中国社会。因为教化有功，宋朝还专门封他做了将军，起草任命书的正是我们熟悉的大文豪苏东坡。辛押陁罗和苏东坡一家交往密切，也是宋代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所以说，没有像辛押陁罗这样的阿拉伯商人，宋代商贸盛世恐怕也不会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繁荣。
到了明代，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展，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强烈地塑造了中国自己的历史路径。比如，今天我们知道，人类之所以能够在16世纪以后加速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有一个重要前提是航海家在日本和美洲发现了两个巨大的银矿。日本的这个叫石见银山，一个矿占到当时全球白银出口的1/15，“银座”这个词就是起源于它。美洲的这个叫波托西，它就更厉害了，19世纪的时候一个矿占到全球白银产量的60%。正是因为货币供应大大充足了，所以全球化才能特别快速地展开。
而很少有人关注到，其实以浙、闽、粤为代表的南方华人，他们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是同步进入大航海时代的。他们是南方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之间航路的控制者，他们控制的商路与西方人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商路相重合，所以承担了全球白银进入中国的中介任务。没有他们的贸易和输入的大量白银，大明首辅张居正就没有办法搞一条鞭法改革。
但很不幸的是，中国古代政治精英的认知长期被儒家知识分子把控，帝国首都的士大夫们并不知道这些华人承担的意义有多重要，也没有保护外国殖民地中的南洋华人。为了在南洋生存下来，应对土著和西方殖民者带来的挑战，南洋华人不得不在马来亚半岛和婆罗洲等地，发展出了自治社会和选举制度，甚至建立过共和国，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兰芳公司。他们的精神后裔有两支，一支是在香港地区和南洋获得资助，最终领导了清末革命的孙中山，一支就是扎根南洋自力更生的新加坡。最后，他们通过不同的路径，也为中国这片土地作出了贡献。正因为有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华人在改革开放早期回到大陆进行投资，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以更快速度取得更大的成就。
以上就是我从《世界之中》里为你选择的最精华的故事切片。
我个人很喜欢一句话：我们对历史有全新的理解，经常不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新的角度。我相信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熟悉中国，但是你有没有从这样的角度理解中国？中国曾经是因为掌握了最先进科技才有资格叫中国的；匈奴、蒙古这些曾经的域外世界，在历史上也有一部分人想融入中国；而从中国出发，前往拥抱和吸收世界的那些力量，最终也回馈于这片大地，把它变成了更好的一个中国。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书中其他内容还有兴趣，也建议你去阅读原书。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中”最早很可能指的就是圭表，因为圭表决定了统治者分封诸侯的土地测量，而分封制度下，封地又是跟军事义务挂钩的，所以圭表很可能就是上古时代统治者动员封臣出兵的权力象征物。
2.中央集权制度的起源就是战时制度。先秦时代的诸侯国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正是因为应对战争的需求。
3.我们对历史有全新的理解，经常不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