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版）Home in the World 刘怡解读

Home in the World | 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回忆录。它的原书名叫Home in the World，直译过来就是“世界中的家”。这本书是2021年在英国出版的，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但我一读完英文原版，就迫不及待地想把它分享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它讲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成长故事。一个来自印度的“小镇青年”，通过20多年的学习、游历、交际，不光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属，还确认了自己的职业兴趣，走上了学术道路，并最终享誉世界。这当中有太多生动的故事和精彩的细节了，非常值得拿出来说道说道。

一般来讲，对当代经济学家，我们会更关注他的学术成果，而不是个人经历。毕竟，21世纪的经济学，早就是一门体系严整、培养路径清晰的“显学”了。“正牌”经济学家，往往拥有博士文凭，研究的是某种特定的理论，或者某个具体的产业。像18世纪的亚当·斯密那样，完全靠自学成为经济学者，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而读博士，发论文，年复一年地讲课、出书，这样的经历虽然值得钦佩，却缺少传奇色彩，不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兴趣。要是一位经济学家，既没有加入政府，出任高级官员，研究的课题又离日常生活比较远，那么除了学生跟同行，大概没有多少人会专门去读他的回忆录。

如果用这套标准打量阿马蒂亚·森，那么乍一看，他的经历好像不怎么“出圈”。毕竟，简历上明明白白写着：阿马蒂亚·森，26岁取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牛津、哈佛、剑桥都当过教授，出过30多本书。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年少成名，持续进取，最终登峰造极的故事嘛，太平淡了。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课题，倒是不晦涩，主要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分配正义和社会福利问题。但要了解这些问题，读他的专业著作就够了，并不需要再“啃”一本460多页的回忆录。那问题来了：这本《世界中的家》，究竟有什么不同凡响的地方，值得专门关注呢？

别急，我先给你说个人。这人是个20岁的印度小伙子，在加尔各答一所大专读经济学，平时最大的爱好是在咖啡馆里和人聊天。他的英语讲得不好，也不喜欢经济学。之所以会选这个专业，是因为它不用做实验，可以成天在校外闲逛。读小学时，这个小伙子的成绩就在班里排倒数。父母干脆让他转学，去了一所“不正规”的乡下学校。这所学校连教室都没有，学生坐在树底下听课，从来不考试。小伙子在这所学校待了十年，拿了个中小学合一的文凭，接着上了个两年制大专。你觉得，要是这个小伙子突发奇想，申请剑桥大学的本科入学资格，会获得批准吗？

这个小伙子，就是1953年时的阿马蒂亚·森。你是不是以为，他是靠机缘巧合进了剑桥，从此开始虚心向学，最终成为学术大师的？那你就错了。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面。小伙子的父母和亲戚，统统是英属印度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家里光教授就出了好几个。他们家有佣人，有田产，后来还买了汽车。小伙子就读的那所“乡下学校”，是大文豪泰戈尔创办的，泰戈尔又是他外公最好的朋友。这所学校的老师，要么是诗人、艺术家，要么是小有名气的学者，是用大学教授的底子在给中小学生上课。小伙子在咖啡馆里跟人聊的，也不是八卦，而是他自学的马克思、阿罗等顶尖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么一说，情节是不是一下反转了，直接从励志小说变成了精英文学？

其实，两个阿马蒂亚·森的形象，都是真实的。他的确出生在一个大知识分子家庭，起点很高。但在英国殖民时代，印度知识分子是被打压，甚至排斥的。他们精神苦闷，只能隐匿到乡村，抱团取暖。这种特殊的时代氛围，阿马蒂亚·森从小就感受到了。他在15岁之前，已经亲历了“二战”空袭、大饥荒和宗教仇杀，还有亲戚被捕入狱。这些经历，使他格外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并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把自己的人文关怀发扬光大。可以说，剑桥提供给阿马蒂亚·森的，主要是学术舞台。而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早在20岁之前，就在家乡印度孕育出来了。

而《世界中的家》这本回忆录，写的主要就是阿马蒂亚·森在人生前30年，特别是20岁以前的生活。跟随他的思绪，我们会回到“二战”前后的印度，见证一位未来的世界级经济学家，是如何培养出旺盛的求知欲、开阔的眼界，以及真挚的同情心的。这三项素养，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意义都很重大。即使你不是一位经济学爱好者，你也能从阿马蒂亚·森的回忆里，收获鼓舞和感动。毕竟，谁不希望能像他一样，拥有丰富而坚定的内心呢？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8岁之前的阿马蒂亚·森，有过哪些独特的经历，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怎样形成的。在第二部分里，我会带你了解，阿马蒂亚·森为什么会走上研究经济学的道路；他在印度和英国的大学经历，对他的学术观点又有哪些影响。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想先为你揭开阿马蒂亚·森的一个“小心机”。这个“心机”，许多欧美专业书评人都没看出来。但要理解本书的深层内涵，还真就绕不开它。这个“心机”就是：书名里的“家”和“世界”，分别意味着什么？

阿马蒂亚·森自己讲，这个书名可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在致敬自己的精神导师泰戈尔。泰戈尔在1916年写过一部小说，叫《家与世界》，书里描写了当时印度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他们生活在传统家族里，受到古老文化和宗教的熏陶，也以此为傲。但这个原生态的“家”，既没有现代科学，也没有个人权利，是非常压抑的。反之，英国代表着“世界”。它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更加现代，更有吸引力。但英国是靠暴力征服印度的，它那个“世界”，充斥着不平等和歧视，也令人失望。印度人徘徊在“家”和“世界”之间，对哪一边都不满意，但又不得不往前走，走得很艰难。

面对这种困境，印度人该怎么办呢？泰戈尔提了一个方案，叫“把世界安置在每个人的家里”。换句话说，既要拥抱现代，同时也不丢失自己的根基。这可是一项大工程。

为什么理解阿马蒂亚·森，要先说泰戈尔呢？因为这两个人的渊源，可是太深了。提起泰戈尔，大多数人都是只闻其名，未知其事。只知道他写过许多小说、诗歌和剧本，拿了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此外就所知甚少了。其实，泰戈尔不光是文学家，还是一位坚定的社会改革家。他觉得，自己的诗歌在欧美国家受欢迎，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欧美人喜欢的，是印度诗歌里的浪漫意象。他们希望印度永远保持蒙昧和神秘，不要有现代文明，这样就可以像逛博物馆一样，满足自己的审美趣味。对这种倾向，泰戈尔是不能容忍的。他觉得，要改变印度这个“家”的落后状况，必须发展现代教育。但泰戈尔又非常不喜欢“填鸭”式教育，他打算自己办一所学校，从小学覆盖到大学，为印度培养真正的现代人才。为此，他在印度东部的小镇圣迪尼克坦买了一块地，捐出自己的诺奖奖金，开始做这个教育实验。而为泰戈尔主持新学校日常事务的人，名叫克提莫罕·森，他就是本书作者阿马蒂亚·森的外公。

克提莫罕·森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古典学者，以他的才能，管理一所大学都不在话下。但他认同泰戈尔的教育理念，为此不惜放弃世俗功名，长期追随。泰戈尔对克提莫罕·森也很欣赏，两个人几乎天天见面，家里的大小事情都要相互商量。1933年，克提莫罕·森有了第一个外孙，他让泰戈尔给孩子起名字。泰戈尔讲，我们都是孟加拉族人，那就用孟加拉语中的“不朽”这个词，管他叫“阿马蒂亚”吧！阿马蒂亚·森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从婴儿时代起，他对留着白胡子的泰戈尔就有很深的印象，经常被外公抱在怀里，听他们讨论艰深的文化问题。不过，那会儿他年纪还小，还理解不了这些。阿马蒂亚·森自己讲，他最早对“世界”建立概念，不是通过聊天，而是源自一场长途旅行。

要知道，当时的英属印度，疆域比今天的印度共和国可要大得多。现在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在“二战”之前都归英属印度管辖。阿马蒂亚·森的父亲，就在孟加拉最好的高校达卡大学当化学教授。1936年，他接到缅甸曼德勒农学院的邀请，去做三年客座教授，3岁的阿马蒂亚·森也被一并带去了缅甸。在那里，他注意到许多新奇的现象。缅甸没有种姓制度，性别歧视也比英属印度其他地区少，妇女都很独立。但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都是一团糟，穷人看不起病，也上不起学。阿马蒂亚·森讲，他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不平等”，就是在缅甸。他开始学习缅甸语，尝试理解不平等现象的起源。这为他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不过，离开缅甸时，阿马蒂亚·森只有6岁，刚到读小学的年纪。父母最初的想法，是按照印度城市知识分子的惯例，把他送进达卡的教会学校。这所小学采用英式学制和课程，要求很严格。但阿马蒂亚·森却不喜欢那里的森严气氛，待得很不开心。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1998年阿马蒂亚·森获得诺奖后，达卡这所小学邀请他作为杰出校友，返校演讲。为了表示诚意，校方专门从档案馆里，找出阿马蒂亚·森一年级时的成绩单，发现他在37个学生里只排倒数第五，瞬间很尴尬。实际上，阿马蒂亚·森读完一年级，就不想回学校了。父母商量了一番，决定把他送去外公家，让他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圣迪尼克坦，进入泰戈尔创办的那所“实验学校”。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

其实，阿马蒂亚·森被送回老家，还不光是为了换学校。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开始入侵英属印度东部，经常派飞机轰炸达卡。而偏僻的圣迪尼克坦，不受日本人重视，比大城市更安全。巧的是，泰戈尔的许多知识分子朋友，都在那里避难，而且直接做了实验学校的老师。这就为阿马蒂亚·森的成长，提供了智识上的“富矿”。

我们很难用今天的标准，去评判泰戈尔在圣迪尼克坦建立的学校。它实际上是个大杂烩，既有小学和中学部，也有跟大学类似的研究所。泰戈尔把印度传统的苦修模式和现代通识教育结合了起来，他规定：除了研究所有办公楼，中小学部统统在户外上课，校园外面也没有围墙。学生们坐在大树底下，老师架起一块黑板，随时就能开讲。泰戈尔认为，真正的教育，不能脱离环境和社会。他要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学生们：学校不是封闭的象牙塔。它跟周围的乡村、国家，乃至整个大自然，属于一个整体，会相互影响。绝不能用狭隘的眼光去看待教育。这种操作具体有多大作用，不太好说。不过阿马蒂亚·森觉得，从小在户外读书、上课，锻炼了他免受干扰的能力。日后，当他不得不在嘈杂的机场和火车站，打开书本，进行思考和写作时，马上就能进入状态，不会被周遭的噪音分神。

当然，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所特立独行的学校，是没法发展得太大的。印度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更愿意把孩子送进英式学校，不会让他们到乡下配合泰戈尔搞“实验”。农村家庭呢，压根意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就算学费不贵，也不愿送孩子去读书。当时的英属印度，文盲率高达85%，不是泰戈尔这一所学校可以扭转的。因此，圣迪尼克坦的在校生，常年只有三四百人。不过，对阿马蒂亚·森来说，这倒多了一个意外的好处。学生少，老师的授课负担就轻。他们有大把的时间进行学术讨论，还鼓励学生旁听，甚至参与进来。如果学生对某个议题感兴趣，老师会给他开参考书目，让他自己阅读，随后和其他人分享。因为学校不搞期末考试，学生没有成绩压力，非常愿意主动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并投入研究，等于提前进入了大学状态。因此，圣迪尼克坦的学生，在智识上都非常早熟。

那这个时期的阿马蒂亚·森，对什么学问最感兴趣呢？还真不是经济学，而是文学和哲学。当时的圣迪尼克坦，是南亚中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他们中有法学家、诗人和数学家；在文化背景上，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还有一位中国学者谭云山，称得上兼容并蓄。泰戈尔一向反对狭隘的宗教和文化观念，鼓励不同族群多做交流。虽然他在1941年就去世了，这种风气却留在了校园里。阿马蒂亚·森就是它的直接受益者，他跟随不同背景的老师，学会了梵文和印地语，能阅读长篇诗歌和古典哲学著作，还打下了不错的数学底子。这些积累随后让他受益终身。

不过，圣迪尼克坦也不是世外桃源。在“二战”的大背景下，它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下去。许多重量级名人，比如圣雄甘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中国领导人蒋介石，都曾经到圣迪尼克坦演讲。通过这些渠道，阿马蒂亚·森开始知晓：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它在外部面临日本的威胁，内部则受到独立运动的冲击。但越是在这个阶段，英国政府越要做最后的挣扎，强化对印度的控制。阿马蒂亚·森的好几位表舅和表叔，都因为参加独立运动，被关进了监狱。他开始和这些亲戚通信，试图弄清楚，殖民统治的非正当性，究竟反映在哪儿；种姓制度和族群对立，对印度又意味着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把“经济学”这个概念第一次推到了他面前。

1943年春天，阿马蒂亚·森照例在树下读书。一个学长跑过来，告诉他学校的板球场上出现了一个疯子。他赶紧奔过去，发现几个高年级学生正在霸凌那个闯入者，就去叫老师。老师检查了对方的伤势，告诉阿马蒂亚·森说：那不是疯子，而是一个好几个星期没吃上饭，饿到精神失常的饥民，他是从东边的孟加拉地区跑来的。随后几个月，陆陆续续有十多万饥民涌入圣迪尼克坦。阿马蒂亚·森的外公外婆很有同情心，他们拿出一些大米分给灾民，但告诫阿马蒂亚·森：东边正在发生大饥荒，咱们家的存粮也不多，只能帮助最困难的人，每次只能施舍一小盒。后来，他们还收留了一个14岁的饥民，让他在家里当佣人。这是阿马蒂亚·森第一次体会到，世界上存在“短缺”，会饿死人。

前面我们说过，阿马蒂亚·森的家族，在印度属于精英中产。他们虽然生活俭朴，但完全是出于道德理由，而不是贫困。饥荒和短缺，对阿马蒂亚·森来说是很陌生的。他问大人：孟加拉为什么会发生饥荒？大人们笼统地告诉他，东边正在打仗，战争影响了粮食供应。那具体是怎么影响的呢？没人回答。阿马蒂亚·森开始尝试自己解答这个问题。他翻阅了许多报纸，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饥荒是在1943年发生的，但早在1942年春天，英属印度的粮食价格就开始暴涨了。从1942年1月到1943年8月，印度东部的粮价涨了整整5倍，吃完存粮的农民只能外出逃荒。但还有许多技术细节，以他当时的年龄和学识，是解释不了的。这些问题，随后困扰了他将近40年之久。

1982年，已经成为世界级经济学家的阿马蒂亚·森，终于交出了他的答卷。这一年，他出版了经典著作《贫困与饥荒》，完整复盘了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书中指出：人们总是以为，饥荒源自粮食歉收。但在1943年的孟加拉，粮食总量并不匮乏。真正的问题是，英国政府为了防范日本入侵，从1942年开始，大量收购市面上的粮食，囤积到军队仓库里，为即将到来的战事做准备。农民看到粮食供不应求，以为市场行情好，就把大部分存粮卖了出去。这种趋势持续了一整年，到了1943年春天，民间存粮已经销售一空，粮价却还在上涨，农民渐渐吃不上饭了。而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是城市，政府察觉到“粮荒”的风险正在上升，就在大城市实施配给制，保证当地居民的粮食供应，却对农村地区不管不顾。整整200万孟加拉农民，就因为英国政府的这些冷血操作，失去了生命。

听完这些分析，你会发现：阿马蒂亚·森的学术视野，是极其开阔的。他从一场饥荒里，看到了市场机制的缺陷，看到了殖民统治造成的供需扭曲，还看到了城乡地位的不平等。这些发现，并不是单纯的纸面推导。它们源自对社会现实的长期观察，既需要智识，也需要道德热情。而阿马蒂亚·森在圣迪尼克坦的十年，正是他磨炼自己心智，积累智识和同理心的关键阶段。可以说，在18岁之前，他已经找到了精神上的“家”，可以向着“世界”继续前进了。

刚刚我们回顾的，是阿马蒂亚·森在圣迪尼克坦的求学经历。1951年夏天，他正式毕业了。去哪儿读大学，成了新问题。就在1948年，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已经结束。但因为分治方案制定得很草率，整个南亚陷入了混乱。阿马蒂亚·森的父亲，过去在达卡大学教书。分治之后，达卡被划给了新成立的巴基斯坦。阿马蒂亚·森一家则选择入籍印度，父亲也改行当了高级公务员。按常理，阿马蒂亚·森应该去印度首都德里，在那儿读大学。但全家人都觉得，德里的社会氛围太糟了。孟加拉人作为少数族群，在那里会受歧视，不如留在东边。于是，阿马蒂亚·森申请了加尔各答的总督学院，那里离圣迪尼克坦只有200公里，随时可以回老家，跟亲人团聚。

按照今天的标准，加尔各答总督学院，其实只是一所大专。在那里读够两年，就能拿到学士文凭。不过，它汇聚了印度东部的理工科精英，在当时已经算名校了。阿马蒂亚·森最初打算申请数学和物理学两个专业，他觉得，自己在少年时代读了大量人文著作，需要理科作为补充。不过，一个相熟的学长却劝他说：为什么不选经济学呢？经济学研究，本身就要用到大量数学工具，两不耽误。而且，物理系的日程排得特别满，上午上课，下午要做实验。经济学专业只上半天课，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可以在城里闲逛，还可以跟其他专业的学生聊天，何乐而不为呢？阿马蒂亚·森觉得，有道理！于是，他就误打误撞地申请了经济学专业，从此开始了长达70多年的经济学研究生涯。

阿马蒂亚·森回忆说，总督学院的专业课老师，责任心非常强，讲课也很引人入胜。但他最怀念的，还是学校对门的咖啡馆和旧书店。注意了，他去泡咖啡馆，可不是为了消遣啊。在当时印度的大学里，师生关系比较疏远。老师除了上课和批改作业，很少跟学生见面。一些有上进心的学生，就搞起了课外讨论会。谁读了一本新书，或者想到了一个新问题，都可以跑到咖啡馆，跟其他人分享。如果观点对立，还可以当场辩论。这种讨论会，跟阿马蒂亚·森在圣迪尼克坦的课外学习非常像，马上就吸引了他。他发现，咖啡馆辩论，有个额外的好处：圣迪尼克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泰戈尔的追随者，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同温层”。而咖啡馆里的大学生，左中右三派都有，讨论起问题来会更尖锐，也更透彻。有时，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提了个看法，旁边坐的可能是学哲学或者政治学的。他们会从自己的角度，提供补充和修正，这样就形成了学科之间的互动。沉浸在这种学术氛围里，人的思维只会变得更开阔。

正是在咖啡馆的讨论会上，阿马蒂亚·森接触到了两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为之折服。第一位是马克思。阿马蒂亚·森讲，自己在青少年时代，一直无法理解一件事：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在文化上，他们可是共处了数百年，怎么到了近代，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呢？读完马克思的书，他发现了：印度的族群和宗教矛盾，背后是有经济根源的。印度教徒控制着大部分土地，属于既得利益者。穆斯林则是贫雇农，是剥削的对象。双方的矛盾，要害不在宗教，而在阶级对立。这使得阿马蒂亚·森对印度社会和政治的理解，一下豁然开朗了。

第二位让他大受启发的经济学家，是美国人肯尼思·阿罗。阿罗在1951年发现，在集体选择中，同时满足理性和自由两项条件，还能达成最优效果的方案，是不可能出现的。这项理论简称“阿罗不可能”。它的推导过程，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对阿马蒂亚·森来说，“阿罗不可能”解释了一个悖论：“二战”结束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但它们出台的政策，效果并不比之前好多少。由此可见，上层建筑不是一切。

阿马蒂亚·森讲，读大学之前，他并没有想好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只是泛泛地觉得，要继承泰戈尔的遗志，为改善印度的现状而奋斗。但在总督学院的咖啡馆“烧脑”两年后，他想明白了：研究经济学就是自己的人生志业。它能把个人专长和宏伟理想结合起来，而且有很强的拓展性。于是，1953年拿到学士文凭后，阿马蒂亚·森就申请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入学资格，希望到英国做进一步深造。剑桥最初把他给拒了，但因为另一个印度学生临时退出，阿马蒂亚·森被补录了进去。考虑到他后来当了三一学院院长，剑桥差一点就损失了未来几十年他们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按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从印度到剑桥，学术上可是上了一个大台阶啊。但阿马蒂亚·森坦言：事情没那么简单。英国的经济学研究，是非常“学院派”的，专注于理论，对第三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则不大关心。阿马蒂亚·森初到剑桥时，被分配给了凯恩斯的信徒罗宾逊夫人。这位女经济学家才华横溢，但是个性偏执。她整天敲打阿马蒂亚·森说：“你关心的社会福利问题，那压根不是经济学，而是伦理学！研究那玩意是死路一条，少做无用功！”要是阿马蒂亚·森内心不够坚定，可能直接就被导师带跑了。

但阿马蒂亚·森可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他在加尔各答那两年，几乎天天在咖啡馆和人辩论，早就习惯了逆水行舟。19岁时他还得过口腔癌，硬是自己撑着做完了放疗，接着回去上课。面对强势的导师，他采取了迂回的态度，先把印度的产业选择问题当成研究方向，再慢慢转向自己最关心的福利经济学。从此，阿马蒂亚·森的学术生涯逐步走上正轨。23岁时，他就被三一学院破格聘请为全职研究员，当时他的博士论文还没完成。此后，阿马蒂亚·森的足迹踏遍亚欧美三大洲，最终成长为世界级学者。直到今天，90多岁的他还在继续为全球弱势群体的利益发声。

好了，关于这本《世界中的家》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在今天的圣迪尼克坦，那所由泰戈尔创办，阿马蒂亚·森曾经就读的乡村学校，依然存在。它已经升格为真正的大学，名叫“印度国际大学”。校徽下方镌刻着泰戈尔的那句格言：“把世界安置在每个人的家里。”而阿马蒂亚·森，可以说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这句话。他从印度这个家出发，带着求知欲、眼界和同情心走向世界，最终使“家”和“世界”融为一体。而在撰写这本回忆录时，阿马蒂亚·森自豪地表示：“我拥有不止一个家。”此心安处，全世界都可以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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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阿马蒂亚·森的学术视野，是极其开阔的。他从一场饥荒里，看到了市场机制的缺陷，看到了殖民统治造成的供需扭曲，还看到了城乡地位的不平等。这些发现，并不是单纯的纸面推导。它们源自对社会现实的长期观察，既需要智识，也需要道德热情。
阿马蒂亚·森的足迹踏遍亚欧美三大洲，最终成长为世界级学者。直到今天，90多岁的他还在继续为全球弱势群体的利益发声。
旺盛的求知欲、开阔的眼界，以及真挚的同情心，这三项素养，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意义都很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