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什么是亚洲的现代性？

【终版】宋念申加餐.MP3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历史系教授宋念申老师的新书《制造亚洲》，以有关亚洲的历史地图资料为线索，还原这个区域中曾经有过的空间想象。

本期加餐请宋老师展开讲讲：本书中有哪些特别的地图，怎样通过看懂地图来读懂历史？

另一个大问题是有关“亚洲现代性”的。宋老师的研究在促进我们重新反思自身的现代性问题：现代一定是全球性的，而不是欧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属于亚洲和东亚国家的现代经验到底是什么？我们怎样理解哪些历史经验的错位？

这问题很大，又是我们理解自己正身在何方、该做什么的出发点。

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历史系教授

刘怡，得到听书专职作者，青年国际关系学者

01:04 什么是“现代性”？

12:21 我们该怎样看地图？

17:06 宋念申老师和刘怡老师的推荐读物

划重点

所谓“现代”，其实它指的并不是指向未来的时间发展线索，而是一个有具体时空背景的历史情境，是大航海沟通全球以来，大部分人类社会都主动或被动、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的情境。
历史是一个共识的概念。学习全球史的一个基本思考方式就是，不要把历史按照时间线索去排列，你要意识到那边发生的事情和你这边发生的事情是有相互关系的，他人的落后可能恰恰是你先进的原因。
我们应该怎样看地图？要设身处地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去看地图，要学会用当事人的眼睛去看当时的地图。

言说“东亚”的可能（《发现东亚》节选）

怎么定义“现代”？不用说，汉语中通常使用的“现代”（以及与此相关的“现代化”“现代性”等），是一个被欧洲殖民逻辑所主导并垄断的概念，指向提示“人类进步”的各种指标，比如工业化、城市化、民族国家化、理性化、科学化、自由民主价值的普及等等。但这是一种去历史化的意识形态表达。

我把“现代”看作一个有具体时空背景的历史情境，是大航海沟通全球以来，大部分人类社会都主动或被动、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的情境。“现代”的基本态势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三位一体。谈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脱离另外两者，否则就脱离了其基本历史脉络。资本无尽积累是目的，殖民扩张是形式，帝国主义是两者相互实现的基本权力结构。

“现代”一定是全球性的，而不只是欧洲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从16世纪开始，所有人就已经被现代裹挟其中了。对于西部非洲的人来说，奴隶贸易是他们参与“现代”的方式，就是他们对“现代性”的献祭。对于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地方社会来说，被殖民是它们介入“现代”的途径。对于美洲原住民，失去土地和被屠杀则是他们的“现代”命运。“现代”并不一定是美好的，18、19世纪后欧洲思想者们所勾画的、以理想政治经济模式为图景的“现代”，其中每一项成就的取得，都以其他人的不幸为代价。我们不能脱离英国对南亚的占领和对印度地方工业的抑制，来谈工业革命，因为如果没有靠压榨印度获得的廉价原料和庞大市场，蒸汽机和纺纱机是不会运用到大规模棉纺生产中的，英国的国际主导地位、城市化与工人阶级，也就不会以我们所知的方式形成。同理，我们不能脱离北美的奴隶制，来谈美国在19世纪的崛起。当我们熟读洛克、托克维尔等论自由与民主的篇章，也要了解，他们花了同样多的（或是更多的）精力，来论证帝国殖民事业的必要和正当。也就是说，“现代”是一个全球性的综合系统，不能只挑局部表象，不审内在肌理和网络。

那么东亚的现代经验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本书想探讨的。关于这个话题的著述已汗牛充栋。我不想用“从中国发现历史”来替代西方中心论，或者以“大分流”等理论来反对历史必然论。这两种思路虽然极具思辨性，但其基本提问方式，还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欧洲那样的现代。不论其答案是“中国其实有”，或者“中国因为如此偶然的原因所以没有”，都还是在强化欧洲现代这个参照系。

我们应当回到历史实在的层面，来分析造成今天中国或东亚角色的历史经验是哪些，今天我们的身份定位和思考方式，又是如何在历史中展开的。其中包括：东亚区域中微妙的身份意识和史观；16世纪到19世纪，东亚从居于全球贸易体系中心到逐渐边缘化的过程；东亚与西欧文化互动的兴衰教训；20世纪以来东亚的双重否定逻辑……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似乎不能从1840年开始，而必须要回到16世纪甚至更早。我选择的叙事起点，是壬辰战争和满洲崛起。这两个历史事件不是孤立的，更大的时空背景是：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全球交流加速，海上航路和商路被开拓，构筑起一个忙碌繁荣的早期跨区域性市场体系。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的形成，和壬辰战争及满洲崛起同步，它们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是东亚现代身份最重要的背景和刺激因素。

东亚社会全都受到了这一系列变化的冲击，也都各自做出回应，在主动探索中，形成具有共性的历史经验。所以谈此变化，不能采取“国别史相加”的方法——即分别讲述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历史——而必须采用区域史甚至全球史的方法，把东亚看作一个互动整体，以及全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我们逐个检视东亚世界介入现代的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内外交流等，就会不断回到16世纪全球网络形成的时刻。那时候，日本由混乱走向了统一；朝鲜经历了大战的破坏及重建；满洲崛起、明亡清兴，导致区域权力关系大大改变。清朝继承并扩大了明朝的区域中心地位，不但沿袭明朝与周边国家的宗藩礼制，而且通过新设立的理藩院制度，强化了同内亚草原的政教联系，奠定今天中国的基本版图。

但满洲政权在文化上的边缘性，又带来了传统儒家士人自我身份的迷失。儒学亟待重塑道统，产生了深刻的内省和批判意识。新思想在儒学内部生发，并在两百年后成为东亚人面对殖民冲击时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西学借助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来到东亚，天主教与本地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初步奠定了欧洲和东亚的交往模式。商品的全球流动，影响着各个区域，助力了思想的革新。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加速全球贸易体系的形成。而中国的茶叶通过欧洲传到了美洲，又间接刺激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影响不是单向而是互动的，东亚与西欧有借鉴和碰撞，也相互成为形塑自身的参照物。回溯那个时代，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成型的时候，东亚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从未疏离在外。

不可否认，19世纪中后期，东亚已处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因此现代化论述往往以19世纪，特别是1840年为起点。这个起点主导了我们对于所有的历史，包括1840年以前以及1840年以后历史的判断，导致19到20世纪的东亚认知与殖民现代逻辑深度纠缠。我们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太平洋战争、冷战背景下的解放战争以及朝鲜和越南战争、后冷战时代一路走过来，都无法彻底摆脱殖民现代化的话语，殖民话语成了内在于东亚论述的一个部分。

如果要找出东亚现代经验和非洲、美洲的不同，也许是这样：东亚经验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但又绝非孤立。东亚现代经验颇为分化，有殖民、被殖民和半殖民等不同遭遇，有革命和反动，压迫和反抗，依附和去依附，也有各自定义的成功与失败。它是人类整体现代情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亚的现代，是内生因素和外来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而且始终处在不断塑造、否定、重塑……这一未完成的过程中。

那么，如何言说作为过程的东亚呢？在18、19世纪的欧洲，亚洲经常是作为“反题”和镜像出现的。但寻找东亚的可能性，必不能以西方为反题，因为欧洲或是西方已经完全内化在东亚现代经验之中，所以既不必盲目排斥，也不必以其为唯一的对标。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东亚的“现代”早就深嵌在人类整体经验之中，那还有必要采取东亚这个单位吗？又为什么一定要采用“现代”这个视角呢？这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欧洲主导的（殖民）现代叙事，在各个层面都突出了明确的边界感，“欧洲”作为实体是相对清晰的。但谈东亚历史，必然要拒绝过于清晰化的时空划分，拒绝单一层面、单向度的理解，拒绝对政治与人群的本质化叙述。

殖民现代叙述造成多重认知束缚。比如对于人的界定：人是有绝对本质的，种族决定了人群的“文明”程度——这种话语在今天的欧美知识界属“政治不正确”，但在政治实践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仍然或明或暗地起着巨大作用。只要看看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欧美对华的舆论战——媒体和政客一方面否定“亚裔”歧视，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反华——就能体会这种巨大的矛盾和反讽。

在时空理解方面，种种线性“进步史观”规定了历史的起点与共同的终点，把空间看作固定和可征服的。人类的时空被预想为同质性的，因为只有如此，时空才可以测量、比较、研究和讨论，也才成为建立等级秩序的基础。东亚正是被放在这样一种同质性框架中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