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 刘玄解读
《马背上的朝廷》| 刘玄解读
关于作者
张勉治（Michael G.Chang），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历史学博士，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中国史研究名家。主要研究领域为16至19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目前主要关注盛清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物质文化。
关于本书
本书分析了巡幸的历史渊源与内涵，清朝皇帝巡幸的行为本身，乾隆帝南巡期间与扬州盐商、江南文人的交往，以及御制诗写作、南巡的社会反响等方方面面，展现了清代治河、武备、西师、江南士商的活动、文字狱等诸多影响帝国发展的重大事件和各种矛盾。虽述南巡，却及其余，一个对帝国发展的全景式的描述跃然纸上。
核心内容
梳理出清代皇帝南巡的三重目的，军事演习、全面动员和借题发挥，帮你用更清晰的线索把握原书精髓。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名叫《马背上的朝廷》，是一本讲清代政治的书。不过，它切入的角度很特别，聚焦在康熙和乾隆这两位皇帝都干过的一件大事上，就是出巡，尤其是乾隆六次下江南。
提起乾隆下江南，你肯定不陌生，很多电视剧都喜欢拍这段历史。皇帝带着侍卫、大臣、家眷、随从，几千人的庞大队伍，骑着马走好几个月，一边游玩，一边办公，简直就是把紫禁城搬到了马背上，所以书名叫做“马背上的朝廷”。这中间，得发生多少有趣的故事。
但是仔细想想，乾隆下江南这事也挺奇怪的，不仅成本特别高、时间特别长，风险也很大，而且还有大臣强烈反对，说出巡是皇帝贪图享乐，不顾大局。那假如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乾隆犯得着吗？
这本书就解答了我的这个困惑，它揭开了乾隆下江南的真相。研究清史的人，多少都能对乾隆下江南说上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研究。作者张勉治写这本书，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张勉治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他很善于运用文献、绘画、文学等等多种材料，还原历史细节，在他的描述里，下江南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工程，更是整个清代政治的缩影。
我读完这本书，感觉就像看历史剧一样，非常精彩。看完之后，我觉得，下江南很像乾隆搭的一个戏台，他给各种势力安排好角色，然后运用统治智慧，编排一出大戏，实现他的政治目的，说到底，就是更有效、更长久的统治。换句话说，在张勉治眼中，下江南其实也是一种统治手段。这种手段，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军事演习、全面动员和借题发挥。下面，我就分这三部分来为你讲这本书。除了这条主要线索，书里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有趣的细节，以及对清朝历史、政治的思考，让人很受启发，所以也推荐你到得到电子书，读读这本书。
开始讲之前，我得先说一下，乾隆出巡去的最多的地方，为什么是江南呢？这就得说到在清代，“江南”的独特意义了。当时，江南主要指的就是江苏和浙江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加在一块，对清王朝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政治上，江浙一带的汉族文人是文化精英里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江南也明清两朝的文化中心。而且，清朝实行的是九品文官制度，虽然当时汉人很难做高官，但是在后五品的官员里，江浙汉人占比很高。在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了，清代的江南，那是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天下货物云集汇聚，是全国市场的引领者。
对清朝的皇帝来说，江南重要毋庸置疑，但这个重要的江南也很危险。清兵入关以来，江南汉人，尤其是文人精英的反抗情绪就是最强的，皇帝对江南文人，是既想拉拢，又不放心。乾隆皇帝和当时的江南文人领袖沈德潜之间微妙的关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沈德潜在朝为官的时候深得乾隆的信任，是皇帝眼前的红人，告老还乡之后，回到浙江老家，在地方仍然有很大影响力，这让乾隆一直担心他生出异心。后来，乾隆果真发现沈德潜曾经跟反清人士有来往，还写过有反清情绪的诗，皇帝心里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背叛，虽然那时候沈德潜已经去世了，乾隆依然判他反叛，剥夺了他生前获得的所有荣誉、赏赐，甚至要开棺曝尸。
所以，对乾隆来说，管好江南很重要，关系统治是否稳固，但管好江南也很难，他需要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手段，能处理好这种微妙又复杂的局面。出巡就是这样一种手段。
接下来，我就来说出巡作为一种统治手段的第一个作用：军事演习。
皇帝出巡，也叫巡幸。巡幸自古就有，至少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而在清朝，出巡主要就在康熙和乾隆两朝，不光有下江南的南巡，还有到五台山的西巡，到泰山的东巡，和到避暑山庄的北巡。
今天我们旅游，如果是自己出去玩，背个包就启程了，可要是带上家人呢，出门就像个大型项目，特别考验项目管理能力。那你想想，这皇帝要是出巡，难度系数得有多大？书里用了好多表格展现乾隆每次下江南要用的物资、要带的随从，光是翻翻你就能感觉到这件事有多么复杂。我来给你简单概括一下：乾隆一次下江南，就要花费一年里1/3的时间，随行的人超过3000。1751年，乾隆第一次下江南，走了2920公里，比北京开车到丽江还远。这么大一支队伍，在外面走这么长时间，肯定需要周密的计划、高度的协调。作者打了个比方，说出巡的准备工作，跟打仗差不多。
出巡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八旗高官，他们大都上过战场，也是军事后勤方面的专家。为了皇帝出巡，他们要像准备打仗一样，带着手下做好后勤。要干的活，可多了。他们要考察道路，记下要经过什么地方，甚至哪里的路崎岖不平，不好走；然后计算路程的时间，好安排皇帝路过哪里、住在哪里；还要定下随行人员，这就要考虑皇帝的各种需要，要吃饭，得带上厨子，要办公，得带上大臣；最重要的，是安保工作。传说有一次，乾隆巡游来到大运河边上，两岸都是围观的人群，这时候，一个妇女在楼上做饭，船上一位亲军看到火苗闪烁，以为有人要行刺，急速射出一箭，当场射死了这位妇女。这是作者在书里讲的一段野史，事儿虽不一定可信，但是意思没错，出巡的队伍，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这样精神紧张的高度戒备。
出巡又麻烦，又危险，这也就算了，康熙和乾隆还要自找麻烦，他们规定所有人都不能坐轿子，得骑马；而且不住城里，非要在荒郊野外安营扎寨。这样一来，出巡更是难上加难。书里特别详细地描绘了乾隆第一次下江南的营地，还画了模型图，那简直就是一座小型的临时皇城。营地就分内城、外城好几层，一共有大大小小几百个帐篷。营地的拆卸、物资的运送，跟军队扎营用的也是一套流程。
你看，出巡，要长途跋涉、骑马、住帐篷，生活简朴，纪律严明，这不是都跟行军差不多嘛。康熙和乾隆认为，就算满人已经不靠狩猎为生，就算国内已经基本和平，也要居安思危，军事上绝对不能放松。出巡直接的目的，就是和平时代的军事演习。维持这种适度的紧张，可以让帝国的核心力量，满洲贵族，随时保持应对战争和突发情况的能力。
皇帝这么做，背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康熙、乾隆都很恐惧，清朝军事的核心力量八旗军，因为好日子过太久，会逐渐衰落。康熙曾经斥责陕西的八旗指挥官，不能身先士卒，简直给祖宗丢人。他这么生气，就是因为八旗军不给力，他就不得不动用汉人占优势的绿营兵，那满人八旗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神话，不就破灭了吗？满人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靠的就是武力，满人统治汉人，也离不开武力威慑。现在，武力露出了一丝败象，你说皇帝能不忧虑吗？
所以说，整顿军队，尤其是满洲贵族的核心军事力量八旗军，让他们不要好逸恶劳，保持满人善战的传统，势在必行。在大清皇帝看来，满人的战斗力可是大清立国的根基，也是保持清朝统治能够稳定、长久的底盘。
不过，如果只有这个目的，在北京附近的打打猎就可以了，确实没必要往江南跑。这就要说到出巡的另一个目的了，除了军事演习，出巡，尤其是乾隆皇帝的下江南，更是一场调动沿途各省份的全面动员。第二部分，咱们就来说这个问题。
前面说了，清朝统治的一大难题，是满汉矛盾。武力压制一时有用，剃了头也只是表面控制的手段，怎么才能长久有效地统治这个汉人占多数的国家？这才是康熙和乾隆这样的盛世帝王最关心的。考虑到我前面说过的江南那些特殊地位，你就不难理解，乾隆下江南的这层目的——借力打力，借出巡，他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同时控制地方精英。而这两种势力，说到底，其实是同一群人，江南汉人。
你想想，出巡江南队伍有几千人，走好几个月，还必须在野外安营扎寨，这得需要多少物资？乾隆第一次下江南，光马就用了两万匹。两万匹马，这个数字，跟他和缅甸打仗的时候用的马匹，数量都差不多了。不光是马，据作者估算，这次南巡，还用了两千多头骡子，两千多匹骆驼，三千多艘船，一万八千辆马车。沿途的每个省都为这事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办差机构。这样一来，乾隆皇帝就能利用出巡，调动全国各地的官员，让他们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就像是为一次小规模的战争募集当地资源。
在出巡的路上，乾隆肯定不只是游玩、狩猎，他还要视察水利、祭祀地方神祇、检查官员，招揽人才等等。每件事，都需要地方官员配合。借着这一件件差事，乾隆和地方官员就有了更多互动，互动一多，地方官的优劣也就自然体现出来，皇帝了然于心，管理不就加强了嘛；统治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我们接着往下想，对乾隆来说，除了地方官员，江南还有一群地方精英，也就是江南地区的商人和文人，也需要管，但是这些人不是官员，没办法用行政手段直接命令，他就得想别的办法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下去。
乾隆先是利用出巡，扶植商人。商人是乾隆下江南的主要投资人，光第四次下江南，两淮盐商就给他捐了467万两白银。这钱当然不是白交的，这些商人用大额捐款换来的，是能抬高他们社会地位的虚衔，还有获得扩大经营像盐这样的垄断商品的资格。这场交易表面上是商人捐助皇帝出巡，但事实上等于变相承认了对皇帝的依赖，这样一来，商人就成了皇帝可以直接管理的社会力量了。
当然了，乾隆肯定也不希望这些江南汉族商人力量一支独大，尤其是官商勾结，还会带来贪腐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他玩了一手很好的制衡游戏。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明代以后，商人有钱了，很想提高一下社会地位，挤进文人圈子，但是传统文人始终很难接受和商人平起平坐。乾隆就利用了这种心理，既拉拢商人，也拉拢文人，让文人和商人互相压制。
皇帝拉拢江南汉族文人的方式要迂回一些。他写诗、赏画，给书院题写匾额，这些附庸风雅的事，其实都是在拉拢文人。除了这些小手段，他还在出巡路上设置了选官考试，地方上已经有些名望的汉族文人精英不用考科举，就能通过这个考试特招进官僚体系。这就像今天有家公司公开说，家里有权有势的人，不用参加一轮轮的笔试、面试，可以直接见CEO。很明显，乾隆这么干不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是为了让这些江南汉族文人精英更依赖皇权。所以，拉拢，其实就是控制。就连皇帝的接见，其实也是一种控制手段。乾隆每次下江南，都要跟沈德潜见面，其实就是在向江南士林公开强调，沈德潜的声望、地位，都是他给的，这既是一种权力昭示，也是一种隐含的控制手段。
利用下江南的影响力，扩大皇权、整顿吏治、平衡地方势力，整个过程是一场非常精细的博弈。为什么乾隆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呢？这不是他没事找事，而是因为他面临的局面非常复杂。在书里，张勉治为我们展现了一系列事实，像是皇后生病去世，江南物价飞涨，大运河水患，对外战争等等等等。这时候，乾隆选择下江南，把各种势力都动员起来，加强互动，多方制衡，不失为一种应对眼前错综复杂局面的好办法。
对皇帝来说，出巡有种种好处，可每次皇帝一提，还是汉族文臣会提出反对，为什么呢？第三部分，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说，来讲讲出巡更深层的目的。
1668年，康熙第一次提出要出巡，汉族文臣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汉族文臣搬出了几种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来规劝皇帝：比如，圣明的帝王不该为了娱乐，不好好工作，还让自己身处险境。康熙表扬了这位大臣，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取消了计划。但是，这件事让他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发现出巡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可以借它跟汉族文臣辩论，达到贯彻满人意识形态的目的。
从汉代开始，反对皇帝出巡就是汉族文臣的一个传统。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理由，就是皇帝不应该身处险境，因为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就是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在历代文人笔下，出巡，尤其是为狩猎出巡，逐渐成了皇帝铺张、浪费、劳民伤财、不顾大局的一大罪证。宋代以后，皇帝为了分化军队、贵族的权力，更是大力扶植文官集团，提倡文治。相应地，批评皇帝出巡，也就成了主流的声音。
考虑到这些背景，你就会明白，在康熙和乾隆的时代，皇帝提出要出巡，那就等于是要跟整个汉族文官集团的传统对着干。你想想，皇帝出巡是为了强调武力的重要，这本身就是对汉族文官集团和文治传统的挑战。进一步说，皇帝出巡有一个目的是扩大皇权、监督官员。地方官员当然也不愿意皇帝的手伸得太近，治理的具体细节，他们还是希望自己说了算。
康熙和乾隆，就是想要借这个事跟大臣争论，从而贯彻自己的想法。这才是出巡江南的终极目的，也是作者最有价值的洞见——出巡江南有多重的意识形态意义。
你可能会说，既然汉族文臣有这么强大的理由，皇帝怎么辩得赢呢？其实，在历史上，对出巡这个事的争议，一直就很大。虽然文官传统里主流的看法是出巡不好，但另一方面，皇帝出巡这个行为也确实一直都是重要的国家仪式。作者在书里还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来讲关于出巡的各种争论。这些争论的内容，正好是康熙和乾隆可以利用起来的素材。
康熙第一次要求出巡失败之后，过了几年，他就找了更合适的理由，说要祭祖和祭天，所以要去盛京和泰山。这两个理由，就不是文官们可以轻易提反对意见的了，因为它们遵循的是汉人的传统，无比正当。康熙还搬出了汉文化中圣明君王的代表人物舜，说自己出巡、狩猎，继承的是舜。
就着这个点，康熙给自己的出巡赋予了一系列美德，包括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等等。有一个很典型的小细节，可以来帮你理解皇帝这种主动附会和积极塑造的用心：康熙出巡五台山的时候，顺路射杀了一只老虎，这个故事马上就被随行的人演绎成了类似武松打虎的故事——这里猛虎潜伏，百姓饱受其苦，皇帝出巡路过此地，射杀老虎，百姓才得安生。后来，康熙应大臣的强烈要求，给这个地方赐名叫射虎川，还立了一个碑，摆明了是要把出巡和自己圣王的形象联系起来。
康熙这几步棋可以说是布局，给乾隆后来借题发挥打好了基础。到了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他就展开舆论攻势，开始借着跟大臣争论要不要出巡，从容地批评文官传统了。有一次，乾隆举了汉高祖刘邦和官员陆贾争论的例子。那场争论里，刘邦说治国应该重武轻文，陆贾却说应该重文轻武。乾隆说，他们俩都不对，历史上，开创王朝的皇帝都是马上得天下，失败的皇帝，也都是因为忘记了祖辈的军事传统，上不了马了。所以，虽然和平时代大多采用文治，武力上也绝对不能放松。
这话表面听起来没什么，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乾隆就等于是在说，跟陆贾观点一致的文官很危险，他们提倡文治，蔑视军务，会让朝廷越来越虚弱，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乾隆这就是在批评当时的文官集团。乾隆还进一步把文治跟寻求安逸、不负责任画上等号，把重武跟坚毅勤勉的美德挂钩，潜台词就是，你们这些文官反对出巡，就是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而我出巡是居安思危，是圣王美德的体现。作者说，这甚至可以说，是乾隆在批评宋代以来汉人的文治传统了。
出巡的时候，乾隆特别定了一个规矩，说文官也必须骑马。听说有大臣出巡时坐车，他还发过一次脾气，斥责道：你们这帮人，怎么会这么贪图安逸。如果有急事，必须得骑马怎么办？你看，骑不骑马，在乾隆眼里，成了道德品质问题，不骑马，就是养尊处优、贪图享乐。他这其实就是找个茬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千方百计寻找手段来贯彻自己的想法。
现在来看，康熙和乾隆这祖孙俩真是默契地在下同一盘大棋。先是欲进还退，给出巡找了个遵循汉文化传统的幌子，然后又步步为营，利用宋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文武对立，一手推崇武力，一手贬低文治，借此敲打汉人文官集团。背后的目的一目了然，就是要扩大皇权，强调整个帝国是爱新觉罗家的天下，整个汉人文官集团应该把皇帝的意志贯彻到底。
到这里，乾隆的攻势才算开始。他还要接着转换出巡的意义，来达到他更深层的目的。乾隆第一次出巡并不下江南，而是恢复到塞外打猎（木兰秋狝）。虽然也有文官反对，但有了祖父康熙的铺垫，乾隆要求出巡的时候，就不用再打着舜的幌子，他说自己要恢复的是康熙留下的祖制，这就等于是说，出巡是他爱新觉罗家的传统。这样，乾隆就把出巡的争论，在文武对立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满汉对立这层内涵。不久之后，乾隆出巡盛京，又把出巡上升了一个高度，他说自己不只是效法祖父，也是效法同样出巡过盛京的满人先祖金世宗。在乾隆这里，出巡成了满人的民族传统，甚至是游牧民族王朝的传统。
从效法祖父，到效法满人先祖，有了这两层转换，当乾隆再去江南的时候，他跟大臣的争论就变味了。他对文官的那套批评，同时也成了对汉人的批评。一位反对出巡的汉族大臣质疑他，说他下江南是为了游玩，路程长、费用高。乾隆正好借这句话，责问道，康熙出巡的时候都没人叫苦叫累，如今我出巡，经济条件还更好了，为什么要叫苦呢？这个逻辑或许不太合理，但是乾隆的目的很明显，他故意把那位大臣的劝谏解读成了汉人的短视和陋习，不懂得满人出巡是甘愿吃苦，而且有深远的政治意图。
现在，你应该已经彻底看清了，康熙和乾隆这祖孙俩合作完成的这场跨越百年的出巡大戏。前两部分我们说的是它的现实作用，利用出巡这件大事，盘活各种资源，整顿军纪、整顿官吏、制衡地方、加强管理；而第三部分我们说的，是它的观念意义。
出巡是一个宽泛的题面，可以容纳多重含义。康熙和乾隆就利用出巡的多义，把各种抽象的美德和现实的争议都赋予出巡。这样一来，他们强调出巡，就等于是在强调一系列事情。从效法舜，到效法康熙，再到继承游牧民族王朝传统，在这几层的意义的转化中，他们最终传达的意思就是：汉人丢失了自己圣王的美德，但满人却继承了下来，而这个传统，同时也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按照这个逻辑，满汉的对立是不是就消解了？而且，康熙和乾隆还能借着这个事，抬高自己，塑造清朝的正面形象，同时敲打汉族文官。反过来说，汉族文官接受出巡，就等于接受了皇帝要宣扬的意识形态。
不得不说，康熙和乾隆深得汉文化精髓。他们看似是在说出巡，其实暗指的却是其他的事。这招借题发挥，可以说是古人磨炼千年的一种智慧。你看，在王朝政治中，每件事都可能别有深意，就像是一部等待有人来分析的小说。最高的权力，就是穿透表层意义，通过借题发挥，成为意义的建立者。康熙和乾隆，可以说深谙此道。所以，他们才能利用出巡来撬动这样一盘大棋。
但是他们最终成功了吗？或许没有。这本书还有一个有点悲伤的尾巴。书的最后一章讲了民间对下江南的反应。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乾隆下江南的各种谣言，乾隆精心构建的完美民族-王朝形象，和完美帝王形象，都因为流言蒙上了阴影。作者的解释是，历史战胜了意识形态。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样看：这两位清代帝王似乎有一种错觉，以为眼前的朝堂就是整个棋局，他们太关注内部，而忘了外部，忘了世界上还有其他更多的棋局。
这本书就讲到这里。看完这本书，我很想感叹一下，乾隆下江南这招，真是一种高超的统治智慧。
他利用出巡同时处理了多方面的问题，顺便还游了山，玩了水。他首先处理的，是两个现实危机，出巡作为军事演习，可以敲打满洲贵族和八旗军，让他们不要懈怠，保持善战的传统；同时，出巡也是全面动员，可以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制衡地方势力。其次，出巡也是一个讨论空间特别大的题面，皇帝正好利用出巡开放的意义，跟汉族文官对着干，从而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
你看，统治的现实难题，和抽象的意识形态构建，都是精心谋划的棋局中的步骤。而这本书，就是对这局大棋的复盘。
撰稿&讲述：刘玄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划重点
1.出巡直接的目的，就是和平时代的军事演习。维持这种适度的紧张，可以让帝国的核心力量，满洲贵族，随时保持应对战争和突发情况的能力。
2.利用下江南的影响力，扩大皇权、整顿吏治、平衡地方势力，整个过程是一场非常精细的博弈。
3.在王朝政治中，每件事都可能别有深意，就像是一部等待有人来分析的小说。最高的权力，就是穿透表层意义，通过借题发挥，成为意义的建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