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 张玥解读
《雍正帝》| 张玥解读
关于作者
宫崎市定，日本著名历史学家。
关于本书
雍正的统治确实使国力有了很大提高，让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许多，但从长远来看，他创造的一时繁荣，其实是给专制社会续了命，延缓了向更进步的社会前进的步伐，最终也没避免清朝末年的乱局。
核心内容
第一，雍正取得皇位的过程。第二，雍正通过三步，消除了中央政府里能威胁到皇权的力量，实现了决策权的独裁，使许多民生政策得以推广。第三，为什么雍正在实现对地方政务全方位的控制，以践行他的惠民举措后，却并没有避免恶果的诞生。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雍正帝》。这是一本比较薄的书，只有十三万字，而书中的精髓是，雍正本想用独裁的统治压制官僚、呵护民生，却打造了一种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
大家可能对“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这个说法有点疑问，因为听起来是矛盾的。这是《雍正帝》这本书提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说得通俗点，就是出发点很好，结果很糟糕。雍正的统治确实使国力有了很大提高，让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许多，但从长远来看，他创造的一时繁荣，其实是给专制社会续了命，延缓了向更进步的社会前进的步伐，最终也没避免清朝末年的乱局。那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看看，雍正到底在政治上做了些什么？又为后来的社会带来了哪些恶果？
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20世纪前半叶，日本出现了两个学派，一个叫“京都学派”，一个叫“东京学派”，分别以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为阵营，都注重中国史的研究。但是他们的学术方法不太一样，京都学派比较偏重从中国人的视角去看问题，而东京学派偏重西方式的视角，有时会对中国的历史资料真实性有比较强烈的质疑。宫崎市定被视作“京都学派”在二战后的领军人物，他写过《亚洲史研究》《中国政治论集》等许多学术作品，影响都很大。法兰西文学院设有一个奖项，叫儒莲奖，号称是汉学界诺贝尔奖，1978年宫崎市定就得过这个奖，可以说是得过国际上最高的认可了。
许多年来，公众眼中的雍正形象，可以说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他的印象还多是停留在野史或传说中，都是和什么血滴子、吕四娘这样的符号有关。包括学术界在内，对雍正的历史地位认识都不够，最多是把他看作康熙和乾隆之间的过渡皇帝。而20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可以说对公众了解雍正形象有了很大影响，1999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更是彻底掀起了雍正热。近年来清宫戏、穿越剧里更是经常出现雍正的身影，冷热反差是非常明显的。
在日本，人们对雍正的认识变化也差不多。《雍正帝》这本书出版于1950年，在它之前，日本史学界也基本是把雍正当成康熙和乾隆之间的过渡皇帝，重视不够。宫崎市定在书里说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号称“中国通”的日本人，居然认为康熙之后的皇帝就是乾隆，可见雍正的形象有多模糊。其实在中国也是如此，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冯尔康先生的《雍正传》出版，史学界才算有了影响较大的关于雍正的专著。
我们再来说宫崎市定，他的眼光很独到，是以《雍正朱批谕旨》为主要研究材料。“朱批谕旨”就是皇帝对群臣奏折的批阅内容，尤其是以密折为主要内容，里面涉及两百多官员，而当时实际能递密折的有一千多人。雍正对这些奏折是一一亲自回复，每天要看几十封，写下的朱批少则几十个字，多了要上千字，经常工作到夜里12点，然后早晨4点左右就起床，连吃饭的时候都要批折子。长年累月下来，数量非常庞大，付出的精力可想而知。而宫崎市定也得以通过这么浩繁的资料去客观地评判雍正。
《雍正帝》这本书的出现，让雍正在日本逐渐受到了重视，也对中国史学界后来研究雍正有启发，可以说影响很大。不过这本书也有它的问题，那就是篇幅短，对有些问题只是表达了观点，分析则不足。比如在雍正的善意初衷和恶意政治的结果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说得就比较含糊，缺少具体的数据和例子来做支撑。再比如，雍正之所以采取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裁方式，和他取得帝位的过程也有很大关系，对这个过程，宫崎市定描述得就比较少。我们可以通过读郑天挺、冯尔康、阎崇年等许多历史学家的清史作品，去对应了解。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雍正取得皇位的过程，他从诸多皇子争位的乱局中脱颖而出，十分艰难。这导致他对皇权很在意，也是他坚持独裁的原因，但也就此为其善意的恶政埋下伏笔。其次，你将听到，雍正通过三步，消除了中央政府里能威胁到皇权的力量，实现了决策权的独裁，使许多民生政策得以推广。第三，我们会分析，为什么雍正在实现对地方政务全方位的控制，以践行他的惠民举措后，却并没有避免恶果的诞生。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内容，雍正是如何取得皇位的。
康熙晚年出现了诸多皇子争皇位的局面，至少涉及了九个人，民间习惯称之为“九子夺嫡”。这个过程开始于康熙的皇太子胤礽被废。
胤礽是康熙的第二个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封为太子。早年康熙非常疼爱他，给他请的老师都是当时的大儒，下了很大功夫培养他。等到胤礽日渐长大，康熙就把一些政务的处理权交给了他。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问题。
按宫崎市定的说法，太子掌握权力以后，慢慢变成了一个政治寡头，政治寡头就是掌握政治资源的少数人。胤礽既然掌握了权力，他就可以用这个资源来和官员们交易，一是能挣到好多钱，可以花钱享乐，二是靠这种方式结党，给自己找一批支持者。
可能有人会问，他已经是皇太子了，将来整个国家都是他的，为什么还要拉帮结派呢？我们可以看冯尔康先生的《雍正传》，其中说到，早年有一批大臣支持康熙的长子，结成了一党，觊觎着胤礽的太子位置。为了对抗威胁，胤礽肯定也要结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胤礽一旦介入政治，就必然要从康熙手里分走一部分权力，提前尝到当皇帝的甜头，权力欲就会越来越大，就会继续要求分权。而通过结党来扩大势力，就是分权的资本。
对于皇子之间的争斗，康熙还是站在胤礽一边的。康熙二十七年，大臣明珠被罢免，这是皇长子集团的代表人物，可以说这是康熙直接帮太子打击了竞争对手。
而一旦涉及自己的权力，康熙就没那么客气了。当时还有一个大臣叫索额图，是胤礽的叔姥爷，也是太子党的首脑。他帮胤礽制定了好多制度，让太子享受的待遇直追康熙，甚至还想谋反，扶太子上位。康熙就把索额图圈禁起来了。虽然没波及太子，但父子之间的裂痕已经出现，互相怀疑、防备。
这就导致了康熙晚年两度废掉胤礽的太子之位，公开的理由是太子不听祖训、性格有缺陷等等，实际上是发现胤礽要谋反，就打掉了威胁自己权力的人。
康熙与太子之间的隔阂，给了其他皇子觊觎皇位的机会。当时的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就是其中之一。
起初胤禛不是最突出的皇子，康熙的第八、第十四等几个儿子都比他有影响力，尤其是皇八子胤禩，在大臣中的人望很高。在第一次太子被废时，康熙曾要求百官推举新的太子人选，结果胤禩获得了高票。这让康熙既惊讶又害怕，怕这个人脉广泛的儿子成为新威胁，所以疏远了他。但胤禩受拥戴这一幕，应该说给胤禛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后面会做一些解读。
那么胤禛是如何获得康熙看重的呢？宫崎市定只说是因为他从小在皇后身边长大，康熙对他比较了解。而冯尔康等学者的著作则认为，胤禛善于揣摩康熙的意思，总是刻意迎合父亲，博得了康熙的好感。且表面上和兄弟们保持友好，私下里却也结党，把自己的门人比如年羹尧等都安排在了重要的岗位上，培植势力。至于政务处理，胤禛讲究的是严刑峻法，提倡以威权来管理，做事比较务实。这可能也对了康熙的心思，因为史料记载，康熙曾告诉大臣，自己会选一个“坚固可托”的人继位。什么是坚固可托呢？就是性格刚毅，能托付大事的人。后人认为这说的其实就是胤禛。
总之，胤禛的八面玲珑加上政务才干，让康熙越来越重视他，比如在康熙的最后几年里，许多重大的祭祀活动都是由胤禛代替他去的。
1722年康熙去世，胤禛继位，就是雍正。很多人说雍正继位的过程有嫌疑，但是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雍正合法继位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要知道康熙晚年，腐败丛生，朝廷上下为争夺皇位的事情牵扯了很多精力，国力渐衰，清朝确实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治理。所以宫崎市定认为，雍正继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九王夺嫡的过程太艰难了，这给了雍正很大的刺激。登位不久，他就设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就是在生前秘密指定一个继承人，写好诏书，找个地方封存起来，除了自己谁都不能打开，将来自己过世，诏书会宣布继承人是谁。
这等于是宣布了对皇权的绝对掌控，谁也不要惦记，除非我死了。这样做，一是可以避免立太子，不会出现有人与皇帝争权的现象；二是防止儿子们像自己那一代一样，兄弟相争，不干正事，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对雍正日后推行民生政策而言，这一制度排除了很大的政治干扰。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满人早期的政治形态里，首领是由实力强大的族长等人选出来的，且不能擅自指定继承人，因此带有原始民主的性质。康熙在第一次废太子后，曾让百官推荐新太子的人选，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点民主色彩。而到了雍正这里，指定就变成皇帝一个人的事情，谁都不能给意见。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制度。
而且雍正没想到的是，正是他亲自指定的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乾隆，一继位就推翻了他的很多政策，并且利用高度集中的皇权，为自己的好大喜功、贪图享乐行了很多方便。比如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就是个例子，有的仗可以不打，皇帝非要打，也没办法，把国家的经济都拖垮了。而且也就是在乾隆时期，由于政策的放宽，让雍正一直避免出现的腐败、官商勾结等现象，越来越严重，清朝的衰败也就此开始了。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秘密建储，就是雍正那种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的开始。
好，这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那就是胤禛凭借八面玲珑的处事方式，获得了康熙的好感、积蓄了自己的政治力量，谋得了皇位。其中的艰难使他对皇权的掌控格外谨慎，很快就设立秘密建储制度，迈出了独裁的第一步，同时也埋下了清朝衰败的种子。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个内容，就是雍正如何通过三步，消除了中央官僚里能威胁到皇权的力量，实现了决策权的独裁。
第一步，是打击以兄弟为首的皇室宗亲对手。
宫崎市定说，中国式的独裁皇帝是没有兄弟的，只有臣子。在独裁体制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必须以君臣关系为基础。那么，当年与雍正争过皇位的人，显然是君臣关系的潜在破坏者，要首先进行打击。
刚才我们提到，康熙时期，皇八子胤禩受百官拥戴的情形，让胤禛印象太深了，他登位后，当然会觉得这个兄弟是一个巨大威胁。尽管他封胤禩为亲王，但胤禩在面对道贺的亲友时，愁眉苦脸地说，这何喜之有呢，不知道哪天我的脑袋就没了，说明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
雍正四年，胤禩被削去宗籍身份，贬为平民，圈禁了起来。按宫崎市定的说法，他的罪名包括，不愿意交出康熙赐给他的诏书、修康熙陵墓时监管不力、管理内务府时煽动属员骚乱等等，但本质原因就是他的拥趸多，对皇位有威胁。
与此同时，雍正也打击和胤禩交往过密的其他宗亲。宗亲，就是和我们源于一个祖先的亲人。在清代的皇室宗亲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和胤禩交往很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努。他属于努尔哈赤长子褚英这一支，和胤禩是同辈，很快也被流放了。按冯尔康先生的说法，苏努被流放两个月后，雍正就发布了《御制朋党论》，这是一篇警告臣子不要结党的文章，也被看作是声讨胤禩集团的檄文。所以可以想见，雍正是把苏努看作了胤禩的主要帮手。他在打击核心人物的时候，自然也要剪去他们的羽翼。
雍正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文字狱，就是吕留良案。因为吕留良的排满思想，导致这一案件发生。但冯尔康先生认为，这个案件是为另一桩曾静案做掩护的，实质上还是与打击胤禩集团有关。曾静是雍正时期的文人，也是吕留良的学生，他想劝说将军岳钟琪造反，结果被告发，受到了雍正亲自审理。曾静曾说雍正有十大罪状，其中就包括广为流传的弑父篡位、杀兄害弟。雍正追查之后，发现许多说辞都出自胤禩的家奴、太监之口。所以就借此案对胤禩的残余势力做了进一步的打击，同时为自己辩白。因此说到底曾静案还是政治斗争的延续，而吕留良案的文字狱只是一种表相而已。宫崎市定也认为，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分两种，其中一种就是与诽谤朝政尤其是雍正本人有关。当然，由此引发的雍正时期的其他文字狱又另当别论了。
我们再来看雍正实现决策权独裁的第二步，就是打击结党的权臣。
雍正继位后，本来建立了一套由自己的亲信组成的班底，其中很重要的两个人是年羹尧和隆科多。但他们很快就恃宠而骄，结党营私，严重侵犯了皇权。虽然雍正自己做皇子的时候也结党，但登上皇位以后，对臣子结党就特别警惕。所以，几乎在打击胤禩集团的同时，雍正也对这两个权臣下手了。
年羹尧在雍正初期率兵平定了青海，功劳显赫，也因为如此，他得到了非同寻常的信任。西部地区的人事安排，上到总督和巡抚，下到县官这种低级别官员，所有的任用都听他的。至于其他朝廷大事，雍正也会向年羹尧咨询。比如有一次从进士里选拔人才进翰林院，雍正就特意把入选名单发给年羹尧，让他看看名次安排有什么不妥。隆科多也是一样，掌握了吏部的用人大权，因为他姓佟，所以人们称他选出来的官员叫“佟选”，可见其势力有多大。这样一来，就导致年羹尧和隆科多越来越膨胀，开始收受贿赂，任用私人，排除异己。在雍正看来，这就是结成朋党，干预朝政。当官的如果都听年羹尧和隆科多的，谁还听他这个皇帝的呢？所以结果就是，年羹尧被赐死，隆科多被圈禁，两大权臣的党羽也一哄而散。
接下来的第三步，雍正打击了文官系统中的科甲朋党。
科甲就是科举。在科举考试中，考官和考生之间，形成师生关系，考生之间则是同学关系。进入官场以后，这些关系就成了他们维护官场利益的资源。宫崎市定认为，许多人借助这种资源，变成了政治寡头，力量大到能对抗皇帝的政策。比如康熙时期，皇帝屡次编纂图书，都任用徐乾学担任总编纂，徐乾学就安插自己的门生担任编纂。书编好了以后，这些门生都会受赏、升官，有的人还被派到外地担任科考的考官，这样一来，又可借助考试形成新的人脉。因为有利可图，围绕在徐乾学身边的人就越来越多，他就成了一个寡头。
作为独裁皇帝，雍正肯定不会眼看着这种情形存在。直隶总督李绂曾经上书弹劾雍正的宠臣田文镜，说他任用小人，打压好官，导致有不法之事出现。雍正问田文镜是怎么回事，田文镜说自己不是科举出身，李绂是，所以李绂和一群有师生、同学关系的科甲文人拉帮结派，挑我的毛病。这一下就戳到了雍正的敏感神经，认为科甲朋党的势力抬头，最终把李绂下狱。这是雍正时期一桩有名的案件，可以看出皇帝对科甲朋党的戒备程度。
通过类似这样的压制，使得朝廷内很难再有一股集团型的文官力量，去对抗皇帝了。而文官一旦偃旗息鼓，那么在中央就不会有任何人敢挑战雍正的权威，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就彻底由皇帝说了算，雍正就此实现了对决策权的独裁。
然而雍正毕竟是用压制手段来控制中央政权的，尤其是文官集团对皇帝的做法并不真正买账，当雍正推行自己的民生政策时，官员的不满无形中导致了他们与民间利益之间的对立。在雍正去世后，乾隆认为父亲对朝臣太过严苛，决定采取宽仁风格，并且废掉雍正一些压制官绅的政策，以获得后者的支持。这就引起了这群官僚的反弹，那么那些民生措施遭受的攻击就可想而知。比如雍正要求举人、贡生也要服徭役，就是从事各种劳动。但乾隆元年二月，皇帝就免去了这个政策。那么这些徭役转嫁给谁呢？只能是老百姓。所以可以说，雍正一时的胜利，最终仍然是由老百姓来买单。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是雍正通过打击皇室宗亲里的对手，以及权臣和文官系统中的朋党势力，从上到下地消除了中央政府里威胁皇权的所有力量，实现了决策权的独裁。他推行民生政策的一大障碍被去掉了，但暂时的压制也为后来的政策反弹埋下了伏笔。
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为什么雍正在实现对政务全方位的控制，以强力推行他的民生措施后，却并没有使百姓的利益长久地获得下去。
在控制中央的决策权后，雍正把视角转向了地方，他对这些官员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密折和养廉银制度来实现的。
首先来看密折，就是秘密的奏折。这种东西在康熙年间就有，雍正则把上折的范围扩大了，既有大臣，又有地方的小官。密折可以用来了解民情，还能考察地方官员，雍正甚至要求上密折的人彼此告密，以进行监控。他对亲信李卫这样的臣子都不放心，询问别的官员李卫的操守如何。这使得官员不敢隐瞒任何情况，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谁向皇帝提供信息，万一有所隐瞒并被发现，就倒霉了。
再来看养廉银制度。顾名思义，养廉银就是朝廷出钱养着你，用高薪保证你不用去贪污受贿。
那么养廉银从哪里来呢？主要是从耗羡归公而来。什么是耗羡归公？地方在征税时，把征收来的碎银子融化，重铸成银锭上交国库，而地方官告诉老百姓，这个过程里银钱会有损耗，叫作火耗，所以老百姓得多交点钱，把损耗补出来。其实这就是在正税之外加收的税，是地方上为了维持自己的运转，尤其是给上司送礼而收的。加征的税有多少，全凭各地自己定，有的地方征得特别高，老百姓负担就非常重。而耗羡归公，就是由政府统一支配火耗，其中一部分发给各级官员当养廉银，或者补财政的亏空，但绝不能用来给上司送礼、当招待费。耗羡归公变相地承认了附加税，但由于减少了很多不该有的支出，所以和康熙时期相比，火耗的征收比例非常低，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对当时的百姓来说是有益的政策。
密折使得官员胆战心惊，养廉银则给了他们好处，恩威并用的方式使地方官只能一丝不苟地执行雍正的政策，皇帝也就能够直接插手基层政务。
雍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发现，想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最大的障碍就在官僚阶层。后者通过滥用国家政策而手握特权，然后与民争利。所以他就用独裁的手段，对官员进行点对点的监控，不给他们滥用权力的机会，老百姓就少受盘剥。这应该是雍正对老百姓的一贯态度。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除了刚才提到的养廉银政策，使得百姓负担减少外，雍正还推行了摊丁入亩政策。这个政策宫崎市定并没有提到，但也是影响很大的国策。所谓摊丁入亩，是和人头税有关的。人头税就是按人纳税，每个人都要给国家交税，但是有的人没房没地，拿什么交税呢？或者这个人四处过着流亡生活，上哪找他要税款呢？所以这个税种存在很大弊端，对老百姓和国家来说都是个负担。而摊丁入亩就是取消人头税，按照每个人拥有的田地多少来收税，实际就是把人头税变成了土地税，这样一来就减轻了一般人尤其是贫民的税负，转嫁到了有资产的人身上。因此这也是一个减轻百姓疾苦的政策。
宫崎市定通过密折中大量的民生内容得出结论，认为雍正这种有良知的态度，其他中国帝王是比不了的。皇帝的良知加上有力管控，使吏治变好了，老百姓的税负下降，国库存银比康熙时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不但为后来所谓的乾隆盛世打下了经济基础，也给大清朝续了命。平民百姓尝到了甜头，觉得独裁统治也不错，看起来雍正的初衷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但雍正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独裁统治要靠官僚阶层去做具体推行才能实现，而官僚借此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成为特权阶层，以此获得私利。所以在独裁制中，皇帝和官僚阶层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雍正的打压，与这种客观逻辑之间存在矛盾。他活着的时候，可以凭借超人的精力实现全面管控，相当于自己把地方官的活儿都干了，官员只能忍气吞声。而他一旦去世，新继位的皇帝精力有限，就不得不求助于官僚阶层，那么后者长期积累的不满就借机爆发出来，逼着朝廷采取新政策。
最明显的例子，是雍正去世后，他的亲信鄂尔泰、张廷玉这两个首辅大臣，很快就改变了态度。鄂尔泰认为雍正对官员私欲的打压太厉害，这会使官僚阶层与朝廷离心离德。尤其这个政权是满人建立的，在满汉矛盾存在的前提下，这种背离就更容易导致失去政权，所以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默认官员的私欲。而张廷玉认为，儒家的思想是，委任官员之后，就让他们各负其责，不要横加干预，雍正的方式是法家的，对官员的监控不符合传统政治观念。
所以从乾隆时期开始，朝廷采取了所谓的宽大政治，放松打压，向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妥协，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他们去获取私利。就像前面我们说的，从乾隆时期开始，腐败越来越严重，清朝的垮台也在所难免了。
更要命的是，雍正的思路虽然被抛弃了，可他创建的制度都被保留下来，秘密建储、养廉银、军机处等措施，使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其实在清代初期，学者黄宗羲已经指出了君主制的危害，认为其专制就是在“敲剥天下之骨髓”，是榨取百姓利益的制度。他认为要遏制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增加大臣的权力、广泛吸收士人参加政治活动来实现，实际上是民主思想的萌芽。如果这类思想得以发展，且在康熙晚期官场腐败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会不会使革命提前到来，很难说。但雍正以其超人的状态止住了这个趋势，把独裁专制提升到了新高度，并以所谓好皇帝的形象和他的惠民政策，让老百姓以为，靠着专制制度的自我调节，国家也能解决问题。
可是独裁专制本质上的落后，不会因为一个皇帝有善意而改变，它最终会把国家带到沟里面，并且将短痛变为长痛。近代中国最终不仅遭遇内忧，更同时面临外患，这个双重悲剧的结局就是证明。尽管这并非雍正所愿，但从长远的结果去看，他施行的确实是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这对今天世界各国的治理来说，非常有警示意义。
好了，我们再来简要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首先，雍正在康熙末年诸多皇子夺取皇位的复杂争斗中杀出重围，对皇权所得来的不容易，以及维护独裁统治的必要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他希望自己的民生政策不会被官僚集团利用，造成对百姓的盘剥，因而试图通过极端独裁的方式，来保证政策执行。因此继位之后，他打击皇室宗亲中的对手，抑制臣子中的朋党，打击所有能对抗自己的力量，将中央决策权牢牢握在手中。他还利用密折和养廉银等制度，监控了地方官员，又掌握了政策的执行权，这是其他皇帝都未曾做到的事情。
他的本意是想利用独裁，将自己的惠民想法付诸实践，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独裁专制的本质与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并不因为他的想法而改变。因此在他死后，所谓的善意消失了，专制的恶却没有。并且由于他的举措，反而使皇权专制得到了加强，造成了此后政府对百姓变本加厉的伤害。因此，雍正施行的是一种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最终也导致了清朝不可挽回的覆亡结局。
撰稿：张玥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转述：李璐
划重点
1.本书让雍正在日本受到重视，也对中国史学界研究雍正有启发。不过这本书也有它的问题，那就是篇幅短，对一些问题只表达观点，分析不足。
2.雍正的本意是想利用独裁，将自己的惠民想法付诸实践，但独裁专制的本质与百姓利益矛盾，因此，雍正施行的是一种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
2.独裁专制本质上的落后，不会因为一个皇帝有善意而改变，近代中国最终不仅遭遇内忧，更同时面临外患，这个双重悲剧的结局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