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评传》 刘怡解读

《陆征祥评传》| 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启华的《陆征祥评传》。这是一本540多页厚，40万字的书，它记录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外交家陆征祥的生平。对陆征祥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悉，但他晚年说过的一句话，却是我们在评论国际局势时常会引用的，这句话就是“弱国无外交”。

陆征祥是在什么背景下说出这句话的呢？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重庆《中央日报》驻欧洲的记者，找到隐居在比利时的陆征祥，请他以外交前辈的身份谈谈个人感想。那个时候，陆征祥已是74岁高龄，身份不再是外交官，而是一所天主教修道院的神父。他先是表达了由衷的兴奋，为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洗雪前耻而欣慰。同时，他也回顾了自己早年办理对日外交的沉痛教训，最后总结的话，就是这句“弱国无外交”。

注意了，陆征祥说这句话，可不是单纯的评论啊。对弱国外交的可悲，他是有切肤之痛的。要知道，陆征祥本人从清朝末年起，就参与对俄国和日本的一系列外交交涉，结果大多不尽如人意。他还曾以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身份，列席中日《二十一条》谈判，被迫在这份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可以说，在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陆征祥”这个名字，是跟屈辱和失败联系在一起的。陆征祥本人也是因为对弱国外交心灰意冷，才在50多岁时主动辞去官职，改当天主教神父。这句“弱国无外交”，不光是他对自己外交经历的总结，还隐含着希望中国永远保持强大的期待。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弱国无外交”这句结论，就否定掉陆征祥大半生的探索。他的知名度，虽然比不上郭嵩焘、曾纪泽这样的外交前辈，却是近代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代专业外交官。在陆征祥的成长经历里，浓缩了中国人积极了解外部世界，学习外交规则，融入世界秩序的努力。辛亥革命后，陆征祥成为北洋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他力排众议，制定严格的用人标准，奠定了中国外交专业化的基础。像顾维钧这样的后起之秀，就是陆征祥一手提拔的。在政局动荡的北洋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能保持基本稳定，甚至能为国家争回一些权益，跟陆征祥是分不开的。

另外，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件大事，也和陆征祥有关。我们都知道，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官顾维钧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在列强面前据理力争，展现出坚定的民族气节。但你可能不知道，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其实是陆征祥。顾维钧的发言机会，就是陆征祥为他争取的。作为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不仅积极推动中国参加“一战”，力图提升在战后的国际地位，他还下定决心，不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在当时是需要巨大魄力的。听完陆征祥的故事，你不仅能了解这位传奇外交官的成长经历，你还会发现：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它在外交技巧上的“软实力”，应当是并行不悖的。这对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政治，也是很有益的参考。

本书作者唐启华，是一位出生于中国台湾的资深学者。他在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系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启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外交史，是这个领域公认的权威。他的代表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罗辑思维》节目第二季曾经专门推荐过。这本《陆征祥评传》，是唐教授的新著。为了确保研究的可信度，他大量参考陆征祥本人保存在比利时的文献档案，其中有陆征祥的个人日记、书信和公函，做了扎实的前期准备。相信这本《陆征祥评传》，不仅能带你认识一个真实的陆征祥，还能丰富你对外交事务的认知。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陆征祥是怎样从一介贫民之子，成长为近代著名外交官的，他对中国外交的专业化，作出过哪些贡献。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还原，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上有着怎样的表现，他和顾维钧是怎样密切合作，在逆境中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是谁吗？

如果你对晚清历史有所了解，那这个问题不难回答。答案是郭嵩焘。1876年，郭嵩焘以兵部左侍郎的身份，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前往伦敦上任。他和后来主持《中俄伊犁条约》谈判的曾纪泽，以及派驻德国的李凤苞等人一道，构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但注意了，郭嵩焘、曾纪泽他们，干的虽然是外事工作，却不能算是外交领域的专业人才。就拿郭嵩焘来说，1876年出使英国时，他已经58岁了。青少年时代，他读的是四书五经，考取过科举功名，后来还做过十几年地方官。只是到了中年以后，因为清政府迫切需要跟欧美列强发展关系，郭嵩焘又对“洋务”略知一二，才被抽调去了外交部门。其他第一代外交官，情况也跟郭嵩焘差不多。他们不懂外语，从中年才开始接触外部世界，虽然爱国热情很高，却时常感到力不从心，需要有真正的专业人士来接班。

那专业的外交人才，应该怎么培养呢？这个问题放在今天，很好回答。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的外语院校，大学里也会开设像国际政治、国际贸易这样的系科。学生要掌握从外语、国际法到各国国情在内的广博知识，再通过出国考察和驻外工作积累阅历，随后就可以独当一面了。但在19世纪末的晚清，这样的条件是完全不具备的。甲午战争之前，整个中国提供外语专业教育的官办学校，只有三所。一所是京师同文馆，一所是广州同文馆，第三所则是上海广方言馆。“广方”，就是四面八方的意思。本书主人公陆征祥就是在12岁那年，考进的广方言馆。

注意了，陆征祥进入广方言馆的时间，是1883年。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认可的教育模式，还是熟读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学外语，接触西洋学问，在一般人眼里根本不是正途。那陆征祥为什么走了一条“非主流”的路呢？说起来也很辛酸。陆征祥的父亲，是上海一家典当行的小职员，中年丧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陆征祥长到10岁时，父亲才有钱送他进私塾读书，但两年后学费就交不上了。而广方言馆这所新式学校，不但不收学费，还提供住宿和伙食，刚好可以圆陆征祥的读书梦。另外，陆征祥的父亲曾经在教会打过杂，对西学没有那么排斥。在他看来，儿子如果能学一门外语，将来在和“洋务”有关的电报局找份工作，就很不错了，压根没想过要培养他当外交官。

广方言馆这所学校呢，本来也不是培养外交人才的。它的学制总共是6年，除了教授一门外语，还会给学生上西洋式的数学、物理和地理课，并且配备外教。拿今天的话说，它是一所“外国语特色中学”。但这个“特色”，又是极度偏重实用的。学生从第四年开始，就要协助老师翻译外文电报和报刊书籍，还要给清政府聘请的外国顾问当助理。等到学成毕业，大部分人会被分配到洋务企业，从事科技翻译工作。但陆征祥有个讨巧的地方：他进的是广方言馆的法语班。而法语在17到19世纪，是欧洲外交和法律界的通用语言。许多重要的国际条约，正式文本都是用法语书写的。英国和俄国的外交官，在社交场合也习惯说法语。中国要发展外交，当然也要网罗法语人才。因此，陆征祥在正式毕业前，就被清政府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机构“总理衙门”相中，送到京师同文馆，也就是外交部附属语言学校，做进一步进修。1891年底，他被分配到中国驻俄国公使馆担任见习翻译，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

按照晚清政府对驻外官员的考核办法，像陆征祥这样的年轻人，每隔三年会评一次业绩。第一次考评合格，就授予六品官衔，以后逐年递增。理想情况下，一名出身寒微的外交官，只用花9年时间，就可以晋升到从四品官位，相当于知府。大多数人到了这个阶段，会主动申调回国，找一份更有实权的“肥差”。换句话说，外交工作对许多人而言，只是进入官场的跳板。陆征祥最初的想法，其实也差不多。但他在派驻俄国时，认识了一位语重心长的老师，被彻底说服，决心把外交当作自己一生的志业。这位老师，就是当时的中国驻俄国公使许景澄。

许景澄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悉。但在晚清外交界，他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开始，许景澄也是靠科举考试进的官场。后来因为他思想开明，关心时局，不到40岁就被调进外交系统，长期派驻国外。许景澄做过驻德国和法国的公使，曾经协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后来又主管对俄外交，当上了二品大官。不过在私底下，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仕途，而是中国的险恶处境。他告诉年轻的陆征祥，在19世纪末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只是一个可悲的配角。清朝的整体国力，已经江河日下。在这种形势下，继续依恋没落的旧体制，即使能谋得一官半职，长期来看也是靠不住的。许景澄希望陆征祥沉下心来，一面研究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深层原因，为改革中国做准备；一面在现行的国际规则下，为中国伸张权益，保全民族独立。这番情真意切的忠告，陆征祥直到50年后还经常提起。

作为清末第一代外交官里的佼佼者，许景澄在出使欧洲时，曾经专门学过法语，能做基本的阅读。但他依然叹息自己走出国门太晚，过了积累学识的最佳阶段。面对刚满20岁，法语功底已经相当扎实的陆征祥，许景澄是既羡慕又兴奋，决心培养陆征祥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专才。

那做一名合格的外交官，要具备哪些素质呢？许景澄总结了三个词：学识、资格、经验。这里说的“资格”，不是指文凭，而是在国际外交圈里的人脉。许景澄告诉陆征祥，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要想在三项素质上都打好基础，至少要花15年时间。满20年时，就有能力胜任公使的工作了。

问题又来了：前面已经提到，清末是没有正规外交院校的。那许景澄对陆征祥的培养，又该如何做起呢？许景澄自己想了一个土办法，就是像工匠带徒弟一样，每天给陆征祥上课，手把手教他怎么办外交。这样的耳提面命，持续了整整6年。为了避免被同僚说成结党营私，许景澄还得瞒着其他下属，对外只说他爱跟陆征祥这个小伙子闲聊。其实，两个人“闲聊”的内容，有西方国际法的出处，有外事礼仪和起草公文的细节，还有人际交往技巧。说到激动处，许景澄甚至会拍案而起，痛斥官场的种种陋习。陆征祥晚年回忆说：“当日我们师生两人，每天谈心，谑笑杂作，那种快乐，我想中国四万万人中，恐只有我们两人享受着。”有同事甚至给陆征祥起了个外号，就叫“小许”。

不过，光靠言语点拨，肯定是不够的。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发电报给许景澄，要他和俄国政府协商，试图“联俄制日”。许景澄乘机要来《马关条约》的完整谈判记录，让陆征祥抄写研究，分析日本利用了哪些国际法里的漏洞，中国又犯了哪些错误。他还派陆征祥出席俄国主办的第四届国际铁道大会，专门记录国际会议有哪些固定流程，各国代表要怎么发言。可别小看这种观察啊，要知道，中国近代外交，是从点对点的双边接触开始的。一般官员对外交的理解，只是和某个具体的国家打交道，根本不知道还有多边会议，还可以在国际大会上为本国争取利益。陆征祥早早接触到国际大会，这就离现代外交又近了一步。到了1899年，陆征祥还娶了一位比自己大15岁的比利时高官之女培德夫人，这在当时也是一桩石破天惊的新闻。

当然，驻俄生活给陆征祥带来的不仅有新奇的经历，也有“弱国无外交”的痛楚。1900年7月，第一个噩耗传来：陆征祥的恩师许景澄，在回国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后，因为反对慈禧太后对欧美各国开战，被下旨斩首。紧接着，中国遭到八国联军入侵，东北地区被俄国出兵侵占。陆征祥出席了21次中俄外交谈判，目睹俄方的威胁恐吓，内心倍感屈辱。但他想到许景澄生前的叮嘱，保持住了定力，为敦促俄国撤军据理力争，甚至赢得了俄方代表的尊重。清政府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在1906年破格提拔他为三品顶戴的驻荷兰公使。那一年，陆征祥刚满35岁。

在荷兰这个西欧小国，陆征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出席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二是主持签订中国与荷兰的领事条约。这两件事，听起来不算大，意义却很深远。比如，今天我们熟知的海牙国际法院，它的前身就是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上建立的。陆征祥因为精通法语，主动要求发言，为中国争取到一个轮值常驻法官的席位。中国加入《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会的资格，也是陆征祥通过一系列会谈商定的。在跟荷兰商讨领事条约时，他更是拒不退让，把灵活的手腕和坚定的立场结合起来，保全了荷属殖民地境内华侨的利益。这也为他赢得了谈判高手的名声。

但是，陆征祥并没有因此就沾沾自喜。他注意到，清末外交有两项制度缺陷。首先，总理衙门及其后续机构外务部的负责人，主要是满洲贵族。他们不懂专业知识，却有决策权，可以发号施令。这对外交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清朝的驻外使馆，实行的是保举制。公使一个人，手里掌握几十个编制，可以随意分配给自己的亲信。这就导致外交队伍里，充斥着大量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投机分子。陆征祥作为一名专业外交官，是希望改变这种局面的。

而改革的机会，几年后居然真的出现了。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控制北京政权的袁世凯发电报给陆征祥，要他立即回国，出任北洋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其实，袁世凯和陆征祥，此前并没有来往。他会重用陆征祥，主要是看重这位41岁的外交官长期驻扎欧洲，没有卷入国内权力斗争，不会帮助孙中山的国民党。陆征祥则借机提出“专业主义”的口号，对外交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首先，他颁布《外交部组织章程》，设置了“一厅四室”的编制架构，把外交部总部的人员数量压缩到100人。清末留下的90多名冗官，被一次性裁撤，提高了办事效率。其次，陆征祥还废除了保举制。他规定：所有外交系统官员，大到司长、公使，小到翻译，都必须通过资质考核，至少要会一门外语，还不准在其他部门兼职。经过这番整顿，中国外交官里留学生的比例超过了50%，再也不是盲人摸象了。

在陆征祥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进人才的提拔。就拿顾维钧来说，他虽然是美国“海归”，又当过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但他的岳父、前总理唐绍仪，却是陆征祥在外交系统里的竞争者。要是按清末官场的“潜规则”，顾维钧是绝对得不到重用的。但陆征祥可不管这套陈规陋习，他发觉顾维钧专业能力很强，又有上进心，直接安排他做了自己的智囊，1915年又破格提拔顾维钧出任驻美国公使。那一年，顾维钧只有27岁。像这样的年轻专业外交官，陆征祥一共提拔了60多位，其中一些人，直到抗战时期还在挑起中国外交的大梁。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外交的专业化转型中，陆征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跟他的专业精神和淡泊名利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书记录的，陆征祥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对民国外交做出的重大改革。聊完这个话题，就得说说巴黎和会了。前面已经提到，陆征祥特别重视大型国际会议。他认为，中国国力贫弱，在单对单的谈判中很容易吃亏。但参加几十个国家的集体会议就不一样了。明面上，这种会议是一国一票，大家地位平等。弱国代表只要言之有据，善于周旋，也能争取到不少空间。因此，1912年出任外交总长后，陆征祥专门招募了一批国际法专家，研究晚清留下的国际条约里的漏洞，准备在1915年召开的第三次海牙会议上提出反制方案。这次会议后来由于“一战”爆发，没有按期召开。但陆征祥为参加海牙会议做的准备，却成为中国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方案的雏形。

不过，陆征祥作为外交家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交涉经验看，他在清末主要是和俄国打交道。参加的几次中俄谈判，因为硬实力对比太过悬殊，几乎都以中方被迫让步告终。换句话说，在一对一的大国外交中，陆征祥缺乏成功经验。而在民国初年，中国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日本，这是一个陆征祥不熟悉的国家。在个人情感上，他是反日爱国的。出任外交总长后，陆征祥专门请大翻译家林纾写了一幅字，挂在办公室里。这幅字是“不忘记马关”，以此提醒同僚牢记甲午国耻。但在实际操作中，陆征祥的顶头上司袁世凯秉持亲日立场，希望借日本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甚至复辟称帝。这就导致陆征祥在对日交涉中，不敢轻易采取强硬立场，背上了“投降派”的骂名。

说到陆征祥和袁世凯的关系，这是他的第二项弱点。前面已经提到，陆征祥从1891年开始，连续20多年都在海外工作、生活，对中国政坛了解不多。在他眼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家，自己应当全力配合袁世凯的执政路线，让国家更稳定。袁世凯呢，对陆征祥也相当信任，不仅让他执掌外交部，还一度任命他为国务总理。这样一来，陆征祥对袁世凯的意见，就更不敢反驳了。这种委曲求全，发展到1915年，终于招来了大祸。日本利用“一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他顾的时机，提出了全面侵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主权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对此态度暧昧，认为不接受日本的要求，自己复辟会受影响。尽管陆征祥作为中方谈判代表，拒绝了日方胃口最大的第五号条件，勉强商量出一份相对宽松的《中日民四条约》。但他的名字，还是和这段屈辱的历史永远“绑定”了。

《民四条约》签署之后，陆征祥痛定思痛，提出了一个“迂回外交”的点子。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对中国步步紧逼，不仅是由于中国国力贫弱，更是因为中国没有参加“一战”，在欧美列强眼里是一颗可以牺牲的棋子。如果中国加入英法主导的协约国集团，中国和日本在名义上就成了同一阵营的盟友，日本再侵略中国，就得顾及其他国家的压力。所以，从1915年开始，陆征祥始终呼吁中国尽快参战。北洋政府也的确在1917年，正式成为了协约国的一员。

另外，陆征祥还早早开始规划战后中国的外交布局。早在1914年，法国驻华公使就告知北洋政府：如果“一战”以协约国集团的胜利告终，英法打算召开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全面调整全球外交秩序。陆征祥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行动起来，组织外交人才为参加和会做准备。他还意识到，美国是当时新兴的全球大国，它不仅对英法两国的政策有很大影响，在中国问题上立场也跟日本对立。如果能结交美国，对中国战后的处境会很有好处。因此，陆征祥在1918年“一战”结束之前，就通过顾维钧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双方一致行动，“联美制日”的主张。美国也早早发出了支持中国参加战后和会的邀请。这个消息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日本政府这才认识到：陆征祥很有韬略，绝不是投降派。

关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想必你已经知道：锋芒毕露的顾维钧，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但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顾维钧当时的职务，是“中国驻美国公使”。按照正常安排，他是不会出现在巴黎的。顾维钧的亮相，主要就是源自陆征祥的坚持。陆征祥认为，既然中国希望“联美制日”，就得有一位熟悉美国外交、和美国政府官员有密切来往的官员在场，顾维钧是最佳人选。他本人甚至还选了一条“舍近求远”的路线前往巴黎：先坐船到日本，敷衍日本政府，再前往美国，在美国报纸上公开放出要求收回山东主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立场，制造舆论压力。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一共有13人，其中5人获得了大会正式代表的席位，这跟陆征祥的幕后运作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样大费周章的努力，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英法两国在和会上明显偏袒日本，美国则因为威尔逊总统出尔反尔，最终没能兑现全力支持中国的承诺。但陆征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还是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首先，在1919年4月，中日代表围绕山东问题展开激烈辩论。陆征祥不仅依靠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帮助顾维钧准备发言稿，还亲自下场，驳斥日方的主张。到了当年6月底，外交败局已定，因为生病住进医院的陆征祥在没有获得北洋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主动做出了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的决定，展现出了民族气节。但他又审时度势，同意签署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对奥地利和约。到了1922年，中国正是以对奥和约签字国的身份，列席在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最终收回了山东主权。可以说，正是因为陆征祥的坚持，山东才能在一系列波折之后，回到中国手中。

不过，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正深陷在军阀混战的漩涡里。陆征祥不仅在外交上壮志难酬，还受到多种疾病的困扰，逐渐萌生了退出政坛的想法。1922年，陆征祥主动要求“降职”，出任驻欧洲小国瑞士的公使。5年后，因为夫人去世，他正式宣布退休，留在比利时当了一名天主教神父。到那时为止，北洋政府还欠着陆征祥两年薪水，就连全体使馆馆员的工资，也是陆征祥自己垫付的。这几笔钱，总共是57000银元再加1400英镑，一直到陆征祥去世都没有结清。但陆征祥并没有因为遭遇欠饷，自己又已经侨居海外，就放弃对祖国的关注。“九一八”事变后，他自费在欧洲出版了好几本介绍日本侵华问题的小册子，还给顾维钧写信建言，为中国外交出谋划策。所幸他在去世之前4年，最终看到了中国抗战的胜利，并为此欢欣鼓舞。这也是对这位曾经的弱国外交家最好的安慰。

好了，关于唐启华这本《陆征祥评传》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在中国外交史上，陆征祥曾经创下过一系列“第一”。他是清末第一位在国际会议上做主题发言的外交官，在驻外公使里第一个剪掉辫子，也是第一位以专业外交官身份出任内阁总理的高官。尽管由于他和袁世凯的私人关系，以及中国外交委曲求全的现实，陆征祥给我们留下的固有印象不算太正面。但他从清末参与对俄交涉开始，不断积累经验，努力实现外交人员的专业化和外交运作的正规化，却是值得肯定的。在1895年参与《马关条约》谈判时，中国完全处于被动局面。到了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已经能清晰地阐述自己的主张，和日本展开辩论，并向国际舆论争取支持，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努力下，中国才得以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扮演重要角色。

当然，外交知识和技巧，也需要可靠的国力作为支持。陆征祥慨叹“弱国无外交”，是他对《民四条约》和巴黎和会交涉失败的由衷之感。中国代表虽然有良好的专业能力和提前谋划，在强权政治主导的巴黎和会上仍不免功亏一篑。所幸今天的中国已经强大起来，当扎实的国力和专业素养结合起来时，一定能取得更丰硕的外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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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它在外交技巧上的“软实力”，应当是并行不悖的。

2.做一名合格的外交官，要具备哪些素质呢？许景澄总结了三个词：学识、资格、经验。

3.外交知识和技巧，也需要可靠的国力作为支持。

4.在陆征祥的成长经历里，浓缩了中国人积极了解外部世界，学习外交规则，融入世界秩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