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冲突与动荡八百年》 朱步冲解读

《阿富汗：冲突与动荡八百年》| 朱步冲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英国历史学家乔纳森·L·李的《阿富汗：冲突与动荡八百年》。这是一本非常厚重，超过八百页，将近七十万字的历史研究著作，被誉为迄今为止，最为详尽和权威的阿富汗历史。

说到阿富汗，你肯定有一种印象，这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中亚国家。说熟悉，是因为它常年处于战乱动荡之中，始终在新闻媒体的国际头条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军事政治有一点了解的人，会知道它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心位置，绰号是“帝国坟场”：从老牌殖民国家英国、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到乃至号称全球军事第一强国的美国，都曾经因为各自的利益而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占领或者干涉，最终纷纷铩羽而归。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阿富汗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家，我们对它的了解，都来自电视新闻中那些浮光掠影的镜头：比如怪石嶙峋的崇山峻岭，落日下的圆顶清真寺，以及头戴头巾，身穿长袍，坐在皮卡上，手持AK47的民兵战士，诸如此类；对于这个古老国家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很多人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本书作者乔纳森·L·李，曾在阿富汗生活多年，是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和英国阿富汗研究学会会员，被誉为“西方史学界研究阿富汗的首席专家”。（为讲述方便，后面简称作者李）。本书可以说是李四十多年对阿富汗潜心研究的心血之作。本书详尽追溯了阿富汗民族及其民族传统的来龙去脉，以及一代代阿富汗政治领袖，如何在大国干预和内部社会矛盾的双重影响下，努力实现有效统治，并推动阿富汗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当然，这种努力往往都是以失败和悲剧告终，而这种失败和悲剧的根源，就蕴藏在阿富汗自身民族文化、社会结构的基因里。顺便说一句，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7年，当时李就在书中成功地预言了日后喀布尔政权的崩溃、美国被迫撤军的命运，以及塔利班的卷土重来。

为了完成这部鸿篇巨著，李参考了相当丰富的档案文献，其中不少是新近披露与解禁的，包括历任阿富汗政治领袖和官员的回忆录、英国和印度政府关于阿富汗的档案文件，以及最新公开的美国情报机构报告与解密文件等等。

说到这里，相信你已经对这本书产生了相当的兴趣。由于本书时间跨度大，内容极为丰富，我就有选择地，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讲述：首先，让我们来简要了解下阿富汗的古代历史、地理特征与民族分布，然后再来看看17世纪，阿富汗第一个统一王朝，杜兰尼王朝，是如何建立的。在第二部分中，我再带你来到19世纪，这个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巅峰时期，来了解下，英国和沙皇俄国这两个大国，如何在中亚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大博弈；而阿富汗的命运，又是如何因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而产生了哪些决定性的改变。最后，我们再来看看20世纪初，阿富汗为了应对民族危亡，如何在两位国王的任期内，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改革；而改革为什么最终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相信，通过这三个部分的讲述，你对阿富汗的历史、民族性格，以及它发展困局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大致清晰的脉络。

在1904年，英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就撰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他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广阔的欧亚大陆，就是整个世界的枢纽地区，因为每一次推动人类历史潮流演进的变革，都发生在这里，然后向外波及。而每一个试图获得世界性霸权的政治势力，也都会试图在欧亚大陆上进行扩张。 虽然麦金德的论点充满了当时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偏见，但也从地缘政治角度，以全新的视角，解释了阿富汗地理位置，对它命运的深刻影响。

由于地处亚洲大陆的中心地带，阿富汗被看作是整个亚洲地区的枢纽，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古代亚洲地区贸易往来的要道。从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帝国、伊朗高原的波斯人，到来自草原的突厥人、蒙古人，以及来自南方的印度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分别以征服者、商人、移民等身份纷至沓来：同时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后代，并孕育了辉煌而灿烂的文化。

作者李在本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阿富汗境内众多的语言和民族群体，是造成国内社会分歧，局势持续动荡的主要原因。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阿富汗境内的居民，统共使用着多达40到50种语言，分属七大语系。居民主要包括说着普什图语的普什图人，占据总人口的大概40%，除此之外，说着波斯语的塔吉克人，以及说着乌兹别克语的乌兹别克人，还有少部分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阿拉伯人。作者李说，即使做出了这样的划分，但这只能是一个为了形成大概印象，而简化过的介绍，阿富汗境内真实的民族以及语言文化分布，是极为复杂的。不仅如此，阿富汗之所以难以诞生出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凝聚力，也要归咎于它广阔的面积，与复杂多山、河流割裂的地形。

在历史上，各个民族国家，必然会形成一套关于自己民族起源和崛起的历史，更会出现一些确立国家基本建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阿富汗这个松散的多民族国家也不例外：阿富汗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在中亚腹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47年，而它的“国父”，则是阿富汗第一个统一的本土王朝，杜兰尼王朝的开创者：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 这里要插播一个小知识，包括艾哈迈德在内，接下来要提到的阿富汗国王，名字后面的沙阿，或者汗，并不是姓氏，而是他们的尊号。沙阿，是伊朗波斯传统中，对君主的尊称，而“汗”则是“可汗”的缩写，是欧亚大草原上对酋长、部落首领的尊称。 这个杜兰尼王朝统治阿富汗的时间，几乎长达一个世纪，而它对阿富汗政局的影响力，则一直绵延到1978年。

艾哈迈德·沙阿出身于赫拉特附近一个普什图部落贵族家庭，属于阿卜达利家族，也叫杜兰尼家族。 这个家族，是阿富汗境内普什图人两大家族之一。艾哈迈德在幼年时，曾在部落内战中，和母亲一起，被敌对家族俘虏，沦为囚犯和人质，囚禁在坎大哈。据说，是艾哈迈德的母亲在城池陷落之际，按照古老的传统，向一位有亲属关系的部落首领寻求庇护，才保住了自己和儿子的性命。

本来，艾哈迈德的余生，很可能是在囚禁中度过，或者死于暗杀；但是，命运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会：1738年，来自今天伊朗高原波斯帝国的军事首领纳迪尔·沙阿。他一心恢复波斯昔日的荣光，于是向东扩张，攻陷了坎大哈，建立了波斯阿夫沙尔王朝。据说，纳迪尔恢复了艾哈迈德的自由，让他在身边侍奉自己；然而，艾哈迈德逐渐显露出了杰出的军事和领导才能，于是纳迪尔对他刮目相看，任命艾哈迈德做自己的禁卫军指挥官，麾下有3000名自己杜兰尼家族的勇士。 这支艾哈迈德一手带起来，和自己同出一个部落的精兵悍将，就成了艾哈迈德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1747年6月，由于晚年变得多疑暴虐，纳迪尔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暗杀。据说，艾哈迈德本人以按兵不动的方式，暗中支持了政变。纳迪尔的暴死，让阿夫沙尔王朝顿时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敏锐的艾哈迈德认为，脱离波斯统治，割据一方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率领军队回到了阿富汗境内。 在坎大哈，艾哈迈德召集了所有的部落酋长，召开了大国民议会，并在选举中被推举为国王。不过，本书作者李经过考证，指出，由于结构松散、崇尚平等、各自为政的普什图部落并没有这样的习俗；实际情况，可能是艾哈迈德只召开了一次只有几个军事首领参加的秘密会议，通过政治结盟和笼络，让国王这个头衔落到了自己头上。

实际上，杜兰尼王朝的原始疆域，只包括今天阿富汗的三个省，坎大哈、法拉，以及赫尔曼德。当时的阿富汗，依旧是一片被各个家族部落控制，分裂而冲突频繁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国家。

不仅如此，这个仓促成立的国家，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依旧非常遥远：首先，这个王国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直到1809年，英国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前往王国首都喀布尔的时候，才给它临时起了个名字，叫“喀布尔王国”。

其次，王国里的各个家族部落，感觉国王的行政权力，严重干涉和损害了自己源远流长的独立自治传统，不是割据叛乱，就是阳奉阴违。艾哈迈德只能通过一小部分自己阿卜达利家族的亲信，来实现对国家的管理和控制，尤其是担任各个地方的税收管理员。这些人仗着自己和艾哈迈德的关系，在地方上巧取豪夺，贪赃枉法。

艾哈迈德一上台，并没有花费太多精力去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彰显杜兰尼王朝的天命所归，开始了频繁的军事扩张：作者李统计说，在艾哈迈德统治的25年中，他很少有时间待在首都坎大哈，而是在千里之外东征西讨，试图把王朝的疆域拓展到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阿富汗西部与伊朗；同时他还要频繁率军回到国内，镇压此起彼伏的部落叛乱。

如此一个结构松散，缺乏凝聚力和认同的国家，完全是依靠艾哈迈德个人的政治手腕和军事实力在维系，所以1772年，艾哈迈德刚刚撒手人寰，阿富汗就又回到了群雄并起和分崩离析的旧局面：首先，是艾哈迈德的两个儿子帖木儿和苏莱曼，为了争夺王位而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内战。最终得胜的帖木儿，就是在这时候把王国首都迁到了喀布尔，这里是阿富汗东北部繁华的商业中心，气候宜人，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位于海拔两千米的兴都库什山脉南麓，被险峻的高山三面环抱。从此之后，一直到今天，喀布尔就始终是阿富汗的首都。

到了18和19世纪之交，又有一股全新的国际政治势力，把巨手伸向了阿富汗，让阿富汗乃至整个中亚本就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增添了新的变数。这，就是以英法俄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势力。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让整个欧洲陷入了动荡。1798年5月，在大革命中崭露头角的拿破仑，一度率军入侵埃及，试图终结英国在地中海的霸权，甚至计划在赢得初期胜利后，继续联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军英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英属印度。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英属印度，囊括了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这几个国家，是英国海外最重要的殖民地，被誉为王冠上的珍珠。

虽然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以失败告终。但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染指中亚，从侧翼打击英国的战略构思再一次被提出。这一次，拿破仑选择的盟友，是距离印度更近，控制了伊朗和阿富汗西部的波斯恺加王朝。这个恺加王朝，在1796年，消灭了阿夫沙尔王朝的残余势力，取而代之。此时在位的，是恺加王朝的第二任国王法赫特·阿里·沙阿。本来，法赫特是倾向于和英国结盟的，指望英国人支持他抵抗不断南下扩充势力的沙皇俄国；但此时，英国为了组织反对拿破仑的反法同盟，急于讨好俄国，所以并不愿意为了波斯，而得罪俄国这个得力盟友。于是，为了笼络法赫特，拿破仑政府就在1807年，和法赫特签订了《芬肯施泰因协定》 ：约定法兰西第一帝国和恺加王朝正式结成同盟，法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并支持恺加王朝吞并格鲁吉亚。作为回报，法赫特承诺恺加王朝将向英国宣战，打开通向英属印度的道路。很快，波斯军队就按照约定，开始新一轮向阿富汗的军事进攻。

法国在中亚的积极扩张，引起了英国的极大恐慌。本来，阿富汗的杜兰尼王朝由于长期向南扩张，威胁英属印度，所以被英国视为敌人；但此刻，相比起有拿破仑法兰西第一帝国撑腰的波斯恺加王朝，英国又不得不重新考虑，和杜兰尼王朝和解，让阿富汗成为自己在中亚的盟友和代理人，抵抗法国的扩张。

此时的英属印度，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全权管理统治，所以在18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向阿富汗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使团负责人，是曾经在东印度公司长期负责外交工作的埃尔芬斯通男爵；通过这次接触，英国和杜兰尼王朝达成了一个模糊的协定：如果波斯和法国军队入侵阿富汗，那么英国就会向杜兰尼王朝提供军事援助。不过，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失败，法国联合波斯入侵印度的可能性迅速消失。所以英国与阿富汗之间的联盟，也就不了了之；对于英国来说，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埃尔芬斯通本人和其他使团成员，在出访途中撰写的调查报告，涉及阿富汗境内的地形、气候、文化风俗与民族部落分布，杜兰尼王国的政治制度等内容。埃尔芬斯通得出的结论是，要想明确阿富汗的主权范围和行政疆界是非常困难的，它甚至根本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是由无数自治领地和独立部落组成的。最终，这份报告被命名为《喀布尔王国纪事》，公开出版发行，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政府制定阿富汗与中亚相关外交政策的重要参考。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却发现，昔日一起并肩对抗法国的盟友沙皇俄国，反而成为自己在中亚最大的对手。1828年，经过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俄国从波斯恺加王朝手中获得了大片土地，夺取了今天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随着俄国政治影响力的拓展，廉价的俄国商品也如同雪崩一下涌入了中亚。俄国这种在中亚积极开拓的势头，让英国再次敏感起来，由此开启了英俄两国在中亚长达百年，被称为“大博弈”的政治、军事、外交对抗；而阿富汗，由于其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成为这场“大博弈”的核心区域。

最早开始鼓吹“大博弈”战略的，是曾经担任过印度总督的英国政治家埃伦伯勒。他主张，如果杜兰尼王朝无力阻挡俄国南下，威胁印度，那英国就该直接对阿富汗境内的重要战略城市坎大哈、喀布尔和赫拉特实施直接占领，同时扶植能够和英国直接合作的地方部落首领作为代理人。同时，英国也应该努力把阿富汗引入自己的全球贸易体系。因为贸易，最终会把文明与开化，带给这片落后、封闭的土地。 作者李评论说，埃伦伯勒的这些主张，不仅奠定了“大博弈”的概要基础，也间接影响了今天美国和北约盟国的阿富汗政策。

为了有效掌控阿富汗，首要任务就是再次派出探险与情报团队，获取阿富汗境内更精确的军事、经济、文化与地理信息。很快，一支支由英国探险家、军人组成的考察团队，争先恐后地进入阿富汗与伊朗。其中，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指派的军官伯恩斯中尉 ，首先在1830年前往今天印度与巴基斯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地区考察；而后又在1832年带领考察队进入阿富汗，抵达首都喀布尔，会见了阿富汗当时名义上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汗。实际上，杜兰尼王朝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整个阿富汗四分五裂，多斯特的有效统治范围，只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一些分散地区。多斯特虽然对英国的支持很感兴趣，但他一直想把自己的领土扩张到今天巴基斯坦境内，这就与英国的殖民利益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1837年，一支波斯军队再次进攻阿富汗西部重镇赫拉特，其中，有少数以私人身份参加的俄国雇佣兵和顾问，这让英国立刻相信这场战争，是俄国背后支持策动的；从而让俄国对于阿富汗和印度的野心，再次被英国政界夸大，作为自己加速吞并阿富汗的理由。 最终，英国转而扶植被废黜的杜兰尼王朝君主舒贾·沙阿，希望他在重登王位后，成为英国忠实的利益代理人。1838年10月1日，新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发布了《西姆拉宣言》，内容充满了殖民扩张论调，声称英国和阿富汗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英国即将推翻多斯特，护送舒贾·沙阿回国登基。 年底，一支由一万七千名英国、印度、孟加拉、锡克与阿富汗士兵组成的殖民大军，在将近三万名随行人员的协助护送下，越过边境，揭开了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的序幕。

作者李在本书中说，这场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其实是以奥克兰勋爵为首，远在印度的一小撮英国殖民狂热分子推动的。他们巧妙地通过信息歪曲和捏造，以及通信技术不发达造成的信息延迟，操控了首都伦敦的最高决策者；国会里的议员们也无从判断，在遥远的中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曾经击败过拿破仑的名将威灵顿公爵，富于远见地指出：这场军事冒险，可能给英国带来大麻烦。

1839年9月，英军进入了喀布尔，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英国人感到胜利只不过是镜花水月：首先，他们高估了自己手中傀儡舒贾·沙阿的影响力；他的到来，只是激发了阿富汗境内众多部落的反对和敌意；其次，舒贾·沙阿和英国人之间的蜜月期，也很快消失了。舒贾·沙阿对英国人建议的行政、财政和军事现代化改革兴趣不大，坚持按照任人唯亲，大权独揽的传统来治理国家。最后，英国在喀布尔驻扎的大批军队和行政官僚，激发了阿富汗人民的强烈反抗。英国人发现，他们的军事入侵和占领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收益，还导致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泥潭：需要持续的财政与军事投入，每年的开支超过一百万英镑 ；作者李说，这样的覆辙，即将在未来进入阿富汗的苏联、美国与北约军队，以及他们扶植的卡尔迈勒、卡尔扎伊政权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终于，在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了反对英国占领的起义，组织者是一群心怀不满的杜兰尼家族部落首领。在此之前，英国人制定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严重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英国人不仅要削减给他们的补贴，还声称，阿富汗贵族弟子要想成为军官，必须要经过英国军官的训练和考试。由于意见不统一，和各部落之间根深蒂固的仇恨，起义变成了遍布全城的暴乱和内战，英国驻喀布尔大使麦克诺顿和担任阿富汗政府顾问的伯恩斯都在暴乱中丧生；由于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英军被迫从喀布尔撤退，向出发时的目的地，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的开伯尔山口进发。一路上，他们遭遇了沿途部落武装的持续袭击和骚扰。最终，在1842年1月13日凌晨，从喀布尔撤出的1.6万余名英国军民中，只有遍体鳞伤的外科医生威廉·布莱顿，幸运地抵达了英军控制的阿富汗边境要塞贾拉拉巴德。

在接下来的19世纪后半期，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展现出互有攻守、针锋相对的局面。最终，在1907年8月，由于德国在欧洲强势崛起，让英俄两国决定结成联盟，将战略中心移回欧洲，应对德国的挑战。为了终止两国在中亚的对抗，英俄两国签署了历史性的《英俄条约》，对双方在中亚和整个近东的势力范围做了明确划分：俄国承认阿富汗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英国则承认俄国对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占领。

“大博弈”虽然告一段落，但英国在中亚遗留下的，是一个依旧破碎动荡的阿富汗。历史仿佛陷入了死循环：阿富汗每一任国王登基后，立刻会引发激烈的权力斗争：那些被国王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的兄弟、儿子，以及各地总督、部落首领，都会想办法割据一方，或者策动叛乱和其他阴谋。比如，阿富汗南方重镇坎大哈，从多斯特复辟后，就变成了地方势力对抗喀布尔中央政府的重要据点。顺便说一句，这种阿富汗反对派依托坎大哈，与占据喀布尔的中央政府割据对峙的模式，一直延续到当代：20世纪90年代初，塔利班占领坎大哈后，也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大本营。

听到这里，肯定会有人问，为什么阿富汗不会像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那样，在遭遇殖民侵略后，走上近代化改革的自强之路呢？实际上，内忧外患中的阿富汗，在19世纪持续经历过西方殖民帝国的威胁和入侵后，也从内部统治精英里，逐渐诞生了一批要求引进技术，变革图强，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的改革派；只不过，由于阿富汗政治派系林立，经济落后，因循守旧，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等缺陷，阿富汗的近代化改革受到的阻力非常大，推行得格外缓慢。

一般来说，近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改革，通常以军事技术和国防相关工业的引进和发展为开端，阿富汗也不例外。早在多斯特在位期间，他就努力为阿富汗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军队，使用西方先进步枪和大炮，接受欧洲式训练。 多斯特的继任者谢尔·阿里，则更进一步，在阿富汗建立了第一所军工厂和军事学院，还开办了近代化的印刷厂，创办了阿富汗第一家报纸。同时，谢尔·阿里还脱下了阿富汗传统的长袍服饰，在公开场合身穿欧洲式的军礼服，并率领使团出访印度，参观英国工厂。他还亲自主持设计了阿富汗第一面国旗和国歌，这一切，都给西方国家留下一种阿富汗正在进步，融入外部世界的迹象。

不过，第一位真正在阿富汗全面推行系统化近代改革的领袖，是1901年登基的哈比布拉·汗。在阿富汗以往的历史上，新国王的登基往往伴随着兄弟反目而引发的分裂与叛乱，但在登基前，哈比布拉·汗通过和自己的弟弟纳斯鲁拉达成了权力分享协议，避免了冲突。根据协议，纳斯鲁拉担任了包括军队总司令在内的许多要职，也会掌管刚刚成立的阿富汗外交部；如果哈比布拉·汗先去世，那么纳斯鲁拉还将担任摄政王，辅佐哥哥的继承人。

同时，为了将阿富汗各个部落派别统合成一个整体，哈比布拉·汗还进行了大赦，邀请许多因反对自己父亲而被流放的部落首领回归祖国，担任重要职位，并笼络大批伊斯兰宗教领袖前来喀布尔，通过他们对信徒的号召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此时，在阿富汗之外，亚洲已经掀起了一场现代化改革的风潮。例如，在比邻欧洲列强，内外交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出现了一个强烈要求进行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的团体：青年土耳其党；它的成员，主要是曾经留学欧洲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军官。青年土耳其党不仅要求输入西方先进的技术，对整个国家体制进行改革，还希望引入民族主义思想，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改造成一个近代民族国家，通过民族认同，来增加国家的凝聚力。这种主张，也间接影响了许多伊朗和阿富汗精英。在被哈比布拉·汗大赦，允许回归阿富汗的部落贵族里，就有一个来自坎大哈的知名家族，塔尔齐家族。塔尔齐家族的领袖马哈茂德，就在流亡叙利亚期间，接受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思想；回国后，他也坚决主张阿富汗应该开展类似的改革，要求用阿富汗普什图人的普什图语，取代波斯语，作为阿富汗官方通用语言，并且还模仿“青年土耳其党”，建立了自己领导的改革派组织“青年阿富汗党”。因为这些贡献，马哈茂德被尊称为“阿富汗民族主义之父”。

在塔尔齐家族的推动下，阿富汗建立了第一所西化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哈比比亚大学；课程除了神学，还破天荒地包含了近代基础科学、历史和地理。为了平息内部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哈比布拉·汗一边表示对学校的支持，还让自己未来的继承人迎娶了马哈茂德的女儿； 一边又下令在阿富汗各省省会增设神学院，以便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形成微妙的平衡。

同时，哈比布拉·汗还聘请了许多外国专家，为一穷二白的阿富汗发展基础工业，例如为首都喀布尔提供电力和自来水的大坝、水电站；在喀布尔和其他大城市，比如贾拉拉巴德之间，外国工程师指挥工人架起了电线，提供电话和电报通信服务，全新的公路和铁路也以首都喀布尔为中心，慢慢向外延伸。

然而，迅速推进的改革，带给阿富汗的不仅是发展与繁荣，更多的是撕裂与混乱：尽管哈比布拉·汗费尽心机，如同走钢丝一般，在各种派别之间维持平衡，但依旧没办法消除各方对他的不满。首先，一些激进的改革派认为，国王的步子走得太慢，应该加速推进现代教育的普及，甚至模仿欧洲国家制定宪法，结束君主专制。结果，在1908年，阿富汗就发生了所谓“立宪党阴谋”：国王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来信者自称秘密政治组织“立宪党”。信中威胁说，如果不实现君主立宪，就要对国王进行报复。最终，哈比比亚大学的校长、医学家加尼博士，马哈茂德和他的侄子等一批阿富汗名流被卷入此案，一些人被国王处决。哈比布拉·汗借口打击“立宪党”，趁机解散了自己身边的顾问咨询委员会，加强了专制。

同时，阿富汗国内的保守派也对国王不满意，认为国王的西化改革破坏了阿富汗悠久的传统，让阿富汗人的生活背离了伊斯兰信仰。当巴基斯坦境内发生反英民族起义的时候，许多上层贵族和宗教领袖，甚至包括国王的弟弟纳斯鲁拉，敦促国王公开表态，为起义提供武器，并允许阿富汗人跨境参加这场所谓“圣战”。

不仅如此，哈比布拉·汗还要在各个欧洲帝国主义大国中间回旋：一方面，他认为《英俄公约》没有尊重阿富汗的独立主权，英国还想继续做自己的太上皇；同时，俄国又显示出再次入侵阿富汗的迹象。所以哈比布拉·汗认为，在俄国的威胁没有解除之前，不能贸然和英国翻脸，自己还需要英国的财政补贴和武器。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开辟对抗英法俄协约国的第二战线，德国居然也在1915年9月，派出了一个外交使团抵达喀布尔，拉拢阿富汗加入同盟国，联合土耳其对英俄开战；而阿富汗政府中的不少高层，也在敦促国王利用德国支援，摆脱英国的影响。最终，哈比布拉·汗艰难地压制住了这种意见，一面通过漫天要价，让德国知难而退，一方面又把谈判的具体内容透露给英国，迫使英国提高了对阿富汗的财政援助，以确保阿富汗继续维持中立。

1919年2月，哈比布拉·汗在前往拉格曼省巡游打猎时，遇刺身亡。凶手的动机和幕后主使始终没有查清。和往常一样，宫廷内部的血腥政变再次降临，登上王位的，并不是国王生前指定的继承人，而是他的另一个儿子阿曼努拉。新国王囚禁了自己的兄弟，秘密处决了自己的叔叔，摄政王纳斯鲁拉。 在即位后，深受青年阿富汗党影响的阿曼努拉，立志把父亲的现代化改革进行到底，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阿富汗社会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在1929年，阿曼努拉被国内的其他地方部落和宗教保守势力联合推翻，被迫流亡意大利。

本书作者李评论说，哈比布拉和阿曼努拉父子的失败，仿佛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阿富汗命运的缩影。两位国王都想模仿土耳其，开启一场全方位的改革，建立一个近代民族国家，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与土耳其相比，阿富汗并不具备同样的条件：土耳其距离欧洲更近，与欧洲的政治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拥有更多有留学背景，渴望改革的精英，还有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中央政府；更重要的是，主导土耳其改革的领袖凯末尔，既是一位成熟睿智的政治领袖，也是一战中的战争英雄，在国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阿富汗呢，则是个更加松散，更加封闭的国家；改革的主导者，两位国王力量薄弱，缺乏系统的现代政治、经济知识，还急于求成，试图在十年乃至更短的时间，模仿土耳其完成改革。结果，自然是激化了所有的社会矛盾，不仅自己的统治被终结，也让阿富汗的现代化进程陷于停滞。更糟糕的是，在此之后，每一代试图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阿富汗政治领袖，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蹈了哈比布拉和阿曼努拉父子的覆辙，他们的失败，不断让阿富汗退回到更加封闭、保守的状态中去。

好了，这本《阿富汗：冲突与动荡八百年》的基本内容，就为你大致介绍到这里。作者乔纳森·L·李用了将近七十万字的篇幅，为我们详细介绍了阿富汗八百年来，也就是自13世纪到2017年美国撤军前夕，错综复杂的历史。

用作者李的话说，阿富汗是欧亚大陆历史政治进程中，一系列偶然事件的产物：起先是波斯萨菲王朝和印度莫卧儿王朝解体的产物。曾经是波斯附庸的艾哈迈德·沙阿，创立了杜兰尼王朝，在名义上统一了阿富汗，但这个国家始终是个不稳定的政治实体。利益各不相同的地方家族部落，和宗教信仰问题，对这个脆弱的国家来说，始终是一种离心力。后来，由于英俄两国19世纪的中亚大博弈，英国需要在喀布尔维持一个名义上的阿富汗中央政府，用来交涉谈判，让阿富汗充当保卫印度北部的缓冲带，所以阿富汗在夹缝中侥幸得以生存下来。

在二战后，阿富汗再次被卷入了冷战，成为美苏两个大国对峙的前线，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和北约又因为一场反恐战争，和苏联一样陷入了所谓“阿富汗泥潭”。作者李批评说，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吸取英国的惨痛教训，进入阿富汗之后，依旧采用了殖民主义时代被证明无效的解决方案：军事占领，财政补贴，扶植一个代理人政府然后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试图简单粗暴地让这个国家走向现代，然后都以失败告终。作者李认为，这些失败留下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阿富汗依旧贫穷、落后、保守，向后看的宗教保守意识形态变成主流：因为每一次现代化改革，都被看做是外来势力强加在阿富汗头上的，它和阿富汗的传统，以及阿富汗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阿富汗，这个古老的中亚国家，仿佛一直是在历史的回廊中兜兜转转，在政治权力的舞台上，持续不断的外来征服和干预，以及依托地方势力家族的统治者，如同走马灯一样来去匆匆，然而阿富汗基层社会的结构与生活底色，似乎千年未变。

在2022年的《孤独星球》旅行杂志上，一位作家在自己的阿富汗游记里说，这里的生活仿佛凝固在永恒不变的时间里，傍晚，宣礼塔上的高音喇叭响起，大家就展开毯子，匍匐下去礼拜。和几个世纪前一样，血统和家族依旧限定着阿富汗人诚信的边界，外来游客都能受到本地人热情的接待，但每个本地人都会叮嘱外来人“除了我，不要相信任何普什图人”。对于普通阿富汗人来说，海拔1800米的首都喀布尔，连同里面的政府和现代生活方式，仿佛就是一团山顶的雾气，可望而不可即，但也和自己关系不大。虽然依靠商贩，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看上了卫星电视节目，还用上了手机、平板电脑，能够上网，但普通阿富汗人看重的，依旧是绵延了上千年的传统，传统无关对错，但那些号召让大家放弃传统的，尝试另一种生活的人，则会被另眼相待。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者李分析说，虽然阿富汗从哈比布拉·汗的时代就开始了现代化改革，但如果要支撑改革，阿富汗就需要培养出一代代观念进步开放的新国民，所以阿富汗的教育是重中之重，但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阿富汗的教育现代化始终举步维艰：在哈比布拉·汗的年代，阿富汗的富人和贵族阶层会为自己的孩子聘请家庭教师，普通人只能把孩子送到印度接受教育，而宗教精英，则钟爱印度的德奥班德神学院。在这里，逐渐发展出了自成一派的德奥班德神学——它的追随者，属于逊尼派中的极端派：同时主张驱逐西方殖民主义的干涉，以及严格按照伊斯兰经典的字面意义来管理民众。最终，从不断增多的德奥班德神学院中走出的学生，主导了阿富汗人民的思想与日常生活，也成为日后塔利班运动的中坚力量；同时，在喀布尔等大城市中少数大学接受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则被视为异类。

在本书结尾，关于阿富汗究竟向何处去，如何能走向稳定与繁荣，作者李也无法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这位渊博的学者，只能发出良好的祝愿：阿富汗人民理应得到幸福，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太长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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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阿富汗境内众多的语言和民族群体，是造成国内社会分歧，局势持续动荡的主要原因。

2. 阿富汗人民理应得到幸福，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太长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