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克警察》 刘怡解读

《锡克警察》| 刘怡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是一部有趣的历史著作，它叫《锡克警察》。锡克，是印度北方流传的一种宗教，你可能不太熟悉。但要是说起“红头阿三”，知道的人就多了。如果你是一位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上海的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你可能会有一个发现。在20世纪初上海租界的老照片里，经常会出现留着大胡子，包着红色头巾的印度巡捕。这些人，就是本书的主角锡克警察。他们一口一个“Yes Sir”，挥舞着警棍，替租界当局维持公共秩序，对中国居民十分粗暴。上海市民出于气愤，管他们叫“红头阿Sir”，后来演变成“红头阿三”。这个词，直到今天还在吴语区流传。中文互联网上对印度的贬称“阿三”，就是从“红头阿三”衍生出来的。

近代中国曾经饱受列强入侵的屈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段历史我们都很熟悉。上海公共租界，就是半殖民地历史的缩影。它从1843年一直维持到1943年，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万居民，可以说是一个“国中之国”。但奇怪的是，在公共租界的大街上巡逻执勤的，并不是英国殖民者从本国招募的警察，而是造型独特的锡克人。整个上海租界的锡克人，最多时也就2300多个，其中居然有1/4在当警察。这么强的存在感，称得上绝无仅有了。

我们知道，19、20世纪之交，印度本身也是英国的殖民地。为什么生活在印度的锡克人，会千里迢迢跑到上海呢？为什么他们在上海，不是做买卖、当工人，而是齐刷刷干起了警察呢？这些不受上海市民欢迎的警察，真的只是殖民者的“工具人”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这本30万字的《锡克警察》里。作者曹寅用微观全球史的研究框架，回顾了锡克警察在上海租界的60年兴衰，从他们因何而来，讲到这个群体为何消失。从锡克警察的故事里，你会发现：这些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其实和我们中国人一样，都曾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当警察，是为了养家糊口，并不是衷心拥护英国的殖民统治。相反，锡克人还一度以上海为中心，策划过形形色色的抗英活动。

只不过，在租界这个畸形的空间里，锡克人和中国人，始终没有机会平心静气地交流。双方的误解和对立，因此持续了60多年。本质上，中国人对锡克警察的不满，指向的是英国殖民当局，而不是锡克人群体本身。一些因为历史误会造成的偏见，也有苛责之嫌。学习完这本书，你不光补上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知识点，你还会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评判历史事件时，需要广泛求证，慎重下结论。这种态度，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是很有好处的。

本书作者曹寅，是一位新生代历史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印关系史和近代亚洲移民史。这本《锡克警察》的初稿，是曹寅2015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时，撰写的学位论文，原稿是英文，2023年在国内翻译出版。从这里你也会发现：历史，实在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富矿。一个不起眼的知识点，背后可能就藏着波澜壮阔的往事，值得细细品味。而《锡克警察》，就是这样一部以小见大的著作。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居住在印度的锡克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到上海租界，又是怎样成为了“警察专业户”的。在第二部分里，我会带你回顾，锡克警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上海市民对他们有哪些不满。最后，我再为你分析一下，锡克人在上海的抗英活动，为什么没能成功。

如果你喜欢看旧上海题材的影视剧，特别是谍战剧，那你对“租界”“巡捕房”“工部局”这些名词，一定不陌生。但要是一条一条问你，上海租界归哪些国家管，巡捕是中国人多还是外国人多，工部局是干什么的，那就不是所有人都答得上来了。偏偏这些问题，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锡克警察，关联还特别密切，值得专门花几分钟交代一下。

1842年，清政府签署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里头有这么一项规定：清政府开放上海、广州等五处港口，作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商人及其家属在当地租房居住。上海租界的前身，就是英国人在黄浦江西岸租赁的荒地。当时，英国方面实行“华洋分治”的政策，不允许中国人在租界定居。整个上海租界，除了少数当地农民，就只有几百个欧美商人，守着他们的房子和货仓。人这么少，自然不需要专门的管理机构，更不需要警察。

但是，185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上海小刀会发动反清起义，攻占了县城。几十万人从上海县城渡过黄浦江，跑进租界避难。这些难民里，有不少是商人和地主，财力雄厚。他们找到英国人，要求租房，想在租界常住下来。英国商人呢，觉得这笔买卖有利可图，自然就答应了。今天上海有一种传统民居叫“石库门”，它的前身，就是英国商人为了出租，集中建造的排屋。但这样一来，“华洋分治”的旧政策，就推行不下去了。中国人和外国人混居，也产生了不少法律和治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1854年，所有在上海租了土地的外国商人，开了一次大会，决定成立一个类似议会的机构，来管理租界的日常事务。当时的清朝官员，不理解议会是干什么的。他们看到，这个新机构整天讨论的都是盖房子、修公路，还以为它是一个工程建筑部门，跟中国古代的工部差不多，于是就管它叫“工部局”。

注意了，租界的性质，跟真正的殖民地，其实是不一样的。哪怕是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否认，上海租界的主权属于中国。一群“租客”，在“房东”的领土上建立政府，收税、开法庭，这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只不过，当时的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顾不上这些细节，这才让工部局有了可乘之机。到了1862年，法国商人宣布退出上海工部局，独立管理法租界。剩下的英美两国，则把自己控制的租界合并到一起，称为“上海公共租界”。这片租界有多大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数字。它的最终面积，是22.59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今天上海繁华的外滩、南京路，都曾是公共租界的核心区域。而公共租界的实际掌权者，到1941年底为止，一直是英国人。

问题来了：难道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真的只是一个负责盖房子的建筑公司吗？当然不是了。1854年，上海工部局刚刚成立，就在今天的福州路，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警察局。当时，英语里的Police，在中文里没有相应的译名。中国人就参考北京负责治安的“巡捕营”，管他们叫“巡捕”。所以，巡捕和警察，其实是一回事。为什么这么早就要组建警察队伍呢？第一项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华洋混居”问题。1853年之后，上海租界里中国居民的数量，一直是欧美人的6到8倍。双方要是起纠纷，欧美人在人数上是吃亏的。工部局要给外国人撑腰，自然要组建警队，充当洋人的保护伞。另外，租界的刑事案件发生率，一向很高。一些不法之徒，利用清政府管不到租界这个漏洞，经营走私、贩毒等非法生意。一旦分赃不均，就在租界聚众斗殴。外国商船上的水手，也喜欢跑到租界寻欢作乐，喝醉了就挑衅滋事。这些大小纠纷，都需要职业警察来平息，人数还不能太少。上海公共租界警察队，就这样诞生了。

一开始，工部局编练警察的思路，是聘用少量欧洲人当高级警官，再在本地招募中国人当普通警员，两者的比例为1：7。这个方案，主要是为了省钱。当时，工部局开给中国警员的薪酬，折合成白银，每个月只有三两二钱，还不如码头扛大包挣得多。而30多个欧洲警察，工资至少是中国人的15倍。那些在租界工作的中国警察，一方面受到同胞的排斥，另一方面收入低微，越来越消极怠工。欧洲警察发现指挥不动手下的人，索性和他们联手，一起敲诈商户，包庇大烟馆、妓院、赌场。到了1883年，上海公共租界的秩序，已经濒临崩溃，警察完全成了摆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锡克人进入了工部局的视野。当时他们还有一个别称，叫“战斗民族”。这个词，今天在互联网上流传很广。一个国家的人，要是给人留下剽悍勇猛，善于打仗的印象，就会被叫做“战斗民族”。其实，这个说法起源于19世纪，它最早指的就是锡克人。那锡克人，到底“猛”在哪儿呢？这就得说到他们的文化背景了。其实，锡克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宗教。它融合了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元素，但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信奉锡克教的人，大部分聚居在旁遮普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北部。那里往西，是穆斯林聚居区；往南，是印度教徒的地盘，三股力量经常发生械斗。锡克人数量最少，根基最浅，他们只有奋力拼杀，才能生存下来，因此异常勇猛。

进入19世纪，英国开始大举吞并印度领土。当时，印度的主流人群信仰的是印度教。他们经常发动武装起义，给英国的殖民统治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这个时候，英国人忽然想起了锡克人。锡克人和印度教徒，本来就是宿敌，又擅长打仗，执行力很强。那要是把锡克人编成正规军和警察，让他们去镇压印度教徒，英国人自己，不就可以少流血，少出力了吗？因此，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英属印度的军队和警察，就招募了大量的锡克人。这些人任劳任怨，服从指挥，有效降低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成本。其他英属殖民地，比如香港和马来亚，听说了锡克人的名声，也派人到旁遮普去招兵，担任殖民地警察。上海工部局，就是通过这些渠道，接触到了锡克人这个群体。

当然，“战斗民族”的说法，有夸张的成分。锡克人之所以愿意背井离乡，去到亚洲其他地方，充当殖民地警察，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经济压力。旁遮普是英属印度的主要农业产区，但当地的大地主，几乎都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锡克人给他们当佃农，一年下来，根本存不下几个钱。更何况，锡克教还有平均继承土地的传统。父亲去世之前，会把自己名下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儿子。这样一来，即使一个锡克人是地主，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他的后代也会沦为普通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应征当兵或者做警察，到海外去服役，就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而且做警察，比当兵更吃香。怎么理解呢？听听工资你就知道了。19世纪末，英属印度军队开给普通士兵的薪水，折合成白银，是每个月一两三钱。但如果到英属香港当警察，每个月能领到白银六两三钱，直接涨了快4倍。

那上海工部局，从锡克人里招警察，开的工资是多少呢？是每个月14两白银！这个薪资，是中国警员的4倍多，足够养活三个五口之家了。这么大的手笔，划得来吗？工部局是这么算账的：过去雇100个警察，12个是欧洲人，88个是中国人。粗略估算，每个月要发880两白银的工资，市面秩序还是一团糟。现在，裁掉两个欧洲人和13个中国人，雇15个锡克人。总数还是100人，每个月的工资总额是950两白银，只多了一成，效率却能显著提升。只要公共租界的商业秩序不受影响，市面保持繁荣，这笔开销根本不是问题。因此，从1884年开始，锡克人就进入了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察队伍。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他们的数量超过了550人，接近租界警察总数的1/8。

其实，除了“战斗民族”的名声，和高薪的吸引力，上海工部局雇用锡克警察，还有第三层考虑。前面说过，租界这个“国中之国”，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英国商人和他们背后的英国政府，非常担心租界的中国警察，会受爱国热情影响，和上海的革命志士里应外合，一举收复租界。而锡克警察，就没有这层顾虑。他们在上海没有根基，和中国人又语言不通，只有效忠英国人，才能拿到高薪。因此，招募锡克警察，其实是殖民者在向警队“掺沙子”。锡克人在上海的出现，也跟一般移民远渡重洋，到海外打工谋生不大相同。它的背后是有很深的政治意味的。

刚刚我们回顾了锡克人来到上海的原因，以及他们为什么成了公共租界的“警察专业户”。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锡克警察的日常。一个家住旁遮普的锡克人，要怎样才能加入上海租界警队，领到每个月14两白银的高薪呢？要知道，那个时候可没有招聘网站，也没有地方让你投简历。上海工部局招聘外籍警察，是通过伦敦的一家劳务中介公司操作的。这家公司，确实会派人到旁遮普去挑人，但也不是每年都去。那怎么办呢？别忘了，一般人都是有回老家这个习惯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习惯在春节期间回乡省亲，在国外工作的锡克警察，碰到婚丧嫁娶、宗教节日这些大事，也会回到旁遮普。他们一进家门，那些一穷二白的小兄弟，立马跑过来打听：到哪个殖民地当警察，收入最高？新加坡、香港和上海，哪里的生活成本低？打探清楚这些细节，他们马上借钱买船票，往上海跑。

还有一个信息交流的渠道，是跨国电报。19世纪末，商业电报网络已经相当发达。早在1871年，上海和香港之间就接通了电报线。英属各殖民地的锡克人，经常通过电报交换信息。时间一长，新加坡和香港的锡克警察，发现上海租界的工资更高，居然排队“跳槽”，到上海来找工作，搞得英属新加坡的政府十分头疼。

当然，上海工部局也不是什么人都收。无论你是有经验的老警察，还是从旁遮普刚过来的愣头青，首先都得通过体检。体检的标准呢，说实话并不高：身高要超过160厘米，胸围要达标，不能有传染病、内脏疾病和皮肤病，英语也要流利。体检合格的新人，会被送进警察学校，接受6个月的培训。培训的内容，有徒手格斗，步枪和手枪射击，还有简单的中文课。有意思的是，锡克警察还要学习租界地图，并参加默写考试。因为公共租界在20世纪初，迎来了一波基建高潮，市容市貌变化非常大。警察只有熟悉地图，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任务现场。如果一个警察的中文和上海话说得特别好，他还能获得加薪，并有机会晋升到更高的位置。

培训结束之后，考试合格的锡克警察，会被随机分配到14个巡捕房。他们的宿舍，就在巡捕房二楼。大一点的巡捕房，比如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虹口捕房”，平时就有100多人在值班，小一点的也有30多人。这些警察的日常工作，说实话非常琐碎，除了上街巡逻、在交通岗亭站岗，就是检查消防设施，甚至要缉拿咬人的流浪狗。当然，上海市民之所以对锡克警察印象不佳，主要是因为他们负责“查牌”。当时，进入租界地面的黄包车和马车，都要申领专门的牌照。要是没有，警察就会出面驱赶，甚至用枪托和警棍殴打车夫。有些时候，车夫倒是想好好说话，但他们讲的上海话，大多数锡克人根本听不懂，还以为是狡辩，于是进一步滥用暴力。有几回，锡克警察甚至追着车夫，冲到租界外面，用警棍打人，引来大批市民围观。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锡克警察，怎么可能产生好感？

不过，要是你以为锡克警察只是一群留着大胡子，包着红头巾的暴力狂，那你就太小瞧他们了。实际上，全世界第一支专业特警部队，就是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租界诞生的，它的主要成员就是锡克人。这段故事，又涉及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著名事件——“五卅惨案”。1925年5月30日，数千名上海工人和学生在公共租界举行游行，抗议十多天前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纺织工人顾正红。工部局派出锡克警察，驱赶游行群众，反而被人群逼退到老闸捕房门口。这个时候，一名英国警官，命令锡克人用步枪朝人群射击，一共开了44枪，造成9名中国同胞死难。随后一个月，上海爆发了有50万人参加的罢工、罢市活动，抗议英方暴行，震惊全国。这样一来，工部局开始急了。他们找来一位名叫费尔贝恩的英国专家，给锡克警察做培训，重点讲解：怎样在不动用枪械的情况下，驱赶示威人群，怎样用警棍和冷兵器进行格斗，怎样在人群中抓捕带头者。费尔贝恩还提议，组建一支独立的后备部队，专门用来对付形形色色的游行集会。工部局对这支后备部队评价很高。今天的特种警察，就是从它演变而来的。

当然，无论是制造“五卅惨案”，还是加入后备部队，锡克警察扮演的，都是镇压中国爱国群众的角色。这让他们在上海的形象，变得更加糟糕了。“五卅惨案”的发生地老闸捕房，因为驻扎着大量锡克警察，直接被叫做“红头捕房”。鲁迅先生也在文章里，讽刺过“红头阿三的威武”。除了参与街头任务，锡克警察还负责管理监狱。上海租界著名的提篮桥监狱，最多时关押过8000多人，号称“远东第一监狱”。这所监狱的狱警，就有2/3是锡克人。

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抛开工作的性质不谈，锡克警察，本身也是一群普通人。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也懂人情世故。作者曹寅查阅了四位病死在上海的锡克警察的遗嘱，发现他们的存款很少。原因是，这些人一领到工资，就把大部分钱汇到旁遮普的老家，只留下一点供日常开销。当时，租界警察的制服、伙食和住宿都是免费的，这倒是让锡克人少了不少负担。不过，警察的工作，也不是“铁饭碗”。工部局在和锡克人签合同时，规定每份合同为期五年。一些经常被人投诉，或者始终学不会中文的锡克警察，合同到期后也会失业。但他们实在不想离开上海这块宝地，于是开辟了一项“第二产业”，就是给租界的银行、戏院，还有富人的住宅当保安。一个训练有素的锡克保安，工资只比警察低1/6，在蓝领里也属于高薪。当时上海租界的锡克人，有一半以上，都在做警察或者保安。

虽然锡克人看上去只是一群“工具人”，但他们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社区。今天，上海虹口区宝兴路还有一座锡克教堂遗址，这里就是公共租界最早的锡克教寺庙。除了上寺庙祷告外，上完8小时班的锡克警察，也会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只要喝完不闹事，工部局是不管的。这种宽容，部分源自锡克警察的工作业绩。我们看旧上海题材的影视剧，总会觉得租界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是黄金荣、杜月笙这种流氓大亨横行的所在。但要是仔细分辨的话，黄金荣、杜月笙，都是在法租界起家的。英国控制的公共租界，秩序要相对清朗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上海的银行和旅馆，大部分开在公共租界，而不是法租界。替这些机构看家护院的，主要就是锡克警察和锡克保安。1927年，国民党政权进入上海。他们在筹建新的上海公安局时，就曾经向锡克警察“取经”，认为他们的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过硬，值得学习效仿。

刚刚我们聊完了锡克警察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在英国主导的租界秩序里，他们当然是维护者。但要是一口咬定，锡克人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感情，就甘心充当殖民者的爪牙，那也是不严谨的。实际上，锡克人不仅策划过抗英独立运动，还试图加入中国大革命的洪流，帮助中国人收回上海租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且听我细细道来。

前面我们说过，19世纪末，旁遮普地区的锡克人，掀起了一波出国打工的浪潮。他们的首选方案，是到英属殖民地当警察。另一批锡克人则去了美国和加拿大，在当地的金矿当工人，收入也不错。但一来二去，就出问题了。你可能听说过，19世纪末的美国，发生过排华运动。当时，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就业市场，禁止企业雇用华工。其实，加拿大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针对的就是锡克人。1908年，加拿大政府连续通过两项法令，限制锡克劳工入境，引起巨大的不满。因为加拿大是英国的自治领，理论上和英属印度属于同一阵营。英国放任加拿大排斥锡克人，等于说印度的地位不如加拿大，锡克人的利益无足轻重。这对长期效忠英国的锡克人，刺激非常深。

当时，海外锡克人主要有两个聚集地，其一是加拿大，其二就是上海。加拿大的锡克知识分子，在1914年办了一份报纸，叫《戈达尔报》。“戈达尔”在旁遮普方言里，是反抗的意思。以这份报纸为中心的群体，也叫戈达尔党。戈达尔党鼓吹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印度人自己的国家，还和“圣雄”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建立了联系。为了传播独立思想，戈达尔党在上海也建立了一个据点，想在锡克警察里发展同志，但效果不算很好。

一计不成，那就换个思路。1920年，戈达尔党派人前往莫斯科，联络新诞生的苏维埃俄国，希望获得外部支持。苏俄的响应非常积极。他们提出，让锡克人把自己的精英送到莫斯科，进入著名的东方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斗争经验，准备返回印度发动革命。不过，当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还很稳固，单靠锡克人的力量，很难成事。于是，苏俄又提议，让锡克人参加蓬勃兴起的中国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一起，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戈达尔党遵从了这项建议。而他们在中国动员的基本力量，就是租界的锡克警察。

锡克人参加中国革命？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但它确实是历史事实。1927年春天，40名戈达尔党骨干成员集体来到上海，住进了公共租界。他们的任务，是在北伐军开进上海时，煽动租界的锡克警察集体罢工，让英国的殖民统治陷入瘫痪。但是，这些人却撞上了一块难啃的骨头。锡克警察里有一位督导官，名叫布达·辛格，对英国人非常忠诚。他不仅四处搜捕戈达尔党分子，还经常恐吓其他低级警员，要求他们忠于职守。为了杀鸡儆猴，戈达尔党派出一名刺客，在南京路总巡捕房门口，开枪打死了辛格。他们满认为，这次行动，将会吹响革命的号角。

但戈达尔党显然想多了。他们行刺辛格那一天，是1927年4月6日。六天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4·12”政变。上海租界的锡克警察罢工，还没开始，就悄无声息地失败了。从这里，你会发现：锡克人支援中国革命，虽然是出于真诚，但策略很成问题。他们既没有和上海本地的革命群众对话，也没有认真分析中国革命的走向，只是凭着一腔热血，认为只要搞定几百个锡克警察，就能颠覆英国在上海的统治秩序。这当然是一种幼稚。工部局随后就和国民党右派联手，逮捕了戈达尔党在上海的成员，把他们驱逐出境，断绝了革命的可能。

1927年之后，上海锡克人当中的抗英分子，依然在进行地下活动。锡克警察，也依然是他们的动员对象。但这一回，他们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认为可以利用日英矛盾，借助日本的力量，摆脱英国统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整个公共租界。一小批上海的锡克警察，加入了日本扶植的傀儡武装“印度国民军”。这不仅是助纣为虐，还把自己进一步推向了上海民众的对立面。随着“二战”结束，上海租界彻底成为历史。曾经活跃异常的锡克警察，也分批返回印度，结束了这段半殖民地时代的插曲。

好了，关于这本《锡克警察》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在光怪陆离的旧上海，锡克警察曾是英国殖民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对英国的统治，并不是无条件认同，只是在谋生压力和机缘巧合之下，成为特殊的“工具人”。而曹寅的这本《锡克警察》，追溯了锡克警察的来源和他们在上海的生活，通过翔实的史料，告诉我们：近代中国人面对锡克警察的屈辱感和愤怒感，事出有因。但作为个体，锡克警察的命运，也称得上情有可原。历史就是如此，永远有着复杂的多重面相。我们应当庆幸，今天的中国已经重新崛起于世界，不会再有租界和“警察专业户”这样的怪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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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历史，实在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富矿。一个不起眼的知识点，背后可能就藏着波澜壮阔的往事，值得细细品味。而《锡克警察》，就是这样一部以小见大的著作。

2. 作为个体，锡克警察的命运，也称得上情有可原。历史就是如此，永远有着复杂的多重面相。我们应当庆幸，今天的中国已经重新崛起于世界，不会再有租界和“警察专业户”这样的怪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