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人》 苗炜工作室解读
《邻人》| 苗炜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杨·格罗斯，1947年生于波兰，父亲是一位犹太人，母亲是一位基督徒。他的父亲之所以能在二战中幸存，就是因为他母亲的救助。杨·格罗斯1968年在华沙上大学，1969年，波兰政府准许犹太人移民美国，杨·格罗斯跟随父母移民美国。1975年，获得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关于本书
本书是杨·格罗斯的代表作，2001年出版后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波兰激起了长达两年的关于波兰——犹太关系的集中讨论。波兰总统卡钦斯基要求波兰人“为我们同胞们所做的寻求宽恕”，波兰议会也对耶德瓦布内的屠杀重新展开了调查，当然也有人到法院控告杨·格罗斯诽谤了波兰这个国家。
核心内容
这本十万字的小书，讲述了二战时期波兰小城发生的一起惨案。
1941年7月10日，在得到德国军队的默许之后，当地的波兰居民屠杀了1600名犹太居民。在这桩惨案及后来的审理中，两个家庭的所作所为有更普遍的意义：坏人劳丹斯基兄弟，苏联人来了就为苏联人干活，德国人来了，就为德国人杀害犹太人。他们的生存逻辑非常现实，就是顺应时势，谁掌权就为谁效力。而好人维日考夫斯基夫妇，在战时救了七个犹太人的命，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却被视为社会中的异己分子，因为他们的道德准则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一样。好人的存在，对于周围的普通人来说却成了威胁。
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叫《邻人》，我们要用23分钟的时间来讲述这本书的精髓。这个书名有点儿文雅，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邻居。书的副标题是“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全书连同注释不过10万字，很薄的一本书，但讲的却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
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1941年7月的一天，波兰的一个小镇子，镇上的一半居民杀死了镇上的另一半居民——不论男女老幼，一共1600人。这个镇子，叫耶德瓦布内，镇上向来居住着波兰人和犹太人两个族群。在1941年的夏天，镇上的波兰人杀光了镇上的犹太人。我们以往讲二战时的大屠杀，都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波兰被德国侵略，波兰犹太人大多死在集中营里。这个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杀死犹太人的，不是德国人，而是镇上的邻居波兰人。不是穿着制服的冷冰冰的国家机器，而是你的邻居忽然拿起了斧子。为什么比邻而居的人变得这样凶残？《邻人》就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杨·格罗斯，他的父亲就是一位犹太人，他的母亲是一位基督徒。他的父亲之所以能在二战中幸存，就是因为他母亲的救助。两人在战后结婚，1947年生下了杨·格罗斯。杨·格罗斯1968年在华沙上大学，1969年，波兰政府准许犹太人移民美国，杨·格罗斯就跟着父母移民了。1975年，他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
《邻人》这本书是杨·格罗斯的代表作，2001年出版后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在波兰激起了长达两年的关于波兰—犹太关系的集中讨论。波兰总统卡钦斯基要求波兰人“为我们同胞们所做的寻求宽恕”，波兰议会也对耶德瓦布内的屠杀重新展开了调查，当然也有人到法院控告杨·格罗斯诽谤了波兰这个国家。关于这本书引发争议的问题，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们先来看看这桩屠杀事件。
1941年6月23日，礼拜一的晚上，德国人进驻小镇耶德瓦布内。从6月25日开始，波兰居民中的一些暴徒就开始进行反犹屠杀。镇上的一位幸存者，名叫施姆尔·瓦瑟什塔因，他在1945年4月5日，向犹太历史委员会提供了他的证词，后来的审判就基于这份证词。我们来看看这份证词中是怎么描述屠杀事件的。“镇上的两个暴徒，瓦奇克·波洛夫斯基和他的兄弟米特克，在犹太人的住处徘徊，其他暴徒拉着手风琴、吹着笛子，来掩盖犹太妇女的哭声和孩子们的尖叫。这些暴徒杀害了夏基亚·瓦瑟什塔因，杀死了73岁的雅各布·凯克和埃利阿斯·克拉维基。他们用砖块砸死了雅各布·凯克，用小刀剜出了克拉维基的双眼，割掉了他的舌头。克拉维基在极度痛苦中挣扎了12个小时才死去。”
这里面有行凶者的名字，也有受害者的名字。这些名字，我们听了，过一会儿就会忘记，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受害者的名字，那些死去的人，才不是一组冰冷数字中的一个。
在屠杀事件中，有一位犹太教的拉比告诫同胞，把你们看到的都记下来，他们相信，记录在案的文字不那么容易被抹杀。幸存者施姆尔·瓦瑟什塔因在证词中说，“在同一天里，我还目睹了另一个可怕的场景。28岁的夏雅和26岁的巴西亚，都抱着她们刚出生的孩子，奔向池塘，想要带着孩子一起投河自尽，以免落入那群暴徒的手里。她们将自己的孩子投入水中，亲手溺死了他们。接着，巴西亚跳入水池中，立刻沉入水底。夏雅却在水中挣扎了好几个小时。在池塘边聚众围观的流氓们都目睹了她的惨状。他们建议她面朝下没入水中，这样能淹死得快些。她更用力地将自己投入水中，终于死了。”
这几起杀人事件之后，当地一位天主教神父介入，他劝告镇上的波兰人，应该停止屠杀，德国人会自己处理这些事。神父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屠杀停止了，但从这一天开始，镇上的波兰居民不再向犹太人出售食物，与此同时，谣言四起，说德国人将会下命令，杀死所有的犹太人。
1994年的时候，作者格罗斯在犹太历史研究院里看到了瓦瑟什塔因的这份证词，证词里说，耶德瓦布内的1600名犹太人遭到了屠杀。起初，格罗斯也不太肯定这份证词的真实性，他查阅了大量的档案，看到了更多的当事人的证词，互相印证，复原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1941年7月10日早上，八个盖世太保来到镇上，和镇政府的代表开了一个会。盖世太保问，在犹太人问题上，你们有什么计划。镇上的代表说，所有犹太人必须死。德国人说，是不是每个行业能留一家犹太人的活口，让他们干活儿来维持镇上的运转。当地的木匠斯莱辛斯基说，我们的工匠够多了，我们一定要铲除所有的犹太人。会议结束，镇上的暴民就开始行动，他们拿着斧子、棍棒，先挑出来75个年轻力壮的犹太人，拳打脚踢，让他们搬运镇中心的一座列宁纪念碑，搬到一个地方，挖坑，把石碑扔进去，然后这些年轻力壮的犹太人被杀死，扔到同一个坑里。在小镇其他地方，同时发生了多起杀害犹太人的事情。犹太老人的胡子被烧掉，犹太孩子在母亲的怀里被残杀。
但一下杀死1600人，需要一个大的场所，也需要一个集体处置的方法，刚才说到的那位叫斯莱辛斯基的木匠，就是那位与盖世太保见面时叫嚣要铲除所有犹太人的木匠，献出了自己家的谷仓，犹太人排着队被赶到谷仓里，谷仓门口还站着几个波兰人在演奏乐器，就是为了让乐曲的声音盖住受害者的惨叫。有些犹太人会反抗，但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防御能力。镇上的波兰人开始搜查犹太人的家，寻找留在家里的病人和儿童，病人被押到谷仓，小孩子的脚被捆在一起，用干草叉子叉起来，暴徒把犹太人都推到谷仓里，然后浇上煤油，点火。大火过后，他们用斧头劈开尸体，寻找金牙。这就是1941年7月10日，发生在波兰小城耶德瓦布内的屠杀事件。屠杀过后，尸体处理成为一道难题，德国军队忍受不了尸体散发的臭味，要求镇上的波兰人赶紧挖坑，掩埋犹太人的遗体。
你可能会问，德国人入侵波兰，是1939年9月的事情，这也是二战爆发的日子，可是这场屠杀是在1941年7月发生的，这是怎么个状况？我们来看看波兰当时的环境。
在二战爆发前，1939年8月，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这份条约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瓜分了苏德两国之间的土地，希特勒的军队在1939年9月1日侵入波兰，苏联红军在1939年9月17日跨过了波兰的东部边界。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两方在波兰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哪些地方归德国，哪些地方归苏联，还不是特别清楚。小镇耶德瓦布内在1939年9月被德国军队短暂占领，但双方查看了一下条约中商定的界线，德国人发现这个地儿应该归苏联管，就退了回来，把小镇交给了苏联红军。
耶德瓦布内被苏联统治了20个月，苏联派来了行政官员，包括区长、党委书记、团委书记等一共五个人。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在历史上，波兰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国家，300多年前，波兰的东部边境位于斯摩棱斯克以东，离莫斯科只有90英里，那时它是除俄罗斯之外欧洲领土最大的国家。1939年9月之后，波兰被苏联占领的那20个月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简单来说，就是苏维埃化，立起列宁像，精英人物被驱逐，他们的私人财产被没收，宗教事务受到打击。等到苏德战争爆发，不少波兰人是“欢迎”德国军队的，当然这个“欢迎”要打上引号，相比布尔什维克，波兰人觉得纳粹德国要好一点儿，而犹太人呢？则更害怕纳粹分子。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波兰的奥斯维辛这个地方。在二战爆发后，德国很快就占领了奥斯维辛，起初纳粹把这里列为东扩计划中优先建设的城镇，打算把德国的技术和管理制度移植到这里。许多德国企业参与了城区改建，奥斯维辛地区工业条件十分便利，煤、石灰、河道、铁路一应俱全，附近还有大量廉价的波兰工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公司法本，1941年在奥斯维辛动工建厂，公司还主导了市政建设，计划为军官还有公司高管修建1600套公寓，周围还有体育馆、幼儿园和医院。但是，在建设的同时，犹太会堂被捣毁，犹太人的祈祷室被改成仓库，犹太公墓的墓碑被刨出来铺路，墓地原址上建起了纳粹党的大礼堂。德国人还修建了一样东西，就是集中营。虽然这个时候纳粹还没有大规模地清除犹太人，但他们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显：犹太人的财产不会得到保护，犹太人的生命也得不到保护。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和苏联开战。6月23日，也就是第二天，德军进入耶德瓦布内，6月25日，就有波兰人开始杀害犹太人，这还只是几起零星的杀人事件。到7月10日，耶德瓦布内的波兰居民屠杀了1600名居住在当地的犹太人。有证据显示，德国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屠杀，但他们准许波兰人杀犹太人，在屠杀过程中还拍摄了照片。在波兰其他城镇，类似的事件也有发生，拉兹沃夫约有1500名犹太人被杀，翁索什约有1200名犹太人被杀，行凶者都是当地的暴徒，都得到了德军的默许。屠杀事件过后，德国军队很快恢复了秩序，不再准许波兰人随意杀人。
我们再回到耶德瓦布内，在1941年7月10日，有1600名居住在此的犹太人被他们的邻居杀死了。过了四年，欧洲战事结束，1945年4月5日，幸存者施姆尔·瓦瑟什塔因提供证词揭露了这桩事件。又过了四年，1949年1月8日，警察在耶德瓦布内扣押了15名男子，被捕的人有农民，有鞋匠、泥瓦匠、木匠、锁匠，有邮差，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27岁，都是些普通人，很多人都有家室，正是这些普通人，无情地杀死了他们的犹太邻居。他们都留下了口供，但整个审讯在两周之内就完成了。1949年5月，一共有22名被告在地方法院受审，其中8人被判无罪。庭审只进行了一天，第二天就下达了判决。整个案件的审理显得有点草率。到这里，《邻人》这本书的事实部分就交代完了，有一些血腥的细节，就不在这里重述了。
作者杨·格罗斯由证词入手，寻找更多的证据，找到杀人凶手的资料，揭示他们的杀人动机。整本书犹如一本侦探小说，1941年7月10日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被一步步复原和重构。作者的叙述方式也很有技巧，在完成事实部分的描述之后，他运用自己找到的材料，还探讨了这样几个问题——人们记得什么？人们做了坏事会不会还愿意记得？他们伤害了别人，此后是不是更加憎恨那些受害者？有没有集体的责任这一说，集体的责任是人人负责，还是每一个人都不用负责呢？人们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波兰人被德国欺压，他们是受害者，他们杀害犹太人，又成为施害者。在杀害他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给别人先定一个罪名，比如通敌啊，比如亲苏啊，这些罪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吗？我们阅读这本书，也是在跟着作者思考这些问题。其中有两个家庭的故事，值得说一说。我们习惯将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这种划分虽然简单，但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
我们先来看看坏人是怎么想的。在耶德瓦布内事件的审判过后，有十多个波兰人被投入监狱，他们的妻子开始上访，申诉自己的丈夫是好人，曾经为苏联工作过，他们是蒙冤入狱的。狱中的囚犯也会写申诉材料。其中最年轻的一个被告人，名叫耶日·劳丹斯基，他人高马大，声音洪亮。许多证人都说，他是所有被告人里最残忍的刽子手。
他在申诉材料中说，“我不是德国人的帮凶，我是一个真正的波兰爱国者，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他在信中说，他所生长的地方一直存在着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战争时期，德国人在那里大肆屠杀犹太人。他是这个案子里最年轻的被告人，他是在战前成长起来的，凭什么恰恰是他要受到最严厉的法律惩罚？耶日·劳丹斯基这封申诉信是1956年写的，他在1957年2月获得了假释，这个案子里的被告人大多获得了假释。
耶日·劳丹斯基的哥哥齐格蒙特·劳丹斯基也参与了屠杀，是事发当日最凶恶的犯人之一。他在监狱中也给司法部写了一份申诉信，这份材料里，他说自己在耶德瓦布内被苏联占领之后，就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换言之，就是给苏联内务部当特务。
二战期间，苏联占领波兰的那20个月，波兰境内也有不少反苏势力，这位齐格蒙特·劳丹斯基就参与了清算反苏势力的工作。他在申诉信中说，“我是蒙冤入狱的，我一直都是亲苏的。”我们来看看这位齐格蒙特的履历，在苏联占领波兰的时候，他为苏联内务部工作，等德国和苏联开战，德国军队开到家乡，他马上为纳粹党干脏活儿，屠杀犹太人，等到二战结束，波兰又被苏联控制，他加入了波兰共产党，表明自己的亲苏立场，说他当年一直冒着生命危险为苏联内务部工作。
齐格蒙特·劳丹斯基的经历说明，他揣摩着这些相继掌权的吃人政体最想要的东西，试图顺应、讨好当权者。苏联人来了，我先给他干，德国人来了，我看看我能为德国人干什么，苏联人又回来了，那我赶紧再给苏联人服务吧。这种生存模式，要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当权者哪一个都不是好惹的，他们想要我干什么，我能为主子干什么，这是一场与命运的角逐。这种生存模式，似乎还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短语来描述，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好像都不够准确，这种生存模式不是一些坏人的个人品格和心理轨迹，而是极权主义政体下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许多人都可能有所体会。
我们再来看看好人的境遇。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在1941年夏天遭到了一场屠杀，但也有12个人侥幸活了下来。其中7个幸存者都躲在附近一个小村里，维日考夫斯基一家把这7个犹太人藏了起来，一直躲到战争结束。按常理来说，维日考夫斯基一家是好人，但他们在战后的遭遇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看看他的自述。
苏联红军解放波兰之后，这些犹太人自由了，我给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让他们回家，其中一个犹太人，发现家里人全死了，愿意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就把他留下了。有一个礼拜天，游击队员来了，说“我们今天来铲除所有的犹太人”。我们家里的那个犹太人就睡在储藏土豆的坑里，我还给其他犹太人发去警告，让他们藏起来。游击队员到我家来抓人，说只要交出犹太人，就不会再来找麻烦。他们把我妻子打得遍体鳞伤，还抢走了我家值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个犹太人来我家避难，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逃走，到沃姆扎定居，后来我们又搬到比亚韦斯托克。1946年，我们搬到了别尔斯克波拉斯基，几年后，当地人又发现我们过去做的事，我们不得不再次迁离。
像维日考夫斯基夫妇这样救过犹太人性命的，有一个称号叫“国际义人”。“义人”这是《圣经》上的说法，世俗说法就是好人。可是，这样的好人，在战后的波兰并不受欢迎。曾经在战时帮助犹太人，简直成了他们的污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维日考夫斯基的妻子安东尼亚，最终漂洋过海，在美国的芝加哥定居。她的侄女的儿子，也就是孙子辈的人了，还住在耶德瓦布内附近，他小时候的玩伴，一跟他吵架，就会叫他“犹太人”，这是一种蔑称。
战后的波兰，反犹主义的情绪泛滥，波兰人还是讨厌犹太人。这里面有天主教与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互相敌视，也有共产主义政权对犹太人的仇视。维日考夫斯基一家还有其他在战争中救助犹太人的“国际义人”，在战后都对邻居掩饰他们做过的好事。他们遭人痛恨，因为他们是波兰人对犹太人犯下罪行的目击证人，这一点令人难堪。这些好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谴责，让那些在战时做过坏事的人感到良心不安。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光明正大地宣扬自己做过的好事呢？第一，他们怕被抢劫。在大众的想象中，犹太人都是有钱的，他们有钱又没有权力，又和大家不一样，是“非我族类”，时局动荡，自然就是被欺负的目标。为什么有人愿意帮助犹太人？肯定是有好处。没有好处，又有危险，这样的事谁干？所以在大众的想象中，犹太人能活下来，肯定是花了大钱给那些帮助他们的家庭，那些“国际义人”也不是做好事，而是收到了好处，所以他们有钱。
第二个原因，好人不受欢迎。这些“国际义人”在战时的行为突破了社会公认的准则，说明他们与其他人不同，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所以他们对社会而言是一种隐患，他们的存在就是对其他人的威胁，他们可能告诉后人，战时发生了什么样的悲剧，他们不属于对往事保持沉默的共同体。
在耶德瓦布内发生了一场大屠杀，所谓大屠杀，一方面受害者很多，一方面施害者也很多，镇子里一半的成年男性都参与了杀害犹太人，棍棒打，石块砸，在谷仓里烧，还有更多的人围观起哄，他们参与了一桩罪行。事后他们肯定会保持沉默，形成一个沉默的共同体，你呢？不参与杀人，还救了人，放在自己的地窖里藏了好几年，你是个大好人，但你这样的好人，对我来说就是个威胁。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社会里，所谓“道德准则”并不一定是好人有好报，而很可能是大家干什么我就跟着干什么，法不责众，你的道德水准比我们高，未必就是我们的榜样，倒很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
二战之后的波兰，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他们有了新的历史，幸存的犹太人是沉默的一小群，许多人移居海外，不愿意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而波兰人也想翻过这不光彩的一页，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鬼城，没有人愿意整天被提醒附近死过多少邻居和熟人。
东欧剧变之后，波兰加入欧盟，加入申根协议，波兰一些地方政府，忽然看到商机，在21世纪开始的几年，他们试着把历史痕迹发掘出来，打扮成旅游资源。原先散落的犹太人墓碑被收集起来，建起新的犹太公墓，一些犹太人的遗物也被整理到纪念馆里。然而，这并不是一种集体记忆。
《邻人》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中文版出版于2017年，作者杨·格罗斯讨论了集体记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集体传记，正如一部传记是由不同篇章组成的，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方方面面也彼此相连。如果这部集体传记中出现了一个弥天大谎，那么它之后记录的事也就丧失了真实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有些人会时时多疑地回头张望，想要知道别人对其所作所为的看法，有些人则回避那些深埋于过去的耻辱历史，在任何情况下都捍卫祖国的名誉。
好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邻人》这本书。这本十万字的小书，讲述了二战时期波兰小城发生的一起惨案。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入侵波兰，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军占据了波兰西部，苏联占据了波兰东部，耶德瓦布内位于苏联势力范围内，被苏联控制了20个月。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耶德瓦布内的波兰人开始攻击和杀害犹太人。这一年的7月10日，在得到德国军队的默许之后，当地的波兰居民屠杀了1600名犹太居民。这就是《邻人》所描绘的中心事件。
在这桩惨案及后来的审理中，两个家庭的所作所为，有更普遍的意义。其中坏人劳丹斯基兄弟，苏联人来了就为苏联人干活，德国人来了，就为德国人杀害犹太人，等苏联人再回来，再加入波兰共产党，表明自己的亲苏立场。他们这类人的生存逻辑，就是顺应时势，谁掌权就为谁效力，还要推测掌权者想让我干啥，我怎么能为掌权者卖命，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生存逻辑。而好人维日考夫斯基夫妇，在战时救了七个犹太人的命，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却被视为社会中的异己分子，不断被迫搬家。因为他们的道德准则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们做过的好事反而成为他们的污点。在某些情况下，好人的存在，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一种威胁。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残酷的事情，数以千万的人面临生命中的极端状况。在那种极端状况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存逻辑，每个都会有自己的道德准则，而在战争过去之后，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记忆。作者杨•格罗斯说，战争过去60年后，波兰人还是不愿意承认，他们一方面是纳粹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参与了对波兰犹太人的迫害。作者说，我们必须面对国家的失败与黑暗的历史，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只能有一个集体传记，我们只能有一部历史。
撰稿：苗炜工作室 脑图：摩西 讲述：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