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海山解读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海山解读
关于作者
陈旭麓是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的建校元老之一。生前是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地方史志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初中本国史》《司马迁的历史观》《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等。
关于本书
这本书的独创之处是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新陈代谢本来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的是生物体不断用新物质代替旧物质的过程。作者将这一概念引申到历史研究领域，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变迁。
在作者看来，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旧事物不会马上退出，新事物也不可能立刻占领阵地。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妥协，才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正常状态。
核心内容
本书从社会经济、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三个部分，逐一说了从新陈代谢的这个角度看，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你好，欢迎每天听书。本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是一部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史学名著。这本书大约有30万字，我会用大约26分钟为你讲述书中精髓：从新陈代谢的角度看待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会有哪些不同？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国著名史学家陈旭麓。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建校元老之一。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突破了过去围绕重大政治事件，像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等，来构建历史发展的框架，不仅仅从政治角度，而且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军事斗争，甚至风俗习惯、社会心态等许多方面去研究分析这段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本期音频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是陈旭麓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被学界誉为 “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这本书用20章的篇幅，从两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各方面的变迁几乎都作了分析研究。这本书的独创之处是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新陈代谢本来是一个生物学概念。简单理解，指的是生物体不断用新物质代替旧物质的过程。
作者把这一概念引伸到历史研究领域，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变迁。在作者看来，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旧事物不会马上退出，新事物也不可能立刻占领阵地。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妥协，才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正常状态。
这期音频，我们就从社会经济、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三个部分，逐一说一说，从新陈代谢的这个角度看，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我们先来说说我们从社会经济层面来说说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作为农业大国，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土地。因此，土地在古代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无论你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你是贵族，还是平民，土地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从战国以后，土地私有化成为历代中央政府大力倡导的经济政策。因为这样一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了保证。土地私有化意味着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一位姓屈的富家子弟，父亲死后给他留下了大量土地和房产，但是由于这位公子生活上极其放纵，没有几年便把土地和房产全部变卖，变成了穷光蛋。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曾国藩的一位先祖，本来是个贫苦农民，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一度积累下大量的土地和房产，富甲一方。由此可见，由于国家允许土地买卖，由富变贫和由贫变富的现象较为普遍。“千年土地八百主”的谚语对此作了高度概括。这种财富的不定期流动，换来了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层面的相对稳定。王朝在不断地更迭，但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形成的小农经济得以长期延续。
近代以来，小农经济开始逐渐解体。一般的观点往往认为西方列强入侵后，大量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然后逐渐把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瓦解掉。作者发现，近代社会经济层面的新陈代谢，除了外来因素的推动以外，人口迅速增加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清朝在建立后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六倍多。特别是从1793年到1834年，不到50年的时间，人口增加了一亿左右。这种情况在同时期其他国家是少有的。人口迅速增加，给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也就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有限的土地根本无法养活这么多要吃饭生存的人口。
这个人口压力，直接引发了移民问题。这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作者看来，大量移民的出现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瓦解。因为人口的流动直接打破了小农经济给传统社会带来的长久稳定。而且作者还发现，有很多移民转变成商人，有的甚至成为华侨商人，在自己的领域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陈启沅原本出身广东农村，20多岁时投奔在越南经商的兄长。十多年后，陈启沅回到广东，自己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陈启沅用蒸汽缫丝技术取代传统缫丝法，提高了缫丝的效率和质量，增强了中国丝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促进了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缫丝工业的发展。这一切内部的变化加上列强的入侵，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新陈代谢。
如果说人口激增引发移民大量出现，客观上加速了小农经济逐渐解体的话，商业和商人地位的变化则是清政府主观上维护统治的需要。经历了多年的中西方贸易的发展后，清政府逐渐意识到商业发展对政府扩大财源的重要意义。首先，清政府第一次在中央设立了管理商务活动的机构——商部。其次，各种鼓励经商的章程和法律也陆续颁布。奖励实业的各种举措也是力度空前。比如，在清政府奖励实业的章程中，竟然规定，办理一千万元以上实业的，赏给男爵；两千万以上的，赏给子爵。鼓励实业和奖励军功一样能够授予爵位，甚至比军功授的爵位还高。这确实为近代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咱们再来说当时的商人。清末商人的构成也非常复杂，有的就是从传统商人直接转变为近代商人，销售的产品和经营领域发生变化而已。有的商人则是从传统知识阶层渗透到商人队伍里。比如，清末状元张謇，本来可以去京城担任官职，但他以实业救国为宗旨，毅然返回家乡从事商业活动。他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先后创立了大生纱厂、吕四盐业公司、大达轮船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一系列民族工业企业。此外，张謇在多年的商业活动中，意识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还积极推动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还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
尽管如此，工商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重农抑商政策的长久实施，虽无力阻挠小农经济的解体，但抑制和轻视商人的惯性很难迅速消除。商人处在四民，也就是士农工商之末，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不是几年之内便可以彻底改变的。在这里，除旧的历史重任远比布新更为艰巨。
比如，华侨商人陈启沅将机器缫丝技术引入广东后，却遭到传统缫丝业主的妒忌，地方官府甚至把他看作异端。即使陈启沅以开办米店、药店来繁荣地方经济，以办学校、修水利，对乡民施米赠药来争取乡人的支持，也无法取得传统势力的支持。后来，他的缫丝厂被迫停办，陈启沅只好将工厂迁到澳门。此外，即使是像胡雪岩这样的大商人，虽然富可敌国，但依然需要借助官府的力量保护和壮大自己的商业活动。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事物的势不可挡也越来越明显。从19世纪末开始，各类工商业企业在各地迅速成长起来。特别是民国建立后，从1912年到1919年，不到十年时间，新建各类企业470多家，新增资本达1.3亿元，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超过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涉及的产业中，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火柴、造纸、化工等轻工业发展也比较迅速。
上面为你说的就是第一个部分：近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层面的新陈代谢。你会发现，从小农经济的解体到工商业的繁荣，近代中国社会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也不是完全靠外力推动的。无论是人口的迅速增长还是商人阶层构成的复杂，都说明变化必然要经历一个新旧交替，缓慢前行的过程。
下面我们来说说思想观念层面的新陈代谢。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学思想创立者是谁呢？你一定知道是孔子。其实儒学的发展，不完全是一家之言，而是中国本土多种思想，包括道家、法家、墨家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的过程，也是外来思想，比如佛学，不断融合其中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儒学为什么能够长期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呢？
主要是因为不管怎么批判与继承本土和外来思想，不变的是儒学能够不断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如何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呢？简单讲，儒学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用大一统思想维护了统治者的权威和中央高于地方的格局。另一个是“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告诉被统治者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两者一上一下，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维护了古代社会的统一和稳定。
两次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坚船利炮的重要性。不久，一场以自强和求富为旗号，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登上历史舞台。洋务运动要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优势，大家几乎都不反对，但问题在于无论是生产武器装备的军事工业，还是为军事工业赚取资金的民用工业，都离不开相关科技人才的培养，也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儒学和科技谁更重要？
然而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儒学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书院只能是传授儒学的地方。如何把向西方学习的平台搭建起来？熟悉时务的冯桂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命题。什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呢？就是以中国儒学思想为根本，以西方科技知识为手段。这一泾渭分明的办法出台，体现了洋务派为学习西方科技减少保守势力阻挠的政治智慧。因为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将没有依托，在中国根本进不了门，落不了户。以中学为体为挡箭牌，西学为用才逐渐落地成长，才出现了一批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的新式学堂，甚至在一些旧式书院里还开设了部分自然科学课程。
但是，这样也无法回避另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传统儒学和西方科技不会像最初设计者的意图那样互不干涉。很多类似新的挑战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最初没有预料到的。例如，后来把进化论思想引入中国的严复，原本是洋务运动时期派往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当初谁也不会预料到，严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了中学与西学互不干涉的理想状态。他虽然后来也从事海军教育活动，但他引入的进化论思想，极大地冲击了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在历史上，严复作为思想家的角色远远超越了他作为水师学堂教习的角色。
如果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未从主观上动摇儒学地位的话。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后，一些反对儒学的人，认为只有打倒孔家店，才可能真正学到西方强大的成功经验，才能救亡图存。儒学的地位和权威开始受到巨大挑战。有学者对三纲，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甚至认为三纲就是儒学的核心，这种强调尊卑贵贱的观念与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相互矛盾，极大地阻碍了近代中国人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政府教育部门也明令规定学校不准读经，不准祭孔，甚至很多地方政府还把当地各级文庙改为学校。
说到这里，你如果觉得反对儒学的力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你就太看轻儒学的顽强和魅力了。因为，就在辛亥革命刚刚有一些起色的时候，在康有为的支持下，陈焕章等人就发起成立了孔教会。
这个孔教会不但积极倡导“昌明孔教，救济社会”，还创办相关的杂志进行宣传。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陈焕章在去世前很长一个时期都在宣扬儒家和孔子。在孔教会之后，又先后创建了孔教总会和孔教大学，他甚至还亲自到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国宣讲孔教。可见反对孔子和拥护孔子两派势力的斗争很难轻易分出胜负。这种现象在一般人看来会认为打倒孔家店的力度不够，而在作者看来这恰恰显示了儒学思想在近代面临着被极端否定和肯定的双重性，也是一种旧思想旧文化在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的延续。
不过，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思潮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例如，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潮、詹天佑的科学救国思潮、范旭东的实业救国思潮等在知识阶层当中形成了非常广泛的共鸣。这些思潮大多直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入，对一些现实的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冲破了儒家学说长期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推动了当时知识阶层的思想解放和觉醒。
总的来说，近代以来儒学思想被逐渐否定是大势所趋，但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打倒孔家店，儒学的发展并不是按照倡导者的设想进行下去，反映了思想文化演变的新陈代谢。儒学的发展，无论是坚守还是批判都非常复杂。那么政治结构层面又是什么情况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政治结构层面的新陈代谢。
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简单说就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这种体制从秦朝开始确立并逐步发展完善。对这一体制影响最大的，要数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创立。科举考试给普通民众提供了参与治理国家的机会。这对所有希望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的人来说极具诱惑力。
例如，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李东阳，以普通军人家庭出身，通过刻苦努力，十八岁成为进士，并编入翰林院。四十八岁入内阁辅佐朝政。正德皇帝时，面对宦官刘瑾的胡作非为，李东阳顾全大局，勉强迁就，为后来清除刘瑾和明朝走向正轨，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如考试内容僵化的弊端，但总体来说，它为没有任何权势背景的读书人提供了超越自我的发展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因为出身卑微而造成前途未来近乎渺茫，然后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可能，这就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
步入近代以后，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选拔人才的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长久以来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也面临巨大挑战。虽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但随着一批专攻军事和工艺的新学堂建立及派遣留学生的开始，新式人才出现了，这些新人依然需要社会的认可，但旧体制内却没有他们的位置。
比如，后来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以为数不多获得学位的留学生身份回国后，却长期无法施展自己的特长，而是被派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习驾驶军舰，直到回国七年后才在老同学的推荐下，真正投入到铁路事业当中。因此，要求废除科举制的呼声开始出现。
科举制的废除也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1888年，为了应对洋务运动对新式人才的需要，科举考试首次把自然科学之一的算学纳入到考试范围中。十年之后，以戊戌变法为契机，又针对选拔新式人才的需要，增加了新的考试内容。然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慈禧下令考试内容又恢复如旧。到20世纪初，彻底废除科举制的呼声越来越高。1901年，清政府才不得不正式下诏，准备在第二年废除八股内容，但科举考试依旧没有被废除。直到1905年，在袁世凯、张之洞等朝廷大员们的呼吁下，科举考试才被正式停止。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很长，充分说明科举制的废除依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缓慢过程，既有强大的推动力，又有顽强的阻力。
不过，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整个社会对科举头衔的追捧却从来没有减弱，反而得以延续。比如，作为曾经在英国留过学的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在指导学生如何指挥海军作战的同时，仍不忘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断断续续考了四次都失败了。严复回国后仍旧积极参加科举考试，恰恰说明科举功名在当时对于富有西方学识的“海归”来说，仍然具有极大的魅力。
此外，有“上海皇帝”之称的帮会人物杜月笙，尽管在商界、政界可以呼风唤雨，在娱乐产业、金融行业上可以一掷千金，但在1931年他家族祠堂落成的仪式上，却把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邀请到现场以示炫耀。这说明，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上层社会对旧时代的科举功名和有科举功名的人，仍然表现出罕见的仰慕。对处于生命晚期的大清王朝来说，废除科举制度的过程是缓慢的，而对于已经在人们心中形成的，对科举功名的向往却很难马上彻底抹掉，而只能是在缓慢而复杂的新陈代谢中逐渐散去。
从君主制到共和制在一般人看来，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进步，但是在作者看来，新制度的建立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有倒退甚至反复。
民国建立后曾经出现两次复辟帝制运动。一次是袁世凯要当中华帝国的皇帝。一次是溥仪再次登上皇帝的宝座。一般研究认为这两次在民主共和体制背景下的帝制运动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现象。但作者认为，这两次帝制运动的失败足以说明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得到一部分掌握权势的人的认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明仍然有一部分人对民主共和制持有质疑和否定的态度。积极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军阀陈宦在出兵四川前向袁大总统辞行时，竟然行三拜九叩大礼，这让袁世凯都感觉有些吃惊和尴尬，毕竟国体已经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制。
这个现象多少说明进入民国以后，作为共和公民的一些人依然保留着皇权心态，依然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臣民身份保持一种认同和怀念。这种长期以来积淀形成价值取向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这种对旧制度、旧身份的怀念和认同，在张勋复辟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溥仪再次变成皇帝后，一夜之间北京城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大清朝：旧官僚和八旗王公们非常兴奋，都拿出藏在箱底的花翎戴在头上，没有的则四下求购，各大旧货铺的花翎当天便被一扫而光。仍然留着辫子的前朝遗老对自己的所谓“远见”得意洋洋，剪去辫子的遗老遗少在后悔不已的同时，都跑到各大戏班找马尾做假辫子，京城到处又是辫子飞扬。
两次复辟都以失败告终，这也说明了，民主共和观念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即便曹锟用贿选的方式当上大总统，违反了基本的民主选举原则，但起码没有完全用暴力方式绕过不太民主的选举程序。北洋政府时期的大总统、国务总理如同走马灯一般频繁换人，但政府大体上的政治架构是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英国的责任内阁的混血儿。这多少说明近代以来政治结构的变迁远远超越了君主专制的旧框架，新的政治结构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至于它是否适应中国的国情，那是另外一回事。
以上就是为你说的最后一个部分。废除科举制和推翻君主制都不是简单的制度的更迭。旧制度不会马上解体，新制度也不可能立刻显示出它的新价值，新旧之间的更迭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也都必然要经历曲折和反复。
说到这儿，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得差不多了，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首先讲述了近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层面的新陈代谢。人口迅速地增加，不仅促进了小农经济的解体，为工商业的发展开拓了市场，提供了经营主体商人阶层，而且剩余人口流向海外，增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联系，这一切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层面的新陈代谢。
接着，我们讲了思想观念方面的新陈代谢。中体西用的提出，没有真正把儒家学说与西方文化完全隔绝起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借助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延伸，新的思想观念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逐渐取代传统儒学，影响越来越大。
那么新陈代谢在政治结构层面，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君主制与科举制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共和制的建立和科举制的废除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显现出积极效应，政治结构的变迁同样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此外，作者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近代历史中找到了几条宝贵的历史经验。
首先是，改革也好，变革也罢，任何极端否定本土历史传统的变革，任何盲目学习外来先进经验的变革，都可能对自身产生伤害，都可能阻碍社会的进步。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是从相互隔绝走向相互交流往来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试图封闭自己，而不是顺应各民族相互沟通往来的决策，都可能让自己失去发展的机遇和活力。但是，由于文化历史的差异，每个民族都必然要面对本土传统和外来经验之间差异悬殊的问题。日新月异是大势所趋，但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只有在本土传统和外来经验之间找到平衡并达成共识，才能在相互交流与沟通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是，历史进程很多时候并不完全是按照人的意志向前发展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在近代社会变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些时候确实是主宰者，驾驭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又是臣服者，因为在自然和社会的演变中，仍旧有很多人无法驾驭和控制的因素。即使是人类改造自然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和研究尚未知晓和无能为力的事情。人类必然要面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以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把人的主观意志和自然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结合，去迎接未来世界。
最后是，历史的发展具有时代性，所谓时代性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的关系。今天的人看待历史应该报以理解同情的态度，而不应该报以苛求前人，苛求历史的态度。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理解同情前提下的历史研究更能够客观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也更能够在探索中少走弯路。
撰稿：海山 脑图：摩西 转述：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