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色视朝》 邓一丁解读

《辨色视朝》| 邓一丁解读

关于作者

李文杰，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近代的边疆与外交，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国内一线历史研究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关于本书

本书是一部清代制度史的研究专著，作者运用大量一手史料，深入研究了清代朝会和文书制度的细节，体现了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虽然是历史学研究专著，研究的又是较为艰深的制度史领域，但本书的写作笔法生动平实，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做了很好的平衡。

核心内容

解读从原书内容中提炼了清代朝会和文书制度演变的整体脉络，帮助你建立对清代政治制度的总体印象，并选取了原书中最生动的案例，辛酉政变，结合作者的访谈，带你从权力和责任分配的视角，更深入地审视历史事件背后的制度因素。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邓一丁。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辨色视朝》。“辨色视朝”这四个字，出自《礼记》。“辨色”指的是分辨天色，“视朝”指的是处理朝政，连起来的意思是：君主看到天色蒙蒙亮，就该召集大臣们处理朝政了。这本书研究的是清朝的中央政府怎么开会，怎么处理政务文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北京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李文杰，目前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他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

今天我们形容繁重的工作，还会用到一个成语，叫“文山会海”，可见文书和会议是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里，开会和处理政务文书，也是皇帝和大臣们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假如把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那文书就是系统中流动的血液，而会议塑造了整个系统的结构。怎么开会，决定了文书怎么在官僚系统中流转。

了解清朝人怎么开会，怎么处理政务文书，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有什么价值呢？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价值主要有两点。第一，历史爱好者们总是喜欢谈论古代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但其实，传奇的历史事件在那些历史人物的人生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他们大部分的人生，和我们一样，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度过的。了解古代王侯将相的日常工作，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历史更真实，更平凡的一面。第二，会议和文书制度并不是僵化的程序，制度的背后是对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剖析清朝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透过制度的表象，看到权责分配的本质，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制度的逻辑。

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在第一部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清朝的朝会制度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文书在不同形式的朝会中如何流转。在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辛酉政变；我会从权力和责任的角度来为你分析，清朝后期朝会和文书制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清朝早期的中央政府怎么开会，文书在官僚系统中怎么流转。

我们都知道，清朝的统治者是女真族的爱新觉罗氏。在明朝，他们原本只是管辖着中国东北一块不大的地方。清军入关后，爱新觉罗氏的统治范围急剧地扩大。突然接管了庞大的官僚系统，每天都要面对复杂的政务，清朝的皇帝也犯了难，该怎么给文武百官开会呢？

最方便的办法，当然是照搬前朝的制度。清朝初年的统治者决定，沿袭明朝的朝会制度：御门听政。

所谓的“御门听政”，指的是皇帝在乾清门垂听政事。乾清门是紫禁城乾清宫的正门。今天你到故宫参观，由南向北穿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来到一片开阔的地带，迎面看到的这座大门就是乾清门了。御门听政就是在乾清门前的这块空地上举行的。御门听政的排场很大，开会的时候，满朝文武，不管是各个衙门的主要负责人，还是中下层的官员，都要到场。在这个会议上，处理文书的过程是公开的。皇帝坐在乾清门前的御榻上，面前摆着一张放奏章的桌子。各个衙门的官员，都在乾清门东侧的台阶下面等着，轮流上台向皇帝汇报工作。他们汇报工作也有一套固定的动作。官员要先登上台阶，跪着把奏章放在皇帝面前的桌子上，再退到一边，再次跪下和皇帝说话。等到皇帝给出了处理意见，官员们再按照品级顺序从台阶上退下来，下一个衙门的官员再重新走一遍这套流程。

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御门听政至少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首先，御门听政的程序太繁琐，太冗长了。一个衙门上台汇报，剩下所有的衙门都在下面干等着，这样开会，效率显然是不高的。再有，御门听政是一个对全体大臣都公开的会议，奏章上的信息，毫无保密性可言。当着全体同事的面，向最高领导汇报工作，有些得罪人的话当然就不方便讲了；而且，在这样公开的场合讨论军国大事，还有泄露情报的风险。

既然有这么明显的缺点，清朝早期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御门听政呢？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权衡。御门听政是在康熙皇帝亲政后成为固定制度的。在那个时候，清朝的统治根基还不够稳固。比起追求开会的效率，康熙皇帝更希望通过开会来建立一个勤政的传统。在康熙皇帝亲政的五十四年间，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天都要御门听政。而且，开会的时间也很早，春夏两季在早晨7点，秋冬两季在早晨8点。每天都要起个大早，和皇帝见上一面，中央政府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当然就不敢怠慢工作了。所以，除了处理政务，御门听政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打卡。

那奏章的保密性差，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其实，我们倒也不用替康熙皇帝担心。在他的时代，除了公开的奏章，皇帝和大臣之间，还有一条秘密的信息管道。如果要讨论军事机密，或者是弹劾某个高官，官员们可以写一封奏折，密封好，通过秘密的渠道直接提交给皇帝。有了密折这种上奏的方式，康熙皇帝就算每天开大会，也不用担心错过重要的信息了。

不过，康熙皇帝喜欢御门听政，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却完全无法忍受。在登上皇位的过程中，雍正皇帝经历了著名的“九子夺嫡”，他和八个兄弟为了夺取皇位，展开了残酷的竞争。从这场竞争中胜出后，雍正皇帝当然心有余悸，他对信息保密性的要求也远高于他的父亲康熙皇帝。所以，刚一登基，他就对朝会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不再要求全体大臣都来参加每天的朝会了，朝会改为轮班奏事。所谓的“轮班奏事”，就是中央政府的各个主要衙门轮流值班，一个衙门只负责一天的朝会。皇帝每天只接见一个衙门的官员，专门处理一个领域的工作。其他的衙门有紧急的事务，可以加班上奏，假如没什么要紧事，那就不用来开会了，专心处理自己负责的工作就好。这样一来，文武百官不用有事没事都来开会，白白消耗时间和精力，朝廷处理政务的效率当然会大大提高。而且，每天只来一个衙门，信息的渠道收窄了，保密性当然也就比御门听政要高一些。

不过，雍正皇帝对信息的保密性还有更高的要求。针对政务文书的形式，雍正皇帝也进行了改革。他把康熙年间专门用来处理军国大事的密折制度变成了常规制度，规定朝廷上下所有的官员，事无巨细，一律密折上奏。这样一来，全体官员的汇报都是写在密封好的折子里，直接交给皇帝的。在皇帝拆阅奏折的时候，折子里的信息只有写折子的大臣和皇帝两个人知道。

经过轮班上奏和密折上奏这两项改革，全国上下的政务文书全都汇聚到了皇帝一个人身上，信息的保密性当然是大大地提高了。不过，雍正皇帝以一己之力处理全国的政务，毕竟是不现实的，他当然还是需要大臣们的辅助。但他又不喜欢开御门听政这样的大会，怎么办呢？雍正皇帝组建了一个新的机构，叫“军机处”。军机处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里面的官员分为两级，高级的叫做“军机大臣”，低级的叫做“军机章京”，“文章”的“章”，“北京”的“京”。军机大臣是皇帝亲自从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这些高级的中央官员里任命的，这些人的任务是充当皇帝的高级顾问。军机章京是从中央政府里品级较低的官员里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按照皇帝的意思草拟奏折的批复意见。有了军机处里这帮秘书人员的辅助，皇帝遇到拿不准的事情，可以找军机大臣们商量；需要拟定复杂的批复意见，也不用亲自动笔，找个军机章京代笔就可以了。这样办事，保密性高，效率也高。

从雍正改革以后，清朝处理政务的朝会就从御门听政这种大会，变成了主要由皇帝和军机大臣们参加的小会。政务文书也从公开的奏章改成了机密的奏折。从此以后，御门听政举行的频率逐渐降低，它从康熙年间的每天举行，到后来的几天，甚至几个月才举行一次，最终在1860年以后彻底消失。

不过，虽然常规的朝会变成了小会，大会仍然具有特定的功能，并没有完全被历史淘汰。开大会的第一项功能是提供仪式感。大会的人数多，排场大，更容易制造出庄严的气氛，所以到清朝后期，朝廷还是保留了大朝、常朝这类礼仪性质的会议，在特定的日子里，皇帝在大殿召见百官，接受朝拜。大会的另一项功能是分摊责任。在晚清时期，遇到特别重大的军国要事，统治者还是会召开大规模的会议。比方说，1900年，慈禧太后在对十一国宣战之前，就召集了一百多名官员开会。不过，这场会议上发言的人并不多，慈禧太后召开会议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集思广益，而是因为她知道，宣战是一步险棋，历史责任重大，所以至少在形式上，要让这个决定显得像是一个集体决策的结果，要让所有的大臣一起来背锅。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慈禧太后的老辣。宣战后不久，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城，为了同列强议和，慈禧太后迅速诛杀了一批当初参加会议的主战派官员，她自己则免于被列强追究，保住了权位。早在宣战前的那场大会上，慈禧太后就为事后甩脱责任找好了替罪羊。

在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回顾了清朝的朝会和文书制度的发展过程。简单来说，清朝的朝会，经历了一个从开大会到开小会的转变。大会，指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御门听政。小会，指的是雍正改革以后主要由皇帝和军机大臣们参与的朝会。比起大会，小会在决策的效率和信息的保密性上都有显著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文书的形式也从公开的奏章，逐渐演变成了机密的奏折。

会议怎么开，文书怎么流转，这并不是僵化的制度问题。制度的背后是对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在一次采访中，本书的作者李文杰提道：“体制中的权力和责任，被文书限制。中国历史传统中，文牍主义强大，我们看到的是文书上凝聚的权力，但背后还有连带责任问题。”“文书的签名可以分散权责。在上位者可以调整文书的接触范围、处理流程，来限定这个系统中各方的权力；施政者可以通过文书，来分担自己的责任，降低风险。”

像这样分析权力和责任的分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深刻的看待制度问题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雍正改革缩小了会议的规模，收紧了信息渠道，这不仅增强了皇帝的决策权，也让皇帝和军机大臣们背上了更沉重的责任。而慈禧太后正是通过开大会的方式，把沉重的责任分摊出去。

我们顺着这条思路，再进一步思考雍正改革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套制度。这套制度平稳地运行了一百多年，直到清末立宪时期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它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呢？从分配权力和责任的角度来看，这套制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辨色视朝》这本书里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雍正以后的这套制度，本质上是确立了皇帝对奏折的“先阅权”。所谓的“先阅权”，指的是皇帝拥有优先阅读奏折的权力。在雍正改革以后，全国的政务文书进入中央政府，首先要汇集到皇帝的办公桌上，皇帝成了整个大清帝国的第一道信息闸门。

皇帝拥有先阅权，倒不是说他一定会影响到政务的最终决策。在大多数时候，中央各衙门呈上来的奏折，都是常规的工作报告。皇帝一般也就是翻看一下，在奏折上写下“知道了”三个字，表示他了解情况了。如果有衙门遇到了常规的问题，拟定了常规的处理意见，上奏请求皇帝批准，皇帝一般也就是写上“依议”两个字，表示尊重衙门的专业意见，就这么办。我们今天在故宫的纪念品里，还能找到一款印着“知道了”字样的胶带纸，这就是雍正皇帝在批复奏折时亲笔写下的字迹。雍正皇帝还算是爱写字的，清朝皇帝批复奏折的方式在雍正以后更加简化。皇帝看完奏折，用指甲在奏折上横着划一道，就表示“知道了”，竖着划一道，就表示“依议”，一个字都不用写。所以在当时的皇宫里，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叫“横知竖议”，指的就是皇帝批复奏折的方法。

既然皇帝在大多数时候并不会主动干预政务的决策，那他为什么还要紧紧握着先阅权不放手呢？最简单的解释，当然是为了保证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不被篡改。按照雍正皇帝设计好的制度，一封奏折从大臣写完，密封好，到被皇帝拆开阅读，中间不会有第三个人看到里面的内容，大臣的意见会原原本本地呈现在皇帝的眼前。除此之外，先阅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有利于皇帝形成纯粹的主观意见。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假如你遇到问题，自己还没想清楚，就找别人商量，那你的思维就很容易迷失在别人的意见里，丧失自己的判断力。皇帝是整个国家的领导者，当然不能没有主见，随便让大臣们牵着鼻子走。

不过，要想真正理解先阅权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反着问一个问题：假如皇帝的先阅权受到了威胁，会引发什么样的危机？

在清朝的历史上，发生在1861年的辛酉政变，是一件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在辛酉政变中，西宫太后慈禧和东宫太后慈安两人合力铲除了政敌，开始垂帘听政。回到历史的现场，究竟是什么引爆了两宫太后和政敌之间的冲突呢？其实，这场政变的起因就是皇帝的先阅权受到了挑战。

我们都知道，在辛酉政变的前一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清朝的中央政府逃到了承德的避暑山庄。在承德，咸丰皇帝整天忧心国事，患上了重病，眼看就要不久于人世了。皇帝没有体力批阅奏折，只好委托他最信任的八位大臣替他处理朝政。

摆在咸丰皇帝面前的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他的儿子，后来的同治皇帝，当时只有5岁。一个5岁大的孩子，当然没有能力治理国家，更何况是在当时的危急存亡之际。咸丰皇帝决定，委托当时替他处理朝政的这八位大臣，继续辅佐未来的小皇帝。他授权这八位大臣，在小皇帝登基后，继续拟定所有奏折的批复意见。这是一项很大的权力。咸丰皇帝也明白，这么重大的事务一旦假手他人，到了将来自己的儿子亲政的那一天，八大臣的权力就很难收回了。所以他给自己的家人留了一个后手。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印章赐给了皇后和儿子的生母，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咸丰皇帝规定，八大臣拟定的处理意见，只有盖上了这两枚印章，才能正式生效。

做好了这些安排，咸丰皇帝不久就撒手人寰了。他5岁大的儿子载淳登上了皇位。按照从雍正年间传下来的制度，这时候全国上下送到中央的奏折，首先要递进宫里，请小皇帝先看。不过，这时候的小皇帝字还没认全呢，所以奏折就由两宫太后替小皇帝看。这时候，奏折的先阅权还是把持在皇家的手上。两宫太后看过奏折，再把奏折下发给八大臣，请他们拟定处理意见。八大臣拟好了意见，奏折还要再次送进宫里，经太后们盖上两枚印章，这才能发给各个衙门去执行。

按照这套流程，在当时的清朝中央政府里，就形成了两个势均力敌的权力集团，一个是两宫太后和小皇帝这母子三人，一个是咸丰皇帝委托处理国事的八位大臣。这两个集团的权力都来自已经驾崩的咸丰皇帝，在处理朝政时也各自承担着一块不可替代的职能，两个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不过，这种平衡很快就被一次突发事件打破了。

在当时的清政府里有位官员，名叫董元醇。他给小皇帝上了一封奏折，大意是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假如这项建议得到采纳，当然会极大地增加两宫太后的权力，削弱八大臣的权力。这封奏折递进宫里，两宫太后感到事关重大，就把奏折扣下了，想要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处理。没想到，她们还没商量出个主意，八大臣已经派人来到宫里，气势汹汹地索要这封奏折。

这件事很奇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按照当时的制度，奏折都是密封好，直接递进宫里的。董元醇的奏折被扣在宫里还没有发下来，八大臣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一封奏折的呢？

难道他们事先偷看了奏折里的内容？这一点他们倒是不敢的。在这以前，清朝只有过一个大臣敢于侵犯皇帝对奏折的先阅权。这个人是乾隆年间的军机大臣和珅。在和珅权倾朝野的时代，大臣们给皇帝上奏折，要抄写一份副本，直接交给和珅。这让和珅和乾隆皇帝掌握了同等的奏折先阅权。和珅的这种做法，在嘉庆皇帝清算他的时候，受到了严重的指控。我们回到董元醇上奏折的故事，这时候的八大臣可都是政坛上的老手，对本朝的政治禁忌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当然不敢犯下跟和珅一样的错误。

不过，八大臣还是搞了一个小小的发明。他们规定，全国各地的奏折在送到中央的时候，要附上一份清单，上面写清楚奏折的数量和上奏人的名字。这张清单是交给八大臣的。这样一来，当天的奏折递进宫里，再发回到八大臣的手上，他们数一数奏折，再对照一下清单，就能知道太后有没有扣下谁的奏折。这就好比在今天，董元醇和太后打了一通电话，八大臣虽然没有直接监听这通电话，但他们掌握了这两个人的通话记录。董元醇的奏折就是这样被八大臣发现的。

正是这封奏折引发了后来的辛酉政变。其实，两宫太后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京城里，在当时的承德，她们未必有实力和八大臣展开正面对抗。太后们扣下董元醇的奏折，或许是想要不动声色地从长计议。但是八大臣派人进宫索要奏折，这一要，太后们也就瞒不住了。她们索性要求八大臣批准董元醇的建议，建立垂帘听政的制度。八大臣当然不想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了。他们为董元醇的奏折写了一份批复意见，在这份意见里痛批董元醇，随后采取了罢工的方式，要挟两宫太后为这份处理意见盖章授权。这场风波最后以两宫太后的妥协收场，她们在八大臣痛批董元醇的文件上盖了章，八大臣这才恢复办公，让朝政重新运转起来。

经过这场正面交锋，两宫太后和八大臣的冲突就摆到了明面上。太后们表面上妥协，其实早就在暗中联络好了自己的盟友，在北京布下了捉拿八大臣的天罗地网。不久之后，英法联军事件平息，承德的中央政府刚刚迁回北京，两宫太后就发动了政变，将八大臣中的三人杀死，剩下五人革职充军。在掌握了权力之后，太后集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八大臣发明的奏折清单，规定全国各地的官员在向中央提交奏折的时候，都不再向任何人提供奏折的数量和上奏人的名单。

回顾清朝朝会和文书制度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朝会规模的缩小，文书形式由公开转向机密，皇帝在掌握更大决策权的同时，也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从分配权力和责任的角度来看，雍正改革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套制度，本质上是确立了皇帝对奏折的先阅权。这项权力对皇权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在辛酉政变前，八大臣甚至还没有僭越皇家对奏折的先阅权，仅仅是在先阅权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数奏折的权力，就已经能够监控两宫太后的信息渠道，对皇权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研究清朝的政治制度，能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在一次采访中，本书的作者李文杰提道：“每一种制度下的决策，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具体到文书行政上，商讨大事、签署文书的责任人多了，似乎形式上是民主了。但权力分散，责任也就分散了。权力分散能避免权力被滥用，但伴随而来的责任分散，很可能会造成决策的平庸化。”“所以，笼统地说集中或者集体决策好或者不好，都不太合适。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在上者有相对理性的共识，并且有一批具有专业和担当精神的人来做决策。”

这是作者的个人感悟，你又是怎么看待这段制度演变的历史的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看法。

撰稿、讲述：邓一丁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划重点

1. 会议和文书是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会议的形式决定了文书流转的路径。

2. 会议和文书制度的本质是权力和责任的分配。

3. 清代自雍正改革后形成稳定的会议和文书制度，背后的权力逻辑是确立了皇帝对奏折的先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