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营兵志》 曲飞工作室解读
《绿营兵志》| 曲飞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罗尔纲，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训诂学家，晚清兵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对于罗先生的学术风格, 其女罗文起认为他的治学特点有四个方面:其一,披荆斩棘, 辨伪求真；其二,善于独立思考, 敢于探索创新；其三, 虚怀若谷, 从善如流；其四，刻苦学习，锲而不舍，不断前进。
关于本书
本书是罗尔纲研究清代兵制的作品之一，以研究清代国有汉军即绿营的起源与沿革、组织管理制度为主题，详细分析了清代绿营这一兵种的组织结构、统辖关系、升迁考核制度、俸禄军械等内容。全书分为3卷15章，附有详细的绿营营制表，堪称清代绿营的百科全书。
核心内容
绿营是清代的国家正规军军种之一，以汉人为主。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汉族大臣的建议，在每个省都建立驻守军队，这就形成了绿营。绿营为清政府快速统一、巩固政权，发挥了八旗不能取代的作用，甚至在西北，还成为国家边防的主力部队；但是，清政府在重视八旗、限制绿营的指导思想下，出台了多种不利于绿营发展的政策，从兵力、职责、装备、晋升等四个方面来限制绿营，加上绿营自己沾染腐败习气，终于不可避免地衰败了；经过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接连打击，绿营再也不复当年之勇，成为存在感很低的二等军队，逐渐让位于新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勇营，直至退出历史舞台。而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还能从绿营的沉浮中看到“军事制度的变动，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要为你解读的书是《绿营兵志》。这个“绿”（lù）字的写法就是“绿色”的“绿”（lǜ），但是放在这儿，读音要念绿（lù），跟“绿林好汉”一致。
说到绿营，你可能从一些清朝题材的小说或影视剧里听过，绿营给人的印象是，清朝正规军序列当中比较次要的一支，以汉人为主，人多但是力量不大，战场上主要负责给清朝最精锐的“满蒙八旗”打下手，在政治上也没什么影响力。
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到清朝的军事史当中来看几个例子：
清代康、雍、乾三朝，西北战事不断，主要是和准噶尔部落以及他们支持的地方政权作战。其中康熙晚年到雍正初年，朝廷先后派出四任“大将军”，对付西藏和青海地区的骚乱，分别是允禵、延信、年羹尧、岳钟琪，允禵和年羹尧两位我们比较熟悉，而延信是清朝宗室成员，岳钟琪是年羹尧的副手和继任者。他们四位在青海时，手上的兵力有十一二万，其中绿营兵将近10万，更包括6万骑兵，而八旗兵才1万出头。所以，谁才是战争的主力呢？
再从政治影响力上看，这四位大将军全都下场惨淡，不是被软禁或入狱，就是被迫自尽。为什么这些有功之臣都是这样的下场？就是因为他们手里的兵权，让皇帝忌惮。再说具体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控制着近10万的陕甘绿营兵，整个黄河以北，再没有一支力量能跟他们抗衡。所以，皇帝才不得不对他们深怀戒心，找机会就要打压。而这样看来，绿营的力量也对清朝的朝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通过上述这些史实，我们应当修正一下对清代绿营兵的印象了：他们不是给八旗兵压阵助威、当背景墙的二等兵，而是清代正规军中的重要力量，也能对政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之所以我们会对绿营兵有那样的固化印象，就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太少了。这本《绿营兵志》，就能填补这方面的知识空白。
本书的作者是已故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权威学者，他的《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论文集》都是这个领域绕不开的巨作。不过罗先生另有一重学术身份，就是中国军事史专家，他写过一系列清代军事制度的专著，《绿营兵志》就是这一系列中的开山之作。罗先生曾经总结自己的治学之道：“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沙锅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虽然他谈的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体会，但这种治学态度，可以说贯穿了他学术生涯的始终，比如在本书中，我们也能有所感受。
书名里的“志”，是杂志的志，而不是制度的制，这种志，叫作方志、志书，特点是详尽、全面，很像一本工具书。它以绿营的起源与沿革、组织管理制度为主题，详细分析了清代绿营的组织结构、统辖关系、升迁考核制度、俸禄军械等管理内容。全书分为3卷15章，附有详细的绿营营制表。所以，《绿营兵志》不仅仅是研究绿营军事制度的书，还是一本全面记载绿营各个方面的档案，上到历史沿革，下到小兵的福利补贴，都要记载，堪称清代绿营的百科全书。
我们从中，找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正好可以串联起绿营的兴衰过程，而弄懂了这三个问题，你也就能对绿营的发展，和这背后的历史原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第一个问题，绿营是在什么背景下建立的，它能发挥哪些八旗兵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今天的我们，对绿营的印象很模糊，是什么原因让它的存在感那么低呢？这个原因又和绿营的衰败有什么联系呢？
第三个问题，绿营衰败之后，清朝后期的军队制度又是什么样子的？新的军队制度对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部分内容我们会结合罗尔纲先生的另一本著作《湘军兵志》，一起来谈。
好，我们带着以上疑问，一起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绿营。先讲第一方面内容：绿营的建立和作用。
1644年清军入关，这时候他们的全部兵力，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总共不过18万，再扣除掉一些留守东北老家的，入关的兵力还要再打折扣。这样的兵力，面对南明政权、李自成义军残部，以及各地的地方武装，显然是寡众悬殊，那清政权是怎样做到快速席卷全国的呢？一个关键就在于，他们成功吸纳、整编了投降的原明朝军队，这支新收编的军队，用绿色的旗帜作为标志，所以被称为绿营兵，顺治元年，直隶，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就设置了绿营编制。
在清军征服全国各地的过程中，八旗兵起初还是绝对主力，但问题是，他们人数少，而面对的敌人又复杂，除了要对付南明政权，还得四处镇压汉族义军，八旗军经常是疲于奔命。
比如顺治四年，山东农民起义，巡按山东的监察御史记载说，八旗兵往西南进军，义军就溜到东北，好不容易追上了，义军又钻进山里了。
针对这种情况，皇太极时随祖大寿降清的一位将军，叫刘武元，他上奏朝廷，提出了8个字的建议：“得一省必镇定一省。”
这里的“镇定”，不是“镇压平定”，“镇”在这里指的是一个军事单位，简单类比一下可以说，一个镇就相当于一个省级的军区单位，这是明朝就实行的一种制度，叫作“镇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镇守”。
刘武元提议的“镇定”，说白了就是：每攻打下一个省，就在一个省内建立一个军事单位，用来镇守当地，省内有叛乱，他们去平叛，邻省有叛乱，他们能帮忙，这样就用不着八旗精锐远征了。
这个建议被采纳实行了，那这些“镇”的兵源从哪里来呢？就是就地取材，招募汉人，所以，这些以汉人为主的治安部队，也就被编入了绿营系统。
从以上我们能看得出来，绿营是随着清政府统一全国的步伐，逐步建立起来的。据估计，到顺治后期，大概有80万的兵力被编入了绿营，其中大部分是原明朝军队。康熙年间，全国范围内的绿营系统，已经基本定型，18个省建立了54个属于绿营系统的“镇”，每个省都有，有的省还不止一个镇，最多的是广东省，建了8个。
讲到这儿，我们就清楚了，清朝起家的班底虽然是八旗兵，但仅靠他们是不能统一全国的。
虽然八旗兵野战能力突出，但就算他们能攻城拔寨，也守不住，毕竟人数不够，而且他们的战斗力也受战场环境制约，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发挥优势的。
比如，在江南和西南地区的作战中，绿营兵就比八旗兵更管用，罗尔纲先生解释说，八旗兵，尤其是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强项在于骑射，在东北平原打野战，明朝军队确实打不过他们，但入关后，在西南山地丘陵地带，马爬不上山，丛林里又射不了箭，八旗的骑射功夫根本用不上，而当地汉人习惯了穿山越涧，山地战斗力比八旗强多了。
再比如，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攻打南京，是绿营兵出城打退了郑成功。罗尔纲先生评价：这一战后，郑成功再也无力进攻，他的正规军都指望不上，反清复明的民间力量就失去了主心骨，从此彻底断送了推翻清朝的希望。因此，清廷能在中原站稳脚跟，首功在绿林。
除了数量和在特定战场的优势，绿营兵在综合战斗力上，也很快超过了八旗。
康熙十三年，平三藩的岳阳之战，前敌指挥将军让八旗兵去切断吴三桂的水路粮道，八旗兵说我们的船不行啊，江上风浪大啊，百般耍赖推诿。将军又让八旗兵去攻城，结果八旗兵没一个敢冲锋的，鸣金收兵的时候，反而“三军欢声如雷”。康熙先后换了三位将军，也没拿下岳阳。最后，将军们摸索出一个战术：让绿营打先锋，八旗跟在后面，反而能打赢。
对此，康熙不得不找面子说：自古汉人作乱，都是汉兵去平叛，我是不主张让满族军队上阵的，很容易破坏团结啊。其实，康熙心里明白，八旗战斗力衰退，根本打不赢，就别上阵现眼了。
平三藩也用绿营当主力军，可见，绿营当年的战斗力很强，对清政府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再后来，随着八旗的腐化堕落，绿营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的作战中，绿营成了绝对主力，八旗反而成了点缀，最极端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二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参战的绿营兵1万人，八旗兵只有100人。后来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朝廷动员的兵力，绿营和八旗也保持在10：1的比例。
罗尔纲先生认为，这些数字说明绿营兵的战斗力和作用都强于八旗。
好，说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上面讲到的：我们这一部分说了绿营的建立和作用，它是清朝入关以后建立的、以汉族军人为主的部队，收编了很多原明朝军队；起初的作用是弥补八旗兵的数量不足，充当战场辅助，后来为了应对此起彼伏的地方起义，他们承担了维持治安的职责，但最终凭借在战场上的表现，成了近代以前清朝事实上的主力部队。
那么，既然绿营是正规军、主攻手，为什么在我们的印象中，绿营一点存在感都没有呢？
这就要说到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了：绿营衰败的原因。
原因有两点，客观上是制度设计；主观上是绿营后来的腐败。
我们先说客观原因，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在制度设计上，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限制绿营的制度。
为什么要限制呢？因为绿营兵力太重了。
康、雍、乾三朝，全国绿营总兵力维持在60万上下，嘉庆朝白莲教起义时，绿营兵达到66万，是清朝历史最高水平。但同期，八旗兵不到20万，是绿营兵数量的三分之一。清朝皇帝口口声声说满汉一体，但内心里，还是要防着汉人的，必须在制度上限制绿营的发展。
限制的第一招，是分兵。比如，四川省在明朝只有一个“镇”，也就是一个“镇”级军事单位，兵力1万，而康熙时四川绿营兵1万5千，却被分为四个“镇”，这样一分拆，哪个镇的兵力都不足以造反。
限制的第二招，把绿营的职能分散。
最特殊的例子是北京。京师是军事禁卫重地，但防卫军队是八旗，绿营不设镇，仅仅有一个5000人的巡捕营，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从任务分配上限制绿营的重要性。
到了地方省，也是这个思路。其实绿营兵不都是作战部队，它的职责中还有一些差役任务，比如押送犯人、把守城门、护送漕运、看守皇陵，甚至蝗灾来了，绿营兵还得去抓蝗虫。
就拿护送漕运来说吧，国家运送军事生活物资，确实是应该派兵护送，但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所谓护送漕运，不仅仅是绿营兵扛着刀枪跟着货物走，还有大部分的绿营兵是在做漕运维护工作，比如巡查河堤、修补水沟、管理码头，甚至在河岸上种树都要管。这些看起来应该由管理河道的部门负责，或者雇人来干的活儿，都交给绿营来做。
由此，罗尔纲先生总结，所谓绿营，实际上是军队、警察、差役、河工的大杂烩。这样一算，绿营的总兵力，账面上是60万人，但真正用来上阵打仗的，就远没有那么多了。
即便是这样，清政府还要在绿营作战部队上动脑筋，这就是限制绿营的第三招：武器装备。
很简单，好的武器给八旗，绿营兵的武器就很普通了，尤其在火器上，八旗有火器营，而绿营不设这个编制，火炮倒是配备了，但一个省的绿营编制加起来，往往也没几门炮，平时还都在仓库里锁着，实弹训练的机会都不多。
绿营虽说没有火器营，可在步兵营里，也是装备了鸟枪的。雍正年间，兵部改革了全国军队的武器编制，规定绿营兵一律以鸟枪、弓箭、藤牌为主要武器，以前手里拿长枪、大刀、三眼铳的步兵，都改拿鸟枪了。这样的鸟枪兵大致占绿营兵力的50%。
不过，鸟枪兵并没有什么前途。为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限制绿营的第四招：内部晋升机制。
清政府很清楚，八旗兵擅长的是弓箭，而弓箭是打不过火器的。但绿营兵里，有不少人是世代研究火药、鸟枪、大炮的，汉人玩儿火器比射箭拿手，还容易立功。如果这些民间专家、技术能手都提干当官了，就会起到榜样带头作用，激励更多绿营兵放下弓马刀枪，而去学习火器，久而久之，绿营就算没有火器营，八旗兵也不是汉人的对手了。
所以，清政府规定，绿营兵的军官，绝不许从鸟枪兵、炮兵里选，就算立有战功，也不给涨工资，更不能提干。干得好的弓箭兵，可以升职为马兵，干得好的马兵，才可以晋升为军官。清政府用这种晋升奖励机制，来限制绿营的战斗力。
我们再来小结一下：从兵力、职能、武器配备、晋升机制四个方面，清廷在绿营的管理制度设计上，处处体现了限制汉人武装的用心。
但这些都是绿营衰败的客观原因，还有一点主观原因，那就是绿营自身的腐败。
康熙年间平三藩，绿营的战斗力是实实在在打出来的。但这一代人过去，新兵就指望不上了。乾隆晚期有一次御驾阅兵，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绿营骑兵竟然有从马上摔下来的。到了嘉庆末年，绿营兵吸鸦片已经很普遍了，更别说克扣、空饷、窝娼、聚赌这些腐败现象了。
这样的军队，自然是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的，一场农民起义就可以把它打得溃不成军。
第三部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绿营的最后没落及其影响。
动摇了绿营制度的，是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军集中在陕西、四川、湖北三省，其中，陕甘、四川的绿营兵实力最强，在全国绿营系统中的占比，可以达到20%，湖广绿营的兵力也占全国的7%，可这么多兵，竟然没有战斗力，还得从其他省份调兵，历时9年才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这场战争，不但充分暴露出绿营的战斗力衰减，还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清政府把家底掏空了。9年战争，清政府花费了2亿两白银，相当于好几年赤字运营。
第二个后果，就是勇营制度萌芽，后来，正是勇营取代了绿营的地位。
勇营就是地方招募的乡勇。绿营兵靠不住，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军，有些地方就临时招募乡勇。有人会问，既然能招到乡勇，说明地方上有钱，也有兵源，为什么不把他们编入绿营呢？勇营和绿营的区别是：
1.勇营的兵饷比较低，养这样一支队伍，花不了多少钱；
2.绿营是国家军队，招一个兵，就得跟兵部核报兵籍档案，还得向户部申请办理军人待遇手续，补缺的手续繁杂，什么时候批下来也没准儿，兴许人都阵亡了，手续还没办下来呢。相比之下，招勇营的兵，手续上就要简单灵活得多；
3.勇营都是就地招募，在家附近作战，保护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战斗积极性高。
所以，招募勇营，跟扩充绿营相比，又方便，又划算，这就刺激了各省重视勇营、轻视绿营。
清政府掏空家底和勇营制度兴起，这两个后果是互相关联的，而且会造成恶性循环。勇营花钱少，各地就把绿营的兵饷挪用给勇营，因为这样就可以用同样的钱招到更多的兵。而相应的，绿营就发不出兵饷，士气和战斗力就更加下降。
白莲教起义，只是动摇了绿营制度，还没有让它立刻被淘汰，但这个恶性循环的后果，发酵了50年，到了太平天国起义时，彻底断送了绿营制度。
和白莲教是局部几个省的起义不同，太平天国起义波及半个中国，共计18个省，几乎有绿营的省份太平军都打到过，太平军所到之处，就把当地绿营扫荡一番。
我们举个例子，当时新疆还没有建省，也就没有绿营，它的驻防任务要由陕甘绿营派兵去执行，派出的兵5年一轮班，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之前来新疆的驻防兵几乎就没回来过，因为陕甘再也派不出新兵去跟他们换岗。年羹尧和岳钟琪时代威风一时的陕甘绿营都到了这种程度，可想而知，其他省份会有多惨。据统计，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安徽、浙江、江苏等省的绿营已经没有建制了，山西、直隶的绿营还有兵，但军装和武器都发不出来。
绿营遭到如此重创，清政府没想过重建吗？
想过，但想也是白想，绿营是救不活了，因为朝廷根本没有钱，而欠绿营的军饷，最多的省份已经欠了5年，最少的也有两三年，要是让绿营旧部都回营，朝廷连补发的工资都拿不出来。
因此，浙江、江苏、安徽等省份，率先上奏朝廷，明确表示，那些战争期间被打散的、开小差脱离队伍的、养伤后想回来归队的，我们统统不接收了，绿营编制自生自灭算了。
这个口子一开，其他并非战争重灾区的省份，也纷纷效仿，老兵退役后，不再补充新兵，正好可以空出名额吃空饷。
可是，绿营是每个省的守备军，朝廷怎么可能同意地方上这种废弃绿营的建议呢？
这就要看看提出建议的人是谁了。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湘军统帅，在战争中摸索出了勇营制度，他们的亲身经历说明，勇营比绿营管用。
这一点，李鸿章看得更明白，他曾给绿营开过药方：“厚给（ jǐ ）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意思就是：“涨工资，弓箭换成火枪，别再承担管理河道这类的非战斗性任务，保证军队集中，保证人才晋升途径，让有能力的人得到升迁，好好训练。”做到这些，绿营可能还有救。
但是，这些能做到吗？我们前面说了，清廷对绿营的总体态度是要防范，所以这里面的任意一条都是违背这个宗旨的。李鸿章这个药方是典型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最后也总结出四个字：“变易兵制”，“易”就是“改换”的意思，李鸿章的意思是说，只能从制度上推翻重建。
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努力按照旧制度重建绿营，但各省的总督、巡抚早就看明白了，建它干吗？按以前的配方抓药，建得再好也是一堆废物。所以，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各省根本不推行。结果怎么样呢？唯一一个按旧制度重建绿营的省份是安徽，同治四年重建，到了光绪七年，16年过去了，兵都招不满。而其他省份，表面上进行所谓“重建”，其实都换了药方，保留着绿营的空架子，应付朝廷，暗地里都是偷偷改革，换成了勇营制度。
上面我们讲的就是绿营从衰落到名存实亡的过程，总结一下，白莲教起义，动摇了绿营制度，而太平天国运动，彻底葬送了绿营制度，让它名存实亡，到了晚清编练新军，只能算是最终的墓志铭了。
好，关于绿营的来龙去脉，到这儿我们基本上就明白了。但如果我们仅仅了解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的过程，就不能充分理解罗尔纲先生的这本书了。
关于清代兵志，罗尔纲先生写过三部曲，第一部就是本期讲的《绿营兵志》，其后还有《湘军兵志》和《晚清兵志》，《晚清兵志》共计六卷，分别是《淮军志》《甲癸练兵志》《陆军志》《海军志》《军事教育志》和《兵工厂志》。
作者写了这多么书，仅仅是为了梳理出一份清代军队档案吗？并不是的，罗尔纲先生的初衷是，研究军事制度的变动是如何影响国家政治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在这一层面上，再对这本书进行一下总结。
在绿营时代，兵权归国家，绿营的军粮、军饷、调度、使用，事无巨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即便是兵将，小兵的个人档案由兵部管理，绿营的将领由国家任命，将领调任后，兵不随将走。但到了勇营时代，一切都反过来了，小兵是将领招的，粮饷是将领给的，军令是将领发的，几乎就是兵随将走，兵成了将领的私家武装，国家不可能完全掌控兵权。
这一观点，在《绿营兵志》这本书里，只是隐约地提到了，要看完整的阐述，我们需要结合罗尔纲先生系列著作中的《湘军兵志》，把两本书合在一起，才完整地看出罗先生的写作目的。
他说，“研究湘军和绿营，在主旨来说，是要探索两种不同的兵制如何造成两种不同的政局”，绿营时代结束后，“由于湘军将帅获得了总督、巡抚的地位，他们既有兵权，又掌握了地方上的财政、民政，于是他们上分中央的权力，下专一方大政，造成了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而“督抚专政”，对晚清政局的发展变化又造成很大影响。因此，绿营的衰落和重建的失败，表面上是军事制度的变化，但实质上，是清朝中后期政治格局变化的导火索。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绿营兵志》这本书，就会有更深的阅读体会了。
到这里，这本《绿营兵志》的主要内容就说完了。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汉族大臣的建议，在每个省都建立驻守军队，这就形成了绿营。绿营为清政府快速统一、巩固政权，发挥了八旗不能取代的作用，甚至在西北，成为国家边防的主力部队；但是，清政府在重视八旗、限制绿营的指导思想下，出台了多种不利于绿营发展的政策，从兵力、职责、装备、晋升等四个方面来限制绿营，加上绿营自己沾染腐败习气，终于不可避免地衰败了；经过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接连打击，绿营再也不复当年之勇，成为存在感很低的二等军队，逐渐让位于新的军事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勇营，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而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还能从绿营的沉浮中看到“军事制度的变动，对国家政治的影响”，那就是：清朝统治者从制度层面对绿营的防范打压，导致这支原本应当，也有能力成为国防主力的军队，不可避免地逐渐衰落，而绿营没落造成的军事力量真空，又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类的汉族大臣提供了成长空间，他们凭借地方武装起家，凭借军功，成为政治新贵，又反过来极大影响了晚清的政坛格局。
这种从军事制度变革中考察历史与国运的眼光，也是罗尔纲先生晚清军事系列著作的出发点。
撰稿：曲飞工作室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转述：李璐
划重点
1.绿营为清政府快速统一、巩固政权，发挥了八旗不能取代的作用，甚至成为国家边防的主力部队。
2.绿营的衰败有两个原因：客观上，是因为清政府从制度层面对绿营的防范打压；主观上，是因为绿营自己的腐败。
3.绿营的兴衰，反映出军事制度的变动会影响国家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