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米尔的帽子》丨周萌解读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卜正民是著名的汉学家，主要研究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中国近代史、全球史。代表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在每天听本书栏目中也有解读。

关于本书

这是一本探索全球化起源和动力的书，作者试图通过17世纪著名画家维米尔和与他同时代的画家的几幅作品，来寻找17世纪世界如何改变的标志，而这种变化又与中国息息相关。

核心内容

作者通过维米尔画作中的细节，发现了17世纪全球贸易的线索，并将这位荷兰画家笔下的世界与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让我们得以从全球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作者撰写此书的动机，便是提醒人们，全球化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我们尚未实现，但它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能用这样的视角看问题，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屠杀还是成就，都是我们共同的遗产；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的命运，也都是整个世界的缩影。我们应当学会承认、接受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的生活体验已带有全球性质。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维米尔的帽子》。作者通过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作品，展现了17世纪全球贸易网络开始形成的图景，并由此说明了中国在整个全球贸易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本书作者卜正民，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汉学家，加拿大人，现在已经快70岁了。作为一个汉学家，他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明史。他写了很多相关的著作，而且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会讲故事，特别生动。比如，有一本书叫作《纵乐的困惑》，讲的是明代的商业和文化，在我们每天听本书栏目中也有解读。

而本期这本《维米尔的帽子》，之所以选择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画作为入口，有这么几个原因：其一，是因为维米尔太有名了，他与哈尔斯、伦勃朗被合称为“荷兰三大画家”。他的那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更是家喻户晓的世界名作。选他的作品大家会更熟悉。其二，是因为维米尔擅长描绘室内场景，当你看他的画的时候，能让你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仿佛外部世界都消失了，让人更能沉浸在画面的线索中。其三，是因为维米尔绘画中有很多东方元素，能让西方读者更接近中国，而中国读者则能通过西方绘画的视角扭转关注的方向，将目光投向画面之外的广阔世界。不要把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明朝，仅仅当作是自己国家的历史，而是把它当作全球故事的一部分，从外部来理解我们已经熟悉的历史。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作“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17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重大改变的开端。那当时世界发生了什么改变呢？就是全球化开始兴起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发现新大陆和开辟新航线，让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大增加。欧洲人对神秘的东方充满了幻想，特别是那些传说中遍地的金银财宝。在这个终极动力的推动之下，全球贸易开始逐渐联动成一个网络。作者用“因陀罗网上的宝珠”来比喻这本书以小见大的特点。因陀罗，是印度佛教中的雷电之神和天堂众生的国君。因陀罗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把世界创造成一张网，在网的每个打结处都系上一颗宝珠，万事万物都是因陀罗网上的一颗宝珠，而每颗宝珠都暗含着网上其他所有的东西。他将维米尔的画作当成一颗因陀罗网上的宝珠，从这颗宝珠上，他会找出一扇门，通过这扇神奇的门，便能走向整个世界。

本书中一共讲述了八幅画和一只瓷碟，其中七幅画是维米尔的。接下来，我就会重点为你讲述其中维米尔的三幅画，从这三幅画中找出三扇通往17世纪全球贸易网络的门。这三扇门涉及的三件物品都是日常使用之物，它们分别从财富、审美和通货等方面，反映出中国在17世纪世界全球化中扮演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角色。值得提醒你的是，本期我们说到的所有画作，你都可以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页面里看到，这些图片能帮你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内容。

下面我们先来讲第一幅画：《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在介绍这幅画之前，我们先来说说维米尔生活的地方，那就是荷兰城市代尔夫特。代尔夫特位于荷兰南部，地处海牙和鹿特丹之间，是一个宁静的小镇。直到今天，走在代尔夫特街上，仍有可能一脚跨进17世纪的氛围之中。当时最强大的贸易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代尔夫特也成立了事务所。维米尔绘画的发源地就是代尔夫特，他也留下了许多关于这座城市风土人物的画作。

维米尔有一幅风景油画就叫作《代尔夫特一景》，在这幅画中，维米尔描绘了代尔夫特港口的宁静日常。画面展现的是从代尔夫特南区郊外的高处，向北远眺的港口景致。值得注意的是，港口停泊了两艘鲱鱼船。鲱鱼捕捞原本是北部挪威的产业，那里有传统的鲱鱼渔场，但是由于17世纪影响深远的环境因素，也就是全球降温，改变了鲱鱼的活动范围。有人将1550年到1700年这一百五十年的降温期称作“小冰期”。由于气温降低，使得北海的鲱鱼渔场向南移向波罗的海，最终落入荷兰渔民之手。正是由于这意外的天赐良机，才让荷兰人有资本投入造船和海上贸易，成为日后主导全球经济的主力之一。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例子，是为了让你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写作手法，那就是从画中的具体细节入手，探寻画面背后深层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将维米尔的画作和整个世界的变化发展联系在一起。那么言归正传，我们就来看今天要详细解读的第一幅画《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从这里我们将打开第一扇门：维米尔的帽子。

这幅画表现的是一个室内场景，画中一名侧背向我们的男子，身着一身鲜红的外套，头戴一顶夸张的大檐帽，正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女子示爱。而我们的关注点将落在男子的这顶帽子上。这是一顶华丽的海狸毛毡帽，15世纪以前，欧洲人喜欢用毛毡制作帽子，而欧洲海狸毛皮是制作毛毡的好材料，因为海狸毛有倒钩，制作毛毡时容易缠结，此外，海狸毛毡帽具有结实和防水的特性。但是由于过度捕捉，使得欧洲海狸数量锐减。到了16世纪，海狸毛毡帽成了奢侈品，穷人只能戴羊毛毡做的帽子。

16世纪末出现了两个新的海狸毛来源，一个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另一个是加拿大。俄罗斯的货源不稳定，路途又远，而北美地区的土著猎人却很乐意和欧洲人做生意，出售海狸毛皮。在他们看来，欧洲人是吃亏了，因为印第安人并不觉得海狸对他们有什么珍贵，而欧洲人又反过来觉得占了土著人的便宜，这样双方皆大欢喜，因此，加拿大成了海狸毛皮的主要供应地。

由于海狸毛皮市场竞争激烈，不同的土著部落间争抢与白人的贸易权，几乎直接导致了北美土著间的战争，以及土著部落的衰落。这件事还要从一个法国人说起，他叫作萨缪尔·尚普兰。他是北美洲东部圣劳伦斯河地区法国传教团的团长，他的商业集团在法国享有海狸毛皮的十年垄断期，也就是说，法国人只能从他手里购买海狸毛皮。但到1609年时，这个垄断到期了，海狸毛皮市场全面开放，导致尚普兰公司的利润直线下滑。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将触角伸向更上游的供货区，于是联合安大略湖北岸的土著休伦人，在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尚普兰湖边，与南岸的土著易洛魁人展开了一场交火。

这场交火由于尚普兰这一方有欧洲火绳枪的加入大获全胜，但是那场短暂的交锋却成了白人和印第安人关系史上的转折点，不仅打破了土著部落间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均势，同时也让法国和易洛魁部落开始了一百年的敌对关系。可是休伦人受到的伤害更深，原因是欧洲传教士带来的各种传染病，一波波传入了休伦联盟，严重创伤了该联盟的人口。从此，北美的印第安文化和生活方式慢慢走上了毁灭之路。不管是战胜的一方还是战败的一方，实际上都成了历史中不起眼的牺牲品。

发生的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和地球另一边的一个国度有关，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因为尚普兰拼命敛财的最大动力，就是去中国寻找商机。当时的中国在欧洲人眼中是财富和梦想之地，尚普兰希望找出从法国出发，“不受北方冰山干扰或酷热区热气折磨的”横越北美大陆的通道，直达中国。当时他还不知道，北美和中国之间还隔着一个大洋。尚普兰的梦想没有实现，但当初他在湖边冒着生命危险用火绳枪射杀三名莫霍克族人，就是因为他想要控制欧洲毛毡制造商的毛皮交易，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抵达中国。维米尔画中出现的那顶帽子，只是尚普兰梦想的副产品。

我们来总结一下，作者通过维米尔生活的地方荷兰小镇代尔夫特，拉开了17世纪世界贸易的大门。在维米尔的画作《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军官所戴的海狸毛皮毡帽，是当时欧洲与北美土著海狸毛皮交易的缩影。法国人尚普兰为了寻找通往中国的捷径而拼命敛财，想把北美海狸毛皮交易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在两个土著部落联盟间发动战争，使得土著部落之间岌岌可危的均势被打破，成为印第安土著部落开始衰落的转折点。由此可见，正是中国潜在的财富吸引力，拉开了全球贸易角逐的序幕。这一序幕一旦拉开，就会引起许多连锁反应，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的格局。这时的中国已经牵动了因陀罗的网，却可能没有意识到它自己也即将被卷入这场波及全球的权力和财富的争夺之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维米尔的另一幅画《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其中有我们要打开的第二扇门：一只瓷碟。

如果看过前一幅画再来看这一幅，会发现两幅画中的女子其实是同一人，穿着同样的衣服。画中女子的原型，很可能就是维米尔的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这幅画描绘的是女子站在打开的窗前，就着阳光读信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她的下方有一张大桌子，桌子上盖了一条土耳其地毯，地毯的一端皱成一团，让画面生动有力。此外，地毯上斜放着一盘水果，而我们的第二扇门，就是盛水果的瓷盘。

公元8世纪，中国瓷器就已经流入波斯。波斯人非常喜爱中国的陶瓷，但是波斯本地的制陶工艺无法达到中国陶瓷那么白，于是，他们在灰色粘土上涂一层白釉，再用当地的钴蓝色颜料画上装饰图案，用这种瓷器和中国瓷器竞争。后来到了13世纪时，波斯和中国都被蒙古人统治了，因此它们之间的往来更直接，中国陶瓷从陆路就可以直接到达大陆另一段的波斯市场。景德镇的陶工市场嗅觉还是很敏锐的，为迎合波斯人的品味，他们从波斯进口这种波斯钴，也给瓷器上绘制这种钴蓝色的装饰图案。而大名鼎鼎的青花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它是薄白瓷，富有光泽，釉面坚硬，色彩靓丽生动。15世纪，帖木儿宫廷的陶工就开始仿制中国瓷器，同时代的欧洲人又从波斯人那里学到了制瓷技术。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家家户户都用瓷器来装饰生活，在维米尔生活的代尔夫特，瓷器早在他出生前就出现了。

但是瓷器第一次来到阿姆斯特丹，却是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在公海上敌对的结果。1602年，在拿破仑被流放的圣赫勒拿岛外海，一队荷兰船轻松拿下了葡萄牙船圣伊阿戈号。这艘船和船上的货物来到阿姆斯特丹，船上的瓷器引来了全欧洲各地买家的抢购。第二年，荷兰人又如法炮制，在马六甲海峡抢夺了圣卡塔莉娜号货船，这是17世纪最轰动的掠夺船货案。圣卡塔莉娜号上有十万件瓷器，总重超过五十吨。当时阿姆斯特丹群集了为北欧各国国王采购的买家，各国国王要他们不论价格一律买下。1613年，葡萄牙人击沉了荷兰商船白狮号，这一次，数千件沉没在了烂泥之中的瓷器到三百多年后才被打捞上岸。当时，荷兰正在发动一场矛头指向西班牙的战争。1580年至1640年间，葡萄牙受西班牙国王统治，葡萄牙处处听命于西班牙，因而在荷兰人眼中，葡萄牙人为虎作伥，也是自己的攻击目标。抢夺圣伊阿戈号、圣卡塔莉娜号以及白狮号的沉没，只是那场战争里的几个小冲突而已。

荷兰与西班牙在海上的敌对行为，不仅是西班牙与荷兰之间的私怨，还和重新划定全球秩序有关。1493年，教皇敕令，以摩洛哥外海佛得角以西约500公里处画下的南北子午线为界，西边全部归西班牙管辖，东边则为葡萄牙领地。不过第二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又签订了协议，更改了教皇的诏书，将分界线往西面移了1350公里，这可能是因为葡萄牙已经知道了巴西的存在。至于地球另一边，这条分界线应该在哪协议里都没有提，因此，葡萄牙和西班牙立刻都从相反方向出发，力图抢先完成环球的壮举。他们知道中国就在地球的另一头，谁先到达中国，谁就能取得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葡萄牙早一步先到中国，但是他们想与明朝正式通商的想法却落空了，中国只允许外国人以到访外交使节团成员的身份在中国逗留。直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才终于和中国达成一个非正式协议，中国允许葡萄牙人在华南沿海的一处长半岛上落脚，这就是澳门。

在维米尔这幅《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前景中的那只中国碟子，在当时人看来是精美的外国之物。虽然这只碟子放在中国，可能未必是什么上档次的器物，也不会把它放在房间里作为装饰，可正是这种带有异域色彩的美，驱动了欧洲人来到中国，从而推动了全球贸易的进程。

我们来总结一下。17世纪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之间的战争重新划分了世界秩序。欧洲列强为了率先到达中国你追我赶。在吸引欧洲人的众多货品中，有一个重要的货品是中国的青花瓷。青花瓷起初是为迎合波斯人的审美而逐渐创新形成的，在后来的演化中加入了欧洲人的审美趣味，它无意间改变了全球的陶瓷制造工艺。在维米尔《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中出现的那只瓷碟，便是中国瓷器改变全球贸易的一个缩影。看似土生土长的青花瓷，实际则是审美趣味在全球化贸易中碰撞的产物，这是中国参与17世纪全球化的又一个例证。中国在审美上的吸引力，实际是中国文明核心价值和财富的吸引力。17世纪世界开始全球化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

最后，我们来打开维米尔的第三幅画，寻找其中的第三扇门：一枚银币。这幅画的名字叫作《持秤的女人》。画中的模特儿依旧是维米尔妻子卡塔莉娜。只是与前一幅时隔八年，她现在三十出头，正怀有身孕。在前两幅画中青春活力的她，此时已是一位稳重从容的少妇了。她正专心拿着秤，而她准备称量的就是桌边放着的几枚硬币，其中有四枚小金币和一枚大银币。

17世纪的时候，欧洲人使用金银币来交易，但由于金银币较软，重量会随着使用而渐渐磨损变轻，因此人们不得不通过称量钱币的重量，来确定它们真正的价值。对当时人而言，钱币真正的价值不是它的面值，而是其中所含的贵金属的价值。我们现在就将目光落在这一枚不起眼的银币上，它将是我们要开启的第三扇门。

当时的银币有多种重量和面值，但是流通于荷兰共和国的金币只有一种，就是达克特金币。一枚达克特金币约值两枚达克特银币，从画面中两种硬币大小差距判断，那枚银币应该是达克特银币。维米尔生活的时代，也就是17世纪中期，被后世称为“白银世纪”的尾声。白银世纪起始于1570年左右，当时大量白银突然之间通过往返于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和航船在市面上涌现，仿佛一夕之间，所有东西都能通过白银的价值来买卖了。白银对世界的影响力之大，就在于它本身不再作为一种商品，而是作为交易的媒介而存在，这使得白银变得不可或缺。

随着经济增长，白银的需求量也不断膨胀，而中国则是欧洲白银最后的归宿。这由两个原因造成：其一，当时白银在亚洲所能买到的黄金，比在欧洲能买到的更多，几乎多了一倍，而且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远大于在欧洲的购买力；其二，欧洲商人除了白银，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卖给中国，欧洲的商品在质量和价格上能和中国产品一较高下的，只有火器而已。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白银需求量呢？因为中国的银矿被政府严格限制了产量。政府不希望白银不受其掌控而落入私人手中，从而导致人心腐化和社会动荡，也希望借此能让银价维持在低位。一方面，政府想尽办法限制银矿开采，另一方面，商人却将白银大量输入国内，这种反差凸显了官方政策与民间商业之间的脱节。

那么欧洲白银是如何流入中国的呢？有两个渠道，但出发点都是全球级的白银产地——西班牙控制下的美洲，也就是今天的墨西哥或是秘鲁。其中最有名的是矿城波托西。波托西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那里开采出的白银让西班牙的财富大增，从而使西班牙有了雄厚的资金来巩固它在南美洲的帝国，将势力延伸到菲律宾，将美洲、亚洲、欧洲纳入一个共管区。这就是白银的力量。西班牙的白银在未能运抵外地时，要在波托西铸币厂铸成雷亚尔币，然后再流向欧洲，并从欧洲流到亚洲各地。雷亚尔币到了中国就会被熔掉，变成银子。这就是欧洲白银流入中国的第一个渠道。荷兰政府是直到战争和禁运截断了雷亚尔币的流入之后，才开始自行铸造货币的。画中那枚达克特银币，就是为了弥补这种短缺而在1659年发行的货币。

白银从波托西往东流到欧洲，再从欧洲流到亚洲，这还不是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途径。另一个渠道是从波托西往西，先抵达南美西岸沿海，然后往北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再横越太平洋，抵达菲律宾马尼拉。白银到马尼拉之后，再用来交换中国商品，然后被运往中国。当时的马尼拉，是欧洲经济与中国经济结合的轴心，是17世纪东西两半球的交会之处。一条白银之河，将美洲的殖民经济和华南的经济连成了一体。

明朝白银源源不绝流入，催生出了奢靡之风，原本维持社会团结的伦理基础逐渐崩溃，社会腐败堕落，贫富两极分化，物价疯涨，以至于民间出现卖儿鬻女的现象。虽然1640年让明朝垮掉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寒冷气候的冲击和随之而来的传染病，农作物产量下降，以及庞大的军事开销等等，但是当时的人却觉得白银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后来有学者指出，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物价的上涨，不是因为白银供应的长期增加，而是因为短期紧缩，而这与马尼拉的白银贸易有关。

西班牙人和华人在马尼拉的贸易一直处于脆弱的平衡之下，供给或可动用现金一出现小问题，就会引发更大的信心危机，导致整个贸易停摆。这不但影响了中国国内的货币波动，还导致了一段马尼拉华人的血泪史。西班牙人于1570年第一次来到马尼拉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三百余名华商在做生意了。一开始双方相处融洽，西班牙人的成功，离不开当地华人的功劳。华人从事的工作涵盖了各行各业，而且技术纯熟，干活认真，价格公道。没有华人，马尼拉就无法维持正常运行。但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又对华人充满忌惮，蛮横地保护着自己财产。

1603年春，一名叫高寀的中国官员派了一支代表团来马尼拉，他想要查明这里是否有传说中的“金山”。代表团的到来惊扰了西班牙殖民者，他们疑心所谓调查只是幌子，事实上是来探路，想要接下来出兵入侵。那年春末，一个供欧洲人看病的诊所起火，西班牙总督却不让自愿进城扑火的华人进入，诊所最终付之一炬，这更加深了华人的不满。又加上那年夏天，刚来马尼拉不久的西班牙大主教，在布道的时候指控华人罪孽深重、行巫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在那年的秋天演变为一场暴力流血事件，两万名缺乏武装的华人，遭到西班牙士兵和当地土著战士的屠杀，全部丧命。虽然这场流血事件过后，贸易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一直到17世纪末，那场屠杀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继续缠扰着当地西班牙人和华人的关系。

同样的悲剧在1639年又一次上演。波托西的白银产量下滑，又加上1638年到1639年，连续三艘西班牙大货船触礁沉没，重创了马尼拉的贸易，那时中国崇祯皇帝又出台了禁止海外贸易的措施，种种原因相加，马尼拉的贸易停摆了。这导致菲律宾华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微弱平衡态势被打破，1639年，华人与西班牙人之间开始了暴力冲突，约一千三百名华人在冲突中死亡。

在维米尔《持秤的女人》中，我们看不到西班牙人和华人的冲突，也看不到财富所能激起的暴力，但是白银这种东西，在更广大世界的种种抢夺和冲突中，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中国的白银流通，在世界贸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反过来，白银交易的起落也改变了一部分华人的命运，甚至改变了明朝本身的命运。全球贸易之河将世界各地的物产、人力、情感普遍联系起来，形成了现代全球化世界的雏形。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内容。作者通过维米尔画作中的细节，发现了17世纪全球贸易的线索，并将这位荷兰画家笔下的世界与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

作品《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军官所戴的海狸毛皮毡帽，是欧洲人与北美土著海狸毛皮交易的缩影。法国人尚普兰，为了寻找通往中国的捷径而积蓄财富，引发了两个土著部落联盟间的战争，导致了土著的衰落。作品《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中的瓷碟，折射了17世纪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之间重新划分世界秩序的战争。中国青花瓷，是为迎合波斯人和欧洲人的审美而逐渐创新而成的，它无意间改变了全球的陶瓷制造工艺，也影响了全球的贸易。作品《持秤的女人》中的银币，是白银连接起全球贸易的佐证。白银购买力强、货品众多的中国是欧洲白银的最后归宿，但白银贸易中的薄弱环节，一方面造成了国内白银供应的短期紧缩，导致了通货膨胀，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另一方面导致了在菲律宾马尼拉做生意的西班牙人和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后发展成流血和屠杀。作者通过维米尔的画作，其实是打开了一扇扇通往17世纪世界的大门，并让我们得以从全球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

最后，作者用英格兰诗人和神学家约翰·邓恩的话道出了其中的意义——“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一块陆地，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把一块泥土冲走了，欧洲就缺了一小块；如果把一个海岬冲走了，欧洲就少了一个海角。”这个比喻正如同开篇提到的因陀罗的比喻，每个泥块、每颗宝珠都影响着与之共存的每一个泥块和宝珠，这正是一种全球化的世界观。作者撰写此书的动机，便是提醒人们，全球化尚未实现，但它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能用这样的视角看问题，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屠杀还是成就，都是我们共同的遗产；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的命运，也都是整个世界的缩影。我们应当学会承认、接受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的生活体验，已带有全球性质。

撰稿：周萌脑图：刘艳转述：成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