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幽燕》 朱步冲解读
《经略幽燕》| 朱步冲解读
关于作者
曾瑞龙： 香港中文大学学士和硕士，亚利桑那大学博士，师从著名宋史学者罗球庆，专攻宋代军事史，生前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著有《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和《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
关于本书
本书是作者曾瑞龙于2003年完成，旨在跳脱传统史学框架，尝试以宋太宗两次失败的北伐为着眼点，从“战略文化”与“大战略”角度重新剖析宋代军事政策与行动的不足与缺陷。在分析中，作者采用了政治学，军事地理学，战略学等多学科并重的研究方法，试图解答北宋为何无法在对外战争中对北方草原民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问题。
核心内容
本次解读按照原书结构，为你依次解读作为军事要地的幽燕地区，在宋辽并立初期如何成为双方冲突的导火索。宋太宗的突然继位如何让北宋毅然选择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进行北伐。两次战略布置截然相反的北伐，为何殊途同归，最终失败。而北伐的失败，又对北宋随后的军事外交政策，造成了那些深远的影响。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朱步冲，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曾瑞龙先生的《经略幽燕》，副标题是“宋辽战争的军事灾难分析”。作者曾瑞龙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是宋代军事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但不幸因病于2003年英年早逝，享年43岁。本书，就是他留下的三本重量级著作之一。
说到宋朝，我们心里的感情往往很复杂。为什么呢？一方面它是一个经济繁荣，物质丰富，艺术造诣很高，生活方式非常风雅的朝代，但另一方面呢，从外交军事角度看，宋朝的人设是“积弱”，对外战争败多胜少，外交上不断割地赔款，忍辱负重。
如何来解释宋朝这种辉煌与耻辱并存的割裂性？这是众多历史研究专家和历史爱好者一直关心，争论不休的问题。本书作者曾瑞龙研究的重点，是北宋建立初年，公元979年和986年，宋太宗赵光义试图收复北方幽云十六州的军事行动。这两次惨败，仿佛是日后宋朝对外战争连续失败的预兆。
北宋初年对辽作战的失败，被历史学家认为是近世历史的一道分水岭，奠定了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原农耕文明面对北方草原民族的防守与退让态势，也为北方草原民族进一步征服中原打下了基础。
以这两场败仗为切入口，曾瑞龙先生独辟蹊径，利用学科理论整合的方法，同时使用了跨学科的多种理论和视角，包括军事战略 、地理、政治制度，心理学等等，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宋朝对外战争的一再挫败，既是人事与制度问题，也是国家大战略内在矛盾的结果。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我们越是渴望持久的和平，就应当了解战争。或许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接下来，我们就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为什么北宋朝廷执意要收回幽云十六州？它在北宋开国大战略里占据了什么样的重要地位？
第二部分：分析两次北伐的失败，检讨宋太宗时代北宋朝廷决策体系、战略部署到临场指挥的矛盾与不足。
第三部分：两次北伐失败给日后北宋整个军事外交政策的影响与冲击。
首先，作者曾瑞龙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宋代国势不如汉唐，是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的直接后果。 在历代史学研究家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这两次北伐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宋朝自建立开始，它的军队就不能打，战斗力疲软。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宋代军队“不能打”的毛病呢？历代学者，甚至网络上的历史爱好者，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宋太祖赵匡胤搞杯酒释兵权，让一大批开国名将解甲归田，不再领兵出征。再比如，北宋后来又通过搞枢密院制度，把调兵权和指挥权分开，搞的将士之间彼此不熟悉。还有的研究者说，宋初的疆域版图基本来自后周，失去了陇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这个优良战马的产地，导致宋代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来和草原骑马民族抗衡，诸如此类。
不过，曾瑞龙说了，自己并不满意这样的解释,因为它们都是一种“单一原因决定论”。和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一样，建立之初的北宋，统一过程中培养的尚武精神，还没有丧失；那些在统一大业中，身经百战的强兵悍卒也在。那些能征惯战的开国名将，虽然在杯酒释兵权行动中退隐了一批，但依旧还有很多活跃在军事指挥第一线。不仅如此，历史学家眼中，那些削弱了宋军战斗力的制度。在宋太宗两次北伐的时候，要么还没有创立，要么刚刚建立，还来不及发挥影响。如果我们还满足于那些传统的解释，就无法自圆其说。
所以，曾瑞龙在这本书一开头，就独辟蹊径，从英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理论家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角度，来分析宋太宗启动北伐的原因。
幽云十六州，囊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和山西省的北部。幽云十六州的北部，是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一线。两座山脉犹如相连的城墙，屹立于华北平原北部，地势险峻，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军事防线。这在生产力低下，军事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无疑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侵袭的天险。
不仅如此，幽云十六州的中部，有两条奔流的大河：桑干河、拒马河。进攻的骑兵在这里行动缓慢，防御方还可以利用河流水系运送后勤补给物资。所以说，幽云十六州地区横贯交错的河流体系，形成了防御北方铁骑南下的第二道天然防线。
在唐朝，这一块军事要地，被称为卢龙镇和振武镇，是唐朝北部边境两个节度使管辖的地区。不过，在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卢龙和振武镇就被契丹人建立的北方草原帝国，辽国，给占领了。
所以说，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收复幽云十六州，不但有军事防御和经济上的考虑，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北宋来说，如果收复了幽云十六州，就等于宣告，自己才是天命所归，能够把整个华夏地区都纳入版图的大一统王朝，恢复了盛唐时代的荣光。
然而，北宋建立时的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射猎为生的游牧民族。在五代十国时期，它收容了大批因战乱而前来投奔的中原，女真人口，利用这些人口开垦耕地，建造城市，发展手工业和贸易，国力大大增强。对于辽国来说，幽云十六州战略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更是南下侵略的桥头堡。但后周的周世宗柴荣，却在959年出兵收复了十六州中的瀛洲，莫州两地。从此，辽国和南方的中原王朝，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剑拔弩张，冲突升级的态势，双方边境将领都曾不断出兵越境，进行小规模骚扰攻击和掠夺。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北宋这一边。总体来说，从960年到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期，他在宋辽边界，采取的是一种弹性防御的战略。这是因为，整个南方的割据势力还没有消灭，根据北宋开国大战略，收复幽云十六州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所以，赵匡胤任命李汉超，贺惟忠等名将，让他们带兵分别驻守在紧贴幽云十六州的瀛洲，莫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任丘，河间等地，防御辽军南下，但是不主动出击。
曾瑞龙分析说，宋太祖时期之所以没有急于对辽国用兵，反映的是文人官僚坚持的“内政主导论”：刚刚统一的北宋民生凋敝，经济低迷，必须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等到经济实力显著提升，超越辽国之后，再以雄厚的经济实力转化为作战实力，开启北伐。
公元974年，北宋和辽国在雄州议和。但是，脆弱的和平只维持了几年。这是因为976年，发生“烛影斧声”事件，宋太祖赵匡胤神秘暴死，宋太宗赵光义继位。这就造成了一种什么局势呢？
曾瑞龙总结说，宋太宗明白，自己夺取皇位的手段不清不楚，遭受非议的程度，比起哥哥赵匡胤，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对于赵光义来说，他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英明神武和继位的合法性。南方的割据势力已经打完了，所以只能在北部边疆动手。辽国这个敌人，对于北宋军队来说，无疑更强大，不过一旦打赢，给宋太宗带来的光环也更显赫。
从表面上看，北宋军事力量是优于辽国的：宋太祖末年，北宋的中央禁军兵力高达19万3000，地方厢军37万8000，可以用来参加对辽作战的兵力高达15到20万。而同时代辽国能够动员的有效战斗部队，大概是10万人左右。
另外一个让宋太宗觉得辽军战斗力并没有传说中可怕的原因是，979年3月，在北宋消灭北汉的最后一战中，辽国向北汉派出了援军。结果在白马岭，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阳曲县附近和宋军遭遇，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遭遇战。结果呢，是辽军惨败，统军大将耶律敌烈等五员辽国上将，都在这一战中死于非命。
这一战刺激了宋太宗的野心，他觉得，辽军战斗力不过如此，辽国出兵援助北汉，违背了974年的雄州和议，那北宋大军直接进军幽云十六州，就是名正言顺。
另外，在围攻北汉首府太原的战斗中，北宋军队士气旺盛。比如，一个叫荆嗣的军官，身先士卒，奋勇登城，被打碎两颗牙齿，一只手中了炮石，两小腿都中箭。依旧是死战不退，亲手击毙了好几个敌人，才被战友从火线上抢下来。宋太宗自己为了鼓励士气，也顶盔贯甲，亲临一线，士兵们是倍感振奋。这一切都让赵光义觉得，军心可用，和辽国摊牌，彻底完成统一大业的机会到了。
确实，这个时候的北宋军队，战斗力确实处于一个峰值阶段。作者曾瑞龙分析说，北宋初年的军队，沿袭了唐末和五代以来军阀部队的传统，就是好勇斗狠。很多五代十国到北宋时代的知名领兵大将，都是胡汉混血后裔，以勇武果敢为荣，主张在野外机动作战中，捕捉敌军主力，实施决战，迅速获取胜利。北宋大将王全斌灭后蜀，只用了66天，就是这种速战速决战略的最好体现。
然而，如果从事后检讨，就会发现，北宋军队内部，隐患已经诞生。首先，赵光义继位后，需要一批自己的亲信将领。选拔的标准呢，就是能够严格执行自己的决策，守纪律，不讲个人英雄主义，能够恪守儒家忠君思想的人。曾瑞龙就举了曹彬作为例子。曹彬这员大将，待人宽厚，廉洁自律，更像二战中的美国五星上将，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和协调大师。但是，曹彬为人谨小慎微，过分听话，而且作战指挥风格太保守，不敢冒险，这就为宋军之后的失败打下了伏笔。
其次，宋太宗赵光义，为了巩固自己个人的统治，方便指挥军队，逐渐开始强调军队的组织纪律性。这就给宋军带来什么变化呢？首先，是皇帝个人不断干预作战，从大的战略布置，到具体战斗指挥的细节，都要过问。其次，是开始强调野战中的阵型。由于缺乏骑兵，北宋军队习惯的作战方式，就是战斗中要保持一个密集稳定的队形，也就是所谓的“阵”。然后，用盾牌，长枪，大刀和弓弩等远射兵器相结合，防止对方骑兵突破，打坚决的防守反击。但是，过度拘泥于阵型，让宋军的战场临阵应变能力，迅速弱化，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刚才，我们了解了北宋初年宋辽双方的战略态势，幽云十六州对于双方的重要性，以及宋太宗上台之后，对北宋军事体系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两次北伐的大致经过，看作者曾瑞龙是如何复盘，利用现代军事研究成果，来总结北伐失败原因的。
公元979年5月，在灭亡了北汉之后，赵光义直接挥军北上，自指幽州。宋代的幽州，故址在今天北京大兴县西南部广安门附近。宋太宗这个大胆举动，就是想兵贵神速，打辽国一个猝不及防。
6月23日凌晨，宋太宗率军抵达了幽州城下，兵力大约是十万。当天，宋太宗就亲率禁军在城北和辽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和统军使萧讨古两支敌军，进行了第一次野战。辽军寡不敌众，被迫入城固守。
由于宋军行动迅速，直到此时，辽军才得知宋军进入幽燕地区，仓促之间，难以组织大规模增援，所以只能依靠驻军死守。直到25日，辽国后续援军才陆续到达，最先来的耶律学古部，冲破了宋军防御圈，进城增援。后续的耶律沙，耶律斜轸，萧干等部，只能在城外扎营，准备与幽州的守军里应外合。
此时，作战态势对宋军是有利的。首先宋军初战小胜，又让辽国援军的大部分不能进城，只能在外围观望。另外，幽州附近原属辽国的中原居民，也开始牵牛担酒，犒劳宋军，幽州变成了一座宋军围困下的孤城。
但是，胜负的天平在一夜之间倾斜：7月6日，幽州外围的辽国援军和围城宋军在幽州西北的高粱河。也就是今天的西直门外会战，宋太宗亲临前线指挥，结果宋军大败。这场失败，在宋代史学著作里，提得非常含糊，只是说宋太宗率军围困幽州，久攻不下，军士疲惫，太宗又恐怕辽国不断添兵救援，所以主动下令，班师回朝。
而反过来，在辽国这边的史书，比如《辽史》里，对高粱河之战就写的比较详细，而且很不留情面：说7月6日，辽军大将耶律沙和宋军大战于高粱河，另外两名辽国大将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出奇兵，从宋军侧面实施突击，导致宋军大败，宋太宗抛弃部下独自逃跑。这一跑，导致第二天宋军各部由于失去主帅，群龙无首，在辽军的铁骑冲击下，伤亡惨重。
曾瑞龙分析说，失败的责任，主要在宋太宗：他不等其他部队汇合，就率领亲军和辽军进行会战，原本的预备队被用来攻城，，也没有布置失败后的预案。导致原本可以前来支援的预备队，也就是距离宋太宗亲军最近的曹翰，米信两支部队，在幽州东南，距离战场有十几里远，没法赶来，让宋太宗一支孤军，被辽军多路夹击，先胜后败。这一场败仗有点像拿破仑在滑铁卢，本来自己占据上风，结果在战役快结束时，防守方从侧翼杀出一支生力军来，瞬间改变局势。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辽军对宋军有生力量的杀伤，似乎没有宣称的那么大，因为几个月后的满城会战，北宋又能轻松投入八万大军，可见主力还在。
不过，这场遭遇战的失败对宋军精神和战斗意志上的打击，就非常严重。“恐辽症”，开始在宋太宗和宋军将士们心里逐渐形成。一个例证就是，自从高粱河之战后，宋太宗本人再也没有亲自上前线，而且对于麾下将领的约束却越来越强，不肯下放作战权，还要从远方遥控，间接干预将领们的前线指挥。这些举措，为北宋军事制度日后的僵化和失灵，开了一个坏头。
高粱河之战后，宋辽两国维持了大概6年的和平，北宋没有进行任何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但是，在公元986年，宋太宗拍板，决定再一次进军幽燕地区。
这中间六年发生了什么？从现存史料看，北宋朝廷内部在和战之间，游移不定。反对开战的，是北宋朝廷里的一部分士大夫官僚。他们感觉打仗是件非常危险，不划算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隋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唐朝之所以藩镇割据，就是因为一味地对外开疆拓土。开疆拓土必然导致民生凋敝，也会导致将领拥兵自重，变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所以田锡，吕蒙正，赵普等文官，就劝说太宗，不要再对辽用兵了，小心重蹈隋炀帝，唐玄宗的覆辙。
但宋太宗依旧不那么看。曾瑞龙总结了几个宋太宗坚持要打的理由：首先，他必须完成收复幽燕的壮举，完成统一，来证明自己继承了哥哥赵匡胤的遗志，甚至有所超越。第二还是在垂涎幽燕地区能够带来的军事地理优势。第三，在979年之后，宋军又和辽军打了满城之战等6次会战，宋军4胜2负，战绩并不坏。所以宋太宗和手下的将领也觉得，高粱河大败，可能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第四个因素，是辽军作战有个特点，“寒而弥坚”，也就是说，以骑兵为主，常年生活在北方的辽军喜欢在冬天作战，讨厌潮湿炎热的夏天。宋军如果抓住敌人这个弱点，胜算应该会大。
公元982年，辽圣宗耶律隆绪继位，宋太宗曾经派派使臣前往祝贺，顺便谈判，但和谈没有取得进展。所以，第二次北伐就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启动，史称“雍熙北伐”
这一次，宋太宗觉得，应该吸取高粱河战役孤军深入的教训，所以作战计划就该全面稳妥。但是，雍熙北伐依旧是一场军事上的失败。
在这里，曾瑞龙援引了利德尔·哈特等近代军事思想家的学说，来剖析这个宋太宗的战略布置和指挥。
哈特有个观点，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合理的战略构思，在落地执行中，也会因为各种意外，或者临场操作导致失败。曾瑞龙在这里还强调了一点更：如果用现代战略眼光仔细拆解的话，宋太宗的作战计划是有问题的。
由于史料的缺乏，“雍熙北伐”的作战计划只有只鳞片爪存留下来。大体上说，宋太宗的如意算盘是，吸取上次北伐轻率冒进的教训，来个稳扎稳打。两路大军分进合击，声东击西。东路军正面进攻幽州，吸引契丹的注意力，然后西路军穿过太行山燕山山脉，收复所谓的山后地区，也就是今天晋北高原大同一带，然后直抵幽州西北，与东路军实现对幽州的南北夹击。
听起来很完美是不是？但是曾瑞龙说，这个作战计划有严重的缺陷。
宋太宗设立西路军的目的，是为了切断幽州和辽国后方的联系。但问题在于，辽军增援幽州的主要路线，不在山后地区，而是在辽东方向，山海关一带。所以说，即使宋军进入山后地区，完成对幽州的夹击，但既不能阻挡辽军继续增援幽州，也不能阻挡辽军战败后，向辽东方向撤退。
另外，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多路大军之间的呼应配合始终是个大问题，一旦沟通不畅就会出现被敌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危险。
同时，祖籍幽州的宰相宋琪，因为对故乡的地形比较熟悉，提出了一个简单直接的替代作战方案：不分兵，集结一个兵力占压倒性优势的重兵集团，从中央山地突破，来抵消辽国重骑兵的冲击优势。具体进军路线是，以易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易县作为前进基地，沿着吕梁山脉向东北方向攻击前进，一旦辽国骑兵来突袭，立刻上山构筑防御阵地,直到抵达幽州城西。然后，派出军队挖开桑干河，利用河水在幽州北部造成一道沼泽屏障，防止辽国援军逼近，这样能够为宋军争取10到15天宝贵的时间，来攻克幽州。
这个作战计划用现代军事眼光来看，确实比宋太宗的强：手段和目的比较一致，以攻略幽州为唯一目标，整个行动都紧密围绕攻略幽州展开，处处针对契丹骑兵的冲击优势，比较有的放矢。但很遗憾，宋太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986年3月初，“雍熙北伐”正式启动，宋军分三路出动，初期依旧是节节胜利：西路军由潘美指挥，这一路从雁门关出发，连克寰州，朔州。东路军曹彬部也接连拿下了歧沟，固安，涿州。中路宋军，在田重进率领下，从河北涞源向北进攻，也打了胜仗，生擒辽军猛将大鹏翼，斩首数千。
不过，辽军虽然初期被动挨打，但是宋太宗作战计划的弊端开始显现，三路宋军步调不一，前进速度过慢，辽军的增援部队开始从辽东，源源不断向幽州地区进发。
4月初，辽圣宗已经亲率御营禁卫军，到达幽州的外围。在新城，宋军和辽军进行了激烈的野战：双方射出的弩箭遮天蔽日，宋军大将米信手持大刀，会同援军李继宣部，与辽军进行了短兵肉搏，杀死辽军超过千人。但米信部下的精锐部队龙卫卒，三百多人，也大部分战死。战况之惨烈，可见一斑。
正在战局相持不下的时候，东路军曹彬这一路，出事儿了。这是因为曹彬大军远道而来，粮草补给有困难。曹彬就命令，全军退却到雄州，就是保定附近的雄县，先补充物资，再北上攻击。然而退兵路上，宋太宗的手令就来了，说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岂能轻易退却？曹彬手下的各军将领也闹起来了，说我们就等着打胜仗立功呢，你随便退兵，岂有此理。
这个时候，曹彬不善于临场指挥，意志薄弱的缺点就暴露了：他屈从于圣旨，和部下的意见，掉过头来，向涿州继续进军。不过这个时候，辽国军队以骑兵为主，机动性优越的长处就体现出来了。在前往涿州的进军路线上，辽军各部已经赶到，宋军一边攻击一边前进，20多天才赶到涿州，结果粮草用尽，四面被围，曹彬被迫第二次退兵。结果在退却时，在涿州西南的歧沟关，被辽军赶上，宋军人马互相践踏，死伤惨重。于是，宋太宗的信心一夜之间消失，命令各路宋军立刻退兵。到了7月，原本收复的山后地区重新被辽国占领，雍熙北伐宣告结束，从此，北宋对辽的军事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和平与防御时代。
曾瑞龙点评说，第二次北伐，如果纯粹求稳妥，就应该以西路军为主力。在夺取山后地区之后，立刻停止攻势，转入长期防御，把这块地方建设成为从侧翼威胁幽州的基地和桥头堡，等待双方军事实力进一步此消彼长的时候，再做行动。反过来说，如果纯粹以夺取幽州为目标，则应该采用宋琪的战略，大军长驱直入，在辽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就夺取幽州。
那么如何来检讨这两次北伐的得失？曾瑞龙分析说，失败的根源，在于宋初中央政府对外战略决策的矛盾性。一方面，要应顺文官士大夫的建议，希望边疆保持持久的和平，给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又有恢复幽燕，实现中原一统，恢复昔日盛唐荣光的执念。
宋太祖的突然去世以及宋太宗仓促继位，又让这种政策的分裂性进一步显露出来。宋太宗出于维护自己权力和地位的考虑，决定采取冒险性的军事行动来达到目的，但这种赌博失败了。
事实证明，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的积极弹性防御策略，是有效的，从979年到986年，从满城之战开始，宋军利用弹性防御取得了一系列中小规模的胜利。毕竟，以步兵为主的中原王朝军队，很难通过主动进攻获胜，因为草原民族的骑兵拥有绝对的机动性，可以选择在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在最有利的战场上和对手作战。
草原骑马民族的军事优势，必然转变成政治和外交优势：他们既可以遵守和约，享受宋朝送来的巨额财富，也可以随意撕毁和约，兴兵南下，进行劫掠。而宋朝只能被动应对，疲于奔命。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在之后历代宋朝皇帝和士大夫官僚眼里，都是难以容忍的。
事实上，纵观宋代大多数的对外军事失败，比如元丰年间的灵夏之战，开禧北伐等等，都多多少少带着宋太宗这两次失败的影子：就是在长期和平之后，谋求通过一次冒险性军事行动改变被动局面，但最终以惨败告终。
战争，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为复杂的类型，涉及如何最大化利用自身资源，如何规划长期与短期目标规划，如何计算投入产出，以及在博弈中如何预测对方的变化并做出反制等等。如何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做出最优选择，也是我们在和平时代的日常中经常遇到的挑战。
利德尔哈特曾说：一部人类战争的历史，就是不断失足犯错的历史。了解前人的决策失误，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有长足的借鉴意义。
宋太宗两次幽州北伐的失败，不仅源于当事人的决策失误，也源于宋朝身为农耕文明国家，所导致的路径锁定。一次次军事上的失败，让宋朝痛苦地恢复理智，回到和平外交与军事防御路线上去。然而，高风险，高回报的冒险军事行动带给宋朝的诱惑，却从未消失，并最终导致了巨大的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经略幽燕的失败，为1127年的靖康之变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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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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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战略文化与作战模式，均脱胎于五代十国时期，重视野战，讲求速战速决。这种战术在平定南方割据势力中屡屡奏效，却在战斗动员能力更强的辽国契丹政权面前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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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收复幽燕，是北宋政权证明自己继承了汉唐正统的需要，而宋太宗的突然继位，让他急需用重大对外军事胜利，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而使收复幽燕不但仓促发动，更成为整个北宋历代帝王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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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对外军事外交的持续失败，不仅在于制度缺陷，与农耕文明战斗动员力的低下，更在于大战略与落地手段的脱节。